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出家思想析论（五）

弘一法师出家思想析论（五）
　　戴嘉枋／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昔乐研究所副所长
　　五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二年）
　　虽然弘一法师出家难以用确契的功利观来衡量，但他出家决不是为了个人修持得生人间、天界则是肯定的。从他出家前固执的匡时济民的夙愿，到出家后的行愿，都不难证明主导他成为僧人的动机目的在于履践自觉觉他、自度度他的菩萨志愿，且彻悟四谛之理而断除见惑、思惑。由佛教五乘教法比照，自出家之始，他已逾人乘、天乘，足跻于声闻乘，于佛学思想达到了较高境界，由此弘一法师戒定慧的修持及其弘法利生的思想行为，无一不是进阶于缘觉乘以达到菩萨乘，更因他的佛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和宏广深远的影响，遂使他成为中国现代佛教界的一位高僧。
　　弘一法师的佛学思想体系，“可以说是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
　　一大师在出家初期，除攻研律学外，还常研读《华严经》，并很尊重华严宗学说，称其广博圆满。他赠给友人和学生的法书，很多是写的《华严经》注文或偈语，后并著有《华严集联三百》。”弘一法师在归人佛门的二十五载中，特别在一九二六年后，于帙典浩繁的佛经里，确实独犹重《华严经》。首先，《华严经》及本与之同部的《梵网经》，是他多次写经的对象。他自称写经中书法最精工的，是一九二六年在庐山青莲寺所写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其含宏教厚，饶有道气，被太虚法师推为近数十年来僧人写经之冠。他还一度发愿要刺血写《华严经》，后经印光法师劝阻乃未果行。其次，除讲律之外，在他不多的几次讲经中，绝大多数是围绕著《华严经》展开的。他不仅在一九三一年夏，撰文《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对其读诵研习循序渐进的方法作了整体性介绍，还就《华严经》中的“普贤行愿品一多次作了阐释。再次，自一九二六年起，他曾花了数年功夫致力于唐澄观《华严疏钞》的厘会、修补与校点，并对此编印、流通倾以极大关注。他认为“此书法法俱足，如一部佛学大辞典。若能精研此书，于各宗奥义皆能通达。”⑦
　　弘一法师之所以把《华严经》看作统摄佛学的重要经典来看待，不仅冈为《华严经疏》在对佛教各宗宗理进行广证博引暨作了“义理分齐”的比较分析、广立门目之后，根据华严宗“小、始、终、顿、圆”的五教判教学说，将奉《华严经》为最高教典的华严宗视为最高的“一乘圆教”；更主要的，还是个华严经》本身视世界为毗卢遮那佛的显现，一微尘映世界、一瞬间含永远；宣说的“法界缘起”的世界观和“圆信”、“圆解”、“圆行”、“圆证”等“顿入佛地”的思想，从根本上对弘一法师具有启信开解的作用。特别是华严宗把“圆融无碍”作为认识的最高境界，既从本体论意义上为他融华严宗、律宗、净土宗于一炉，构建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提供了佛理依据，又对他的修持、弘法的行愿起了指导性作用。
　　正因弘法利生是弘一出家的前提，又持华严“圆融无碍”的思想，因此得此大智慧的弘一法师常有不拘俗僧之举。首先，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恒顺众生所说的：“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弘一法师不擅以讲经弘法，则多以法书结缘回向。他曾在《李息翁临古法书》中自叙：
　　“夫耽乐书术，增长放浃，佛所深
　　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吴，以是书写
　　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
　　，自利利他，同趋佛道，非无益矣……”
　　他的法书最多见《华严经》中偈联：“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持戒到彼岸，说法度群生”；“开示众生见正道，犹如净眼观明珠”；“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其间内涵的大乘教义，既是他自勉的警训，又是他开启众生解悟的钥匙。
