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渊寺与明代番经厂杂考

法渊寺与明代番经厂杂考
　　陈　楠
　　[摘要] 本文由内容相关联的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考证法渊寺问题，以信实可靠之汉藏文文献证实所谓明代法渊寺实际建于清乾隆年间。而在明代，法渊寺及其毗邻嵩祝寺和智珠寺实为番汉经厂之所在。由此得出结论，明宣德年间第二次入朝的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驻锡之地不可能是法渊寺，从而纠正国内外有关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谬见。第二部分深入探究番经厂的历史沿革及其职司功能问题。
　　[关键词] 法渊寺；明代；番经厂
　　[中图分类号] B946.6 B9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6)02-0138-06
　　一、关于法渊寺
　　因近几年做大慈法王研究课题，涉及到大慈法王在北京驻锡之地事，偶然遇到法渊寺及番经厂问题，觉得也有必要搞搞清楚。今北京东城沙滩(五四大街)北有嵩祝寺街，原为嵩祝寺旧址，寺东为法渊寺，西为智珠寺。三寺究竟建于何时，已难考究。黄颢先生《在北京的藏族文物》一书中言：“该寺(嵩祝寺)建于清康熙时。明崇德九年(1434)宗喀巴弟子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应明之请来京，即赐驻是寺之东邻法渊寺。清时，嵩祝寺居中，东邻明之法渊寺，西邻明之智珠寺，三寺建筑相连。据史料载，此三寺均为喇嘛寺，其中以嵩祝寺规模最大，声誉最隆。今日嵩祝寺尚存后殿两层藏经楼一处，其大部寺址已为今日东风电视机厂厂址(1993年)。但仍保存原寺殿宇。法渊寺变存数殿。智珠寺尚存重檐亭式殿宇及后殿、东配殿各一处，亦为东风厂所用”。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一般都认为释迦也失来北京后驻锡于法渊寺，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是日本佐藤长先生所著的《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1962年)，其根据是桥本所译妙舟《蒙古佛教史》中将藏文“ha yan si”对译为“法渊寺”。(日)佐藤长著、邓锐龄译：《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笔者新近考证认为这一对音应为“华严寺”，即五台山“显通寺”，此寺原名“花园寺”，所以认为佐藤长氏的说法有误。仅凭尚搞不清是否准确的对音就认定释迦也失住在北京法渊寺的结论实在缺少依据。但几十年来，人们对此未再深究，每言及大慈法王于宣德九年入朝，就会提到法渊寺，几成定论。
　　据《清凉山志》记载，大显通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北侧，为五台山五大禅林之一，始创于东汉永平年间(58—75年)，初名“大孚灵鹫寺”，相传五台山与印度灵鹫峰相似，故在此建寺并名，为五台山佛刹开山之祖。至北魏孝文帝时再建，“环匝鹫峰，置十二院。前有杂花园，故亦名花园寺”。唐太宗年间又重新修建过，武则天因新译《华严经》中有五台山名，改寺名为大华严寺。明成祖时又敕命重修，因噶玛巴大宝法王得银协巴于此地举办大法会，“感通神应”，因赐名“大显通寺”。及至永乐三年时，设僧纲司于大显通寺，“率合山僧祝厘，本州月给僧粮”。[明]释镇澄：《清凉山志》[Z]卷二。从这些记载，可知大显通寺在五台山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自永乐至宣德年间，大慈法王曾先后三次来五台山，据《清凉山志》及《新续高僧传》，均是驻锡于大显通寺。