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禅法师的佛教文化观

真禅法师的佛教文化观

　　黄夏年

　　一

　　真禅法师在世时，我曾经多次见过他老人家。他是一位和蔼慈祥的长者，从来没有什么架子，给人留下一个非常亲切的印象。20世纪90年代，上海佛教界一直注重于佛教文化的建设，每年都要召开一些佛教的学术会议，我应邀曾经多次参加。每次在会上聆听他老人家的发言，感到如沐春风，许多疑惑顿时消除。1994年，纪念应慈法师的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真禅法师深动地回忆了业师应慈法师的生平与贡献，特别指出了应慈法师在佛教文化方面作出的成绩。应慈法师对华严学的研究，使他获得了华严座主的荣誉，让我知道了上海佛教曾经在学术方面有过的辉煌，并为之而感动。

　　我对上海的佛教历史知道一点，了解这里曾经是中国佛教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对当代的佛教发展起到过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但是，当时在上海佛教舞台吒叱风云的都是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高僧与大居士，如中国佛教会会长圆瑛法师，是江浙一带有名的僧人，他与太虚大师并列为中国佛教的二大领袖。居士王一亭、熊希龄等人曾经拿出钱财无数来资助上海的佛教界，特别是上海的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各位大居士、大护法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就在这块热土，应慈法师住在沉香阁，却以他的默默耕耘和潜心钻研，获得了人们的尊敬，以他的丰富学识，构筑了神圣的学术殿堂，真禅法师出面召集全国学者召开纪念应慈法师的会议，无不说明中国佛教的学术是在一大批热心人士的努力下创造出来的。这些人也许并不是活跃在台面的上的人，但是他们凭着为学术研究奉献的意志，无怨无悔，坚忍不拔地不懈精进，所以他们更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更加让我们怀念。真禅法师则是连缀学术与佛教的穿针引线者，他以睿智的眼光，把一颗颗宝珠揩亮，挖掘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亚于佛教学者。

　　二

　　《玉佛丈室集》是真禅法师的代表作，总字数达几百万字。据他自己说：“到目前为止，我整理、撰写的佛学著述，已出版的，有《玉佛丈室集》七集，《上海玉佛寺丛书》十九种。加起来共二百余万字。”（《佛教与文化——对信众的一次讲话》）笔者这篇文章不可能全面讨论他的学术贡献与佛教文化的所有观点，仅撷取他的二篇文章作一提纲挈领式地评论。

　　真禅法师撰写的禅宗论文，对禅宗的修心观、神秀的北宗禅和慧能的南宗禅皆有论述。例如，他在《禅宗及其禅学思想为何盛行不衰》一文中，对禅宗能在中国大地长久不衰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禅宗盛行不衰的原因主要有：一、禅宗的弘传方式有其独到之处。这种传法方式，简捷方便，无须长年累月的诵读经典，无须论资排辈，无须经过一次次的考核，只要对祖师的启示有所领悟，就能一下子得传禅法的衣鉢。这种“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对广大信徒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二、以山林作为弘传禅法的据点。这种远离大城市，远离皇室、官府，在深山老林弘传禅法的做法，便于接近广大的下层劳动者，从而获得更多的信徒。三、禅宗的理论适应广大佛教徒的需要。正是由于禅宗南宗的理论中，含有这种人人皆有佛性，各民族人民都有成佛作祖的可能，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佛教徒，使得禅宗长期来盛行不衰。四、农禅并重的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劳动进入禅门，禅僧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使得僧侣由寄生转入自觉，这无疑是佛教的一个伟大的变革，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五、禅宗有一整套的丛林清规和寺院管理制度。正是由于有了禅宗所订的丛林清规，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寺院管理制度，才使得今天的各大寺院，虽然法务繁盛，香客、游人众多，仍然能够管理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而佛教奉行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那种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也得以坚持和发扬。六、禅学思想影响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对宋明理学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因而为后来禅宗及禅学思想的流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七、禅学思想为近代思想家和学者所重视。由于禅学思想为近代思想家和学者所重视，因而进一步促进了禅宗及禅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流行。八、当代在西方世界出现了一股“禅学热”，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禅宗及其禅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

