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道一返蜀的时间、动机及其影响

马祖道一返蜀的时间、动机及其影响
　　郭辉图
　　在马祖道一的生平材料中，有许多粗略和不能准确界定年限的地方，尤其是早年学佛修行及晚年返回蜀地行化弘法的时间和事状更是资料匮乏。马祖本人并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更使得研究者们只能依据有限的一些材料进行思想层面的诠释和解说，对其生平中的一些问题往往比较漠视。而这些不是十分清晰的事实，对于我们了解认识马祖的思想及其意义又是十分重要的。有关马祖行迹的现存材料主要有《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 《五家正宗赞》及权德舆《洪州开元寺石门山马祖塔碑铭》，而大多又是相互援引，粗疏不详，其差别主要在语录公案的选择上。当然，《塔铭》一文，因为体裁的原因，其中较多地融入了权德舆个人的感受，我们可以从中比较真切地感受到马祖的精神风貌，但对马祖的生世行迹依然是语焉不详。根据以上所提及的资料我们也大体可以勾画出马祖的生世轮廓，尽管是极为粗线条的，但这对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马祖道一(公元709—788年)，以俗姓马，世人称为马祖，汉州什邡人。出生于今天四川省什邡市两路口镇马祖村。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2年)，在本邑罗汉寺出家。开元十四年，到资州德纯寺智诜弟子处寂(唐和尚)法师处剃度修行，后又短期到成都净众寺无相(金和尚)法师处修行。开元二十年左右，遵处寂法师圆寂前遗嘱到渝州圆律师处受具足戒。是年，出川峡、上衡岳，谒怀让禅师。从开元二十二年到天宝元年前后，道一一直在南岳般若寺观音台习禅，前后侍让10年许。其间，得怀让禅师点化开悟。成为他精神上的一个成型、成熟的转折点。此后，道一从郴州到韶州六祖慧能宝林禅寺后经大庾岭北人虔州，东向汀州，北上建州，在建阳崇泰里佛迹岭开始聚徒说法。约于天宝三年越武夷山到江西抚州西里山，诛茅建寺，得怀让勘验，是年八月怀让圆寂，道一时年35岁。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历三年，应虔州刺史裴谓之邀到江西南部虔州南康郡龚公山驻锡。大历六年，路嗣恭任江西南道都团练观察使兼洪州刺史，路到任不久即邀请道一到洪州弘法，驻锡开元寺。建中元年，御史大夫鲍防任江西观察使，时“有诏僧如所隶，将归旧壤，元戎鲍公密留不遣”，继续住持开元寺。贞元元年，李兼从鄂岳观察使移镇江西兼守洪州，幕僚权德舆随从参拜大师。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正月游建昌石门山，二月初一，圆寂。
　　贞元七年七月十七日，洪州刺史李兼、建昌县令李启军建塔于石门山，权德舆撰《唐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并序》。
　　元和八年，唐宪宗令江西观察使裴休重修马祖塔，赐名“大庄严”，追谥大寂禅师。
　　关于马祖返蜀的记载，比较正式的禅宗史籍是《高僧传》，传中略记：“马祖还乡开坛说法”。宋绍昙《五家正宗赞》卷一： “江西马祖禅师：师讳道一，汉州什邡人，姓马氏，容貌奇异，虎视牛行，得法南岳，后归蜀乡，人喧迎之。溪边婆子云：将谓有何奇特，元是马簸箕家小子。师遂云：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溪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再返江西。”此后，民国年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太虚大师《希迁与道一》文中记载“道一禅师是四川什邡人，因为他姓马，所以都称他做马祖……”“他从南岳得法后，也曾回到什邡罗汉寺，但他后来常住江西所开龚公山。”民国又信法师在《一千二百年之古罗汉寺》载：“马祖在什邡披裟，渝州受具，南岳学法，悟道归里，筑台说法，可见开元间寺院仍佳”。明代曹楷在《什邡绍宗》记载：“……马祖既得心印，复归什邡罗汉寺，右筑说法台，台角穿一井，为众说法。”当代学者麻天祥、李浩等亦采信此说。麻著《超越与回归》文中记载：“马祖道一禅师是我国唐代著名禅宗大师。他自四川剃发出家，于怀让门下得法，而后弘法蜀湘闽赣等地长达数十年，培养了大批杰出僧材，形成洪州宗，对禅宗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纯一法师也认为道一一度投无相(金和尚)座下参学。此后，释道一在剑南一带广为游访参学，来到过乾州(治所即今湖南吉首西南乾州镇)。另外，嘉靖、万历、乾隆、嘉庆、同治、民国十八、1988年各版《什邡县志》中也都有马祖返蜀弘法的记载。除此之外，在以什邡、成都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广汉、成都龙泉驿、彭州、灌县、梓州郪县、什邡等地均建有马祖寺。