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逗老外逗出的震撼

据查，是2000年5月14日的《实话实说》节目。我没看过那一期《实话实说》，但看过这一篇文章，当时就被深深地感动，其实重要的不是他是哪一国人，而是在这个物欲社会中安于清贫、坚守自己做人的良心、坚守自己理想的精神。。

丁大卫是个美国人。我认识他是在电视上。这个美国人带给了我深深的感动。我受 到深深感动的这天是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组请到了丁大卫。我打开电视，就听 到丁大卫在与崔永元唠嗑。崔永元老笑，而丁大卫很诚恳的样子。

丁大卫的故事是这样的：5年前，美国青年丁大卫来到中国。他到了中国一所最普通 的郊区小学教学。这个美国青年因为做人与教学深得人的喜欢，后来居然当上了校长。 大概是1998年底，想到中国西部去看一看的丁大卫到了甘肃兰州。他到西北民族学院应聘当大学教师。丁大卫不是一个能侃的人，机智的崔永元是这样“套”丁大卫的。

“丁大卫，你去大学应聘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说的：‘我曾是一名小学教师，积累 了一些教学经验，所以来你校应聘大学教师？’”没想到丁大卫这样回答:“大概就是这样的。”大卫的话让现场很多观众都会心地笑了。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头。学校给大卫定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大卫去问别人，1200元在兰州是不是很高了？别人说，是算高了。于是，大卫主动找到学校，让人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一再坚持，大卫不让，说：怎么也不能超过1000元。最后，学校给他每月950元。这段经历本来很好笑，但是我注意到现场没一个人笑。

崔永元问：“大卫，你每月工资够用吗？”大卫说：“够了，我每月的钱除了买些饭票，就用来买些邮票，给家里打打电话，三四百元就够了！”

我听见观众中有不少人“哇”地一声发出惊叹。我知道是有人灵魂受到触动了，而这种触动是我们的教科书和父母的教化所达不到的。而真正让我感动的还是以下一幕：

别出心裁的编导在做这一期节目时，让丁大卫带来了他所有的家当. 一只还不及我们平常出门旅游背的那么大而“内容”丰富的帆布袋。而让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便是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生存5年积累下的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财富。崔永元让丁大卫向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家当，大卫的脸红了一下，打开了他的帆布袋，里面的东西是这样的：

1、一顶大卫家乡足球队的队帽。他戴着向人展示时，我看见了他眼里的骄傲。

2、一本相册。里面是他亲人、朋友，还有他教过的学生的照片。

3、一个用精致相框镶好的一家人温馨亲昵的合影（大卫从包里掏出时，相框面上的玻璃被压碎了，大卫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心痛的表情。不一会儿，节目组的人把一个赶着去买来的相框送给了大卫。中央台这一着似平凡的举动令我感动和叹服，它是那么及时地体现了善解人意的内涵和我们对外国友人的尊重）。

4、两套换洗的衣服，其中有一件军装上装。那是大卫爸爸年轻时当兵穿过的，整整40年了。大卫向观众展示时，很有些骄傲地说：因为它漂亮啊！

5、一双未洗的普通的运动鞋。那甚至不是一双品牌球鞋，大卫将它拿出来的时候，说什么也不让崔永元碰一下，他说：“这鞋很臭的！”

6、几件以饭盆、口杯、牙刷、剃须刀为阵容的生活必需品。

7、一面随身带着的鲜艳的五星红旗。

当美国青年丁大卫将一面中国国旗打开，向现场的观众展示时，偌大的演播厅里鸦雀无声，现场乐队深情地奏响了《我的祖国》的旋律。崔永元问大卫：你怎么会时时将五星红旗带在身边？丁大卫说：我时时带着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我现在是在中国，我要多说美丽的中文，有人到我房间里来，看着墙上挂着的五星红旗，也会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再说，看到这面国旗，我就会告诫自己：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师，你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

