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唯识宗代表 — 欧阳竟无

近现代唯识宗代表 — 欧阳竟无
　　来源: 香港佛教
　　作者: 邹自振
　　欧阳竟无 (1871一1943)，原名欧阳渐。字镜湖 (五十岁时改竟无)，
　　江西宜黄县人，人称“宜黄大师”，我国近现代著名的佛教居士，佛学教育家，
　　唯识宗代表人物。
　　唯识学说为古印度无著、世亲所创立，在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传入中国，对中国
　　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欧阳竟无对唯识宗的贡献见于他的《唯识择抉谈》一书，
　　他反对净土、天台、华严宗所持的顿悟之说，他的名言“佛法既非宗教，
　　亦非哲学”表达了他的“佛教是包举人生各门原理的独特体系”的观点。本世纪
　　二十年代，欧阳竟无和太虚大师进行了一系列论争。太虚大师认为，佛教需要与
　　西方思想进行广泛的糅合；欧阳竟无则反对此种糅合之说，主张谨守唯识宗的
　　教义，他也不同意熊十力重建新理学以包括唯识宗的做法。欧阳竟无的著作
　　《竟无内外学》在他身后出版，近年又出版了研究他的著作《欧阳竟无评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欧阳竟无六岁丧父，由母亲及外祖父母、舅父母抚养长大。清光绪十六年 (1890)
　　捐得秀才，但他并不继续攻读，以求取功名，从而放弃了科举考试所要求的旧文体的写作。同年，进南昌经训书院专攻注重考据的汉学，兼修天文学和数学。光绪
　　二十年 (1894)，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以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可耻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头上又加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这一突变风云对年轻的欧阳竟无触动很大，他转而潜心研究陆象山、王阳明的学说，希望从“陆王心学”中取得救国之道。
　　光绪三十年 (1904)，欧阳竟无赴北京参加会考未中，在回江西途中，于南京停留。拜访金陵刻经局的杨文会 (字仁山) 先生，深受杨之影响而开始学佛。不久，
　　欧阳竟无回宜黄创办诚志学堂。光绪三十二年 (1906) 任广昌教谕，旋因母亲病重而离职。母亲病故后。欧阳竟无悲痛欲绝。立誓成为一名佛教居士
　　(不出家的修行者)。按当时教规，居士应断肉食、绝色欲、拒仕进，皈心于佛法，
　　因而他隐居九峰山为母守丧，以求顿觉。一年后，去南京从杨仁山学习。
　　光绪三十三年 (1907)，欧阳竟无因杨仁山之劝赴日本学习密宗佛法。他在东京结识了著名学者章炳麟 (章太炎) 和刘师培等人，一同探究佛法。次年回国，在广州优级师范学堂教书。数月后，因病回宜黄休养。
　　宣统二年 (1910)，欧阳竟无再度赴南京从杨仁山学习唯识宗。第二年，杨仁山
　　病故，欧阳竟无承其遗志，接任金陵刻经局编辑事宜，经营刻经处，并附设佛学
　　研究部。
　　民国元年 (1912)，当国会提出以孔教为国教时，欧阳竟无在南京、北京两地创办
　　佛学会，并在成立宣言中严厉批评佛教僧侣无力护卫佛法。一九一四年，他作为
　　刻经处编辑，刊行了唐代玄奘自印度带回并据梵文翻译的唯识宗经卷。
　　由于欧阳竟无的佛学造诣日深，数年后他便成为一个著名的编辑和学者，吸引了
　　一大批潜心佛学的弟子和佛学研究者前来求学。他登坛讲授唯识宗，并按年代顺序和发展情况向学生们介绍早期小乘和大乘的佛典。
　　一九一八年，欧阳竟无和章太炎、陈三立等人在紧靠秦淮河畔的南京半边街创立
　　支那内学院 (佛学院)，由欧阳竟无主讲《唯识抉择谈》、《大藏经》、《四书》、《五经》等经典。此后的十余年中，他对佛学进行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研究。
　　一九二二年，欧阳竟无出任支那内学院院长。初次讲学时，著名学者梁启超和
　　张嘉森等人专程赶来听讲二十余天，而当代佛学大师赵朴初先生亦系欧阳竟无当时的入室弟子。
　　一九二五年，欧阳竟无和内学院四十多生徒开始编辑刊印唐代以来译自梵文的佛经一百多卷。一九二七年，因政局动荡，学院又为国民党军队占用，工作被迫中止，欧阳竟无遂与陈三立，梁启超等人往江西庐山研讨佛学。南京稳定之后，他又回到南京，继续有关佛学的编印、研究和讲授工作，并于一九三一年创办了
　　《内院年刊》和《内院杂志》，研讨和宣传唯识论。
