关于《六祖坛经》

关于《六祖坛经》
　　杨鸿飞
　　月前先后在中副的园地里，读到钱穆先生的《(六祖坛经)大义——惠能真修真悟的故事》，王礼卿先生的《六祖之偈》，又钱先生的《关于六祖之偈》，和澹思先生的《关于{六祖坛经)之偈》，触起了笔者的联想，就也想写一篇什么《关于(六祖坛经)》，以便供专家们的研究。无奈当时琐事繁忙，未能执笔。所幸这样的学识研究，时间性是不大重要的，所以现在仍然把它写一点儿出来，以就正于诸方的有道。
　　一、对于钱先生所述意义的补充
　　(1)钱先生把“唐代禅宗六祖惠能”，作为“后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两大伟人”之一。这使得笔者觉得钱先生的这一认识，也是伟大的。因为往往一般的学者，他们不了解佛教佛学，不了解中国的禅宗，尤其是所谓中国佛教禅宗的惠能那一种精神，实在是任何人应有的一种人生之真谛。惟有本着这应有的人生之真谛，然后才能无为则无所不为地修身齐家，人世出世。要不然，那可以断言的：就是不管他是任何人，绝没有得到他真正的人生生活或人生观。
　　不过钱先生所说的那“惠能”，换句话说，应该是后世所谓“南禅”之人格化了的惠能。至少也是所谓《六祖坛经》中表现的惠能。而不是当时历史性上一位真实的惠能。这话怎讲?简单的说：就是《六祖坛经》这一书，或这一书中所表现的惠能，它是离开了真实惠能去世(先天二年，当西历713年)后二十余年(在神会开元二十年，当西历732年，于滑台大云寺及洛阳荷泽寺定南宗宗旨之后。敦煌本《坛经》说：“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辽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才被神会假托他的权威，编造出来或是塑造出来的。
　　(2)钱先生说：“惠能之贡献，主要亦在能提高僧众地位，扩大僧众之数量。”钱先生所说的惠能，笔者在这儿要改说为南禅或南禅者。南禅或南禅者，的确是提高了僧众之地位。但它却没有扩大僧众之数量。因为南禅或南禅者的精神，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根本就不分僧俗或在家出家的。所以南禅者，只是锻炼出了一部分已经为僧者的僧格，而它本身却没有制造僧众。这除了《宋高僧传》中说神会：“初洛都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奕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苦盖，面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他为了抢救国家，不得已而之外，从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百丈怀海，或青原行思，石头希迁，药山惟俨，直至宋末的诸大禅师，大概都没有私收徒众，度人出家。相反的，中国南禅，就是为了殷鉴前代的《夷夏论》及僧尼寺院过剩等的讥议，才一扫其以前印度传承的习惯，而成为纯中国文化精神的表现的。就是神会本人，也早在《六祖坛经》中，说得很明白。他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同时由他一手所杰作出来的单传思想，就是把所谓五祖弘忍的大法，是传给一位在俗弟子卢行者的。
　　(3)钱先生说：“此(惠能)前佛门僧众，只知着重文字，宣讲经典，老在心外兜圈子，忽略自己的一颗心，直到不识一字的惠能出现，才将竺道生此(顿悟)一说法，付之实现。……惟其惠能不识一字，乃能使人懂得其悟，乃不自一切经典文字言说中悟，而实由心悟。而禅宗之顿悟法，乃得正式形成。”这钱先生大概是为了要烘云托月，加重主题所谓真修真悟的惠能，才作了这一种说法。其实这一种说法，是印度及中国佛门中一向不符实际的人云亦云的一种恶性的戏论。譬如我们试想一种剑谱、乐谱、菜谱或设计图样等等，哪有位真正欲达目的的人，执著于那些书谱图样而不去依它们进行工作的?一切经典，皆称言教；哪有个依教奉行的人，不向教理去求契证的?在契证的时候，“心与神会，智与理冥。”已经是“心欲缘而虑亡，口欲言而词丧”。哪儿还有个经典文字存在的?所以只是教有大小偏圆，邪正顿渐之不同，而在依正教奉行的契证一途上，是没有轩轾可分；而正当的合理言教，也是毫无被排斥的可能的。例如传说中的惠能的悟，岂不就是因为《金刚经》的言教?如钱先生的大作中，岂不也说惠能要去湖北黄梅县东禅寺弘忍座下，是为了要听经?至于说南禅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哪一方面是后世所谓“大机大用”的祖师禅，以一种非合理化的手段为家风而后才产生的；一方面就正是笔者所说的恶性的戏论之一种。因为请问“教外别传”的标榜，岂不就是另一种言教?“不立文字”的言句，岂不就是文字?