考大显通寺的历史，知其曾名为“花园寺”，和“华严寺”，所以笔者认为令研究者困惑已久的藏文史传中的“hayansi”，应为“花园寺”或“华严寺”之对音，而且《大慈法王传》中也记载释迦也失在汉地五台山兴建了六座大寺院，并在“美朵多热”(metogldumra，意为“花园”)附近建立了名为“ha yan si”的寺院。《大慈法王传》[M](藏文抄本)第13页上。长期以来，藏史研究者因不清楚“花园寺”在何地，因而一般译之为“法音寺”，进而推测为北京之法渊寺。笔者以为，由藏汉史料相互巧妙印证，可以断定释迦也失驻锡五台山之寺院即是“花园寺”即“华严寺”，也就是永乐年间的大显通寺。关于“hayansi”的悬念可以告一段落了。
　　搞清楚了藏文史传中“hayansi”的下落，再回过头来研究一下北京法渊寺的问题。仔细阅读相关资料，发现有些学者所说的“明代法渊寺”并无什么确切根据，其中最有利的证词就是“明代大慈法王在北京驻锡之寺”，既然是明代藏族高僧驻锡之地，那自然是明代就存在的寺院了，而且至少在明宣德初年就已存在了。而由于笔者前文的考订，基本上否定了这一说法，所谓明代法渊寺的说法就更难令人信服了。
　　关于法渊寺的记载，最有说服力的应是乾隆三十九年编撰的《钦定日下旧闻考》中的记载，此书之所以可信，一是当时人记当时见闻之事，二是所记内容就是记录者所居住的京城之事，应该不至有误。该书系乾隆皇帝弘历命窦光鼐、朱筠等根据康熙二十五年朱彝尊编辑的《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而成，最后由于敏中、英廉任总裁，所以书前有“钦定”字样。该书至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刻版出书，是过去最大最全面记载有关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等的资料选辑。
　　仔细研读《日下旧闻考》相关记载，可以发现，朱彝尊所撰《日下旧闻》在皇城条云：“自北安门里街东曰黄瓦东门，门之东街南曰尚衣监街，北曰司设监，再东曰酒醋面局，曰内织染局，有外厂在朝阳门外，又有蓝靛厂在都城西，皆本局之外署也。曰皮房纸房，曰针工局，曰巾帽局，其后临河有梓潼庙，曰火药局，即兵仗局之军器库也。……北安门内街东曰安乐堂，内官有疾者徙此。……再东稍南曰内府供用库”。这里所言的内府供用库之地正是包括了前文所述嵩祝法渊智珠三寺之旧址之地。其下朱彝尊原注释文字说明，此地正是明之番汉经厂之所在。在朱氏原注释之后，有“臣等谨按”几字，表明其下内容为乾隆时于敏中等人所加：“明番经厂、汉经厂今为嵩祝、法渊、智珠三寺。考嵩祝寺东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又法渊寺有张居正撰番经厂碑记云，番经厂与汉经厂并列，是可据也”。[清]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Z]，卷三十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6页。其后又进一步补充说明三寺的具体位置，建筑特色等：嵩祝寺寺址在三眼井之东，寺大殿及后楼有乾隆亲笔提写的匾额“妙明宗镜”、“慧灯普照”，两侧楹联也是乾隆御笔亲书：碧砌瑶阶春色丽，琪花春草日华鲜；夜梵闻三界；朝香彻九天。法渊寺在嵩祝寺东，寺有铜鼎一，高六尺有咫。同上。
　　另有清人著《宸垣识略》中亦有类似记载：“嵩祝寺在三眼井之东，有御书额，为章嘉呼图克图焚修之所。法渊寺在嵩祝寺东，有铜鼎一，高六尺有咫，有御制碑文。智珠寺在嵩祝寺西，有御书书额。考按：嵩祝寺东廊下有铜锺一，铸番经厂字；西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法渊寺有明张居正撰番经厂碑。据此，则三寺为明番汉经厂。”[清]吴长元：《宸垣识略》[Z]，卷三皇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9-50页。
　　从上述记载可知，明代番经厂旧址在乾隆年间已经改建成嵩祝寺、法渊寺和智珠寺。直到明穆宗隆庆末年还曾重修番经厂，万历时首辅张居正还特地刻碑，而据崇祯时期的宦官刘若愚《酌中志》一书仍有番经厂记载，仍无三寺之说，因而可以断定法渊等三寺均属清代寺院，至于改建年代则不得而知。