丁大卫的普普通通的话，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我们的国旗，也让我的眼泪不听话地掉下来。当崔永元问丁大卫在中国感觉苦不苦时，丁大卫说，很好的，比如这次你们中央台就让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来做嘉宾，而且还让我坐飞机，吃很好的饭菜。我看见崔永元有些不好意思地脸红了，他幽默地说：“我觉得你挺像我们中国的一个人？雷锋！”丁大卫想了想，说：“还真有点儿像。”大伙儿“轰”地一声善意地笑开了。“只是，雷锋挺平常的，他只是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该只有一个，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他认真地补充道。没有人再笑了，就连崔永元的脸上都显出了小学生的表情。节目快结束时，崔永元对丁大卫说：“丁大卫，你听到过人家对你的评价吗？”丁大卫笑笑说：“没有！”崔永元说：“好，现在我们就让你来听听。”我们于是看到了这样一组外采镜头：

许多丁大卫的同事，丁大卫教过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在镜头前交替着出现，他们一一地说着丁大卫的可敬与可爱之处，有的人情到深处时，甚至泪盈于眶。一个大学女孩对着镜头说：“丁老师从来没骂过我，但我真的好怕他啊，因为我怕看他因我而失望的样子！”而最后我们看到的一个镜头是：丁老师教过的那所小学的孩子们，一个个争着抢到镜头前流着泪喊：你回来教我们吧！

我们看见，丁大卫不敢再看大屏幕，他深深地把头埋下。一个美国青年，却在中国得到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我的心为之一颤。朴素的平凡的甚至不很英俊的丁大卫，给我们上了最有教益的一课！这样的一课，我们的课本上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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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他是在兰州，他带着我，熟门熟路地倒了两趟公共汽车，来到汽车南站，我们要在这里乘长途车到东乡。站门口的一个司机见了他立刻跑过来，亲热地问“回呢吗？”两人商量了一会儿，丁大卫让我跟着司机去买票，他不在站内上车。后来我才知道，按规定，外国人在站内买票要多加40元的保险，所以丁大卫每次都是和司机说好，给他留一个座位，他走出去一段路再上车，这样就只要付10元的车费。

东乡距兰州约100公里，车程约3小时。一路上，身高1.93米的他，窝着一双长腿，挤坐在长途车的最后一排，以东道主的姿态为我介绍，这条马路是50周年县庆时修的，那座电信塔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这个镇子离县城还有多远，等等。

他的口头禅是“我们东乡”。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有什么不行？”

1995年，丁大卫作为外籍教师应聘到西北民院，学校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他打听了一圈后，知道这个工资比一般教师要高，于是主动找到学校，要求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不同意，坚持要付1000元，丁大卫觉得“四位数”还是太高，几番争执，最后定在了950元。

要求降工资，这也不是丁大卫的第一次。

1994年，丁大卫在珠海恩溢私立小学任英语教师时，为了降低工资，为了和其他老师一样，不住带空调的房间，也和校长发生过一次相似的“斗争”。

当时，学校外面是一个市场，丁大卫指着市场里民工住的地方对校长说，你看他们，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帐篷里，很闷很热，冲凉也不方便，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比他们已经强很多了。

这位校长后来到处和人说，这个丁大卫，老和民工比。

到了东乡，条件更为艰苦。没有暖气、没有电视、没有洗衣机、没有抽水马桶，“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有什么不行？”他说。

“也许有点怪怪的，但我就是这样想的。”说这话时，我们已经来到丁大卫在东乡的“家”里。这是一间13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屋里放着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一个三人沙发、两个文件柜和一张床。白天，这里是福特基金会在东乡赞助的双语教学试验项目的办公室，到了晚上，就是丁大卫的“家”。

那是一张最普通的单人床，我问他这么高的个子怎么睡得下？他说已经习惯了，来中国10年，几乎就没有睡过足够长的床，被子也短，身子盖一床腿脚盖一床。他笑着说这样好，脚臭鼻子也闻不到。

他一边说着，一边找出几张报纸，撕碎，然后用脚把劈柴跺断，开始生炉子。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3月初，海拔2600米的东乡，很冷。

生好炉子，我们出去吃饭。走进一家饭馆，老板和伙计都认得他，丁大卫和他们用东乡土话说了几句，不一会儿，伙计端来了一盘羊肉和两碗面片。平时，丁大卫的饭就是一碗牛肉面或一盘炒面片，加一个饼，不超过3元钱。这次，为了招待我，他请我吃东乡的手抓羊肉。