　　真禅法师总结的禅宗盛行不衰的八个原因，可以说很好地概括了禅宗的特点，同时也看到当今禅宗在全世界的影响，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因此有着重要的意义。禅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就是因为它贴近了中国人的社会，使佛教真正地适应了中国的现实，所以禅宗能够在中国佛教林立的山头中脱颖而出，最终成长壮大。真禅法师除了对历史的禅宗非常了解之外，还善于活学活用，将古代历史上的禅宗传统运用到今天的社会中来，尤其是用在佛教寺院的管理方面。他依据禅宗所留传下来的丛林清规的精神，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上海玉佛寺的管理制度，继承和发扬了农禅并重的道风。例如，他采取了禅宗的丛林制和现代民主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办法，实行寺务委员会的管理新办法，寺务委员会在上海佛教协会领导下，最高领导是方丈，承继了传统佛门的权威性，同时又将现代民主与集中制度有机地统一起来。寺务委员会中除了有出家僧人担任职务之外，还吸纳了居士，使佛教二众更加团结起来，建立了以寺院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保证了佛教能有序地发展，也统一管理了佛教的信众，这些都是有益的创造，为当代中国管理寺院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玉佛寺在寸土如金的上海，占地面积不大，但是由于它的影响很大，所以成为上海市内最拥挤的寺院，每天来寺的人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但是由于玉佛寺的管理寺院制度比较健全，分工明确，各项工作都能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既便是在人多的节假日里，入寺的客人达到了数万人时，也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所有这些都与真禅法师的管理思想有关，而这些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他长年思考和对传统佛教文化进行不断地深入探究有必然的联系。

　　《普贤精神与上海佛教》这篇文章是真禅法师于1991年在四川峨眉山召开的“巴蜀佛教与峨眉山》的学术讨论会时提供的一篇文章。虽然，这次会议，真禅法师因法务繁忙没有与会，但是他仍然挤出时间为会议撰写了论文，为他人做出了榜样。我因是这次会议的实际组织者，后来又负责编辑会议论文集，因此对这篇文章读过多次，感触很多。我觉得真禅法师写文章有个特点，这就是他在写文章的时候，尽可能将文章的内容与他所在的上海地区佛教，或玉佛寺挂起勾来，这样就显得他的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具有典型个案的意义，同时也有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特点，而这一切，都与他对佛教文化的深厚了解和热爱上海地区与玉佛寺的心情有重要的关系。

　　在普贤精神的指引下，上海玉佛寺的僧众和居士，把“恒顺众生”即普利人群的这一宏大誓愿，化作为关心和赞助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方面，先后捐款600余万元。由于真禅法师弘扬普贤精神做出了卓有成效的佳绩，他本人也获得了人们给他的荣誉，被聘请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也评定他为热情支持支持普教事业的社会活动家。

　　三

　　真禅法师在长期的佛教生涯中，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佛教史的知识，对佛教文化在佛教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深刻的体会。他曾经向信众们强调佛教文化在历史上对佛教的重要性。他说：“从历史上看，佛教的兴旺不兴旺，发达不发达，主要是看佛教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发扬怎样。……我们今天弘传佛教，不仅仅是开放寺院，供信徒瞻礼和供游客游览。主要还是要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要撰写佛学著作，整理佛教经典，发挥佛教义理，特别是要发扬佛教义理中积极的部分，为我们今天四个现代化服务”。（《佛教与文化——对信众的一次讲话》）

