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道一禅学思想研究

马祖道一禅学思想研究
　　徐嘉
　　内容摘要：在禅宗发展史上，马祖道一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即心是佛”是其对惠能以来南宗思想的继承，“非心非佛”是南宗禅法合乎逻辑的延伸。与此相连的马祖广泛运用的示悟方式，丰富了禅宗的修行方法，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弟子。但这种传法方式以及强调“平常心是道”，一任自然、无道可修，也潜含着一些负面影响。由此，百丈怀海以《禅门规式》适应了禅宗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成为马祖门下的重要传人。
　　关键词：马祖道一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百丈怀海
　　作者简介：徐嘉，1968年生，上海嘉定人，哲学博士，江苏南京东南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马祖道一(709—788)是六祖惠能之后南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在他努力下逐渐形成的洪州宗于中唐以后，成为南宗禅的大宗。马祖道一不仅传承和确立了惠能禅法的基本要旨，而且以其鲜明的特色丰富了禅宗的修行、示悟方式，促进了南宗禅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在整个禅宗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即心是佛：承接与变化
　　自惠能创宗立说，南宗一脉相承的特色即在于启示人们自己觉悟自性，自我解脱，即所谓“识心见性，自成佛道”。马祖道一也不例外。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即心是佛”或者“即心即佛”，乃是马祖强调的禅学要旨之一。这种结论的经典依据比较充分，如马祖语录中记载的：
　　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
　　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
　　类似的思想还散见于其它文献。应该说，“即心是佛”或“即心即佛”确是马祖着力宣扬的禅法思想。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其祖师而来的。这种心佛无二的思想，只是秉承了《坛经》之宗，尊其心要，与惠能几乎没有多少分别。可以说，自惠能、神会之后，这大约已成为禅者的普遍思想。那么，马祖在坚守祖说的同时，有没有超越前贤之处呢?
　　禅宗的思想，包括六祖惠能所创《坛经》中的心性论，在佛教典籍中大都能找到依据。如《华严经·十地品》中早已有“三界唯一心，心外无别法。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的说法；《观无量寿经》中也明确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维摩诘经·佛国品》则有“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之语。惠能所作出的贡献，固然在于将这些经中的固有之意明确为立宗之旨，使禅宗具有特色鲜明的佛性论，但只有将这种心性理论落实于当下之修行，才是禅宗区别于它宗的重要方面。这就是以“明心见性”为主的修行方法和“直指心源”、“顿悟见性”的开悟方式。
　　马祖不仅继承了“即心是佛”的禅学思想，而且在接机方面有进一步的展开。为了令修道者能各自顿悟，马祖因人而异、因才而教，开启了后世机锋棒喝的先风，成为禅机时代的开创者。在禅宗灯录中，马祖留下许多为后辈学人津津乐道的公案：
　　(庞蕴居士)参问马祖：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云：待汝
　　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顿领玄要。
　　(百丈怀海)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再蒙马大师一喝，
　　直得三日耳聋眼黑。
