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生母王太夫人忌辰的重大发现及其研究

弘一大师生母王太夫人忌辰的重大发现及其研究
　　刘继漠
　　自林子青先生一九四四年所编《弘一大师年谱》问世以来（以下简称“林本”），相继有一九六九年台湾陈慧剑所著《弘一大师传》（第二版）后所附大师年谱：（以下简称“陈本”。）一九八一年中国佛教协会为“纪念弘一大师诞辰一百周年”所编《弘一大师》专集所附大师年谱（以下简称“佛本”），以及一九八七年朱经畲所编《弘一大师年谱》（以下简称“朱本”），和秦启明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李叔同书信集》附录中所刊大师年谱（以下简称“秦本”）。综览各本，除在文字上稍有出入外，其大致年月都是以林本为范本。所以关于大师生母王太夫人忌辰，除在月份上有分岐外，其年代为一九O五年却都是一致的。现分别对各本有关弘一大师生母王太夫人的忌辰记载，按出版时间的早晚比较如下：
　　一、林本载：（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一九O五）大师廿六岁。是年在沪填菩萨蛮二阕忆杨翠喜：又为老妓高翠娥作一绝。四月，母氏王太夫人逝世，大师以幸福时间已过，即东渡日本留学，入上野美术专门学校。临行填金缕曲一阕留别祖国。至叩画师高剑父为师是时同学。一按，林本以其母为是年去世乃根据丰子恺《法味》一文。他在注（三）中引用丰子恺原文：[他家在天津，他父亲是有点资产的。他自己说有许多母亲，他父亲生他时，年纪已经六十八岁。五岁时，父亲就死了。家主新故，门户又复杂，家庭中大概不安。故他关于母亲，曾一皱眉、摇着头说：‘我的母亲——生母很苦’!他非常爱慕他母亲。二十岁时，陪了母亲南迁上海，住在大南门金洞桥（?）畔一所许宅的房子——即所谓城南草堂，肄业于南洋公学，读书奉母。他母亲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死在这屋里。他自己说：‘我自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他讲起他母亲死的情形，似乎现在还有余哀。他说：‘我母亲下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还只有四十几岁!’丧母后的他，自然像游丝飞絮，飘荡无根，于家庭故乡，还有甚么牵挂呢?他就到日本去。一此文是在大师逝世后，由丰子恺先生回忆所写，是否有误，未经大师和第一手资料认可，尚待推究，以此作为大师年谱编写的依据，从开始即是一个存疑处。
　　二、陈本载：[一九O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二十六岁。四月，生母王太夫人病逝上海寓所，哀痛万状，改名李哀，字惜霜。六月，南洋公学毕业，东渡日本，入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攻西洋油画，与高剑父同窗。去国前，作‘金缕曲’别祖国。入上野，更名李岸，字叔同一。按，陈本基本承袭林本，文字略有增减。
　　三、佛本载：[一九O五年乙巳，二十六岁，南洋公学退学后，与许亿园、黄炎培等创办‘沪学会’，提倡办补习班，改良风俗。为补习班撰《祖国歌》，歌颂祖国，一时流行全国。四月，母氏王太夫人逝世，扶柩回津，易名李哀，字哀公。秋，东渡日本留学，又名岸。到日本后即撰‘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说略’，刊于留学生所编之《醒狮》月刊。一按，佛本基本与陈本同，但对王太夫人身后事已有记载，只是未标出处。
　　四、朱本载：[一九O五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二一十六岁。为沪学会补习科作《祖国歌》：‘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比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大国，民是亚洲大国民，鸣呼大国民，鸣呼唯我大国民!’这首歌在沪学会刊物发表后，深受群众喜爱，并被许多学校采作音乐教材。
　　三月十日二一月初五）生母王氏逝世于城南草堂。后来叔同回忆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还只四十几岁!’他还说：‘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见丰子恺的《法味》）。母亲故后，运灵回津安葬。易名李哀，字哀公。
　　是年秋，为求救国之道，东渡日本求学，叔同留学，一说为自费，一说为端方以官费派遣（见郑逸梅《南社丛谈·李叔同传》），行前填词《金镂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词的下片：‘……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厅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表达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忱。
　　到日本后，首先学习日文。十月，与留日学友商定出刊包括音乐在内的《美术杂志》。后部分留日学生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请留学生取缔规则》，罢课回国。叔同留在东京，独自编辑《音乐小杂志》。
　　叔同在日本的生活方式大改变，剪去发辫，改为中分式短发，脱下长袍马褂，换穿西装，一变而为风流潇洒的青年。在这段生活中，诸如早浴、和服、长火钵，他都尝试过。他的经济充裕，生活考究。
　　是年八月廿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选孙中山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留日学生相继参加者四百余人。转年，叔同亦加入同盟会。一按，朱本乃承袭林本、陈本以及佛本所载而略为详细，亦将王太夫人忌辰定为一九O五年：仍以丰子恺《法味》一文为依据。但所不同者，朱本确定了王太夫人忌辰为二月初五。
