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的崇教抑禅政策与江南禅宗

元初的崇教抑禅政策与江南禅宗
　　纪华传
　　在元代汉传佛教中，禅宗仍然是主要宗派，影响最大。其中北方以万松行秀(1166—1246)及嗣法弟子雪庭福裕(1203—1275)、林泉从伦(1223—1281)、耶律楚材(1190—1244)等为代表的曹洞宗为主。北方海云印简(1202—1257)一系的临济宗，由于再传弟子刘秉忠(1216—1274)在世祖时得到重用，也有一定影响。南方则完全是临济宗的传承。在北方的禅宗中，不管是曹洞还是临济，都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尽管其影响无法与江南的临济宗相比，但仍被朝廷奉为“正宗”。
　　与北方禅宗得到国家支持相比，元代江南禅宗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虽然江南禅宗仍然作为禅宗的主流而最为繁盛，但由于受到崇教抑禅政策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元代江南大多数禅僧对朝廷歧视禅宗表示不满，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一系的禅师，他们始终与官府保持着距离，一生不住持官寺，隐遁于山林，励志苦修。到元代中期，一些禅师则积极与官府保持一致，以元叟行端、笑隐大沂、昙芳守忠、古林清茂等为代表，受到帝王的尊崇，地位高，声名煊赫。总体来看，元初的崇教抑禅的政策，歧视和打击作为汉传佛教主流的江南禅宗，使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一、教禅廷辩与崇教抑禅
　　元代对于佛教经典义理的重视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窝阔台时代。1235年，由于“沙门久废讲席，看读殊少”，朝廷下旨选试经僧道，凡识字者可为僧，不识字者则令还俗。由于海云印简在朝廷中的威望，向派来试经的官员据理力争，最后“虽考试亦无推落者”。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朝廷对于佛教各派的态度，即重视经教，提倡讲经说法，对不立文字的禅宗开始有所限制，这客观上促进了佛教中研习经教的风气。
　　从现有资料看，忽必烈上台以后，随着藏传佛教地位的提高，逐步确立了崇教抑禅政策。至元二年(1265)，“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仍于各路设三学讲、三禅会”。这只是反映了兀统治者对义学的重视，还没有明确提出崇教抑禅。最早记载忽必烈崇教抑禅的是在至元八年(1271)，姚燧在《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曾记载：“侍讲徒单公履欲行贡举，知上于释崇教抑禅，秉是隙言，儒亦有是科，书生类教，道学类禅。”关于崇教抑禅另一则记载是宋本的《普应国师道行碑》，雪岩祖钦(?—1287)见当时朝廷“尊教抑禅”，曾召见高峰原妙(1238—1295)受密戒。可见在13世纪70、80年代，朝廷已经公开实行了崇教抑禅的宗教政策。
　　至元二十五年(1288)，江淮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召集江南禅教人物至燕京(即今北京，1246年改称中都)，公开辩论教禅优劣，史称教禅廷辩。这次事件对元代江南禅宗影响最大。关于教禅廷辩，见于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佛祖统纪》卷四十八《法运通塞志》中后人补修的元代的内容。二书所记载的辩论结果有所差异，结合当时其他文献记载，大致可以理清这次辩论的情况。下面主要依据《佛祖历代通载》的记载，并参照《佛祖统纪》和其他相关资料，对元代佛教中的这一重要事件具体过程、社会原因和历史影响等作以分析。