这顿饭花了30元，我抢着要付账，丁大卫只是坐在那里笑，说“那你看看他们收不收你的钱”。小伙计拿眼睛看着大卫，从他手里接过了饭钱。

以后的几天里，在我的坚持下，大卫“允许”我和他轮流付账。每顿饭，不过就是两碗面或几个包子，两人加起来都超不过五六元。

2002年6月，丁大卫和西北民院的合同到期，他决定辞去民院的工作，专职到东乡来做事。县文化教育体育局也表示，愿意聘请他担任该局教育教学研究室顾问，并每月发给他500元生活费。在东乡，一个任课老师的月收入在900至1200元之间。

然而丁大卫的聘任手续一办就是一年多。2003年6月，甘肃省公安厅、省外事局、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安局等部门专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东乡了解情况，认为他“不计个人报酬，克服种种困难……品德和行为令人感动”。直到2004年1月底，他才总算“名正言顺”地被聘任了。身份问题虽然是解决了，可是，那每月500元的工资，他至今也没有领到过一次。

“我不着急，反正我还有以前的积蓄。”他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支出除了吃饭就是打电话和写信买邮票，每月四五百元就够了。

“听起来你简直就没有缺点。”我开玩笑地说。

“怎么没有？多了！”他一口气地说：“不挣钱、不纳税、不消费、不爱洗澡、不爱换衣服、爱啃手指……”

丁大卫出生在美国克里夫兰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全美最大一家轮胎厂的高级行政人员，妈妈做过中学老师，后来专门在家照顾他们弟兄四人，每年一家人总要去佛罗里达或大峡谷度假。

升大学时，丁大卫选择了弗吉尼亚的威廉马莉大学(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这是全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有300多年历史，经济学专业非常有名。

大学三年级时，大卫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年留学生。和所有留学生一样，他在中国旅行，品尝各种美食。回国后，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拿到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发现自己更喜欢做老师。毕业后，先在日本工作了一年，1994年，他来到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

为这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时，丁大卫发现，招聘的5个人中有4个来自西北地区。他觉得，西北的人才都出来了，有谁去呢？

于是，他把自己的简历寄到西北的一些学校，最后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邀请中，选择了西北民院，他的想法很简单：“这里的学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区当老师，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这也是让丁大卫做出以后很多选择的一个根本想法：“当老师，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在民院，丁大卫不肯住外籍专家楼，而是在学生宿舍楼里找了间小屋。“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比如讲英美文学。第一周，他会告诉学生，我们都要学习哪些作家的作品，每个同学自己选择，无论是狄更斯还是弥尔顿。从第二周到期中考试，每个同学都要上讲台当老师，用任何一种方法告诉大家，这个作家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丁大卫坐在学生中，评价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内容是否充分。下半个学期，则纯粹是看作品、研讨。你喜欢哪部作品中的哪个人物？什么地方没有看懂？

口语课，被丁大卫变成了“演讲与辩论”课。每个学生轮流上台用英语演讲，或者结成小组，就一个话题展开辩论。

他觉得，当老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你应该知道，你所教的，值不值得学生学习。外语，是一种能力，可是现在的外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考级，学生不会说、不会写、不会思考。

丁大卫的课，在民院外语系是出了名的上课提问多，课后作业多。“我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其他老师的作业多不多

每学期第一节课，丁大卫都会和学生讲明，这门课他将怎么上。“他们很清楚我对他们的要求，同时，我也会明确他们对我的要求。”

丁大卫告诉学生，如果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没有批改，或者只是打了个对勾就还给你们，那你下次就不用写作业了。因为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不能要求你们。

“你能做到7年中每篇作业都逐字逐句地改？”我有点不相信。

“嗯。”他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哦，有几次……”有一年，丁大卫同时带3个班的“西方文化背景”课，每个班大概有50人。如果赶上这星期3个班都有课，就有些顾不上。他会和一个班的学生说明，这次作业只看内容，用词和语法就不改了。下次，再换另一个班。“只是偶尔，基本上我不愿意这么做。”

丁老师还有一项绝技，“我上课从不点名。我认识所有的学生。”丁大卫很骄傲地说，“上课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个学生没来。”然后问一下和那个学生比较要好的同学，那个谁怎么没来？生病了吗？

“这么做一两次，学生就有压力了。”

“教育，就是交流。”他认为，任何课程，尤其是在初等教育阶段，有没有电脑、多媒体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人。