在广汉龙居寺、成都及什邡马祖故居及附近农村至今还广泛流传有关马祖返蜀弘法或地名簸箕街、马高桥得名缘由的民间传说和碑文。现在罗汉寺还存有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灌邑马祖寺良钝仝两序合堂大众和尚为恭贺罗汉寺住持印山本寿大和尚复建罗汉堂、藏经楼等开九法会的“法相天台”古匾一道。罗汉寺内还遗存有马祖手掘故井及古说法台遗迹。其次，可以作为马祖返蜀弘法，游方剑南证明材料的其它文字还有由日本高楠顺次郎、望月信亨等编著，1933年东京有雅堂出版的《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册《大觉禅师语录》卷下《颂古》中记录了一道首题为《马大师与西堂、百丈、南泉玩月》的诗，诗云：“戏出一棚川杂剧，牛头马面几般多。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依栏”。作者释道隆，俗姓冉， 自号兰溪，南宋四川涪州人，少年出家。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人日本，为建长寺开山第一祖。南宋祥兴一年(1278年)圆寂，谥号大觉禅师。比这更早的间接材料还有晚唐诗人李商隐的《樊南文集续编》中《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并序》记载，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时，节度川东的柳仲郢(柳宗元之子)造四证堂于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县，距什邡不到100公里)，慧义精舍的南禅院中的墙壁上图绘了益州无相禅师、保唐无住禅师、洪州道一禅师及西堂智藏四人真形，以其“化身作范”、“式扬道风”。与马祖道一同时代诗人号称诗佛的王维的《投道一师兰若宿》一诗。诗云：“一公栖太白，高顶出云烟，梵流诸壑遍，花雨一峰偏。迹为无心隐，名因立教传。鸟来还语法，客去更安禅。昼涉松露尽，暮投兰若边。洞房隐深竹，清夜闻遥泉。向是云霞里，今成枕席前。岂惟留暂宿，服事将穷年”。诗中所说太白山距离长安尚有二百多里，地处京畿道、山南西道和剑南道交接之处。以上种种材料，无论是典籍的、诗文的，还是实物的，建筑遗存的，以及民间口传历史传说的，都十分肯定马祖曾经返回蜀地，以什邡、成都为中心，周游剑南道一带进行弘法，最远到达了接近当时京都长安的太白山中。但是，这些材料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点明他返蜀的具体时间。这就给后来的莫衷一是的纷纭传说埋下了歧见的种子，也给后来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以至于后来的各类典籍或学者的研究，都纷纷回避这个问题，从而也使得对马祖的许多生平事实不能廓清，使人们难以真正深入地把握马祖思想的变化过程。进而使得对洪州宗后来怎样风靡南北，由山林一支之农禅变化为南宗禅主流的过程，最后又如何进入政治文化中心，直接与皇帝对话并逐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中国佛教地图如何在很短时间内被改变，以及南宗禅如何彻底融人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行程等等问题都由于缺乏必要环节的支撑和解释，因而变得模糊不清。
　　对于马祖返蜀的时间，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他在南岳怀让处得法后就直接返回蜀地。其赞同的支撑理由主要是依据绍昙的记载“得法南岳，后归蜀乡，人喧迎之。溪边婆子云： ‘将谓有何奇特，元是马簸箕家小子，’师遂曰： ‘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溪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再返江西”。他们认为，若不是马祖尚还年轻，溪边婆子不会以“元是马簸箕之子”的轻蔑口吻评说此事，马祖也不会有“溪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的自我解嘲，以及“再返江西”的举动。民间传说中，无论是成都簸箕街的由来，还是谚谣中的“得道莫还乡，还乡道不香”的哲理提炼都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另一种看法是于贞元初年回乡弘法，其主要依据是什邡地方志中的记载。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有难于成立之处，因为根据《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史料，马祖的生卒年代是非常明确的，即生于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卒于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如果是贞元初返蜀，当时马祖已经是76岁以上的老人，考虑到唐代四川地区与江西、湖南一带的交通状况，主要依靠岷江、长江、湘江、赣江水路和驿路的沟通，更多地方需要纤夫人力帮助和个人的步行，尤其是在四川境内唐代诗人李白称之为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巴蜀、荆楚一带，一两年内要往返其间，无论是时间、精力、体力、物力上都不可能是一个已届古稀的老人所能完成的。
