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在四会

六祖慧能在四会
　　林有能
　　(广东省社科联)
　　“遇会则藏”四字，使四会与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结下了圣缘。从而，在六祖慧能一生及其佛禅思想形成、发展的历程中，四会占有浓厚的一笔。然而，不管是学界还是佛教界，对六祖慧能止藏怀会的这段经历的关注相对较少，个中原因，主要是文献资料缺如。故欲理清六祖慧能这段时间的行迹还有待努力。
　　六祖慧能“藏”四会之缘起
　　稽之《六祖坛经》、禅宗灯史稗籍、慧能的传记和相关方志，均有慧能在四会一带避难的记载，故学界对此向无歧议。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慧能为何在接授衣钵成为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后要在四会一带“藏”起来?对此，宗宝本《六祖坛经》似有明确的交代：
　　祖复曰： “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慧能启曰： “向甚处去?”
　　祖云： “逢怀则止，遇会则藏”。
　　又《祖堂集·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曰：
　　师又告云： “吾三年方入灭度，汝且莫行化， 当损于汝。”行者云： “当往何处避难?”师云： “逢怀则止，遇会则藏。”又问： “此衣传不?”师云： “后代之人，得道者恒河沙，今此信衣至汝则住。何以故?达摩大师付嘱：此衣恐人不信而表闻法，岂在衣乎?若传此衣，恐损于物，受此衣者命若悬丝。”
　　类似的表述还见于释道元的《景德传灯录》、赞宁的《宋高僧传》、释普济的《五灯会元》等其他相关的禅宗灯史和稗籍。这些文献的解释，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慧能之所以要在四会一带隐藏避难，主要的原因在于“衣钵”。本来， “衣钵”是达摩初来中土时用以取信徒众的圣物，却在代代传承中，演变为祖师的最重要和最高的表征。于是，教内各宗派、门别，为得到这一圣物(也可以说是争祖位)而纷争不已，得衣钵者反却成了被加害的危险目标而“命如悬丝”。慧能接受了衣钵，在成为第六代祖师的同时，也成了“命如悬丝”者。出于对衣钵的保护，出于对慧能的保护，出于对弘扬禅法的期许，五祖弘忍在密授衣钵予慧能后，嘱其速速离开黄梅逃回岭南。可以说，躲避教内追杀是慧能“藏”四会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认为，慧能父亲卢行蹈是被流放到岭南新州成为百姓的，故慧能乃流人之后，以他这样的身份成为祖师为官府所不容。还有人说，慧能是弘忍门下私度沙门，这违背了政府的僧制或宗教政策。所以，慧能成祖后的逃遁隐藏，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然缺少文献资料的支持。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五祖弘忍为何嘱慧能“逢怀则止，遇会则藏”，而不是逢、遇其他地方则止、藏，此其一；其二，五祖所言之怀、会是否肯定就是怀集和四会。对此，至今仍尚未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慧能何时抵四会，在四会“藏”了多长时间
　　要厘定慧能抵四会的具体年份，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这就是慧能何时往黄梅礼拜五祖弘忍。从文献资料来看，有多种说法：
　　六祖的贴身法嗣、 《六祖坛经》辑录者——法海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云： “(慧能)既长，年二十有四，闻以悟道。往黄梅求印可，五祖器之；付法衣，令嗣祖位。时龙朔元年辛酉岁也。”这里法海提供了两个可以互证的日期：一是慧能24岁往黄梅；二是这一年是龙朔元年。按慧能于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二年)出生，即1岁，24岁时应是公元661年。唐龙朔元年也是公元661年。故按法海的说法，慧能应是在661年往黄梅礼拜五祖。
　　《曹溪大师别传》曰： “其年，大师游行至曹溪，与村人刘志略结义兄弟，时春秋三十”。按慧能出生年份推算，30岁往黄梅应是公元667年。
　　《祖堂集．弘忍和尚》载： “时有卢行者，年三十二，从岭南来礼觐大师。”32岁往黄梅应是公元669年。
　　《景德传灯录·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谓： “(慧能)直造黄梅之东禅，即唐咸亨二年也。”查唐咸亨二年即公元671年，也就是说慧能于是年抵黄梅。