　　其次，不拘泥于佛戒不自歌舞，也不观听歌舞，以求清净静心的法规，弘一法师一方面自出家以后，自觉断止了艺术活动，另一方面依《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所示：“各以一切音声海，谱出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于一九二九年为太虚法师撰词的《三宝歌》谱曲，用此方便之法门弘法礼佛；一九三一年又撰《清凉歌集》词五首，由他学生谱曲流通弘布，便于众生身心无垢得见真常，从而开现代佛僧制作梵岘之先河。
　　再极为难能可贵的是，弘一法师既是佛门高僧，却无宗教门户偏见。他以《普贤行愿品》中二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的宽阔胸怀，对其他劝人为善的宗教，据佛经“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定说，海涵山容，虚怀通达。一九三五年他在惠安净峰寺挂单时，几位基督教徒慕名前去拜访，被弟子传贯法师以宗教异见为由而阻。次日弘一法师得知此情，特命传贯前去跪请赔罪，并赠予法书和《华严经》，之后又为他们讲经说法，给他们很深的启迪。
　　弘一法师又以自己行愿，破世俗对佛门“出世”的妄见，视“世”为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观，而非现世之空间。依佛经“不离世间法，常行出世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觅兔角”，恒顺众生、饶益社会的根本大义，于抗战初期倡导“佛教救国”。在佛教与社会的关系认识上，他明显承袭了早年从谭嗣同、梁敢超和章太炎的思想影响。他于宣讲的《佛法十疑略释》提出的“佛法非迷信”、“佛法非宗教”、“佛法非哲学”、“佛法非违背于科学”、“佛法非厌世”、“佛法非不宜于国家之兴盛”、“佛法非能灭种”、“佛法非废弃慈善事业”、“佛法非是分利”、“佛法非说空以灭人世”的十大命题，除摒弃了惟佛教为是的偏见外，从论点到立论方法都类似于梁启超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也因此，在“七七”事变后，他不仅到处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跋注“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而且，他在厦门谆谆教导弟子：
　　“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
　　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
　　纡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
　　“虽居住山林中，亦非贪享山林之
　　清福。乃是勤修戒、定、慧之学以预
　　备将来出山救世之资具耳。……若云
　　牺牲，必定真能牺牲；若云救世，必
　　定真能救世。由是坚坚实实、勇猛精
　　进而作者，乃可谓伟大，可谓彻底。
　　……”
　　同时在社会上，弘一法师又为厦门第一届运动会撰写了会歌歌辞：“……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狼猖!请大家想想，切莫再旁徨，……饮黄龙，为民族争光!”而他视念佛和救国为相得益彰的统一体的认识，实与他出家之始“佛教救国”的夙愿为前后因果的。因此，他的爱国之举并非如有的学者认为的是“以出世的精神干人世的事业”，而是他本来就将爱国精神，奉为佛门“不离世间法”要旨的具体显现。弘一法师这些不拘泥于佛门常规，却又事事处处足证《华严》经义的行愿，说明他确是以华严为境，犹以其中的“普贤行愿品”作为自己弘法利生的行动指南的。
　　弘一法师撰书过一副名联：“愿尽未来，普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誓舍身命，弘护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搜集、校正、考订、整编南山律宗，使之宣扬正法、兴无继绝、蹈振光大，确实是弘一法师披缁期间所铸就的莫大功德。弘一法师弘律的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年累月，苦心穷研，通贯律学精微，从“新律”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开始研习，继而又研学“旧律”的南山《四分律》，并于一九三一年发专学南山律誓愿，根据日本请回的古版律学，对南宗后中国散佚的南山三大部及其他律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校、注疏、研究和整理。