　　二、关于明代番经厂的两个问题
　　1、《张居正番经厂记》关于明代番经厂的历史及其沿革情况，文献记载十分有限，有些问题也弄不清楚，向来研究者廖寥。但许多人也知道有番经厂这回事，而且一般从字面上看，认定它是一个刊刻印刷藏文佛教经书的所在。关于明代番经厂的设置情况在《明实录》、《明史》、《明会要》等正史文献中未见记载，今了解番经厂事主要依据清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明刘若愚《酌中志》等明清笔记文献类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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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由内容相关联的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考证法渊寺问题，以信实可靠之汉藏文文献证实所谓明代法渊寺实际建于清乾隆年间。而在明代，法渊寺及其毗邻嵩祝寺和智珠寺实为番汉经厂之所在。由此得出结论，明宣德年间第二次入朝的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驻锡之地不可能是法渊寺，从而纠正国内外有关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谬见。第二部分深入探究番经厂的历史沿革及其职司功能问题。
　　[关键词] 法渊寺；明代；番经厂
　　[中图分类号] B946.6 B9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6)02-0138-06
　　一、关于法渊寺
　　因近几年做大慈法王研究课题，涉及到大慈法王在北京驻锡之地事，偶然遇到法渊寺及番经厂问题，觉得也有必要搞搞清楚。今北京东城沙滩(五四大街)北有嵩祝寺街，原为嵩祝寺旧址，寺东为法渊寺，西为智珠寺。三寺究竟建于何时，已难考究。黄颢先生《在北京的藏族文物》一书中言：“该寺(嵩祝寺)建于清康熙时。明崇德九年(1434)宗喀巴弟子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应明之请来京，即赐驻是寺之东邻法渊寺。清时，嵩祝寺居中，东邻明之法渊寺，西邻明之智珠寺，三寺建筑相连。据史料载，此三寺均为喇嘛寺，其中以嵩祝寺规模最大，声誉最隆。今日嵩祝寺尚存后殿两层藏经楼一处，其大部寺址已为今日东风电视机厂厂址(1993年)。但仍保存原寺殿宇。法渊寺变存数殿。智珠寺尚存重檐亭式殿宇及后殿、东配殿各一处，亦为东风厂所用”。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一般都认为释迦也失来北京后驻锡于法渊寺，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是日本佐藤长先生所著的《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1962年)，其根据是桥本所译妙舟《蒙古佛教史》中将藏文“ha yan si”对译为“法渊寺”。(日)佐藤长著、邓锐龄译：《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笔者新近考证认为这一对音应为“华严寺”，即五台山“显通寺”，此寺原名“花园寺”，所以认为佐藤长氏的说法有误。仅凭尚搞不清是否准确的对音就认定释迦也失住在北京法渊寺的结论实在缺少依据。但几十年来，人们对此未再深究，每言及大慈法王于宣德九年入朝，就会提到法渊寺，几成定论。