　　此外，有些史籍只是给出一个大概的时段。如赞宁《慧能传》： “咸亨中，往韶阳，遇刘志略”。王维《六祖能禅碑铭》： “年若干，事黄梅忍大师。” 《五灯会元》也云咸亨年间慧能往黄梅谒五祖。而各版本《坛经》只述慧能往黄梅一事，却不涉往黄梅的时间。
　　那么，慧能到底是哪一年往黄梅礼拜五祖呢?笔者赞同潘桂明先生在《中国禅宗思想历程》的分析和看法(该书第105-106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即慧能应在24岁、公元661年北上黄梅谒五祖。如果此说能成立，则慧能抵四会的日期也可推算出来：
　　如果慧能在661年年初从新州出发，经一至二个月的旅程(惠昕本和宗宝本《坛经》均谓“不经三十余日”)抵黄梅，在东山寺约八个多月，接法后即南遁，旅程时间也约一至二个月，则年底进入四会；如果慧能在661年年底出发，则662年抵四会。
　　至于慧能在四会“藏”了多久?各种文献史料记载差异较大。总概说有如下几种说法：
　　1．敦煌本《坛经》没有明言慧能在四会“藏”了几年，但因弘忍临别时叮嘱慧能“将法向南，三年勿弘”这一师训，暗喻了慧能在四会“藏”了三年时间。
　　2．《祖堂集》云：慧能“既承衣法，遂辞慈容。后隐四会、怀集之间，首尾四年。”说慧能在四会四年时间。
　　3．惠昕本《坛经》载慧能“后至曹溪，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县避难，经五年，常在猎人中”。 《曹溪大师别传》也说慧能“于广州四会、怀集两县界避难，经于五年，在猎师中”。即是说慧能在四会一带五年。
　　4．契嵩本和宗宝本《坛经》则记为“慧能后至曹溪避难，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伍，凡经一十五载”。即持慧能在四会十五年说。
　　5．王维的《六祖能禅师碑铭》则说“禅师遂怀宝迷邦，销声异域。如此积十六载”。柳宗元的《赐谥大鉴禅师碑》也认为慧能“遁隐南海上，人无闻知，又十六年”。慧能贴身法嗣法海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同样说慧能“南归隐遁一十六年”。即是说慧能在四会一带隐藏了一十六年。
　　6．《历代法宝记》则持慧能在怀会一十七年说。
　　此外，今四会六祖寺住持大愿法师认为慧能在怀集一年，在四会十五年。像这样给出慧能分别在怀、会的具体时间还是不多见，但似乎也有其理由：一是宗宝本《坛经》明说慧能“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伍，凡经一十五载”。未说在怀集、四会十五年，其他文献记载也以说于四会避难为主。二是“逢怀则止”之“止”字意为慧能到了怀集后停下来，不再往南；而“遇会则藏”的“藏”字才是慧能隐身之义。然比较当下怀集、四会两地，却是怀集冷坑上爱岭有六祖当年隐身之所——六祖岩以及较多与六祖有关的遗迹，而四会至目前为止，除了六祖庵(寺)外，此类遗迹相对少见，有待挖掘和整理。
　　比较上述各说，笔者以为十五年或十六年较符合实际(事实上此两说可视为一说，因为充其量只相差慧能岁末抵四会或次年初抵四会的时间)，理由：纵观慧能一生几个大的纪年：638年出生，24岁北上黄梅接法，39岁法性寺剃度出家，弘法37年，76岁圆寂，因而，在四会一带15年或16年与24岁接法至39岁出家是吻合的，此其一；其二，作为随侍慧能左右的法嗣——法海的说法以及距慧能圆寂后不远的大文豪王维和柳宗元，以碑铭的形式来颂述慧能生平，应是较其他的记载更为可信。
　　四会——慧能体悟、践行禅理从而形成南禅系统理论之地
　　慧能早年生活的地方，应该说，佛教文化气息还是很浓厚的，如他的名字乃僧人所起，在他卖柴的地方就有五祖弘忍弟子诵《金刚经》等事例就反映了这一点。这对他体认佛教理论显然有着启蒙的作用。但直至他到黄梅接法成祖，可以说慧能还没有受过较系统的佛教理论的浸润。而另一方面，他后来出家弘法所宣示的佛禅机理却又博大精深、系统圆融， 《坛经》中所援引的佛教经论，似乎证明他对系统的佛教理论有过研习。这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能够释疑者也许是慧能在四会避难的这段历练。
　　首先，慧能在四会一带十五、六年，时间不算短，不少学者认为这段时间是慧能参悟佛理的最佳时机：一方面，在曹溪无尽藏处接触到《涅椠经》的妙理，在黄梅五祖弘忍大师为他讲解《金刚经》等，无疑为其创立南禅理论奠下了基础，而在四会的隐藏，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神绪来啄磨、消化、吸收这些佛教的精髓。另一方面，他与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在一起，从社会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养分。对此，王维在《六祖能禅师碑铭》中分析是中肯和独到的： “禅师遂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编人；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众生为净土”、 “世事是度门”正是六祖慧能取之不尽的社会营养。