　　《佛祖历代通载》说，至元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杨琏真伽召集江南禅、教僧人至燕京；《佛祖统纪》则说召集“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问法”。从各种资料来看，律宗的僧人即使参加了这次辩论，也只是象征性的陪衬而已，自始至终出场的主要是禅师和讲主。代表禅宗的是径山云峰妙高禅师，代表教门的有天台宗的上竺和唯识宗的仙林等人。
　　这次辩论，与其说是“问法”，不如说是对禅宗的讨伐。据《佛祖历代通载》记载：“戊子春(按：1288年)，魔事忽作，教徒谮毁禅宗。师(按：妙高禅师)闻之叹曰：‘此宗门大事，吾当忍死以争之。’遂拉一二同列趋京，有旨大集教禅廷辩。”所以妙高禅师进京也是被动地为禅宗进行辩护。《佛祖历代通载》记载这次问答过程颇为具体，其内容基本上是可信的。这次所谓的辩论，从一开始就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对教门的僧人，只是象征性地简单问了一下讲何经，便让他们“退位而立”。但对禅宗僧人，却前后三次问难，明显存心刁难。
　　第一次提问首先传圣旨，问妙高：“禅以何为宗?”妙高则大谈禅宗“净智妙圆，体本空寂”，说禅宗“非见闻觉知之所可知，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然后侃侃而谈禅宗由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递相传授，最后又谈到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思想特色，说释迦牟尼佛临终曾言，自己从证悟成佛到最后涅檠，中间未尝谈一字，担心后人滞于名相不离知解，“所谓不谈一字者，炽然常说；以无说之说，是为说法”。在这一问答中，妙高并不明白这次教禅廷辩的真正意图，而只是完全按照禅宗传统的说法去回答，没有什么新意。对教宗的僧人来说，这些话正好成为他们向禅宗展开辩难的靶子。
　　接着，世祖请讲主来判定妙高所讲的教外别传到底对还是不对。由辩论对手来判断其是非，可见世祖的用意，即并非要平等地辩论，而是故意要打击禅宗。所以仙林体会“圣意”，说：“南方众生多是说谎，所以达摩西来不立文字，正恐伶俐的说谎贪著语言文字，故有直指之语。”以“南人”来联系禅宗，也最能体会世祖之意。此时世祖正在推行等级制度，将南人划为最低一等，所以仙林的这段话确实正中江南禅宗要害。魏道儒先生曾说：“以南人为低下，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限于南北相嘲，而是元朝统治集团正在推行的等级制度，由此驳难禅宗，禅僧的任何辩解都是多余的。”。这一评价是很有道理的。况且世祖本来就对南人心存猜忌，如他曾问浙西宣慰使管如德：“江南之民得有无二心乎?”所以对江南禅宗的打击，是世祖忽必烈推行的等级制度在佛教中的反映。
　　至此，禅宗已落下风。但世祖仍不肯就此罢休，又提出用神通来检验禅宗的真假：“俺也知尔是上乘法，但得法底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烧，于热油锅中教坐，汝还敢么?”这一手法与世祖当年在佛道斗争中对付道教的手法如出一辙。妙高老实地回答说不敢：“此是神通三昧，我此法中无如是事。”于是，仙林乘机说到：“道不敢，便是输。”其结果如《佛祖统纪》所记载，“使教冠于禅之上”，即最终以禅宗的失败而告终。
　　但在《佛祖历代通载》的记载中，却说妙高在与仙林辩论过程中，“林辞屈，上大悦，众喙乃止”。说禅宗在这场辩论中取得了胜利，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后来世祖忽必烈对于禅宗与教门所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出，《佛祖统纪》所载的禅宗失败，并使教升于禅之上才是真实的。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曾如此评价元代禅宗：“元帝欣有为之功德，不通心宗之精髓，教家势力渐在禅师之上，虽有行秀门下并径山妙高等，不能挽回，禅道之凋衰，有落日西顷之感。”
