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国佛教音乐艺术与佛教传播

略谈中国佛教音乐艺术与佛教传播
　　音乐是最易引起心弦共鸣的艺术形式之一。它能令人情思绵延，或热血澎湃，甚至能诱人情不自禁地击节顿足，蹁蹁起舞。佛教音乐，古雅、清净、庄严、静穆、曲调优美深沉，有着独特的宗教氛围，使人沉浸于光明祥瑞、清净安宁、庄严肃穆的感染之中，收摄浮躁涣散的心神，从而引发出潜移默化的宗教体验。
　　佛教认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乃梵语音译，为“堪忍”之义），娑婆世界的众生，一般人是耳根最为明利。因此，以宣讲佛法音声来教化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很当机宜的。如《维摩诘所说经·菩萨行品》中云：“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有以音声语言文字而作佛事。”《金光明经玄义（二）》云：“此娑婆国土，音声为佛事。”《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云：“歌咏诵法言，以此为音乐。”佛教认为，音乐乃属于佛教五明（内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声明）中声明（音律、音乐、文字、语言等），用美妙的音乐歌咏供养三宝，赞叹佛德，宣流佛法，有着很大的功德福报。如《妙法莲华经·方便品》云：“若使人作乐，击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饶铜钹，如是众妙音，尽持以供养，皆已成佛道。”《妙法莲华经·普门品》云：“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朝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分别善恶报应经》云：“若复有人，以妙音乐供养佛塔，获于十种胜妙功德。何等为十？一、身相端严；二、见者欢喜；三、音声微妙；四、音辞和顺；五、肢体适悦；六、远离嗔恚；七、庆喜多闻；八、崇贵自在；九、命终生天；十、速证圆寂。如是功德以妙音乐供养佛塔，获如斯报。”《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云：“为人音声清彻，从歌咏三宝中来。”《百缘经》云：“昔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诸人民，各自庄严而作伎乐，出城游戏，入城门值佛乞食，诸人见佛欢喜，礼拜，即作伎乐供养佛，发愿而去。佛微笑，语阿难言，诸人等由伎乐供养佛，未来世一百劫中，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受最快乐。”《地藏菩萨本愿经·如来赞叹品第六》云：“复次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像前，作诸伎乐，及歌咏赞叹，香华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恶事，辄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横。”等等。据此，佛教徒自古以来很重视佛教音乐,认为用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宣传佛教,有很大的功德,能达到“宣唱法理，开导众心”（慧皎《高僧传》）的目的，在集众行香时，可起到“静摄专仰”（道宣《续高僧传》）的作用。这种音乐对非佛教徒来说，同样可以欣赏，领略佛教文化深邃的含意，产生净化心灵的效果。
　　中国佛教音乐源流于印度.佛由在天竺时甚盛,梁慧皎《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语:“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见佛之仪，以歌赞为贵。”三国时期，随着佛法东渐，西域的一些高僧诸如竺法兰、支谦、康僧会、鸠摩罗什等，在译经弘佛国时，也将歌咏颂佛的曲调携入汉地，时称之为梵呗。梵为印度语“梵览摩”音译之略，意为清净，呗为印度语“呗匿”音译之略，意为赞颂或歌咏。在印度，佛经中为说明佛理，文体上不少是长行与偈颂都有，这些偈颂是可以歌唱的。梁慧皎于《高僧传》卷15中记述：“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
　　印度佛教音乐在汉地流传，其语音系统与汉殊异，“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音韵短而辞长”（《高僧传》）。因此，作曲者吸收、借鉴中国古代宫廷乐曲和民间乐曲，于是诞生了以中国音乐调配唱汉译经文的中国佛教音乐。相传最早改编梵呗的为魏陈思王曹植，《法苑珠林》卷34中云：他“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于是“乃摹其音”，据《瑞应本起经》写成《太子颂》，《？颂》的梵呗，后世称之为鱼山呗。