　　据《清凉山志》记载，大显通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北侧，为五台山五大禅林之一，始创于东汉永平年间(58—75年)，初名“大孚灵鹫寺”，相传五台山与印度灵鹫峰相似，故在此建寺并名，为五台山佛刹开山之祖。至北魏孝文帝时再建，“环匝鹫峰，置十二院。前有杂花园，故亦名花园寺”。唐太宗年间又重新修建过，武则天因新译《华严经》中有五台山名，改寺名为大华严寺。明成祖时又敕命重修，因噶玛巴大宝法王得银协巴于此地举办大法会，“感通神应”，因赐名“大显通寺”。及至永乐三年时，设僧纲司于大显通寺，“率合山僧祝厘，本州月给僧粮”。[明]释镇澄：《清凉山志》[Z]卷二。从这些记载，可知大显通寺在五台山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自永乐至宣德年间，大慈法王曾先后三次来五台山，据《清凉山志》及《新续高僧传》，均是驻锡于大显通寺。考大显通寺的历史，知其曾名为“花园寺”，和“华严寺”，所以笔者认为令研究者困惑已久的藏文史传中的“hayansi”，应为“花园寺”或“华严寺”之对音，而且《大慈法王传》中也记载释迦也失在汉地五台山兴建了六座大寺院，并在“美朵多热”(metogldumra，意为“花园”)附近建立了名为“ha yan si”的寺院。《大慈法王传》[M](藏文抄本)第13页上。长期以来，藏史研究者因不清楚“花园寺”在何地，因而一般译之为“法音寺”，进而推测为北京之法渊寺。笔者以为，由藏汉史料相互巧妙印证，可以断定释迦也失驻锡五台山之寺院即是“花园寺”即“华严寺”，也就是永乐年间的大显通寺。关于“hayansi”的悬念可以告一段落了。
　　搞清楚了藏文史传中“hayansi”的下落，再回过头来研究一下北京法渊寺的问题。仔细阅读相关资料，发现有些学者所说的“明代法渊寺”并无什么确切根据，其中最有利的证词就是“明代大慈法王在北京驻锡之寺”，既然是明代藏族高僧驻锡之地，那自然是明代就存在的寺院了，而且至少在明宣德初年就已存在了。而由于笔者前文的考订，基本上否定了这一说法，所谓明代法渊寺的说法就更难令人信服了。
　　关于法渊寺的记载，最有说服力的应是乾隆三十九年编撰的《钦定日下旧闻考》中的记载，此书之所以可信，一是当时人记当时见闻之事，二是所记内容就是记录者所居住的京城之事，应该不至有误。该书系乾隆皇帝弘历命窦光鼐、朱筠等根据康熙二十五年朱彝尊编辑的《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而成，最后由于敏中、英廉任总裁，所以书前有“钦定”字样。该书至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刻版出书，是过去最大最全面记载有关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等的资料选辑。
　　仔细研读《日下旧闻考》相关记载，可以发现，朱彝尊所撰《日下旧闻》在皇城条云：“自北安门里街东曰黄瓦东门，门之东街南曰尚衣监街，北曰司设监，再东曰酒醋面局，曰内织染局，有外厂在朝阳门外，又有蓝靛厂在都城西，皆本局之外署也。曰皮房纸房，曰针工局，曰巾帽局，其后临河有梓潼庙，曰火药局，即兵仗局之军器库也。……北安门内街东曰安乐堂，内官有疾者徙此。……再东稍南曰内府供用库”。这里所言的内府供用库之地正是包括了前文所述嵩祝法渊智珠三寺之旧址之地。其下朱彝尊原注释文字说明，此地正是明之番汉经厂之所在。在朱氏原注释之后，有“臣等谨按”几字，表明其下内容为乾隆时于敏中等人所加：“明番经厂、汉经厂今为嵩祝、法渊、智珠三寺。考嵩祝寺东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又法渊寺有张居正撰番经厂碑记云，番经厂与汉经厂并列，是可据也”。[清]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Z]，卷三十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6页。其后又进一步补充说明三寺的具体位置，建筑特色等：嵩祝寺寺址在三眼井之东，寺大殿及后楼有乾隆亲笔提写的匾额“妙明宗镜”、“慧灯普照”，两侧楹联也是乾隆御笔亲书：碧砌瑶阶春色丽，琪花春草日华鲜；夜梵闻三界；朝香彻九天。法渊寺在嵩祝寺东，寺有铜鼎一，高六尺有咫。同上。