“我在广东时见过很多。一个小孩，父母离婚，谁也不来看他，他的学习不好了，老师只批评他不用功。其实这个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告诉他二加二等于几，他需要有人关心，需要一个成年人的榜样，怎么面对人生。”

强调交流，就必须尊重。在学校里，最让他不喜欢的，就是系里有一点事，有什么活动，就可以说学生不用上课了，他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不尊重。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锻炼外语能力的机会，丁大卫在民院组织起英语角，这个英语角的特殊之处在于“有人讲的”。每周日下午3点，他自己开场，先就一个话题讲40分钟，然后自由讨论。为了“引诱”其他高校的外教来英语角，丁大卫承诺，坚持到6点，他请晚饭。算下来，6年半时间，请了多少顿饭他也不记得了，这大概是丁大卫在兰州生活中的最大一笔支出。

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自己不算一个好的英语老师。

“我教他们我觉得最需要的东西，可是，英语角又不能帮他们过四六级。”说这话时，他的语调低了下来，垂着头，蓝灰色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因为缺少维生素，他的手指上满是倒刺。

“东乡文盲率这么高，说明基础教育最差。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而留在兰州，那我就干脆回美国了”

有天下午，我和丁大卫从乡里的学校搭长途车回县城。一上车，售票的小伙子就说：“丁大卫，你说说，你不在兰州待着，跑到东乡来干什么？”

丁大卫和他逗：“东乡好啊。”

小伙子不明白了：“东乡好什么，当然是兰州好了。”这样的问题，丁大卫已经被问了不知多少次了。

2000年，丁大卫在民院教课之余，每周花3天时间到东乡来，开始了他的“义务助学工作”。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以东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国家扶贫重点县。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信息，东乡族是全国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达82.63％。文化程度综合均值，只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大卫离开美国、离开家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留在那里只能是锦上添花。离开兰州，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高等教育很多人在做，国家也重视，西北民院现在已经有7名外教了。相对来说，基础教育就差很多。”他一直记得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全球基础教育的排名，中国倒数第二。“东乡文盲率这么高，说明基础教育最差。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而留在兰州，那我就干脆回美国了。”

“锦上添花不是不好，但首先要保证最需要的。”他说，就好像牙齿美白、整容不是不好，但总要让人先能看得起病，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吧。

刚认识时，我曾经问丁大卫：“你在东乡究竟都干些什么？”

当时他有点怪怪地苦笑了一下，说“good question”，没有解释。

来到东乡，跟着他跑了几天，我也糊涂了，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他所做的事情。

有一天去邮政所取信、订杂志，然后去免古池乡的马场恩溢学校看望那里的六位女老师。

马场学校距县城步行40分钟，是2000年由珠海恩溢学校和新加坡一位女士捐助修建的，今年已经有四个年级240多名学生。每年“三八”节，丁大卫都要给女老师们买一份礼物。前年是床单，去年是闹钟，今年，他说实在想不出买什么东西了，就到邮局给老师们订了两份杂志。预算100元，花了109元。

有一天去东源乡包岭恩溢学校。这所学校离县城最远，要先坐半小时中巴车，再走5公里的山路。那天正赶上沙尘天气。刚走进校门口，丁大卫就嘟囔了一句“国旗怎么没有挂？”后来问过校长，说是天气不好，怕风把旗子吹坏了，所以摘了下来。

学校原来的房子是1956年盖的，早已残破不堪，一位老师带着20多个学生只能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上课。2002年，用7位捐助人的4.5万元经过改造后，现在已经有5个年级110多名学生了。丁大卫上周刚收到一笔捐款，他想把这笔钱用在返还学生部分学费上。这里每学期的收费是25元，他计划给男生返还5元，给女生返回10元。这次去，要把学生的人数和名单定下来，好写信告诉捐款人。

还有一天去春台乡祈牙小学，和校长商量给学生做校服的事。

这是一个山区教学点，从县城步行半小时。只有一个年级，刚入学的孩子一点汉语都不会讲，是使用双语教材的试验点。

一走进学校，丁大卫就趴在教室的玻璃上数坐在里面的学生人数。这是他到每所学校都要做的一件事。据校长、也是惟一的老师说，今年有32个学生，去年是43。人数降了。由于上学期县上要完成“普初”的任务，动员了一些原本不上学的学生来学校，这学期，这些学生又都回家了。