　　从道信、弘忍到惠能，禅宗一直采用公开说法与个别教诲相结合的方式传法，然而无论是说法还是适机引导，都是正面的。可是，同样的“示悟众生，即心是佛”内容，马祖道一在具体的说法中，有意无意之间，已与惠能乃至怀让的做法有所不同。他在正面说法之外，大量采取暗示、反诘、动作甚至棒喝的方式传授禅法、示悟众生。应该说，这一方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顿悟成佛”之一顿，包含着诸多要素。虽然人心圆满俱足，不假外求，但如惠能所言，必须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看似简易，其实除非上根利器，绝不能轻易悟得。即使器质上乘者，亦要进行艰苦卓绝的体悟。而这要求为师者在正面言教的同时，还必须在恰当的时机传送必需的信息。这种契机的把握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能依具体情境随机应变。在参道者不同层次的开悟过程中，机缘转瞬即逝，为不失时机地运用各种方式教导弟子，采用不拘一格的方式是非常必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祖道一无愧于禅宗精神的发扬光大者，其丰富多彩的示悟方式都是指向“顿悟”这一终极目标。
　　这些方法都在来自日常生活，而又回归日常生活。看似平常的一言一行，马祖皆能赋予其传授禅法的意蕴。这种交流参禅心得与意境的方式，使得严肃的修行充满了情趣。依禅宗固有的观念，既然一切事物无非是心的显现，人在随顺自然的意识流转之中便可有心灵的自然展现，那么，生活也罢，修行也好，皆是“心”的自然流露。所以，“平常心是道”尽管其内蕴着深奥的佛教义理，但无疑贯穿着马祖对修行的态度：“即心是佛”是在体认自性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生活与修行，在平凡的生活中保持自然的心态．。
　　二非心非佛：南宗禅法的逻辑延伸
　　如果说六祖惠能提出“识心见性”破除了对于经典的过分依赖与执著，使一代宗风大变，马祖倡“即心是佛”也只是进一步强调了这一宗门要义，那么，当“即心是佛”成为南宗僧众共识，修行圭臬，并被门人广泛传颂时，其弊端也随之而现。就是说，当惠能将僧众从对经典的执著中解放出来，经神会、怀让、马祖几代高僧传法之后，一种对“即心即佛”、“即心是佛”的盲从也悄然出现，使其本身也陷于一种不易察觉的执著。无数修道者为求解脱，时时刻刻在体悟自心自性，对外在的绝对本体的追求转向了对内在的本心的体悟，将其执为实有之物，这一执著，不知不觉亦违背了佛学的基本精神——般若智。
　　佛教将般若视作“诸佛之母”，是贯穿于大小乘之共法。《大智度论》卷第100说：“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诸佛以法为师，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智慧被认为是佛教的根本智慧，它产生佛教的其它一切智慧。佛教大小乘各宗各派都遵般若智，而《般若经》凡九十品，反反复复所阐明者，归根到底是一种“融通淘汰之精神，荡相遣执之妙用”。般若的根本精神在于“荡相遣执”，即扫除对一切现象的执著，以达到对实相的认识。而实相，它以遮诠的方式说明，“实相一相，所谓无相，即是如相”。《般若经》说诸法实相无可得，无所有，毕竟空，此即是诸法之实相。实相无相，即寂灭相。即使佛、一切种智、涅槃，也是如此。故言色，则色性空；言识，则识性空；乃至一切种智也是性空。如果有一法胜过涅粲，亦是如幻如化。而禅宗所言之本心、自性，若以般若智透视之，亦是性空。若执于自性、本心，乃是执空为有，终成偏执。为对治此症，马祖道一在着力传扬“即心是佛”之后，在后期传法中又提出了“非心非佛”，《祖堂集》卷十六记载：
　　江西和尚(马祖道一)说“即心即佛”，且是一时间语，是止向
　　外驰求，空拳黄叶止啼之词。
　　《景德传灯录·马祖传》记载得最为详细：
　　僧问：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师云：为止小儿啼。僧云：啼止
　　时如何?师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种人来如何指示?师云：向
　　伊道不是物。僧问：忽遇其中人来时如何?师云：且教伊体会大道。
　　“止小儿啼”者，在婴儿哭啼时，父母或以空拳示之，假称有物，或将树叶假称为金，给予小儿，哄之莫啼，但张开手却无物，黄叶亦非真金，佛陀以此指代方便说法、应机而教。马祖所说“即心是佛”是权宜之教，即当众生沉迷于浩如烟海的典籍时，如同停留于舟楫之巧而迷失了彼岸的方向，便告诉他们自己本性圆满俱足，不假外求，以“即心即佛”使他们自修自悟。但当僧众认心作佛，无暇他顾，偏执于“唤心作佛”时，便陷于取相着相，思维滞止，妄念又生，此时当告其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无论是“即心即佛”还是“非心非佛”，实际上皆为一种语言，而终极目标是解脱之“大道”，而这种境界却又是难以言诠，只能“体会”的。