　　更为重要的是，女口果是中年返蜀，当时马祖尚无大名，不足以号召信众，而唐天宝十四年，又爆发了安史之乱，客观上不具备有利于他弘化正法的条件。如果是在贞元初年，贞元四年，马祖即圆寂于江西石门山，客观上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此，我们应该以更多的更宽广的视角，从他为何返蜀的动机和种种客观条件是否允许等等方面切人加以深入的研究，以考证其更准确、更具有说服力的时间。
　　根据《祖堂集》卷三、 《景德传灯录》卷五《怀让传》的记载，马祖在般若寺怀让处学法达十年之久，以后才离开南岳。大约在天宝元年，即他33岁左右，从郴州到韶州曹溪谒六祖慧能宝林禅寺后，经大庾岭北人虔州，东向汀州，北上建州，到建阳崇泰里佛迹岭，开始草创丛林。当他越五夷山到江西临川抚州西里山，诛茅建寺，大开禅门时，至少已经是35岁，这一年他得到怀让的勘验，所谓“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缺盐和酱”。也就是在这一年(即天宝三载，公元744年)的八月，怀让圆寂，在此之前他是不太可能返回蜀乡弘法的。又根据江西省从事地方志研究的明栋先生的考证，在江西省地方志文献中可考的马祖道场就有二十八处之多。例如西里山，赣州水东乡马祖岩、龚公山、’石巩寺、安仁县马祖岩、豫章真寂禅院、丰城县海慧寺、金溪县石门寺、建昌县大果寺、安义县慧因禅院、钟陵开元寺等等。《宋高僧传》志贤传载：“天宝元年(742年)于本州佛迹岩承事道一禅师”，这里的本州指“建州”，因志贤在俗为建阳人，建阳在唐代属建州。同书{道通传)载：道通，“诵经合格，敕度之。当天宝初载也，时道一禅师肇化建阳佛迹岩聚徒……”同书{明觉传)记载亦相同。并且这些记载与《景德传灯录》道一传相同。另外，作为马祖门下的著名法嗣除道通等外，闽人怀海、怀晖、慧海、隐峰都是在这其间相继投道一参学的。怀海为福州长乐人，幼年出家长乐西山寺(今龙泉寺)，“闻大寂始化南康，操心依附”。怀晖为泉州同安(今厦门同安)人，慧海为建州人(今福建建瓯市)，隐峰为福建邵武人。在这段时间，马祖影响的扩散和驻锡闽赣如此多的道场，当然也不完全排除后世的方志中依草附本借以扬名的现象，但至少可以见出，在天宝初年的前后的近十年中，他的活动范围和弘化范围是很大很宽的，事务是非常繁忙的。这自然也是他希望努力弘传禅业尽快取得信众支持，获取合法政治生存空间的积极而频繁的．努力。同时也正是这种频繁的积极活动和扩张，使得他在闽赣站住了脚跟，声名扩大了，也得到了地方官吏的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支持。以上种种成果的获得，禅门人才的集附和力量的扩大，绝不可能是没有十年以上或至少十年的功夫的。而在马祖以虔州为中心的传法期间，唐王朝经历了“安史之乱”(755—763年)。这场动乱给整个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留下深刻的影响。当“安史之乱”爆发时，马祖已经是46岁了。我们知道马祖之所以选中在虔州龚公山驻锡的原因，是因为应虔州刺史裴谓之邀。谓字士明，河南洛阳人，是礼部尚书裴宽的儿子，少年即举明经，补河南府参军，历官京北仓曹。安史之乱中，史思明再陷洛阳，他利用史曾为其父部将，感激其父的条件，保全了宗室数百人，又暗中将叛军情况密报朝廷。所以乱平之后除太子中允，迁考功郎中。代宗初，任河东道租慵盐铁等使。大历二年(767年)，因为宰相元载的嫉恨，出任虔州刺史，裴谓家族素有奉佛传统。因此，到任之后，就邀道一来到虔州并给予特别优厚和支持。这一年，马祖已经58岁了。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马祖禅正式开始由山林禅转向了比较发达的城市，占据了地区文化中心，获得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政治支持。据新旧《唐书》 {代宗纪){德宗纪)中有关传记，从大历六年(771年)至贞元七年(791年)历任洪州刺史或江西观察使的人及其任期是：路嗣恭，771—778年；杜亚，778—779年；崔昭，779—780年；鲍防，780—784年；李兼，785年一791年，就是在他们的任期内，继裴谓之后，继续给马祖以政治上的支持。从而使得马祖在转移到以洪州为中心的地区弘法后，迅速形成独具特色的洪州宗势力，为马祖一系的重要禅师章敬怀晖(756—815年)、兴善惟宽(754—817年) 日后将洪州宗禅思想扩及北宗及荷泽宗地盘，特别是占据政治文化中心长安，赢得朝廷的尊崇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因此，马祖返蜀的时间，至少不太可能在他58岁之前，即大历三年以前。