　　经过教禅廷辩，元统治者继续推行崇教抑禅政策，特别是加强了在江南地区的实施。就在教禅廷辩的同一年，世祖忽必烈诏江淮诸路，立御讲三十六所，专门筛选懂经论重修行的僧人任讲主，其中对于唯识宗的僧人尤为重视。与朝廷关系密切的江南禅师笑隐大沂曾说：
　　国朝以仁慈为政，荐尚佛教，又益信慈恩之学。先是其学盛于北方，而传江南者无几，至元廿五年，诏江淮诸路立御讲三十六，求其宗之经明行修者分主之，使广训徒。
　　唯识宗，又称慈恩宗或法相宗，是中国佛教中的一个宗派。自从玄奘法师、窥基法师在唐代建立此宗以后，当时曾盛极一时，但不久便很快衰落了。元代唯识学又有所发展，如唯识宗的僧人云岩至德、吉祥普喜等都被选为讲主，云岩至德还被忽必烈亲自召见，赐宴并紫方袍，命住持天禧、旌忠两大寺院。
　　华严宗也得到了国家的重视，至元年间，朝廷甚至还下旨，要将江南禅宗著名寺院(“江南名刹”)都改为教寺。《续灯存稿》卷四云：
　　至元间，有贤首宗讲主奏请将江南两浙名刹易为华严教寺，奉旨南来抵承天。次日，师升座，博引《华严》旨要，纵横放肆，剖析诸师论解纤维若指诸掌，讲主闻所未闻，大沾法益，且谓：承天长老尚如是，矧杭之巨刹大宗师耶?因回奏，遂寝前旨。
　　承天寺即承天能仁禅寺，位于平江路，为苏州著名的禅宗丛林。由于梦真禅师挺身而出，以其广博的学问折服了前来的华严讲主，才保住该寺没有被改为教寺。但江南名刹的住持如梦真禅师这样精通经论的毕竟不多·，所以很多南宋以来的禅宗著名寺院被迫改为了教寺。如天台山国清寺原为禅宗十刹之一，而进入元代之后，又被易禅为教，由天台宗僧人性澄将其恢复为天台宗的道场。在元代，天台宗和唯识宗在江南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杭州的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演福寺、兴福寺等均为天台宗的道场，杭州的开化寺、仙林寺等则是唯识宗的道场。
　　崇教抑禅的政策至少影响到元代中后期。天历二年(1329)，笑隐大沂与蒋山昙芳守忠一起奉诏进京，“京师之为禅宗者出迎河上，曰：国家尚教乘，塔庙之建为禅者寂然，禅刹兴于今代自师始，吾徒赖焉。”此时，元文宗已将金陵潜邸改建为大龙翔集庆寺，将其地位提高到五山之上，请大沂任住持。由于大沂与那些跟朝廷保持距离的江南禅僧不同，他积极地靠拢朝廷，深得朝廷信任，所以请他任该寺住持，甚至赐予他“释教宗主、兼领五山寺”的头衔。这样的情况在元代是极为少见的。从上面所引的材料可以看出，在天历二年以前，元廷一直对禅宗采取了抑制的态度。
　　元世祖之所以要推行崇教抑禅的政策，概括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抑制江南禅宗的发展。元代灭宋以后，江南禅僧多采取不合作甚至抵制的态度，不。少原来禅宗寺院的住持拒绝继续担任住持，还有不少禅师离开了禅宗的寺院到了深山闭关修行，或卸任后混迹于禅林，做普通的僧众，这自然会引起朝廷的反感。第二，至元间推行四种等级的政治制度，出于对南人的歧视，作为南方佛教主流的禅宗自然也相应地受到了排斥。分化和打击江南禅宗，是元代推行的等级政策在佛教中的反映。第三，与忽必烈归信了藏传佛教有关系。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帝师，深受藏传佛教中重视教理学习、重视密咒神通等的影响。而藏传佛教教义与禅宗思想多有不同，禅宗强调“即心即佛”、“不立文字”、“平常心是道”，主张担柴运水无非妙道，不离世间日用而得解脱，不追求神通。第四，与蒙古统治者重视现实利益有关，重视修建寺院、举办大型的祈福法会，重视有为功德。如《佛祖统纪》记载：“上(世祖)问帝师曰：‘造寺建塔有何功德?’师曰：‘福荫大干。”八思巴的这一回答正合世祖祈求现世福报的心理，而对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则根本不感兴趣。