　　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是禅宗思维逻辑的合理发展，皆是对执着的破除。前者对治的是众生对外在偶像的崇拜，以为身外真有一佛为实有，以为佛陀说法即真理。后者针对的是修行者对自心的执迷，以为本心、自性即为绝对的本体，以为心即佛即实有。实则法不可执著，心亦不可执著。马祖所谓“非心非佛”者，乃是前执起，破前执，后执起，破后执，一破再破，直达六祖《坛经》中所言的那种空明：“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佛性即诸法实相·，“佛性常清净”意为佛性乃毕竟空。马祖言此心为“平常心”，虽曰“平常”，绝不是凡夫的不修之心，此心空明清净，乃觉悟后所体悟的自性、本心，此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其应机接物尽是道，“非凡夫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可见，此“平常心”是觉悟后解脱状态下的心。而一旦达到对超言绝象的真如的把握，对佛性、本心的体悟，那么，执著之念顿消，再不会旋转于各种言教而不知所措，困惑于不同的方便法门而随波逐流。
　　三马祖禅法的正反维度
　　由惠能至马祖道一，禅宗内蕴的种种理路转向逐渐显露。就义理而言，马祖道一所承接前贤的“即心是佛”是对南宗禅学弘扬，而看似狂悖的“非心非佛”思想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非心非佛”将“心”、“佛”瓦解为“空”，符合“达本性空，更无一法”的般若思想。因此，马祖既教导修行者人人皆有自家宝藏，切勿“抛家散走”做无用之劳，进而又言“心法双亡”，“心”、“佛”亦是“空”、“无”，以求进人无偏执、无分别的境界。在这方面，马祖的做法似乎是运用了佛教一贯的遮诠表达方式：一往无前地荡相遣执，否定、否定、再否定，不断瓦解修行者将某一观念绝对化、固定化的念头。不过，马祖道一修禅方法所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采用的许多启迪方法开创了后期禅宗的独特方式，比如充满玄机的暗示，猝不及防的脚踏、棒打，惊天动地的大喝，交流悟境的机锋等等，不一而足。马祖用其来引导门徒，理解禅门心法，无疑尽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在这些方式大量运用的情况下，南宗禅法潜隐着两种可能的后果：上根资质者，在禅师的教导下，突发顿悟，从而理解了佛法的真谛，一跃而成为觉者。马祖的许多高徒就是这样涌现出来的。而更多的智力平平的修道者，对这种缺少正面言教的传授模式则难以把握佛法真义。尤其是当这种方式推向极端之后，其负面影响更为明显。例如，在后世禅宗法系中，接引学生以“临济喝”与“德山棒”最负盛名，据《五灯会元》载，临济义玄在示灭前，惟恐宗门不传：
　　(义玄)谓众曰：“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三圣出曰：
　　“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师曰：“已后有人间，你向他道甚么?”
　　圣便喝。师曰：“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
　　临济宗乃马祖传承世系中的一大支系，枝叶繁茂，义玄创宗传法以喝著称，然而其门下弟子对此的领悟却未得真义。何为宗门要旨?三圣慧然模仿师父的一声大喝不由义玄失望。这不是偶然事件。由于片面追求这种禅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宗门标识变成了非棒即喝、拳脚相加，常常流于形式的模仿而少有真正的体悟。于是，鱼目混珠者大有人在，至使禅风出现日趋堕落的趋势。
　　再者，禅宗后期极端强调一任自然，无道可修，无法可证。如马祖所言：“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若了此心，乃可随时著衣吃饭，任运过时，更有何事广应该说，如果简单地理解马祖的“平常心是道”，其中所包含的世俗化意味相当浓厚。虽然马祖本意决非如此，但当片面理解这种修行观，并以此作为不必修行的依据时，戒律松弛、沙门俗化就不可避免。在禅门公案中，与马祖有一些关系的丹霞天然，在闻石头希迁讲说戒法时，竟然掩耳曰：“太多也。”并且骑到菩萨塑像上，显示了自己的卓尔不群。后来在慧林寺，天然更是惊世骇俗的焚烧木佛取暖。对于这样的个案来说，天然或可说是领悟了禅法真意的，其本人可能是展现了一种自信与超人的慧解能力，但对其他人就难言了，其所起的榜样作用也往往会走向反面。后来的参禅者对此常常津津乐道，但没有看到这只是个别人不可重复的经历。因为当大批僧众起而效法时，往往只注重了行为所表现的张狂与目无圣祖，却没有意识到禅宗对内心的崇高要求。当然，将禅宗南宗一系出现的狂禅之风完全归咎于马祖道一是不合理的。惠能早已埋下了种种可能。只是在合乎情理地发展惠能一脉的心性论、并将其付诸于现实修行时，马祖以其威望和巨大的影响力，确也增加了修行废弛、宗风败坏的可能性。
　　四马祖道一禅法的继承与发展：
　　百丈怀海的历史贡献