　　不久，东北沦陷，日本大举侵略华北，欧阳竟无无比焦虑。一九三二年一月。
　　欧阳竟无探访他从前的学生、当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陈铭枢。要求政府对日本实行武装抵抗。后来。陈铭枢成了淞沪抗战的名将。
　　一九三七年夏，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欧阳竟无将支那内学院由南京迁往大后方的四川江津，并继续主持该院工作直到一九四三年逝世。
　　欧阳竟无去世后，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主持治丧公祭，并呈请国府予以褒恤。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说，“欧阳佛学大师，精研性理，倡导良知，”“编刊内典，
　　著述益宏，”颁恤金六万元，“以彰宿学，而示来兹。”
　　欧阳竟无为人慈祥宽厚，除长于佛学外，更擅书法。他蕴集颜 (真卿) 柳 (公权)
　　诸人之长，自成一体，每日必亲自悬腕写出数十字作帜。他除了向学生讲习
　　佛教经史外，还兼教书法。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二日，原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与毛泽东主席讲论佛法时，
　　毛泽东曾专函论及了欧阳大师的其人其事。
　　欧阳竟无的佛学思想，上继唐代玄奘、窥基诸师遗规，远承印度无著、世亲之学，而直接渊源于杨仁山居士。但是，他并不拘泥于师说，而对杨仁山的佛学思想有所继承，有所发展。如对《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这二部佛书，杨仁山对之推崇备至，欧阳竟无则“毅然屏绝”。认为《大乘起信论》虽“独帜法坛”，但
　　“支离儱侗害千有余年，至今不息。”他虽是法相学一大家，但其学并不限于
　　法相。他钻研佛学，辗转深入，对印度各家之说，必究其本义，观其会通，以期得全面的理解。晚年融通般若、华严、涅槃之学，以整然的体系来讲明佛学，自成
　　一家之说。
　　欧阳竟无的名言“佛法既非宗教，亦非哲学”是其佛教哲学思想的核心。
　　一九二一年十月，欧阳竟无在南京高师哲学研究会上作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的讲演。他用对比的方法，把佛法和宗教、哲学一一作了比较。对于佛法，当时有二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佛法也是宗教，只不过是高一等的宗教；
　　另一种看法认为佛法是哲学，并且是最高深的哲学。欧阳竟无以虔诚的佛教徒
　　身份，对佛教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理论。
　　欧阳竟无认为，“宗教哲学二字，原系西洋名辞，译过中国来，勉强比附在佛学
　　上面，但彼二者 (宗教、哲学)，意义既各殊，范围又极隘，如何能包含得此广大的佛法？正名定辞，所以宗教、哲学二名都用不著，佛法就是佛法，佛法就称
　　佛法。”
　　欧阳竟无认为“世界所有宗教，其内容必具四个条件，而佛法都与之相反，故说
　　佛法非宗教。”这四个条件是：“第一，凡宗教皆崇仰一神或多数神及其开创彼教之教主，此之神与教主号为神圣不可侵犯，而有无上权威，能主宰赏罚一切人物，人但当依赖他。而佛法则否。”“第二，凡一种宗教必有其所守之圣经，此之圣经但当信从不许讨论，一切自固其教义，一以把持人之信心。而在佛法则又异此。”“三者，凡一宗教，必有其必守之信条与必守之戒约，信条、戒约即其立教之
　　根本，此而若犯，其教乃不成。其在佛法则又异此。”“四者，凡宗教家，类必
　　有其宗教式之信仰。宗教式之信仰为何？纯粹感情的服从，而不容一毫理性之批评者是也。佛法异此。”因此，在欧阳竟无看来，宗教与佛法，“二者之辨皎若墨白”，“乌可将区区之宗教与佛法相提并论哉”？
　　在我们看来，欧阳竟无所云“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之论据是不够充分的。事实上
　　佛法既是一种宗教，也有它自己的宗教哲学。欧阳竟无在论述“唯法不是宗教”时举出宗教的四条内容。除第一条与佛教所主张的十二缘起说有所不同外，其余三条与佛教并无多大差别。因为佛教亦有自己的经典、戒律和宗教式的信仰，作为一个佛教徒，同样对佛教经典不能怀疑，对清规戒律必须遵守，对信仰必须虔诚。
　　但是，欧阳竟无在阐述佛法与宗教两者之间的不同时。对其他宗教的揭露和批判