　　二、江南禅师对元朝统治的抵制
　　元世祖的崇教抑禅政策，对江南禅宗采取了歧视和抑制的态度，造成了汉传佛教各派之间形同水火，互相攻击。这对于作为禅宗主流的江南禅宗打击很大，使江南禅宗因此而日趋衰落，引起了江南禅师的强烈不满。如元初僧人圆至曾慨然而言：
　　至于吾法三学共出于一门，均于为教善，尤宜各以所传互相博约，以通知圣道之大，合势并力，相恤相救，以卫其教之衰，岂宜割沟垣于堂奥之上，挺戈戟于同室之间，以自斗其道哉!而比年以来，三学浮图各私其教而不相悦，攻争伐击于一佛之说，有邪正是非。大浮图不能窒其源，反哓哓为诤首，以媚其下，辩无当于道，胜无益于宗，顾为儿戏之争，市井之哄，聚讼于广众之上，戟手于卿相之筵，使新学小生腾其余说以相讪，口语纷然，其势如儒墨不相下。
　　这里所说的“大浮图”，应指召集江南禅、教僧人到中都进行辩论的江淮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他在江南胡作非为，横行于世，为汉人普遍痛恨。对杨琏真伽的严厉指责，实际上是对元代佛教政策的不满。元世祖忽必烈在处理汉传佛教的时候，怀有偏袒之心，造成了汉地佛教的分化与不合，特别使江南禅宗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抑制。
　　元兵南下灭宋后，多数禅师出于民族心理和气节观念，无法接受新的朝廷，甚至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在元初最有影响的禅师中，大多数不与新政府合作。下面将以临济宗虎丘派祖先一系的雪岩祖钦及其弟子高峰原妙和天隐圆至、崇岳一系的横川如珙、大慧派居简一系的晦机元熙为例，试谈元代初期江南禅宗对元朝统治的抵制。
　　高峰原妙(1238—1295)为雪岩祖钦(?—1287)的法嗣。宋亡以后，“宗门尊宿渐向寂寞”，雪岩祖钦毅然奋起而拯救之，得法弟子中著名的有十余人，皆为法门龙象，遍布于江南各地，坐大道场，宣阐法要。Q)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高峰原妙，此外还有虚谷希陵、天隐圆至和及庵宗信等人。祖钦曾有感于朝廷“尊教抑禅”，故召原妙至钱塘，授密戒，此后原妙便隐居于山林悬崖，不与官府来往。e据《高峰原妙禅师行状》载，至元十六年(1279)，宋朝为元朝所灭后，原妙上天目山西峰，至元十八年，入张公洞闭死关，至去世的十五年时间中，足不出关，被世人尊称为“高峰古佛”。高峰的弟子中峰明本及其法系在整个元代，都保持了不住持官寺的特点，不与统治者合作，在元代禅宗中影响最大。
　　圆至(1256—1298)，字天隐，别号牧潜，高安姚氏子。少习举子业，季父姚勉、父亲姚文、叔兄姚云都是宋代名臣。据《补续高僧传》记载：“师按窥世相，深有感悟于中，以咸淳甲戌出家，依仰山慧朗禅师钦公脱发，时年十九。”Q)咸淳甲戌是1274年，襄樊、襄阳已陷一年多，蒙古兵由丞相伯颜率领，沿汉水而下，渡过长江，当时南宋政权操纵在贾似道手中，守城宋臣或降或逃，沿江诸州相继陷落。圆至出家，实有感于此，所以家国观念在他的心中是非常强烈的。洪乔祖为他著的《筠溪牧潜集》作跋，称赞他“远权要，避名誉”。以他的经历，在元灭宋后，不与新王朝合作是很自然的。
　　横川如珙(1222—1289)，为祟岳系天童文礼弟子，曾住持荐山灵岩寺，后举迁能仁禅寺。“丙子之乱，乃归放众寮，辞病闭卧，不应外。”丙子年，即德祐元年(1276)，此年蒙古兵攻入临安，俘恭帝等帝后官吏而去。可见横川如珙在宋亡前夕，便辞去寺院住持之职，只是作为普通的僧人，不与世人往来。后来由于他人推荐，被任命为育王寺住持，此事使他感到很惊愕，因为当时“自公选道废，位以求得，惟师皆自至，时论荣之”。他后来出任育王寺的住持，并非出于情愿。元代丛林中公开选贤任能的制度已经废除，住持之位往往是部分僧人因善于钻营而求得，如珙显然对此现象不满，所以被任命为大丛林的住持时才会感到“惊愕”。