　　《祖堂集·马祖传》载，马祖“说法住世四十余年，玄徒千有余众”，“亲承弟子总八十八人出现于世，及隐道者莫知其数”。《景德传灯录·马祖传》则曰，马祖共有人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虽然具体数字无从考辨，但马祖门下人才济济却是无疑。以其中的佼佼者来说，有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大珠慧海、西堂智藏等十余人，“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他们对禅宗要旨的体认都得到了马祖的认可。南泉普愿忠实传递了马祖的禅法要义，较多地运用了暗示方法，比如禅宗史上著名的“南泉斩猫”就是他的杰作。大珠慧海亦延续了马祖禅法的修行方式，宣扬“无心可用，无道可修”，修道不过是“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西堂智藏的言行在某些方面酷似马祖，“藏头白，海头黑”这一公案大致代表了马祖对其悟境的认同。可以说，从对心性的理解与采用的修行方法与示悟方式上，他们都明显地具有马祖一系的特征。但是，他们在生前是为名扬一方的得道高僧，却没什么优秀的传人，死后不久即法系不明。只有马祖门下的百丈一脉枝叶繁盛，不仅名师辈出，而且数代不衰。
　　有学者认为，马祖门下的高足之中，百丈怀海不值一道，在历来的禅史文献中都看不出他在禅思想史上有什么独特之处，除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种拘谨的禅风和他为规范弟子行为而制定《清规》外，他最重要的业绩大概是培养了黄檗希运、沩山灵佑等著名禅师。因希运与政界交往颇深，门下又有弟子义玄创临济宗，沩山灵佑又创沩仰宗，后世宗风大盛，百丈师以徒显，才俨然成了马祖的衣钵传人。①但是，联系到马祖道一修行方式与示悟方法的潜在的弊端，结论可能正好相反：因为百丈怀海的做法正好及时修正了马祖禅法的负面影响，才有了后期禅门的兴盛。
　　与南泉普愿、大珠慧海、西堂智藏身后宗门沉寂自有各种原因一样，百丈怀海一门独盛，其中也有着某些必然因素。怀海在禅宗史上并不以思想的独创性而著称，他的“口无所辩，心无所行”，“佛是无求人，求之即乖；理是无求理，求之即失”等等言论，不外是惠能、马祖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并无独到之处。但是，怀海却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工作，即将禅法与清规结合起来，将律宗森严的清规戒律与禅门修行融为一体。随着禅宗的发展壮大，禅僧逐渐从律寺中分离出来。他们在独特的修行和传法活动中，要求设立有别于传统寺院的禅寺，而百丈所制定的《禅门规式》(后称《古清规》)则适应了这种要求，既使禅寺的建设与管理走上正轨；又有力地约束了禅门修行者的行为。自惠能始，禅宗强调“戒本自性清净”、“心地无非自性戒”；马祖道一之后，南宗更以“自净其心”反对烦锁的律条约束和持戒的形式主义。但是，禅门涤荡戒律的结果也使佛教清规的强制性约束力大大削弱，那种“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的观念，常使僧徒以“心不懈慢”为由而放松了对自己言行的约束，降低了持戒的行为标准，结果使僧人在民众中威信受到损害。因此，《禅门规式》制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对违犯清规者，不但“以柱杖杖之”，而且集众烧其衣钵道具，从旁门逐出。不仅如此，《禅门规式》还要求僧人“上下均力”、“务于勤俭”，“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些务实的与有远见的做法，更适应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伦理传统，因而为最高统治者所肯定。
　　宋真宗时，《清规》得到赞赏并推广全国，天下丛林无不遵行，故有“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的说法。宋儒程颢曾游百丈祖庭，但见礼仪济济，钟鼓齐鸣，内外肃静，规矩井然，不禁感叹道：“三代礼乐，尽在是矣!”禅者的思想与践行何者更为重要?百丈怀海也许在禅学思想方面没有杰出的贡献，但他的《古清规》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很显然，没有谨严的秩序与规矩，任你灵敏、活泼、高妙的禅风也是枉然。僧俗若无别，何来宗教之尊严?行为若无章，岂不遍地是狂禅!百丈怀海的《禅门规式》是马祖之后禅宗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马祖高妙的禅法辅以谨严的清规，才使禅宗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后代禅门不断增修清规，皆以怀海《古清规》为基本内容。元代德辉奉命编成《敕修百丈清规》，更在其中加入了儒家“忠”、“孝”观念，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宗法礼制，并以清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更加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要求，禅宗的发展也因此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