　　另有清人著《宸垣识略》中亦有类似记载：“嵩祝寺在三眼井之东，有御书额，为章嘉呼图克图焚修之所。法渊寺在嵩祝寺东，有铜鼎一，高六尺有咫，有御制碑文。智珠寺在嵩祝寺西，有御书书额。考按：嵩祝寺东廊下有铜锺一，铸番经厂字；西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法渊寺有明张居正撰番经厂碑。据此，则三寺为明番汉经厂。”[清]吴长元：《宸垣识略》[Z]，卷三皇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9-50页。
　　从上述记载可知，明代番经厂旧址在乾隆年间已经改建成嵩祝寺、法渊寺和智珠寺。直到明穆宗隆庆末年还曾重修番经厂，万历时首辅张居正还特地刻碑，而据崇祯时期的宦官刘若愚《酌中志》一书仍有番经厂记载，仍无三寺之说，因而可以断定法渊等三寺均属清代寺院，至于改建年代则不得而知。
　　二、关于明代番经厂的两个问题
　　1、《张居正番经厂记》关于明代番经厂的历史及其沿革情况，文献记载十分有限，有些问题也弄不清楚，向来研究者廖寥。但许多人也知道有番经厂这回事，而且一般从字面上看，认定它是一个刊刻印刷藏文佛教经书的所在。关于明代番经厂的设置情况在《明实录》、《明史》、《明会要》等正史文献中未见记载，今了解番经厂事主要依据清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明刘若愚《酌中志》等明清笔记文献类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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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于番经厂的设置情况，最直接的资料应是明万历元年(1573)的《张居正番经厂记》。现移录于下：
　　番经来自乌思藏，即今喇嘛教，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也。成祖文皇帝贻书西天大宝法王廷致法尊尚师等，取其经缮写经传。虽贝文梵字不与华同，而其义在戒贪恶杀，宏忍广济，则所谓海潮一音，醍醐同味者也。厂在禁内东偏，与汉经并列，岁久亦渐圮矣。穆宗庄皇帝尝出帑金，命司礼监修葺。今上登大宝，复以慈圣皇太后之命，命终其事。经始隆庆壬申，至八月而告成事，垂诸久远焉。万历元年四月八日，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撰。同上书，第617页。
　　从碑文内容分析，番经厂应设置于永乐年间，而其职司功能也应与刊刻藏文佛经有关。明代曾先后刊印两个版本的藏文大藏经——永乐版大藏经和万历版大藏经。明成祖即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即遣使赴乌思藏迎请噶玛巴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永乐四年噶玛巴至南京朝觐，明成祖给予最高级的礼遇，封他为“大宝法王”。噶玛巴大宝法王于永乐六年(1408)辞归乌思藏后，明成祖又派遣宦官专程去乌思藏取来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蓝本，并于永乐九年(1411)在南京雕版全部《甘珠尔》，并换序文，印刷后送往藏区。黄明信：《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藏文全集总目录》序。这是历史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的《甘珠尔》大藏经，此前藏文大藏经以抄写本形式流传。这部珍贵的《甘珠尔》系根据蔡巴《甘珠尔》制成铜版印行，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珠印刷，共计105函。原版无存，印本现藏于拉萨色拉寺和布达拉宫。万历版藏文大藏经系万历年间重刻永乐版《甘珠尔》，并增刻《丹珠尔》42函，原版无存，现仅存少量印本。周华：《藏文〈大藏经〉对勘出版工作概况》[J]，《中国藏学》2000年第1期。
