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的发现经过

大足石刻的发现经过
　　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说到陈习删和杨家骆。
　　陈习删，大足人，抗战期间任大足县临时参议会议长，并主纂《民国重修大足县志》，是现代中国研究大足石刻的第一人。长久以来，他为家乡精美的古代佛教石刻沉晦不彰、不为外界所闻而深感不平。修县志时，即欲全面介绍大足石刻，但因力量有限而未能如愿。
　　1944年冬，陈习删前往重庆北碚北温泉，找到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先生，请由学典馆所设的印刷厂为之印行重修的县志，并谈及大足石刻问题。杨家骆，南京人，1938年将其所创办的中国学典馆由南京迁往重庆，驻北温泉公园观音殿（公园主任是邓少琴，经理程春蔚）。
　　来重庆后，杨家骆即思“此行必期于西南文化有所贡献，以不负蜀中父老兄弟之所望”，“久拟一探大足石刻之实况，盖以中外人士之言中国石刻史者，皆未及之”，遂向陈习删提出考察大足石刻一事，此议与陈习删所思正合。陈习删返大足后，即与县长郭鸿厚商议，邀请杨家骆组织“大足石刻考察团”。杨氏遂邀在重庆的著名人士组团，其中包括孙科、李清悚、金兆梓、罗香林、汪长炳、黄大受，但此六人终因有事未能成行。
　　1945年4月25日，在北温泉公园启程前往大足的考察团正式成员有：杨家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立法委员何遂、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顾颉刚夫人张静秋、北碚复旦大学教授朱锦江、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冯四知、故宫博物院科长庄严、北碚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傅振伦、画家梅健鹰、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中国学典馆青年学者吴显齐，以及苏鸿恩（何遂的副官）、何康、程春蔚，共15人。
　　考察团一行乘滑杆或人力车，经合川、铜梁，于27日到达大足。大足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共40余人在陈习删主领下，在县城东关镇迎接考察团。全城居民倾城而出，约万余人夹道欢迎考察团。
　　正式考察前，杨家骆在座谈中向陈习删及大足地方名士通报了工作计划：出版《大足石刻图征》、摄制《大足石刻》影片、在顾頡刚主办的《文史杂志》上出一期“大足石刻考察专号”、在重庆及北碚举办“大足石刻展览”。
　　考察工作的具体分工是：杨家骆、马衡、何遂负责石刻年代的鉴定，顾颉刚、庄严、朱锦江、雷震、梅健鹰绘制像饰，傅振伦捶拓摩崖文字，何康、吴显齐编排窟号及量尺寸，张静秋任文书，吴显齐任编辑，程春蔚为总干事。15人中，最年长者是马衡，已65岁。
　　在陈习删、郭鸿厚的精细安排下，15人各司其职，齐心协力，先北山，后宝顶，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在拍摄千手观音时，因光线太暗，郭鸿厚甚至命令民工暂揭去房瓦以利拍摄，使考察团成员们深受感动。当时考察的范围，仅限于龙岗、宝顶两部分，全县范围内的造像考察工作并未展开。至5月4日，考察工作基本完成。第二天，考察团离大足返渝，将所得资料带回北碚以待进一步整理、研究。
　　在8天的考察期间，重庆的《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报》等皆以显著的位置报道了考察团的活动、工作。
　　返渝后，杨家骆撰就《大足石刻图征序》，马衡撰就《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校释》，傅振伦撰就《大足南北山石刻之体范》，朱锦江撰就《从中国造像史观研究大足石刻》，吴显齐整理出《大足石刻考察日记》，电影制片厂补写出《大足石刻》剧本。陈习删则在大足完成《大足石刻概论》。
　　1946年底，《大足石刻图征初编》完成，作为《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的“卷首”，付梓印行。《图征》分为“图”和“文”两部分。“图”乃梅健鹰绘龙岗、宝顶造像全景示意图，“文”则为上述诸文。杨家骆在序言中写道：考察团对大足石刻“编制其窟号、测量其部位、摩绘其像饰、椎拓其图文、鉴定其年代、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世亦以家骆之言为不谬，于是大足石刻乃渐著于斯世矣。”这是抗战期间陪都文化人士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做出的一大贡献，也是大足人民对保护珍贵历史文物做出的一大贡献。
　　返抵重庆后，杨家骆发表谈话：“此次在大足县北山及宝顶山对各石刻制部位图，编定窟号，审定窟名，测量尺寸，摄制影片及描绘佛像等工作，因得大足县各界有力之协助，已大体完毕。北山以窟计，共有二百数十处，造像数约在五千之谱。宝顶造像有半身即达十丈者，总数当以万计。本人及顾颉刚、马衡，何遂诸氏，并应各机关团体学校之邀，作学术演讲，于本月五日晨始离大足，转铜梁经合川返渝。
　　此行考察，重大之发现甚多。其足在学术史大书特书者，关于北山者有五：一、其历史背景，含有军事及政治之作用。二、北山观无量寿经变唐刻，为国内仅有之伟制。三、造像始唐迄宋，足代表一时代之作风。四、体态缨络之美，足与云冈、龙门相颉颃，且有超过之者。五、碑文足补唐书之缺。
　　如关于宝顶山者有七：一、佛湾造像，为宋赵本尊仿唐柳本尊法独镌造，工程之巨，古今无匹。二、为宋密宗道场之仅存者，实我国宗教史及社会史上之重要数据。三、全部之故事性及系统性，极为明了完全，出于有计划之制造。四、佛说十二部大藏经塔价值之发现，本人假定此为赵智凤结集之经典。五、华鲜护口出耀等三经文之发现。六、千手观音长广各数丈，制作精绝，今古所无，金碧辉煌，震心耀目。七、《牧牛证道图》为国内仅有之作。”
　　1945年6月，在陈习删、郭鸿厚的操办下，大足成立了“大足石刻文物保护委员会”，这是四川最早成立的地方文物保护组织。
　　抗战胜利后，外地来渝人士纷纷返回家园，对大足石刻的进一步编撰、研究、宣传工作即告“暂停”。
　　1952年，大足成立了“文物管理保护所”，陈习删为负责人。1955年，陈习删撰就《大足石刻志略》，以油印本问世，这是现代第一部对大足石刻进行研究的专著，了却了陈习删的夙愿，也做了杨家骆等人想做而未做成的事。而大足石刻的真正扬名、辉煌时期，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