　　那么，这个事件可能发生于什么时候呢?我们则需要从马祖返蜀的动机和当时蜀地的政治、交通及他本人的精力、体力等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我们从《祖堂集》 《景德传灯录》 《五灯会元》及权德舆的《马祖塔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祖道一是于唐中宗景龙三年出生于汉州什邡，幼年于本邑罗汉寺出家，落发于四川资州德纯寺，依随当时在四川很有影响的智诜禅系处寂和尚(唐和尚)剃度，并获道一法号，后又追随其弟子无相(金和尚)到成都，不久到渝州圆律师处受具足戒，大约在唐开元二十二年前后，前往南岳从怀让参学。由此可见，马祖道一在出川之前主要是在资州智诜传人净众一保唐禅系的宗教氛围中开始其慧业之路的。资州智诜(608—702年)是五祖弘忍的十大弟子之一。据《历代法宝纪》记载，他曾受到过武则天皇帝的诏见和礼敬。据说，武则天还曾把从慧能那里请回的达摩传法袈裟赐予了他，智诜还曾在玄奘法师处学习，禅功和教理都很深厚。他的弟子处寂禅师(648—734年)同样受到过武则天的诏见和敕赐，其前期主要住持于资州德纯寺，大约马祖到德纯寺不久，处寂即圆寂了。因此，马祖又师从其师兄即无相禅师。这一禅系的禅法分为前中后三期各有特点。第一期以智诜、处寂为代表，按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的分类属“息妄修心宗”，与渐教神秀相类似“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说众生虽本有佛性，而无明覆之不见”，因此需要于远离愦闹，住闲静处，调身调息，跏趺宴默，心注一境，“依师言教，背境观心，息灭妄念”。第二期以金和尚无相为代表，他主张“无忆、无念、莫妄”三句总持门，并声称其禅法直承达摩，而不是来自于智诜和处寂。无相在唐玄宗避乱入蜀期间，受到玄宗礼敬住于净众寺并为“敕建大慈寺”这座后来四川最大寺院“立规制”，影响极大。在马祖得法之后，西川一地的禅学禅法基本上为其笼罩。这也是促使马祖要返蜀弘扬正法，矫风变俗的原因之一。到了第三期，以无住禅师(?一774年)为代表，他是在马祖已经离开无相多年之后(乾元二年，759年)才到成都净众寺正式礼无相为师的，他的禅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行不拘，即指释门一切修法事相都不依从，从礼忏、转读，到宏佛、写经一切废弃，视作妄想；二是灭识，即熄灭“分别”之识，无识的重点便是强调“五分别”。他的思想接续了六祖慧能的弟子太原自在禅师。对于处寂、无相的禅法更具有反叛性，更加放浪形骸， “只空闲坐”。但他也同时认为禅不只是坐， “于一切时中自在，勿使句转，不浮不沉，不流不传，不动不摇，活泼泼，行坐总是禅”(《历代法宝纪》)。在一定程度上与洪州禅接近，马祖在二十五岁之前，所学习的、接受的智诜、处寂、无相的禅法的影响可以在他到达南岳之后未受到怀让启悟之前的事迹中明显看出。《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 《五灯会元》中有很清楚的记载：“开元中有沙门道一，在衡岳常习坐禅。师知是法器，往问曰： ‘大德坐禅图什么?’曰： ‘图作佛’，师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石上磨”，于是有磨砖成镜的公案。怀让借势开悟“汝学坐禅，为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于是“一闻示诲，如饮醍醐”“一蒙开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奥”。自此以后，马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一方面延续着慧能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的宗旨继续进行；另一方面，以“即心即佛”的理论命题，张大人之自性，促进人的觉醒，极其珍视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充分肯定人的内在独特价值，“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将人的一切价值、道德取向依据和宇宙存在的根本，彻底拉回到作为独特个体的主体上来，从而为自心清净，自修自作，自行佛行，自成佛道建立了一个完满自足的坚实基础。