　　以上所引的真禅法师这段话，可以代表了他的佛教文化观。他之所以不断地撰写佛教的著述，正如他所说“其目的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中国佛教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宗教史，更重要的是一部文化史。作为宗教，只是为人们解决某些实际问题而设置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则包罗了范围甚广的内容，并且深入到整个社会，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历史文明与现代精神的结合，使之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所以文化才是宗教的真正内涵，没有文化的宗教是不能长久的，有文化的宗教，内涵就越丰富，就越有生命力，佛教应该属于这种有内涵的宗教。“佛教历来重视学术研究。古代高僧翻译的佛经和撰写的佛教著作，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真禅法师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强调“佛教的兴旺不兴旺，发达不发达，主要是看佛教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发扬怎样。”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佛教界一直在佛教文化建设方面走在了全国佛教界的前面，这与真禅法师的远见睿识是分不开的。真禅法师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佛教文化仍然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更是“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他特别指出，“佛教界发扬了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在佛教文化事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他对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非常重视，把它视为是社会主义时期佛教向前发展的前进道路，上海佛教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文化事业飞速发展，玉佛寺的文化事业更是在上海地区独占鳌头。这一时期，上海佛教学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上海市佛教协会会刊《上海佛教》出至四十多期。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印行佛教书籍220余种，共250余万册。上海佛协与中国佛协编撰了《中国佛教名寺古刹》。真禅法师本人则撰写《玉佛丈室集》九集、《上海玉佛寺丛书》二十二种和《真禅禅藻集》，主编了《上海玉佛寺建寺一百十周年纪念特辑》、《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佛像开光、迎奉藏经、方丈升座纪念特辑》和《持松法师论著选集》与《纪念文集》、《玉佛禅寺》画册三种等，发行数十万册。此外，上海市佛教协会还会同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了“圆瑛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等。不唯如此，他对中国佛教的文化事业也一直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就在上海佛教文化事业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他对研究所提出了“办刊”、“出书”、“译经”、“编藏”等为重点，弘扬佛教文化，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发挥了佛教文化的功能，就能促使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佛教是可以而且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

　　真禅法师还看到了文化的提升对佛教发展的至关重要作用，指出了烧香拜佛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宗教，这既不能让过去的历史留下纪录，也对未来的佛教发展没有任何启迪，所以未来的佛教要能持续发展，关键还是在于他的文化性上，寺院的主要功能之一，还在于“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而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重要的是要通过文字和思想流传下来，正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佛教历史与文明，无不都是通过经典文字和雕刻等传衍下来，所以为了能够让佛教慧命长续，法轮常转，让佛教传之于后世，让后人真正了解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水平，真禅法师一生都在不间断地进行学术创作，不间断地从事佛教著述的写作，他不仅自己表示：“如果条件许可，我还要继续写下去，为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同时我也希望一些哲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也能重视对佛学的研究，撰写一些佛学著作，这将功德无量。”同时“我还打算今后每年从我的积蓄和弟子们供养我的香仪中，拿出一部份用于刻印经书、出版佛学著述，以广结众缘，推动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四

　　真禅法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给我们留下无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佛教文化的看法，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启迪的意义。他的文化观在当时是一种高瞻远瞩，可惜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真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对佛教研究和学术不重视，佛教文化要发展的事业至今任重道远。可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出家人，越来越的寺院已经意识到佛教文化对佛教发展的重要性，就在真禅法师离开我们之后，从事佛教文化的事业，已经在佛教界内部成为一种潮流，特别是在真禅法师生前所在的上海玉佛寺，在弟子觉醒法师的领导下，继承乃师发展佛教文化的思想方面，在文化事业方面做出了令人赞叹的业绩，仍然走在中国佛教界的前面。玉佛寺出版了以《觉群》为系列的刊物和丛书，召开了以都市佛教和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题的多次学术讨论会，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玉佛寺的文化品位，也对全国各地从事的佛教文化事业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在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之际，缅怀法师的伟绩，回顾他对佛教学术与文化事业的贡献，对今后如何发展佛教文化有了更好的借鉴。真禅法师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发展佛教文化的文化观已经被事实证明，现在我们正面对的，在真禅法师的文化观的影响下，如何继续提高佛教文化研究的质量，如何进一步合理调配资源，与学术界互动，共同推进佛教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则成为今天佛教界和学术界面对的一个新的问题。（信息来源：摘自《觉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