　　关于永乐版大藏经刊刻情况似无疑问，明成祖派员赴乌思藏求取蔡巴《甘珠尔》并雕版刻印时，明朝新都北京还未建成，为刊刻藏文佛经所特意建立的机构——番经厂也应设在南京，永乐版大藏经整个刻印过程均在南京完成。
　　而万历版情况则要复杂一些。首先要考察一下重新刊刻藏文大藏经的缘起：明永宣两朝对藏传佛教及其高僧优礼有加，其后英宗、景泰、天顺、宪宗成化、孝宗弘治各朝沿袭永宣优礼藏僧政策，各个时期都有些变革措施，但总的精神主旨没有多大变化。到武宗正德年间，优礼藏传佛教及其高僧的情况在朝野上下达到了最高潮，武宗本人痴迷藏传佛教，甚至演出了许多荒唐闹剧，从而引发许多朝廷大臣的不满与非议。武宗去世后，因无嗣，皇位最终选择近支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即后来的明世宗嘉靖皇帝。这位嘉靖皇帝笃信道教，在他当政的45年中，京城中凡与藏传佛教有关的事物或废或汰，存者寥寥。只有了解这一层历史背景，才能体会到张居正碑记中的“厂在禁内偏东……岁久亦渐圮矣”举重若轻的含义。
　　仔细研读张居正碑记，得知明穆宗隆庆壬申年即隆庆六年(1572)开始修辑番经厂，到当年的八月便告完成，速度很快。事实上明穆宗隆庆皇帝在位仅六年，就在壬申年的六月间去世，仅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即位，由皇太后辅政，其实由首辅大学士张居政执掌朝纲。就在朝廷皇权更嬗、宫廷多事之时，急急忙忙修葺已经废圮多年的番经厂，日理万机的首辅大臣又亲撰碑记，又是为什么呢？
　　考察这一时期的相关历史文献，可以得知重修番经厂之事确属当时朝廷所面临的最重大的事情。明代嘉靖中期以后，蒙古俺答汗(1508-1582，又称阿勒坦汗)浸强，其势力已经遍及整个漠南蒙古西部，成为与蒙古察合尔宗主大汗分庭抗礼的大首领。俺答汗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及对中原经济文化的仰慕，曾多次向明朝表示朝贡归顺之意，但都因世宗嘉靖皇帝为首的朝廷采取笼统的排蒙政策而予以拒绝，甚至于导致嘉靖二十九年(1550)“戊戌之变”的发生，及俺答军事逼贡的后果。到穆宗隆庆朝时，这种情况开始缓解。隆庆四年初，朝廷分别任命方逢时和王崇古为大同巡抚和总督，这两位开明颇有才干的地方大员对蒙古采取了友好的态度，从而为双方达成和解奠定了基础。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俺答汗向明朝“请金字番经及及遣剌麻番僧传习经咒”，总督尚书王崇古将此事禀奏朝廷，并趁机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意见：“虏欲事佛戒杀，是即悔过好善之萌。我因明通弊，亦用夏变夷之策，宜顺夷情以维贡市”《明穆宗实录》[Z]，卷六五。。礼部虽认为王崇古的意见正确，但当时穆宗已是重病在身，宫廷内外围绕中枢大权的争夺十分激烈，俺答汗请金字番经和喇嘛番僧的请求，也只好拖延下来。待六月穆宗驾崩之后，万历登基，张居正辅政，朝廷大事趋于稳定，王崇古便又急不可待地上书言俺答求番经之事：
　　隆庆六年十月庚申，总督王崇古奏：
　　顺义王俺答纳款之初，即求印信互市。之后累求经、僧，节蒙朝廷允给，既足夸示诸夷，尤可大破夷习。虏王即知得印为荣必将传示各部落珍重守盟，永修职贡；虏众既知奉佛敬僧，后将痛戒杀戮，自求福果，不敢复事凶残。是朝廷给印、赐经之典，真可感孚虏情，诸转移化导之机，尢足永保贡市。议者乃谓印器不可轻假，佛教原非正道，岂知通变制夷之宜。查祖宗朝敕建弘化阐教寺于洮河，写给金字藏经，封以法王、佛子，差法阐教等王分制四域，无非因俗立教，用夏变夷之典。今虏王乞请鞑靼字番经，以便颂习，似应查给，照天朝一统之化，其剌麻西番等僧开导虏众，易暴为良，功不在斩获下。宜各授僧录司官，仍给禅衣、僧帽、坐具等物，以忻虏众。庶诸虏感恩尊教，贡盟愈坚，边圉永宁。《明神宗实录》[Z]，卷六。