这就为挖掘“自家宝藏”，破除一切外在偶像、权威、经卷、知识、修持、仪轨找到了圆满自足的依据，也就为打通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和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理路，将外来佛教彻底融人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了理论的依据。而“非心非佛”作为一种化解我执，在内转、内修的同时，空掉自我的彻底思辨，展示了一种高超的辩证思维术的内在逻辑。更是从深层次理解“即心即佛”，否定执着于表层意义，盲目张扬自性者的种种遮蔽和污染，把世界与心、佛与我统一起来，从而把修道证悟引向“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不刻意追求外在超越的理念，而是将其纳入日用常行之中。将禅的智慧贯彻到平淡、凡俗的个体生活之中，将高尚、真如灌注于平凡之中，从而使人们断除妄念，摆脱烦恼，消解物欲，充实生命，否定分别，超越庸常，最后可以以“日面佛，月面佛”的洒脱态度来面对生死，随处任真，解脱一切精神负担，得到一种高妙的大自在。
　　从马祖思想的成熟过程看，我们知道，他的思想的探险历程，怀让的启迪是一个最初的起点。在他筚路蓝缕，经过了从郴州，到韶州，从大庾岭北向建州，驻锡开山，到他得到怀让的勘验，其间差不多有十余年的时间。而后的十余年则是他整理、系统化自己的思想，并开始有了明确的理路、目标，有清晰扩展步骤，有力传播自己思想的时期。根据《五灯会元》等记载的马祖道一禅师法嗣的76位弟子绝大多数是他在以龚公山、洪州为中心的弘法阶段收录的。其中有许多年龄小于他50岁以上的。例如被称为三大士之一的南泉普愿就晚于他40年出生。这个过程所需时间一定不短。因此，我们可以大体推断马祖返蜀弘法的时间不太可能在他60岁之前。
　　当马祖思想完全定型，理路完全清楚，洪州宗已经如日中天，影响逐渐由江西向南、向东、向北扩展的同时，他不可能不思考将自己的禅法由山林转向朝廷，由东南一隅向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扩展和渗透，而他也不能不考虑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和必备条件。
　　据有关史料记载：马祖一系的重要禅师号称“百岩大师”的章敬怀晖(756—815年)是在“元和三年(808年)有诏征至京师，宴坐于章敬寺，每岁召人麟德殿讲论”，与“名公义学” “击难者”进行过激烈的论辩。与章敬怀晖先后进入长安弘传南宗马祖禅思想的另一个著名禅师兴善惟宽(754—817年)是在贞元十三年(797年)之后到的北方，住锡于少林寺、卫国寺、天宫寺，元和四年(809年)被唐宪宗召见于安国寺，次年又被请到麟德殿问法。后来就一直住在长安最重要的大兴善寺。他们一道将马祖的思想引入了京都长安，并且赢得了朝廷’的尊崇，号称禅门冢嫡大宗传人。这就标志着马祖道一的禅法的胜利，他们的传法事实上正是马祖返蜀弘法的一个继续。
　　当我们廓清了以上的事实之后，再来审视前面提及的有关马祖返蜀弘法的各种材料。公元852年，柳仲郢以河南尹调任梓州刺史、东川节度使，李商隐被辟为节度使幕书记。从李商隐的生平年谱看，他这个时期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沉浸于佛教之中，他在仕途上经历了无穷的风波，在党争中无谓地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他的颓伤消极的思想有所抬头，特别是在其妻子死后，更是虔心向佛。公元855年，李商隐还在梓州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用官俸建石壁五间，金字刻《妙法莲花经》七卷，请柳仲郢为记。他自己也为精舍南禅院的四证堂，即图绘有无相、无住、道一、智藏禅师像的佛殿的石壁写了《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并序》一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道一圆寂后不久的四川地区，人们是非常清楚道一与净众保唐禅系的关系的，并且甚至把他们看做是相同一体的禅师来尊崇的。前面已经说过梓州治所即今三台县距四川什邡仅100公里，在此处图绘道一、智藏师徒画像，极有可能是马祖返蜀时还带有智藏等人一道。另外，宋释道隆所录《颂古》标题为《马大师与西堂、百丈、南泉玩月》的诗：“戏出一棚川杂剧，牛头马面几般多。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依栏”。标题非常清楚地标明了马祖是与其三个高徒一道赏月看川杂剧，戏曲史专家吴国钦在《中国戏曲史话》一书谈及“杂剧的来龙去脉”，认为川杂剧在唐代已经具其雏形，演出地点称之为乐棚(勾栏、瓦肆)。这个棚字至今沿用，而更重要的是“川杂剧”一词。根据当时戏曲的分布和发展，以及交通状况，在四川之外是不可能有“川杂剧”的，诗题及内容都没有交待看戏的时间、地点。