这样杂七杂八的事不一而足。他还为了学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电价去和电力局理论；为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为了春节期间带东乡的6位老师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的事向教育局汇报；还“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培训老师翻译资料……

东乡的好多人知道的丁大卫，是那个“经常走来走去的高个子外国人”。至于他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很多人都说不清。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都干了什么。”说起这些，他显得很是疲惫和落落寡欢。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需要做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事是不是还有一点意义和价值？”他问我。

“我不想做专家、指导者，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我愿意为这里服务。”他总是认为，当地的人比他这个外来者更了解这里需要什么，不要一说就是“钱”。除了钱之外，真的一切都不需要了吗？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

丁大卫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个磨掉颜色的旧文件夹。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资料：丁大卫的身份证明，护照复印件，关于使用捐款修建几所学校的报告，教育局的批复，捐款人的名单，一本存折，几个账本，学校的照片，感谢信，一堆要寄给捐款人的票据……“This is my life here.”(这是我在这里的生活)他说。

几年以来，寄给“甘肃东乡丁大卫”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断，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元。很多人不相信他还在东乡，都在信中说试试看你还在不在这里。

“我大概是东乡收信寄信最多的人。”丁大卫说。因为文盲率高，写信的人不多，县邮政所的主要业务是邮政汇款，而不是信件投递。

怎么使用这些钱，现在就是丁大卫的责任。“我不想要这些钱。”他一再说，建学校、配老师，让该上学的孩子不失学，那是政府要做的事。

但是，既然这些钱都寄到他的名下，他也不能不管。

除了给学生退学费、给学校添置相关物品、教师节、儿童节给老师学生买礼物之类，3年来，每年寒假，他都会带着东乡的老师们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交流，看大海。

马晓红是马场学校的老师，今年春节期间，她和其他5位东乡的老师一起，在丁大卫的带领下，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去到潮阳恩溢学校，和那里的学生老师交流。而此前，马晓红没有到过兰州，没有坐过火车。“一见到大海，哎呀，什么烦恼都忘记了。”说起来她现在还激动不已。

让丁大卫特别自豪的是，在春运期间，他带着6位没出过远门的老师，倒了两次火车，从兰州到广州，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座位，而每人的车票只花了143元。

“你怎么做到的？”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拿出一本边角都已经翻卷了的列车时刻表，给我解释“通票”的概念，有空调和没空调的火车差价多少，以及如何在换车的时候提前到站台找车长和列车员公关，如何凭借他的大个子挤座位。

“对老师们来说，这一路上都是学习。”丁大卫认为。

回来以后，他还要把所有车票收集起来，给捐款人写信，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带老师去那里，一共花了多少，把票据都粘好，随信寄去。

不仅这一项，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会这样写信告诉捐助人。所有的收支账也一式三份，给教育局一份，学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

“又没有人要求你这样，不用这么麻烦吧。”翻看他的账本，从几万元的修学校费用，到几元钱的电话费都登记着，我脱口而出。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他提高了嗓门，看着我，好像有点生气了。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很多捐款人都是反复捐助，最多的，已经达到9次。

丁大卫的精打细算还表现在很多方面。

在祈牙小学，他得意地向我展示他在兰州旧货市场淘到的扩音器。“和新的一样，1973年的产品，一直在库房里放着，质量相当好，才80元。”还有从旧家具市场买的书架，从兰州一家网吧买的折旧的电脑桌椅。

2002年，上海一家保险公司打算捐几台他们淘汰的电脑给东乡。这是好事啊，丁大卫也觉得义不容辞。

7月，6台电脑运到兰州。麻烦也就开始了。

首先，提货单送到东乡丁大卫手里时，已经过了免费保管的期限，还得先付一笔保管费给车站。当时东乡的学校已经放暑假了，学校里没人看管，什么东西都丢过。没办法，丁大卫只得先把装在两个小集装箱里的6台电脑寄存在兰州的朋友家里。

一边，他要乘每次去兰州的机会，找网吧打听人家有没有要淘汰的旧桌椅。当时祈牙小学刚建好不久，连电都还没有通。其他两所学校，电压不足，经常停电，必须得配稳压器，插座也要新买。这里经常刮风，灰尘很大，还要记得去买布料把电脑罩起来。