　　王崇古的奏章言辞中肯，通情达理。奏章中引徵永乐、宣德朝朝廷封授法王、刻印金字番经、在洮河地方赐建番寺等典制，用以阻塞某些朝臣的不同意见，认为答应俺答汗的请求是利国利他的大好事，既树立朝廷恩威，又可化导夷人；既可保持贡市之利，又可维护边境地区之稳定。对于这样的请求，朝廷没有理由拒绝。礼部完全同意王崇古的意见，问题只有一个：“惟无经典可给”。
　　明朝很不容易招抚据有甘青、河套广大地区的土默特蒙古，封俺答汗为顺义王。由于受环境影响，征战一生的俺答汗年老后一心向佛，屡次向朝廷请求赐予番经。这里还应有另外一层含义，即是循永乐朝曾刻印金字番经赐予三大法王之旧制。但时过境迁，此时令朝廷焦急的是拿不出番经赐送俺答汗，而不能满足俺答汗的请求，朝廷上下几十年间为稳定甘青及河套地区所作的努力也许会功亏一篑。因此，首辅张居正知道事情重大，才十万火急地安排司礼监迅速修葺番经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朝廷就完成了刊印番经的事情，至万历元年三月己亥，“颁送番经于虏酋顺义王。从王崇古奏也”。《明神宗实录》[Z]，卷一○。
　　按上文王崇古奏章中言俺答所请乃鞑靼字番经，笔者认为是奏章本身有误。万历元年所赐俺答汗的番经理应还是藏文佛经，俺答汗请番经的同时，还请藏传佛教僧人(番僧)去给他们“传习经咒”。
　　相关内容，在《酌中志》中也有记载，略有出入，移录于兹，以备稽考：
　　初万历元年四月，顺义王俺答奏选得金字番经，并喇嘛僧为传颂经典。礼部通行顺天府造金字经三部，黑字经五部，选得番僧兼日早回，毋得淹滞。神庙报可。至十一月，礼部如督臣王崇古之请，给俺答佛像番经，赏去传经番僧二人禅衣、坐具并靴袜，授在(京)番僧九人官，仍给禅衣、坐具、帽靴，及各给其番官四人彩缎。[明]刘若愚：《酌中志》[Z]，卷一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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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朝廷颁赐俺答番经后不久，于万历四年(1576)俺答汗延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入青海传教，修建仰华寺，此后蒙藏关系及甘青地方史揭开新的篇章。
　　2、明中后期番经厂的职司功能的演变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记载最为详尽的是刘若愚的《酌中志》，该书二十三卷，附录一卷。刘若愚原名刘时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大概卒于崇祯十四年(1642)以后。其祖父及父兄都曾担任军职，他于16岁时因感异梦而于万历二十九年入宫，在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陈矩名下，后来升迁为司礼写字奉御，再升迁为监丞。天启初年，魏忠贤专擅朝政，其心腹宦官李永贞担任司礼监秉笔，因为刘时敏读书好学，兼通经史，擅写文章，于是被委派在内直房经管文书。魏、李二人经常密谋，对刘亦不信任，刘虽心存异志，但不敢怒也不敢言，于是改名“若愚”，暗寓“苦心”之意。崇祯二年，因涉牵魏忠贤案，被处斩监候，在幽囚悲愤中撰写《酌中志》，记述在宫中数十年的见闻，该书自崇祯二年至十四年陆续写成，此后，刘若愚终于得到释免。《酌中志》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杂史，所写宫中之事都是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之事，因而比较翔实可信。
　　据《酌中志》记载，番经厂隶属于司礼监，由内官掌管。在明代内府十二监中，最重要的就是司礼监，其掌印太监是皇帝最宠信的大太监，因其“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在司礼监众多的职司中，又有掌管“经厂”的内容：经厂掌司四员或六员，在经厂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明]刘若愚：《酌中志》第94页。