　　净慈寺晦机元熙(1238—1319)，嗣法于物初大观，为大慧宗杲一派居简系的再传弟子。黄溍在《笑隐禅师行道记》中曾说：“江南既归国朝，禅宗尊宿共扶其道者数公而已，晦机尤以老成，为国柱石。”他的兄长随文天祥起兵抗元战死，“至元中，杨琏真伽总统释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进入，乃亲诣师，求记述始末，因与俱朝京师。师曰：我有老母，兵后存亡不可知，归江西寻之”。坚决拒绝了杨琏真伽的请求。宋亡后，二十年未出世。
　　此外，东岩净日得法于无准师范弟子西岩惠，宋末时“誉闻益彰”，先后主持过圆通寺和东林寺。1292年被任命为育王寺住持，“未几归隐”。元初像这样归隐的僧人为数不少。如祖先一系的雪屋珂禅师颇具有代表性：
　　珂以宋鼎既迁，即谢寺事。时金山默庵雅禅师，尊师道行。时元兵下江南，默庵被总兵伯颜胁置幕中，从至武林。默庵言于伯颜，请珂住灵隐，亲持请疏扣门。珂抽关，露半面问曰：汝为谁?默庵曰：古人某甲也。珂落关曰：我不识你。盖珂虽处世外，而以忠自持，故不屑灵隐之职。
　　雪屋珂禅师虽为方外之士，却“以忠自持”，于宋亡后，拒不出任灵隐寺住持之职，此举多受时人及后人赞叹。不仅如此，还有禅师甚至以绝食而死的方式拒绝接受新的朝廷。如“珂座下有首座某，年八十余，叹曰：我生于宋，老于宋，乃不得死于宋。遂绝粒而死”。
　　从总体上看，在元初的一段时间中，江南的大部分禅师出于民族心理和气节观念，拒绝接受新的朝廷，甚至给予坚决的抵制。另。一方面，元世祖忽必烈出于政治统治需要等原因，对江南禅宗采取了歧视和打击的态度，也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三、江南禅宗的分化与衰落
　　元代中期，朝廷对于江南禅宗的态度逐渐缓和，开始注意笼络江南有影响的禅师。在这一时期中，江南禅宗因此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大部分禅师仍然保持着元初江南禅宗的特点，不与朝廷合作，继续退隐于江湖，居住山林中修行，称为“庵居知识”。还有一部分禅师则表现为积极与朝廷靠拢，住持名山大刹，煊赫一时，所谓“道契王臣，名喧宇宙”。前者以中峰明本一系的禅师为代表，包括断崖了义及明本弟子千岩元长、天如惟则，以及无见先睹、石屋清珙、觉诚本隐等人。后者则以元叟行端、笑隐大沂、昙芳守忠、古林清茂等人为代表。
　　元初，也有少数禅僧积极靠拢新朝廷，如虚谷希陵，得法于雪岩祖钦，世祖忽必烈时，曾蒙召见，说法称旨，赐号“佛鉴”禅师，此后，先后修建太平兴国禅寺，主持径山寺，成宗时加赐“大圜”之号，仁宗加号曰“慧照”。元初禅师中像希陵这样得到朝廷如此尊崇是很少见的。在元代中期以后，则出现了不少“道契王臣”的禅师，其中以元叟行端(1254—1341)的影响最大。行端为大慧派妙峰之善弟子藏叟善珍的法嗣，大德四年(1300)，出世住持湖州翔凤山资福禅寺，“名闻京国”，降旨赐号“慧文正辩禅师”。大德八年(1304)，敕住中天竺万寿寺，未久，又住持灵隐寺。朝廷于金山寺设水路大会，命行端说法，事毕，受皇帝召见，加赐“佛日普照”之号。至治二年(1322)，又住持径山兴圣万寿寺。其间，三度受赐金裥袈裟，受到历代皇帝的器重。
　　居简系的笑隐大沂(1284—1344)是元代地位最高的一位禅师。大沂是晦机元熙的弟子，如前文所述，元熙在宋亡后二十年中没有出世，元贞二年(1296)才出世主持百丈山。后于至大元年(1308)主持净慈寺，大沂从之，为书记。至大四年，出任湖州乌回寺住持，此后，又陆续主持过杭州报国寺、中天竺寺等。天历二年(1329)，文宗将金陵潜龙之旧邸改建为龙翔大集庆寺，其位次要高于前代之禅宗五山十刹，大沂奉诏为开山第一世，领五山寺院，授予三品文阶太中大夫，赐“广智全悟大禅师”之号。顺帝时，又奉敕校正《敕修百丈清规》。大沂在元代禅师之中地位之煊赫，可谓无以复加。