　　东晋时确立的唱导制度，为后世佛教音乐的目的、内容、形式、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庐山慧远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楫，广弘佛法的途径，他“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慧皎《高僧传·唱导篇》）。南北朝的唱导，是一种说唱兼有，声文并茂的讲演艺术。《高僧传》云：“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从唱导的内容与效果看，《高僧传》中有一段描述：“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布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往业，覆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南北朝时涌现出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昙宗、僧辩、道慧、慧琚等，他们“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高僧传》），如建康白马寺的僧饶，颇有文才，其声音“响调优游，和雅哀亮”，“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心。”于宫廷贵族中，齐有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南齐书》卷40)梁武帝萧衍，据《隋书·音乐志》载：“即位之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弦管。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由于他的积极倡导，梁朝佛法兴盛，红极一时。北魏笃信佛教，以致“梵唱屠音，连檐接响。”（《魏书·释老志》）“屠音”，即“浮屠”（佛教）之音——佛教音乐。据《洛阳伽蓝记》载：“景明寺。八月节……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景兴尼寺……，飞天伎乐，望之云表。”“景乐尼寺……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由此可见北朝佛教之兴盛。汉地广袤，百里不同俗，于佛曲创编中“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佛教在不同地区传播，形成的佛教音乐也各有其地方物色，为当地人民所喜闻乐见，从而也促进了佛教在各地的流传。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及其文化，包括佛教音乐在内的顶峰时期。隋唐时期历代帝王及上层人士基本或大都是佛教的信奉者或是佛教文化的感兴趣者，也是佛教事业的支持者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者。佛教音乐从寺院走进宫廷和民间，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隋代因与西域交通的开展，西域的佛教音乐始大量传入中土。《隋书·音乐志》中所载歌曲中有“于阗佛曲”。宫廷的载册，表明其时佛曲己于社会间广泛流行。隋代时始出现了法曲，法曲由法乐发展而来。（法乐用于佛教法会之时，故名。）其源为西域音乐与汉地清商乐的相合。隋天台智者大师所著《释禅波罗密次第法门》中，除记载了印度所传的大乘佛教音乐观，还说明了中国特有的音律——宫、商、角、徵、羽五音。可见此时中国的佛教音乐理论已同印度佛教音乐观合而为一。
　　唐代佛教空前隆盛，佛教音乐在创作、演奏、演唱上均达到很高水平。这是和统治阶级的提倡分不开的。高宗时：“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入住慈恩寺。”唐代宫廷仍沿用隋的九部乐，至太宗增为十部。其中“天竺乐”的乐工，舞工都穿袈裟，乐舞有明显的佛教色彩。唐懿宗时，“（佛）降诞日，于宫中结彩为寺”，宫廷伶人“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唐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使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新唐书·礼乐志》）
　　唐代佛教的广泛传播为佛曲的创作和流传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据陈炀《乐书》载，唐代乐府曲调有《弥勒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释迦佛尼佛曲》、《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观音佛曲》等等共26曲。初唐善导法师，传净土法门，倡专心念佛，曾著《法事赞》、《往生赞》、《般舟赞》等歌赞三卷。中唐法照，制定“五会念佛”法规，并作有“散花乐”等曲，影响甚远，《千声佛》等绕佛之曲，流传至今。晚唐少康，更辟蹊径，面向民间，吸收、借鉴当时当地老百姓熟悉喜爱的传统乐曲，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佛曲。当时民间流行的佛曲，数量更是不可胜数，随着佛教流传到不同地区，其中不少佛曲颇具地方特色，江南“唯以纤婉为工”，北方“皆用高深为盛”，“关内关外，吴蜀呗辞，各随所好，呗赞多种”，唐代佛曲在创作上，可以说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巅峰。
　　唐代僧人中演奏,演唱名家辈出。唐德宗时的段本善就是其中的高手。相传贞元年间长安举行盛大演出，“宫中第一手”的琵琶演奏者康昆仑于东市彩楼演奏，其高超的技艺获得观众的倾倒。此时，一位盛妆的女郎出现于西市彩楼上，她将昆仑所弹的《羽调绿腰》移入更难奏的《风香调》中弹出，昆仑惊服，请拜为师，这位女郎就是乔装的艺僧段本善。僧齐已有一首《秋夜听业上人弹琴》：“万物都寂寂，堪闻弹正声。人心尽如此，天下自和平。湘水泻秋碧，古风吹太清，往年庐岳奏，今夕更分明。”名妓薛涛有一首《听僧吹芦管》诗：“晓蝉鸣咽暮莺愁，言语般勤十指头。罢阅梵书聊一弄，散随金磬泥清秋。”艺僧们高超的音乐技艺，征服了众多善男信女的心，推动了佛教的传播。