又撰写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及《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等律学著作，对南山律记诵非易的繁杂戒相，撮其要义，列表或编撰成文，以便僧众与在家居士循依修持。二是于一九三三年集合佛教学者倡创南山律学苑，通过培养律学专门人才，力挽南山律宗式微的衰势，并使之承习不断，久住世间能令正法昌明。三是诚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于青岛湛山寺请律时所言：“学戒律的该要律己，不要律人，有些人学了戒律，便拿来律人，这就错了。”弘一法师在不遣余力弘律的同时，自己更严持戒律，以身示范，处处惜福苦行，身言并教凡此使南山律宗在现代得以重兴。
　　弘一法师弹尽竭虑地弘扬律学，是出于他就律学对于佛教的重要意义，暨当时佛教界戒律松弛状况的双重认识。他曾对学僧说：“……要晓得，我们出家人有所谓“僧宝”（佛教奉佛陀、佛法、佛僧为三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佛门弟子之出家，是因在家修行障碍多，心意难以专纯，只能断除见惑证得初果，至多断除欲界思惑证得三果，不能证得现法涅槃。出众生活自由无累，容易集注精力，从事无我无欲的修养，以于声闻乘中证得现法涅槃。出家又即承受天人供养，以于声闻乘中证得现法涅槃。出家又即承受天人供养，惟因出家并非目的，而是增益修持的手段，更有利于自觉觉他、自度度他。所以，佛僧之于供养则有著双向性：一方面，有接受众生布施、利益自己方便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有利益众生作回向、以法供养佛陀的义务和职责。对未达佛乘、不能直接为众生言教说法的佛僧来说，就不能不有完成这些义务、职责相应行为规范的戒律。除了教导佛徒劝善止恶，以佛法安慰他们痛苦，慈悲亲和以及促进众生福利外，其中最根本的是通过持戒学修，在德行上马佛徒树立模范，示显身教，使众生见了能惑悟发心修行，从而弘布佛法。佛僧不能持守戒律，既无益于自身证得正果，又无以示显身教，不能法供佛陀，也就愧受天人供养了。弘一法师出家之初，对照马一浮贻以的《灵山毗尼事义集要》、《传戒正范》，已感到按此戒律规定，受戒实不得戒。之后“弘一大师慨于中国僧界之所以往往为人所垢病，全是由于不守戒律”，监于以戒律正法与弘佛利生有著如此重要的意义，而律藏自南宋律宗衰微以后多遭散失，因此始以研习戒律，探幽发微，并悟见到“正法能否久住，在于“四分律”能否实践”的卓知炽识，发愿弘护南山律宗。
　　弘一法师之所以为一代高僧，不只因为于律典埋首穷理、探讨精微，并广为弘布的戒律理论大师。更冈为如马一浮挽诗中所言：“苦行头陀重，遣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他是一位觉了真理，勇猛精进，实践躬行，以严格得近于苛刻的自我戒定双修，而具三干威仪、八万细行的苦行实践家。他以四分律严以律己，出家二十五年，不收徒众，不主寺刹，云游各处，随缘而止；僧衲简朴，跌足芒履，一袭蚊帐破洞布补纸糊达二百余处；常用行李仅竹套箱二、网篮二、铺盖一，孑然一担；恪守过午不食，以青菜萝卜为主要菜肴；且从不受人财施。从其衣食住行，无一不显其品行的纯洁高尚、堪称僧人持戒之典范，无愧众生仰慕和敬重。而弘一法师对戒律的识、行，又不能不说是参照《华严经》中“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之经义结果。有的学者以为弘一法师的持戒苦行是为自己“忏赎前衍，修成正果”，其中固然不乏这一因素，但只拘于此，则不仅有悖于大师皈依大乘佛门的本意，也大大贬低了他卓志苦修的意义。
　　若说以四分律为行，主旨在于济度包括自己在内的众生的话，那末在弘一法师弘法利生整体观念中度觉众生范畴的显现，是他笃信净土宗。净土宗依据《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世亲之《往生论》，认为世风混浊，靠“自力”难以解脱，而主张“乘佛愿力（他力）”往生净土，奉“易行道”教义，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死后往生安乐国土。它虽然也要求修行者平时持戒诵经，广行众善，但不一定要通达佛经、广研教乘；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只要行住坐卧都不忘称念佛号、信愿具足、始终不怠，即可往生净上。显然，净土宗是佛门中简单易行、普能摄受广大群众的方便法门。