　　五、秦本载：[一九O五年，二十六岁。二月，主持沪学会补习班‘乐歌课’，将民间曲调《老六板》减慢为四四节拍，配入歌词，完成乐歌处女作《祖国歌》。高歌“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世界大国民’。由于词曲贴切，主题鲜明，富有民族特色，全曲歌颂了我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抒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因而一经敦唱，即由沪学会传遍沪上，传遍全国，开创了国人用民族曲调配制乐歌的新风。李叔同也一跃而为与沉心工齐名的乐歌音乐家。
　　三月十日，生母王氏四十六岁病逝，即率妻眷护柩返津，举办西式丧仪：由吊唁者致悼词；李叔同弹钢琴合唱悼歌，举家服黑衣送葬，一改旧式丧礼繁琐陈规。
　　秋季，自喟‘幸福时期已过’，易名李哀，安置下妻儿，遂自天津转赴东京寻求救国之道，寓神田区今川小路二丁目三番地集贤馆。行前填《金缕曲》一阕，‘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感叹三一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引矢志‘度群生，那堪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
　　同季，编配《国学唱歌集》一册交寄上海出版。所收二十余首乐歌‘上诉古毛诗，下逮昆山曲，或谱以新声，或仍具旧调’（李叔同《国家唱歌集》序）翌年五月再版，发现不足，函嘱友人‘毁版以谢吾过’（李叔同《昨非录》）。一按，秦本除承袭林、陈、佛本所载王太夫人忌辰的年代外，日月依据了朱本所载二月初五日，仅将阴历转换成阳历。但他断定王太夫人四十六岁病逝，亦就是说，他确定了王太夫人的生辰，这在研究弘一大师生平中可谓是一件大事，历来包括弘一大师本人都未谈及此，不知秦本此说出于何处，街待进一步孜证。
　　综览各本在一九O五这一条中，除内容上有增减外，但各本都确定了是年为王太夫人的忌辰，而且因母亲之死，自喟“幸福时期已过”，于当年就东渡日本留学。在这一点结论上是一致的，毫无异议。过去因对王太夫人的忌辰再没有见过另外更可确信的依据，所以也确信一九O五年就是王太夫人的忌辰。但对大师是否真是在同年去日本留学一直存在疑问。为甚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师天性纯孝，且幼年失怙，乃生母王太夫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将大师抚养成人，所以大师对生母王太夫人怀有特殊的感情，而且大师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严格教育，六岁就学《百孝图》、《近性篇》、《格言联璧》、《文选》诸籍。八岁受业于名儒常云庄，读《孝经》“《毛诗》，九岁读《唐诗》、《千家诗》，十岁读《四子书》、《古文观止》、十二、三岁略习训诂《尔雅》，十五岁读《史记》、《汉书》、兼读《左传》。可以这样说，大师一生处世严谨，做事认真，以及以后出家，苦行律学，这和他少年时代饱读经史诗文是分不开的，一切言行必由圭臬，更何况于孝道上。《论语·学而》云：“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孝经，丧亲章云：“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食而举之，陈其篮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一以“三年无改以父之道”以及“丧不过三年”的古训，大师怎能在母丧之当年即去国远游而未能二不民有终”呢?又怎能马上改变生活方式，“剪去发辫，改为中分式短发，脱下长袍马褂，换穿西装，一变而为风流潇洒的青年”而尽情于“生活考究”中呢?这对大师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怎能在母亲刚去世不久，即以所谓“自喟幸福时期已过”为由，完全宰断了对生母的无限爱恋和悲哀之情去日本留学呢?这不符合大师的性格。否则在大师五十一岁时怎会在听静权法师宣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时“念及亡母，涕泪如雨下”呢?尽管过去有疑问，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否定这一定论。直到由刘雪阳兄（弘一大师嫡传弟子刘质平先生哲嗣）赠我一幅弘一大师亲书小册页，此悬疑才得释然。因此推翻了所有年谱有关王太夫人死于一九O五年的记载，对于年谱中这一段时期内的历史当重新考证和改写。这不能不说在研究弘一大师生平事迹中乃一重大发现。
　　小册页为一长34·6，宽28厘米的硬纸片，大师的手迹即装裱于此纸片上。手书宣纸的尺寸为长29.4宽7.7厘米。宣纸的上方用朱笔竖式恭写“庄敬”两字，下面用墨笔竖写“戊辰二月五日母亡二十八周年一，并于每字旁圈一红圈。另起行亦用墨笔书写：“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亦在每字旁圈一红圈）下书“演音敬书”。“庄敬”两字及所加红圈疑为血书（因难以化学分析，仅凭医院资深化验员目测）（见本期封底图片） 一
　　现仅对其内容分析如下。