　　六朝“唱导”的传教方式，在唐代演变为“俗讲”。所谓俗讲，就是以通俗的方式宣讲佛教的义理和佛经故事。宣讲时常常连说带唱，描摹表演，很能吸引观众。俗讲师们不殚劳苦，游行村落，以这种通俗的方式宣扬佛法，劝善化恶。长庆年间的文溆法师是其中的佼佼者。“长庆中，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扬，感动里人”（唐段安节《乐府杂录》）“有文溆僧者，公为听众谈说……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唐·赵璘《因话录》）且令宫廷音乐家黄米饭折服，“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而撰成名曲《文淑子》。《续高僧传》记载宝严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士女观听，掷钱如雨”。从这些史料中足见俗讲的号召力。韩愈的诗句：“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姚合的诗句“乃闻开讲日，湖上少渔船”，“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都生动地描绘了唐代佛教及其音乐的繁盛景况。佛教音乐几乎成了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促成佛教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代的“俗讲”等活动，是对庶民百姓的佛教思想普及教化和启蒙教育，不过那时的庶民百姓主要是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参与这些活动，到宋代以后，很多寺院对百姓开放，并与百姓共同从事佛事活动。如南宋时都城临安以寺院为主导建立了社会佛事组织，如“净业会”、“药师会”、“放生会”等，有的则是以百姓为主体的组织。宋代民间佛事活动的频繁，促进了寺院与民间在音乐方面的结合。《僧史略》卷下《结社法集篇》记载：“近闻周郑之地邑多结守庚申会，社集鸣铙钹，唱佛歌赞，众人念佛行道，或动丝竹，一夕不睡。”宋代出现了一批琴技高超的僧人琴师，如僧人义海，知识渊博，长于文字工夫，其琴艺也表现出很高深的修养和非常幽远深邃的意境。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
　　佛教音乐经过盛唐之后，在宫庭、社会以至于百姓的生活中仍然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并从多方面影响了中国说唱音乐及器乐演奏的发展。从现存宋词和元曲的词、曲牌中，均可见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如词牌《菩萨蛮》、曲牌《双调五供养》等，甚至在文人士大夫的七弦琴音乐中，也出现了《普庵咒》这样的曲目。继唐代俗讲而起的宝卷，在宋时盛极一时并一直绵延到明清，影响了近世多种戏曲及曲艺音乐。
　　明清之际，佛曲日益深入民间，许多佛曲用民间曲调演唱，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颁布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通令全国佛教徒习唱，其中大部分曲调为当时流行的南北曲，如《感天人》之曲即《小梁州》、《成就意》之曲即《好事近》等。由于佛教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日趋繁荣。
　　佛教音乐与民间音乐的融合，自明清以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引古乐，时乐进入寺院，演化成百姓喜爱的佛教音乐，如北京智化寺音乐，潮汕庙堂音乐；二时传播佛曲的曲目，技法于民间，逐渐形成多种直接为民众生活服务的宗教性民间音乐，如山西八大套及西安鼓乐中的僧派，甚至包括冀中管乐中的大部分等。目前仍存的全国各地民间器乐曲的诸多乐种，乐曲的形成过程中，很大部分都有佛教影响的痕迹。
　　现代著名的律宗高僧弘一法师，博学多才，精通音律、诗词。他曾编写过很多佛教歌曲，曲调优美清新，歌词含义深邃典雅，很多是通过自然界的现象来阐发人生的苦、空、无常、无我等佛法道理，或歌咏赞叹佛、法、僧三宝的功德，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歌赞依佛法修行，身心无垢清净的法喜之乐。其中有些歌曲，很富浓郁的人情味，如《忆儿时》：“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飘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苦恼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鸟，曾把闲情诧。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亲恩》“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在天之涯,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弛。梦偃卧摇篮以啼笑兮,时恍惚以魂弛.梦偃卧摇篮以啼笑兮,似婴儿时。母食我甘酪与粉饵兮,父衣我以彩衣。……梦挥泪出门辞父母佤，叹生别离。父语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语我以早归。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汩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配唱以曲调，的确十分感人，他的佛教歌曲，在三十年代学校里和社会上相当流行。八十年代电影《城南旧事》，把他的《送别》作为主题曲，又流行于当世。
　　中国佛教音乐，一方面维护和宣扬佛教经典的教义，歌颂佛法，赞美佛道，倡导众生皈依佛门，一方面尽量用群众喜闻乐见，善入人心的方式，使佛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孝顺父母等道理潜移默化地传播到群众心中，在历史上起了不小的社会伦理教化功能，是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