　　其次，慧能在四会期间，也是他践行佛教理论的时期。据《坛经》等文献记载，慧能在四会一带常与猎人为伍，这对第六代祖师——慧能来说显然是一个大的考验：一方面，猎人以捕猎、杀生为业；另一方面大乘佛教高唱普度众生，连有生之灵也要爱护。面对这两难的情况，慧能尽力去践行佛禅理念，经常与猎人讲解佛法道理，劝猎人们多种稻粮作物，尽量少捕杀猎物。而他自己每遇网到猎物则私下把它放走，每与猎人用餐，则只吃“肉边菜”。此外，怀会一带民间还流行六祖运用佛法与虎说法、巧捕大蟒为民除害等传说，无一不反映六祖慧能对佛教理论于实践中的运用。
　　正是在四会这段参悟、践行佛禅理念的特殊经历，使他的南禅理论逐渐丰富和发展，日渐臻于系统和完善。诚如董群先生所言： “必须注意到这个十五年的时间对于慧能禅文化形成的作用，注意到由于和劳动者的长期共同生活，使慧能对他们的文化心理的进一步了解，而对其禅文化之价值取向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实际上，这一段时间内，慧能禅文化体系的建构已经完成了。” (董群：《慧能与中国文化》，第1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清人卢应中在《重修六祖寺记》中就把四会视为六祖成佛之地： “六祖固为岭南佛法之始，而吾邑之‘扶卢’又为六祖成佛之所”。
　　四会六祖寺的历史演变
　　六祖慧能与四会结缘，从而四会民众无不敬之、信之、颂之、礼之、祀之，具体而重要的善举乃修建六祖寺，既供奉和纪念六祖慧能，又为四方善信构筑了礼拜六祖的平台。
　　《肇庆府志》载： “六祖庵在县(即四会县)东扶庐山下，六祖尝避难于此。后人因建庵祀之”。六祖庵建于何时，似难以稽考，一般认为始建于唐代，后废，至清代中叶重建，并从山上移址于山下。新编《四会县志》第三章宗教第一节佛教条云： “唐代佛教禅宗六祖惠能从湖北黄梅东禅寺南来后，曾在四会避难藏匿15年，其间向民众宣传佛法。为纪念六祖南来传教，乡民把惠能曾藏身的那座山改为‘扶卢山’，意为匡扶惠能弘扬佛法，并在山上修建成六祖庵供人奉祀。古庵早已颓废。到清代中叶，邑人罗绣倡议重修，嘉庆十四(1809)动工。为方便乡人奉祀，移建于山下(现清塘镇营脚村边)，规模较前扩大，嘉庆十六年落成，易名六祖寺，至今尚存正堂及后殿。属本县唯一尚存的佛教圣地遗址。” (第909页)关于六祖庵的重建，有清人卢应中《重修六祖寺记》详述，兹录如下：
　　尝考前代自汉迄隋，岭南未闻有佛。至唐龙朔年间，六祖始受衣钵于东禅寺，而佛道南矣。然当时疑之谤之者众。方其伏处草莽，回翔审顾，几无藏身之地，而卒遁于吾邑之扶卢峰，修真习净一十五年，得大解脱，遂飞锡而去。后人思慕不置，因六祖卢氏，故以“扶卢”名山，而结庵以祀其下焉。由是视之，则知六祖固为岭南佛法之始，而吾邑之“扶卢”又为六祖成佛之所，托始而不容以终没者也。
　　夫六祖，郡之新州人也。迹其生平：参礼于黄梅，布法于广州，授经于曹溪宝林、法性诸寺，所过皆成佛境，要岂若扶卢隐秀，尤为护法之灵区哉。今其古庵漫灭荒废，若有若无。吾友邑庠罗君绣，性好佛，每读书之暇，辄慨想六祖遗风，而惜其庙宇之荒凉也。今秋乃裒集乡耆，议建复斯庵，众皆欣然。询及于余，余以为此地颇嫌逼隘，盍迁诸兹册之麓以大其观?罗君亦以为然。而孰知鬼神之灵，灵于人心，越日不呼而会者数百人，相与剪棘披荆，不崇朝而颓垣残碣旧址毕出。与罗君诣观之，瞿然思，肃然敬，由是趺坐竟日，徘徊四顾，若有神会焉。但见林木郁茂，山月皎洁，恍若菩提犹在，明镜当前，俨然身入诸天中也。乃叹钟灵之地，佛所夙契，虽阅数百年风飘露零，犹若存神于此，而不能以人事易也。于是因其地势增修而式廓之，经始于嘉庆十四年，落成于十六年。罗属余以志，余喜家此扶峰，而又与六祖同系范阳，先世每乐道之，故得详其颠末，以垂于后。俾知千余年来钟鼓磬管之音未衰，而扶峰之足以感召神灵，其始终相孚以诚，有如此者。至其德化所显，功在社稷，泽及生灵，自有《坛经》载焉，兹不复记云。卢应中
　　时嘉庆十六年仲春谷旦
　　这篇记述，有几点非常明确：一，四会扶卢山，乃因扶助六祖(卢氏)而得名，然六祖到来之前，此山何名无交待；二，乡民因祀六祖曾在扶卢山上建六祖庵，然无建庵的大致年代；三，重修六祖庵已有准确的纪年，重修后的六祖庵较前已扩大，并从山上移址于山麓；四，在清代的士人眼中，已把四会视为六祖成佛之地；五，六祖慧能在当地民众的心目中，已有崇高的威望，像记述中提到的邑庠罗氏“每读书之暇，辄慨想六祖遗风”，而记述撰者卢氏更是以与六祖同姓为豪， “余喜家此扶峰，而又与六祖同系范阳，先世每乐道之”。
　　然清嘉庆间重修的六祖寺，至光绪年间也已颓废，仅存残垣断壁。1997年，四会乡贤又重建六祖寺，历四年而成，并移址于贞山。重建后的六祖寺，规模和气势恢宏，将传统与现代揉为一体，可以说是现今以“六祖”名寺的最大的一座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