　　“庄敬”两字源出于《论语·为政》：“临之以庄，则敬。”意谓为人处世要庄重严肃一丝不苟。大师书此以自励，实为纪念母亲忌辰也。他写此字时为戊辰年二月初五，即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是年大师四十九岁，为生母王太夫人逝世二十八周年纪念日，那么以此推算，王太夫人逝世那年当为庚子（光绪二十六年），即一九OO年，那年大师廿一岁。按现存年谱推算，即大师奉母南迁后的第二年。史载：“光绪二十六年三月间（一九OO年四月间）英国已派了兵船三艘，美国、法国、意大利各派兵船一艘，开到了大沽口。……。五月二十日：八月十六日）夜间，俄英德法意奥日本七国合作以舰队炮轰大沽口炮台，并且迅速占领了这些炮台……。在大沽口还有七千多的兵力，侵略军既然得到加强，他们就想立即实行占领整个天津。这样就在天津发生了历时近一个月（五月廿日左右到六月十七日）的激烈战斗。”所以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大师不可能在王太夫人过世的当年就冒险扶柩回津门的，肯定暂历沪上。朱本和秦本都在一九O一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中，都记载有：“春，自上海回天津，拟赴河南探视其兄，将行填词《南浦月》，留别海上同人。抵津后，因道途阻隔，未获唔其兄。居津半月，仍回上海”。（朱本）。[二月，假道“豫中之行”，北上天津省亲，行前填词《南浦月》留别海上友人。时值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失败，清政府签订《辛丑和约》。迫于道途阻梗，在津留居二月又余，及返上海，便将此行所作诗词辑成《辛丑北征泪墨》准备付印一。（秦本）。回津探兄的情节，这倒与史实较为贴近，疑为大师为扶柩回津而作准备工作，也较贴近大师做事慎密和认真的个性。他必定要亲自了解一下沿途实际情况，孜虑在扶柩回津途中要处理的各种事宜：再则要当面与其兄李桐岗商议一下如何进行大殓的事情；但因“道途阻隔，未获晤其兄一，而未能确定王太夫人的安葬问题，直到一九O五年大师扶柩回津后导致因王太夫人的安葬问题与其兄李桐岗发生了一场公开“闹的一仗”。这在李端先生（李叔同次子）的回忆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我祖母的灵柩送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李桐岗）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的一仗。他们兄弟间的公开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也正因大师与其兄公开闹了一仗，才促使大师萌生了“幸福时期已过”的痛苦心情，才会毅然去国远游，这应该是史实。
　　再则从这幅朱书（血书?）朱圈（血圈?）的法书来看，大师是极为慎重和认真的，既非送人之作，亦非应请之作，完全用以自勉自策的，用以来表达对生母的哀思之情。所以在忌辰的日期上绝无笔误之嫌。所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一源出于《礼·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形容一举一动都不能离开人们的耳目，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战战竞竞，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源出《诗经》。《孝经·诸侯章》中加以引用：一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候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大师将两段话串起来自勉自策，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癸酉（一九三三年）正月，他在厦门妙释寺所讲“改过实验谈”（《晚晴老人讲演录》）中这样说：二一，慎独。吾等凡有所作所为，起念动心，佛菩萨乃至鬼神等，无不尽知尽见。若时时作如是想，自不敢胡作非为。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又引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数语为余所常忆念不忘者也”。由此可见，大师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以及严肃认真的可贵精神是一贯始终的。同时亦证明了大师生母王太夫人的忌辰肯定是一九OO年，准确无误。
　　在此我们不能下深深敬怀刘质平先生，是他为保护弘一大师的遗墨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我们今天研究弘一大师的生平思想方面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位功表青史的杰出人物，只不过是历史的颠倒而湮没了他的业绩。奸在前人的历史都是后人写的，历史自有公论。有人会说，刘质平先生作为弘一大师情深父子的学生为何在研究弘一大师的生平事迹中没有留下多少文字?我看这正是刘质平先生的可贵之处，他承袭了大师的真传，万种情钟全在静默中。而他用生命保存下来的大量的弘一大师的遗墨，比甚么文字言语都能说明问题了。弘一大师有诗云：“姹紫嫣红不耐霜，繁华一霎过韶光。生平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风里柔条频损绿，花中正色自含黄。莫言冷淡无知己，曾有渊明为举觞。”质平先生正是秉承了这种“生平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的旨趣做人、生活的。在他历经了漫漫风雨坎坷人生道路后，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耀眼的光环，甚至人为的把他的英名掩没，但后人怎会忘却这位为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呢?怎能忘却他为研究弘一大师生平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呢?我们可以借用弘一大师的诗句来告慰质平先生的在天之灵：“莫言冶淡无知己，曾有渊明为举觞。”
　　原载《内明》第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