　　二、《六祖坛经》的小史
　　《六祖坛经》的作者，本来胡适博士，在《荷泽大师神会传》第六“神会与《六祖坛经》”的一节中，已经明确地说过：“后世所奉为禅宗惟一经典的《六祖坛经》，便是神会的杰作。”又在《神会和尚遗集序》中也说过：“神会……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不过胡博士只举了一部分的理由，也许一般人认为还不够充分。如日本的铃木大拙博士，在他《禅思想史研究》第二的第五篇之《六祖坛经》，和我国罗香林先生，在他《唐代文化史研究》中的《坛经》之笔受问题中，皆不以为然。现在笔者再申述一些理由在下，或可以证明它的确为神会所作。
　　(1)敦煌出土的《六祖坛经》，是被认为最古的《坛经》。其文句和意义，经笔者一度寻读之下，有十之八九，系敦煌出土的神会作品及其《语录》中之原物，只有十之一二，也许是由神会作品及其《语录》改编为《六祖坛经》时，不得不用一些以外材料的连系，或是由神会以后的心境见解而加上的。也许另外还有一部分神会的著作或《语录》，被遗失了仍没有被发现。总之，就以那十之八九的部分看来，也足以令人会相信，《坛经》确实是由那些资料所编成的!
　　在这里，当然有人会说：神会是惠能的大弟子，神会的著作及其《语录》，和《六祖坛经》的如出一辙，岂不正是如瓶泻水，点滴不差；怎么反而颠倒过来，说《六祖坛经》在后，是由神会所作呢?是的!这其中有个道理，就是神会的著作及其《语录》，特别是《语录》，都是些当时和人实际的问答。在那些问答里头，除了处处都表现着是神会所独创的见解而外，最主要的是一点儿也没有提到是由惠能所传承给他的话；更没有提到惠能还有一本什么《六祖坛经》。
　　要是真的先就有了《六祖坛经》的存在，那在神会偌大的著作和《语录》里，万无不提到它的理由!就是问神会问题的人，也应该是本着《六祖坛经》问神会，都不应该当做自己的意思问神会。不但如此：又若先有了《六祖坛经》，经里已有了西天二十八祖的明文，那在神会的《语录》里，为什么被山东远崇远法师问到他这个问题时，弄得神会牵强附会，拖出《禅经序》里的八祖来搪塞呢?事实上，后来神会也就因为：第一，要弥补他以前所说的这西天八祖之失，所以才改编自己的东西为《六祖坛经》，插入了西天二十八祖。原因是他强调了嫡嫡相承的单传，没有二十余人是绝对不够的。第二，他既半生打着惠能的旗号，分南能北秀，以南能为正统；并不惜身命之姿势，打倒他自己所贬称的北宗神秀之一派；到最后，他想想，顶好还是能替惠能编出一部著作来，做为他最有力的根据才是。可惜的只是他《六祖坛经》虽已编出了，而却没有能改变了他以前的著作和《语录》，以至于留下了给后人可以考证的这个大马脚。
　　(2)且所谓《六祖坛经》，一定要先有了五祖、六祖的定说，而后才能再有他所谓《施法坛经》的事实。但是中国禅宗的五祖、六祖之说，本也是神会掀起的。原来中国佛教，在隋唐之前，只有如学说的一般经典弘传的记载，并不曾有什么严格的祖师崇拜。可是一进了初唐之后，如三论宗举出了僧朗，天台宗举出了慧文，华严宗举出了杜顺，相次列出了各宗的诸祖。惟有在这期间衰微或被合并的涅架、地论、摄论诸宗，才不曾有人替他们排出什么诸祖来。然而如三论等他们虽列出了诸祖，但还是像一般学说相承，而没有说出如乃祖乃父一样的血统嫡嫡亲承的关系。可是一到了神会，他为了别种原因，遂别出心裁，对自己所属于《楞伽经》弘传系统的弘忍派，就净觉对《玄颐楞伽人法志》(708年时作品)所改写的楞枷师资记(胡博士于该记序文中，认为是开元时的作品)，利用政治上所注重的正统，和传说中真命天子所凭信的“河图”“洛书”“传国玺”之说，提出了“譬如一国，惟有一王”。“一代只许一人；中间倘有二三，即是谬行佛法”的禅宗单传，和“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裟为信”的所谓衣钵真传的道无术而不行的大方便，自定禅宗单传的五祖为弘忍，六祖为惠能，而他自己则隐约在“能禅师已后，有传授人……已后应自知”的密语里。但决“不许秀(神秀)禅师充为第六代”，“普寂禅师口称第七代”。所以这样的单传和以“衣为法信”的说法。在神会以前，“从达摩到神秀的二百年中”，“在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可靠史料里”，是不能“寻到一毫证据可以证明”(见胡适博士《楞伽宗考》)的。而且他当时这种说法，是被正史上列为忠臣的卢奕劾奏过：卢奕“奏会聚徒，疑萌不利”(《宋高僧传》)。在天宝十二、十三的两年之中，神会被贬徙到弋阳郡、武当郡、襄州和荆州四个地方(见宗密《圆觉经大疏钞》中的《神会略传》)。要是当时他说的是事实，何至于有这一再的颠踬与困顿。后来因为安史之乱，卢奕被贼戮害，而神会又筹饷助军有功，所以他的这一番心愿，直到他寂后三十六年的贞元十二年(796)正月，德宗皇帝才“敕皇太子于内殿集诸禅师，详定传法旁正”。“遂有敕下，立荷泽(神会)大师为第七租。”(见宗密《师资承袭图》及《佛祖统纪》卷第四十二)才得到了他后半生所奔走活动的成就。