　　蒋山昙芳守忠(1275—1348)与古林清茂(1262—1329)都出自崇岳一系。守忠为玉山德珍的嗣法弟子，主持过金陵崇因寺、蒋山寺、集庆寺等大寺院，受赐“佛海普印大禅师”、“大中大夫广慈圆悟大禅师”等号，曾与大沂一起受到文宗皇帝的召见，也是元代地位煊赫的禅师之一。清茂为横川如珙的弟子，先后住持过平江府天平山白云寺、开元寺、饶州(江西鄱阳县)永福寺、建康(南京)保宁寺等。清茂“道契王臣，名喧宇宙”，也深受元廷的尊崇。
　　相比于“道契王臣”的禅师，“庵居知识”一派的禅师则多隐居于山林之中，以明本、先睹和元长最为有名，此三人均属破庵祖先一系的禅师。《千岩和尚语录》中说：“当元之盛时，庵居知识，在天目则中峰本公，华顶则无见睹公，毅然法幢，东西角立。伏龙虽晚出，而与天目、华顶并高矣。”明本一生不住持官寺，随处结庵而居，是这一派禅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无见先睹禅师(1265—1334)是断桥妙伦禅师门下方山文宝的法嗣，居天台之华顶峰，“其地高寒幽僻，人莫能久处，惟禅师一坐四十年，足未尝阅户限”。虽然如此，但他的影响却非常大，“道价洋溢，奔走皈依”。千岩元长(1284—1357)，颇有其师遗风，开悟后，受明本禅师付嘱，隐居于天龙之东庵，耽悦禅味，不与世人交接。笑隐大沂禅师主持中竺法席时，极力推荐朝廷起用他。江浙行省左丞相脱欢任宣政院使，也派遣使者强迫元长出世，但他都没有答应。在天龙东庵居住不久，因为诸名山长老争相劝请，他考虑自己不为世所容，于是与弟子希升东至乌伤伏龙山。明本的另一弟子天如惟则(1276—1354)，往来于华亭、吴门、天日之间，“不开堂，不领住持”，然而所到之处，归依问法者络绎不绝。明本的同门断崖了义，“元贞乙未(1295)，高峰示寂，师亦韬晦，或游禅林，颓然居下板，孤峭严峻，不假借人辞色。或触其机锋，发言如奔雷，诸方客衲，莫不惊叹。居不择地，随寓而休，而律苑大闲，凛如冰霜。所至四众归重，公侯贵人，争相迎奉无虚日”(o。石屋清珙(1272—1352)，曾随原妙参学，得及庵宗信禅师付法后，“居山三十余载，入定观心，妙达真体”。有请住持禅刹，则“坚卧不起”，然而就是这样的禅师，却于“至正间，朝廷闻师名，降香币以旌异。皇后赐金裥衣，人皆荣之，师澹如也”。
　　“庵居知识”一派的禅师拒绝住持官寺，不与官府往来，居山修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元初的崇教抑禅在他们心中仍有很深的印象，朝廷对禅宗甚至汉地文化的歧视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第二，由于元代僧官制度的弊端，僧官权力太大，徇私舞弊现象严重，不少住持与宣政院使互相勾结，使一些有良知的禅僧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第三，元代禅宗丛林素质下降，禅僧多不守戒律，所以不少禅师出于拯救丛林之弊，想通过自己的真实修行，作僧人的表率。这些禅师在信众中的影响比那些“道契王臣”者要大得多，也因此在元代中期以后引起朝廷的重视，授予他们封号及赐金裥袈裟，如明本去世后还封他为国师，颁赐其著作人大藏经。虽然如此，却仍然无法挽回江南大多数禅师对元代的反感心理，这种状况一直到元末都没有真正改变。
　　由于元初的尊教抑禅政策，加上元代中期江南禅宗的分化，使江南禅宗日益走向衰落。元代隐逸之士郑思肖在《十方禅刹僧堂记》中对元代江南禅宗的衰落有非常重要的记载：“先是三十年来，争夺住持·，耗常住，竭私畜，弄贫买胜，无辜争讼，亦多摧挫费耗，失僧仪落业，共拨因果，大为时俗变坏。江南十方丛林古意，今尽不存。”郑思肖所举的争夺住持、为财产而争讼、戒律败坏等现象在元代确实比较严重。他还讲：“富者愈富，念念谋僧官，买大住持，营私室为俗窟，生亲子为徒弟，业重魔炽，浮于俗人。”郑思肖虽然不是僧人，但仍然为江南禅宗的衰落而深为痛惜：“何期末法丛林凋零若此!思之骇然，安得不泪下如雨。”郑思肖晚年曾寓居吴中佛寺，与僧人往来密切，对江南佛教非常熟悉，他的这一记载基本是可信的。
　　(原载《觉群学术论文集》第4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