　　番经厂自永乐年间建立以来，虽曾承担过刊印藏文佛经之使命，但毕竟刊印佛还不是十分经常性的任务，特别是到了明中后期，它的根本职司似乎与刊印佛经少有关系，而更多的则是服务于朝廷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一些内容：
　　1)掌管相关宫殿内香火烛案之事。有明一代，除个别时期外，宫廷中从皇帝后妃到宫女太监等，大多崇信藏传佛教，许多大殿内都辟有专门房间供奉藏传佛教佛像(西番佛像)。这些佛龛造像需有专门的人员每天设置香火烛案及习颂西方梵呗经咒。因在宫廷中，由真正的喇嘛番僧来管理多有不便，于是便由番经厂的内官来担当此任。据《酌中志》载，明代供奉有西番佛像的大殿主要有英华殿、隆德殿以及钦安殿等。
　　2)明代宫中凡做佛道法事，笼统称之为“做好事”。除番经厂外，还设有汉经厂和道经厂。每厂都有固定人员，平日各自学习相关宗教知识、念颂经咒、熟习仪轨之事，衣着穿戴也分别按各自宗教要求去做。其人员来源则是每招宫人入宫，总会特别拨给三经厂，每厂各拨10人左右，保证宫廷宗教活动需要。“做好事”有固定的日期，也有遇到特别情况临时安排的。固定日期是：每年元旦(正月初一)、万寿圣节(皇帝诞辰)、逢癸亥之日等。“做好事”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一般分一永日(一昼夜)、三昼夜和七昼夜等。每到“做好事”时，在番汉经厂内悬设幡，在番经厂宫门外还特别立一个监斋神：该神制作如同傀儡，身披真正的盔甲器械，与真人大小，黑面竖发，像门神一般，威灵可怖。其后，番经厂的内监们皆戴番僧帽，身穿红袍，配上黄领子黄腰带，类似喇嘛番僧的装束，做藏传佛教法事一昼夜或三昼夜圆满结束。
　　在万历年间，每逢八月中旬神宗皇帝的万寿圣节，番经厂内官不仅在英华殿“做好事”，还要到更宽敞一些的隆德殿内“跳步吒”，其仪式大略为：有执经诵念梵呗者十余人；有一人装扮如韦驮模样，合掌执杵，面北而立；有御马监等衙门的内官十多人手牵活牛黑狗围绕在四周；有学番经、跳步吒的内官几十人，每个人头戴方顶笠帽，身穿五色大袖袍，身披缨珞；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后，手执大锣；其余则左手持有柄圆鼓，右手拿着弯槌，一齐击打之，时急时缓，各有节奏。同时，按五色方位，视五方五色伞盖下诵经者进退为舞，大约要跳三四个时辰才结束。同前书，第119页。这些活动无疑是当时藏传佛教跳神仪式在明宫廷中的表演。
　　宫廷中每凡举办法事，都是宫廷中的大事，一般视举办活动的规模大小，皇帝要特批赏钱，三经厂参加者都可领到数目不等的赏钱。另外所涉及的内府衙门也很多，诸如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针工局、兵仗局、惜薪司、司设监及尚膳监等衙署。
　　3)明代宫廷由于番汉经厂经常举行佛事活动，许多宫女及内官大多崇信佛教，《明史?宦官传》中就说：“中官最好因果，好佛者众”。习佛念佛，过一种出家人一样的清净修行的生活，也是许多老年宫女及内官太监的选择，因而番汉经厂也常是一些崇佛内官宫女们的养老之处。如明武宗时，“西宫大答应宫人，有愿祝发为尼者，上作剃度师，亲为说法，置番经厂中”[清]毛奇龄：《武宗外纪》[Z]，参见[明]陆深等著：《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Z]，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按所谓“答应”即是明代宫女的另外一种称谓，清代因之。武宗自己痴迷藏传佛教，也鼓励后宫赋闲无聊的宫女们学习信奉藏传佛教。比较起来，宫女们在幽深的紫禁城中过着极度空虚的生活，在番经厂每日习诵番呗经咒也可有些精神托寄，明武宗此举也还比较开明。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 陈楠，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