　　却是十分深刻的。例如，他指出了“宗教家之信仰唯依乎人”，“宗教以上帝为万能”，“宗教以宇宙由上帝所造”。“宗教将彼教主视为至高无上”，“诸宗教
　　唯以天堂为极乐，以自了为究竟”等等，揭露了一些宗教神学的本质及其
　　虚伪性等，自有其合理的因素。
　　关于“佛法非哲学”的论点。欧阳竟无所举的所谓哲学的三条内容，佛法也并非一点都不涉及。如佛法以证得真如为究竟，佛法也探讨知识与宇宙、人生等问题，
　　不过探讨的范围、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但是，欧阳竟无在论述佛法和哲学的不同时，也对历史上的哲学家作了某些批判。他承认“哲学家在破除迷信一方面本来
　　是很对的，是可崇拜的，”同时又指出有些哲学家在“破除有人格的上帝过后，
　　便迷信一个无人格的上帝，破除独神论过后，便迷执一种泛神论。”从这一点
　　上看，欧阳竟无不仅具有进步的无神论思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彻底的。因为他不仅反对有人格的神和独神论，而且也反对无人格的神和泛神论。
　　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欧阳竟无竭力抬高佛法而贬低其他宗教和哲学的地位。
　　欧阳竟无指出，“宗教是迷信，哲学是妄见，”这两者都将 “遗子孙以无穷之
　　大祸”。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破人类一切疑。解人类一切惑。除宗教上一切迷信。而与人类以正信，辟哲学上一切妄见，而与人类以正见。使人心有依，而塞未来之患。”为此目的，他“求诸近代学说”，希望找到一种“能有挽此狂澜预防大祸者”。然“纵眼四顾，除佛法曾无有二，”就是说除了佛法以外别无其他学说思想可以当此重任。所以他又说：“盖佛法者真能除宗教上一切迷信而与人以正信者也，佛法者真能除哲学上一切邪见而与人以正见者也。”
　　为了使更多的人都来信仰佛法，崇扬佛教，欧阳竟无一再宣称：“吾言佛法非宗教非哲学，非于佛教有所私，非于彼二宗教、哲学有所恶也。当知一切宗教学、
　　哲学家皆吾兄弟，彼有信仰之诚是吾所教，彼有求真之心尤吾所爱，惟彼不得
　　其道，不知其方，是用痛心欲其归正。”所谓“归正”，就是要人们不受
　　“宗教之束縳”，“不随哲学而昏迷”，大家都来信仰佛法。(以上引文均见
　　《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
　　欧阳竟无既然认为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并且佛法的地位又远胜于宗教和哲学，
　　那么，佛法究竟是何种学问？佛法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呢？在
　　《为何学佛？如何学佛？》的著名讲演中，欧阳竟无对这两个问题做了正面的回答。欧阳竟无认为，佛法是人生之最高学问，吾人欲求知识、解决生死问题，以及端正人心，均得研究佛学。欧阳竟无并从佛法是生死学、佛法是人心学、佛法是
　　知识学三个方面作了具体的论述。
　　在我们看来，佛教是宗教，佛学中也有哲学的内容。欧阳竟无认为佛教非宗教
　　非哲学的观点无疑是偏颇的。但从以上分析看，他对宗教和西方哲学的批评，也是切中要害的，具有不少深刻的内容。欧阳竟无把佛法视为知识学、人心学、
　　生死学，尽管有失于客观，但究其本意，实乃强调佛学应为现实的人生服务，
　　为现实的社会服务。这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强烈的救世意识，开辟了近现代佛学
　　学风，其欲藉振兴佛教以励民族自强的意向，是十分突出的，也为佛学研究的
　　学院化、学术化和专业化开辟了道路。无疑，欧阳竟无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及《为何学佛？如何学佛？》二篇讲演，则是现代新佛学的开山
　　之作，也是欧阳竟无佛教哲学思想之精髓。
　　综上所述，欧阳竟无的佛学思想是比较丰富的。其特点是不拘旧说，敢于创新。
　　这种学风，导致他在佛学上取得了许多成就，并且使得当时一些著名学者，
　　如吕澄、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黄树因等，都入室执弟子礼。欧阳竟无在
　　近现代中西方文化冲撞交融的时代里不断汲取时代精神，为佛学振兴作出了巨大
　　贡献，成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佛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