10月份，对方公司来电话，问丁大卫能不能拍几张学生们用电脑的照片寄去。丁大卫很不好意思，说电脑还没用上呢。对方很不满意，对他说：“你能不能花一点时间做一下这个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租了车，把电脑和配齐的桌椅都运到了东乡。3台放在马场学校，两台放在包岭，1台放在祈牙。

电脑桌椅运来的时候都拆散了，要丁大卫一个一个地重新装起来。老师们从来没用过电脑，连开机都不会，要丁大卫一个一个地去教。

这几所学校都没有电话，上网是根本不可能的。丁大卫想，找一些小的学习软件，让老师学生们练练打字也好。

问题是，6台电脑里有两台没有Windows，还是Dos系统。1996年的机型，只有软驱没有光驱。他找别人要来的一堆光盘什么用也没有。

后来，丁大卫算了算，为了这几台电脑，前前后后一共用去了2500元，他自己费的功夫就没法算了。

还有一次，有个地方捐了1000元，丁大卫告诉对方，这笔钱他打算用来给包岭学校买水管，把自来水引到学校。对方要求出据打印的发票证明，乡政府和县政府加盖公章。

“我们这里是乡下，很多事，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可是，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怎么办呢，麻烦就只好他自己受了。

“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不想被称作雷锋或是白求恩。”

那天去包岭的路上，经过一所叫牙胡家的小学，远远地离着几百米以外，就有孩子扯着嗓子喊“丁—大—卫”。学校和我们走的山路隔着一道很宽的沟。丁大卫高声告诉他们下午回来看他们，可校长和一群孩子还是下了沟跑到路边来，和他说了半天话。

学校的孩子都喜欢他。那些小孩见了他就兴奋，他们喜欢让这个“巨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空中倒立，喜欢一群人围着他抢那个可以在他指尖上转动的篮球。

而丁大卫，也只有在和孩子们玩闹的时候，才显得最开心、最轻松。

老师们也喜欢他。女老师们经常开他的玩笑：这么大年纪还找不到老婆，一定是因为你的脚太臭了。

丁大卫说自己属猴，按照东乡这里的算法，今年应该37岁了。而按照他妈妈的算法，他才35，因为生日还没过呢。他形容自己“大概是那种比较慢热的人”；而他有时问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像“你是不是北京户口”，也让我惊讶不已。他不以为然，“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待10年也一样。”

走在路上，他会不经意地哼一些曲子。有一次，居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

我乐了：“你还会这首歌？”

“我会的多了。”他说，“如果去卡拉OK，我能唱一天不重复。”他知道田震、孙楠，聊起孙燕姿、周杰伦也头头是道。以前，在广东和兰州听得多，现在，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娱乐，偶尔在班车上要一份人家看完的《兰州晚报》，自己看过了，还要拿给学校的老师看。酷爱篮球的他，看不到NBA比赛，爸爸从美国寄给他的篮球杂志就成了他的宝贝。

大卫是个很细心的人，两人走路他一定走在靠车道的那边，在长途车上主动帮带孩子的妇女拿东西。说起自己的家人他更是充满深情。在民院的英语角，话题每星期都不一样，只有每年母亲节那天，他会重复地谈自己的妈妈、奶奶、曾祖母。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碰见对他这个“老外”很好奇的人，人家会问：“你在那儿干什么？收入多少？”他就会据实回答：“帮着办学。没收入。”

对方的反应一般是：“没收入？！你不想说那就算了。”

县里也常常有人和丁大卫说，让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一些宣传，扩大影响，也好有更多赞助。

“我不想这么做。”他说，“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不想被称作雷锋或是白求恩。”他并不想成为什么榜样，也不想去影响别人。

现在他最想有更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东乡语水平；想遇到一位心爱的姑娘一起去青岛、泰山；还想看到什么时候，东乡不再排这个文盲率最高的“第一”。

“你觉得自己还会在这里待多久？”

“只要这里愿意继续聘任我，我就会留下来。”他说得很肯定。

大卫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他也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宗教”叫做American dream(美国梦)：挣更多的钱，开更好的车，住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

但是，他认真地说，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踏实吗？满足吗？平静吗？

“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是会和你说话的，会问你，你究竟为什么而活？不要忽视这个，不要随便吃一片安眠药把这些念头压下去。”说这话时，他的蓝眼睛纯净平和，坐在那张小床上的他，好像拥有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