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佛学情缘

梁启超的佛学情缘
　　杨小霞
　　梁启超学识渊博，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大学者。他与佛教还有着不解之缘。
　　遭遇佛学 研究佛学 书写佛学
　　梁启超是在其老师康有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佛教的，而在与同道好友谭嗣同的切磋中不断加深对佛教的研究。通过对佛学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他逐渐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一生都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文章中指出，佛教乃智信、兼善、入世、无量、平等、自立之宗教，因而“佛教有益于群治”。1903年，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中，梁启超用佛教的“真如”去解释德国哲学家康德学说中的“真我”，提出了“康氏哲学大近佛学”的观点，试图以佛学传播康德思想，以康德哲学抬高佛学，由此不难看出他对佛学的研究日显深刻。
　　梁启超在1915年逐渐淡出政坛并举家迁至天津。此后，他基本上一直居住在天津(即是他的书斋“饮冰室”所在地)，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在这期间，尤其在1920至1925年的6年间，他对佛学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仅在1920年一年中，他就写出了十多篇研究佛学的文章。
　　1922年，梁启超撰写了《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原本计划写一篇数千字的文章简单介绍日本学者对于《大乘起信论》的研究结果，但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于是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与思考，结果便形成了洋洋洒洒数万言之多的文章。在文中，梁启超不仅充分论证了起信“乃吾先民之所自出”，而且还具体说明该书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和意义。后来中华书局就把梁启超从1922到1925年这一阶段佛学研究的代表作汇编成专著——《佛学研究十八篇》，这本书是他进行佛学研究的专集，实际上是梁启超计划写中国佛教史的未定稿。
　　虽然，梁启超最后未能如愿写成一部完整的佛教史，然而他能做到从千头万绪的佛教史料中爬梳考证，运用近代学术方法为佛学和佛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启蒙的道路。他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佛教的兴衰流变，以及相关的事项作了扼要的阐述，其中有不少见解和论述，至今仍不失精深之论，对现代人依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热爱佛学 笃信佛教 实践佛学
　　事实上，佛学思想不仅对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而且对他的一生尤其是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比较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他不仅在学术上出现新的亮点，而且慢慢由热爱佛学到笃信佛教乃至不断地实践佛学。他标举佛教是宗教中最优越者之一，认为佛教有6大优点，即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并指出，菩萨的救世精神正是近代佛教积极精进的一种体现。
　　他还认为，自己的人生观是从佛经和儒书中领略得来。到了晚年，他笃信佛教的“无我”说和善恶报应说。他说，无我就是他的信仰。他还在《给孩子们的书》中谈到，“善恶报应是宇宙唯一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
　　到了晚年，梁启超对人生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他认为，西方在人心建设方面已经无法向中国人提供有效的良方。对精神与心理的问题应当求助于中国儒家、诸子乃至佛教的研究。认为佛教哲学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在中国的再兴，无疑会为中国人治疗精神上的“饥饿”提供一剂良药。可见，佛学思想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梁启超在自身深入研究佛学的同时，还热心赞助僧人、居士创办的佛学院，与近代的一些高僧大德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有着深厚的友谊。1922年，太虚法师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梁启超被推选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个身份特殊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大学者，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甚至还是一名宗教哲学家和宗教史学专家。研究他的佛学思想，了解他与佛教的情缘，对现代人了解佛教、乃至于对当代佛教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人间佛教进程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