　　(3)在这详定传法旁正之前，惠能仅是个一度在弘忍道场中参加过舂米工作的卢行者飞楞伽师资记》中，记他是弘忍的十一大弟子之一。但因为“猖獠”，气貌不扬，由弘忍走上来就给了他个以相貌取人的不愉快，终而忍耐了七八个月的工夫，便悄然南返，以乐其天年。后来大约神会行脚到南方，碰到了他，聊起了以前这些不愉快；而同时神会以前在神秀座下，大概也因为是南方人的性情，没有被北方人性情的神秀所重视；这样，二五一凑，成了一十，便惹起了他用最不主张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的《金刚经》，打倒了一向是《楞伽经》系统的神秀派，胡博士所谓革命。按惠能南返之后，并未做出些什么开道场弘扬宗风的事；这在独孤及的《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并序》中，说得很明白。他说：“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无闻焉。”(《全唐文》卷三百九十)可是这段文字，在后来佛教中，认为大兴中国禅宗的六祖惠能，若南岳怀让、青原行思、南阳慧忠等，都是他鼎鼎有名的大弟子，怎么会“退而老曹溪，其嗣无闻焉”呢?于是由不懂而干脆地把它削删了。不过详细读一读独孤及的文字，乃是事实。要不然，他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是代宗大历七年(772)。查青原行思寂于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南岳怀让寂于天宝三年(七四四)，荷泽神会寂于上元元年(760)，南阳慧忠寂于大历十年(775)；当大历七年时，青原的法嗣石头希迁是七十岁，南岳的法嗣马祖道一是六十六岁；用后世的眼光看去，那时的南禅，可正是所谓如日中天的时候；再加以独孤及能替镜智禅师写碑铭的资格，他怎会孤陋寡闻到那样的地步?所以根据人文史实的研究，不但那时的怀让、行思、慧忠，非惠能之弟子；就是连打着惠能旗号而奔走革命的神会，也未正式被视为惠能之弟子。
　　盖怀让、行思，都是由他的大弟子马祖道一及石头希迁出了名，当贞元十二年详定了传法旁正之后，把他们追封上去的。所以早在神会的著作及《楞伽师资记》等禅宗史料里，根本未提到怀让和行思一个字。就是慧忠国师，既不是惠能的弟子，而也不是所谓南宗。如他的《语录》中说(《景德传灯录》卷第二十八)：“南方所说，大约如此。师(慧忠)曰，与彼先尼外道，无有差别。”“我此间，佛性全不生灭；汝南方佛性半生半灭，半不生灭”等说，便是对南宗极不满的表示。特别是“我此间”“汝南方”的语气，更是明白。至于在这上文“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焉：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的说法，这也是后人不了解慧忠本非惠能之弟子，所以才把它修改了的。所幸他当时的原意，还能被保存在高丽熙宗三年(1210)所刊行的《坛经》《跋》文里。高丽普照国师的这篇《跋》文里，是这样引用着：“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把他《坛经》，云是南方宗旨。添糅鄙谈，削除圣意，惑乱后徒。”根据这段引文，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有一般人，拿(把)了他们自己的什么《坛经》，说是南方的宗旨。”……唉!真是教内的外道，狮子身上虫，我佛教的宗旨扫地啦!
　　(4)就上面所引的一段跋文，一方面正可以校正了澹思先生日前所引用《景德传灯录》的文字，一方面也正好可以证明《坛经》，确实与神会有着不解之缘的。因为神会寂于上元元年(760)，比慧忠早寂十五年。按宋高僧慧忠传，慧忠是上元二年(761)奉肃宗诏人内；他的游方行脚，是在人内之前。所以那时候，神会还生存着；那么，他所看到的《坛经》，自然是离不了神会的关系了!
　　(5)最后关于王礼卿先生所提问的六祖之偈，现在于澹思先生的说明之外，顺便再加以一点补充的就是：那一偈文，大概是后人由唐丰干(封干)禅师的禅偈中脱化而来。根据天台国清寺三隐(丰干、寒山、拾得)诗集，在丰干禅师的五首禅偈中，有一首是这样的：“本来无一物，亦无尘可拂；若能了达此，不用坐兀兀。”由这一禅偈，谅想我们一般人也是不难可以看出它脱化的痕迹来的。
　　民国五十八年(1％9)五月一日脱稿于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