弘一法师笃信净土，首先自然是归源于净土宗不同于别宗需依戒定慧修六度万行，须经三大阿僧只劫的难行道，具有简单易行的大众化特点，更能收摄众生皈依佛门、普度往生极乐有关；同时，又与他膺服当时净土宗高僧印光法师的大德不无关联。印光法师禀善导专修之旨，密护诸宗，宏扬净土，潜挽世风、明昌佛法，使弘一崇仰不已。他出家不久，即三次致书印光法师，陈请厕身弟子之列。一九二四年方始得以至普陀山参礼印光法师。在普陀山期间，印光法师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衣食住等，惟惜福为是，简单粗劣，力斥精美。其修持行为，身教重于言教，无言胜于有言，不仅增进了弘一法师的操行律识，对他后来律己至严、治学至勤、操行至苦的卓志净行起了典范楷模作用；而且对净土宗亦由印光法师身上得以信解。净土宗无玄奥义理、重在实践。其后弘一法师除虔诚念佛诵经不辍；又曾多次手书《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以法书宏扬净土；并于晚年撰《净宗问辩》，以对净土宗反覆诘难，将净土要义作了详尽精辟的论释，还多次讲述。在他的几次遗嘱中，均传言“命终前请布帐外助念佛号及《普贤行愿品》”，足证弘一法师之弘法是以众生往生净土为旨归的。
　　也许可以说，弘一法师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思想家。这是因为就其佛学思想体系，于言教说法上大多没有自己创见性的阐释。然而，他毕竟博采众长，从佛教诸宗各派中摭取、构建起了以华严经义为本体认识论，南山律宗为修持指导的方法论，以及净土要义为印证旨归的实践论的系统佛学思想框架。弘一法师的佛学思想，既是清末民初以居士佛学为代表的多宗合一佛学思想的继承，却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相对之前居七佛学思想重佛理因明思辩之学，求施行社会改革之利、却轻佛门本旨（特别是僧众中）弘布之行的倾向，弘一法师的佛学思想体系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将崇奉戒律、延续慧命，与潜挽世风、利益众生融会贯通起来，真正在弘佛利生同饶益社会的有机结合中，完整体现了大乘佛法的精髓，从而在中国现代佛教思想史具有不容忽视的位置。倘若以他这一佛学思想体系的初步奠定，作为弘一法师于佛理上的开悟而得正觉的标志，我以为当推他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三日誓受菩萨戒为界。因在此之前他已逐一就华严、律宗及净土三者，进行了修研参悟，白受菩萨戒之后，只是进一步付诸实践、且使之日臻完善罢了。有的学者认为弘一法师的修学途径，是“从华严启信开解，以持戒念佛为正行，弘法利生为助行，以证净心人佛境界为旨归”①的，就“行”而言我以为不够贴契。纵观大师佛学思想，他显然以弘法利生、饶益社会作为“行”的宗旨，将持戒念佛、克己净修为“行”之方法的。大师圆寂前留以“悲欣交集”的法偈，置众生尚未度尽之慈悲于前，列自己脱离苦海之欣慰于后，更足以证明：弘一法师之信、解、行、证，是以华严启信开解，以弘法度生、利益社会为正行，持戒念佛、广宣净律为助行，以证净心入佛境界为旨归的。
　　×××××
　　沿循李叔同——弘一法师一生的思想轨迹，再将它置于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观照，眼前恍如浮现出一位受过新学洗礼、又带著旧学烙印的中国近代知识份子，是如何苦苦固执爱国之心、求索之念，于山河破碎的凄风苦雨之中，踽踽独行在由儒入释的旅途上的!若将自康有为到鲁迅都崇仰或一度崇仰佛学，认定其为当时众多中国知识份子的时代共识，那末，李叔同的“安然离俗”，毕竟又是他个体独特的阅历、性格、思想发展所决定的必然结果，因而具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徽，而这也就是佛门并不神秘的所谓“因缘”。只要我们稍稍抛弃一下哲学上之唯心唯物、政治上之进步落后、文艺上之绚烂平淡、行为上之积极消极等等世俗的界判断见，就不难窥见李叔同——弘一法师胸中所揣的那颗始终如一、拯心济民、舍己利他的拳拳赤诚之心。这也正是他无论在俗、抑或出家，都不失为伟大的根本所在·当我们能深入领略一下旧说“出家披剃纵将相亦难以为之”的内涵，则更不仅不会为大师出家之人生转折扼腕惋惜，相反当为他胜愿成就、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最终获得“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结果而代众生欢喜了。
　　摘自《菩提树》1993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