但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应是在马祖的晚年，是在四川某地，是与门下三大士一道，是在一个夏秋季月圆之时。如果我们将其与有关马祖返乡的材料叠加在一起，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宋·绍昙《五家正宗赞》记载，师“后归蜀乡，人喧迎之”确为事实。而这个事实的细节应当是马祖并非独自返乡，而是与西堂智藏、百丈怀海、南泉普愿一起的。这也正好印证李商隐写四证堂碑铭时为什么还见到了智藏的图像的因由。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当道一在60岁之后，也就是大历四年之后，是否有可能有机会离开江西返蜀呢?根据路嗣恭担任江西道都团练使兼洪州刺史的时间。我们知道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马祖62岁时，路嗣恭到任不久即邀请道一到洪州弘法，驻锡开元寺。路嗣恭是在大约大历十三年才被召回朝廷的。这一段时期是马祖及洪州宗声名隆盛、僧才济济的时期，也是一个政局比较平稳、马祖身体强健、僧务不是太忙的时期。当他决定从龚公山移锡开元寺时，龚公山的寺务本来已移交智藏主持，但智藏难以割舍大师，于是又将寺务交付他人，同随大师前往开元寺。再换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当时蜀地的情况。我们知道在整个“安史之乱”中四川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地区。因此，这场延续八年的叛乱，没有直接波及到四川。但是在其影响下，四川各地也发生了大小不一的动荡，吐蕃和南诏也乘机发动了几次进攻，但最后都被唐王朝平定了。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日，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为玄宗所接受。玄宗在赐死杨贵妃之后，经陈仓、过散关，取道斜谷路入蜀，七月抵达成都。差不多同时，太子即位于灵武，尊帝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公元757年12月，上皇还长安，改郡为州，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安史乱平之后，代宗大历三年(766年)正月，唐朝以宰相杜鸿渐为剑南三川副元帅，兼剑南西川节度使，人蜀继续平定四川崔旰、张献诚等人的内乱。大历二年(767年)初，代宗召杜鸿渐还京，以崔宁(即崔旰，由代宗赐名)为西川节度使。一直到大历十四年(779年)，崔宁入朝，被杨炎羁留京师，才改由张延赏出任西川节度使。在杜鸿渐、崔宁主政四川省间，蜀地主要政治格局是本地豪强势力遭受打压，军人专权局面形成，但中央政府依然有力控制着局面，整个西蜀地区的经济、商业并没遭到大的打击。相反，唐玄宗之幸蜀和安史之乱的平定，使得四川的经济商业再度繁荣。随着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也日益兴盛。‘中唐以后，成都与扬州并列为全国最繁华的两大商业都会。所以《元和郡县图志》说，扬州和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同时，四川的城市商业，以梓州发展最为迅速，梓州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的丘陵地区，“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但这里却有盐井、铜山之富，交通也比较方便。 “左带潼水，右挟中江，邻居水陆之要”。这就为梓州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肃宗之后，梓州成为剑南东川的政治中心和最大消费城市，加之盐铁管榷政策的施行，使梓州成为四川最重要的井盐和铜的集散中心。到唐代后期，这里又首先形成了全国性的药材交易市场。也正是因此，李商隐在梓州作节度使幕书记时期，净众一保唐禅系与马祖洪州宗汇聚一起才是一种必然。
　　此外，我们知道，自唐设立剑南道之后，四川与关中的交通状况大有改观。四川与关中的交通路线，大致可分为南北两段，南段从四川盆地北上，翻越米仓山、大巴山；北段主要翻越关中平原南面的道路，南段的主要路线有以下四条：一是成都至汉中的道路；二是东川路，中唐以后，由于梓州成为剑南东川的政治中心，这条道路也就成了驿路，沿途设有馆驿，贾岛《赴长江道中》称：“策杖驰山驿，逢人问梓州”。三是巴岭路；四是馹路，亦即唐玄宗天宝年间涪州所贡生荔枝，由涪州至通州，经子午道，直达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至宋渐废坏。
　　又根据唐史记载，安史之乱时，玄宗避难蜀中，驻跸成都，迎无相禅师人内殿供养。而无住则于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到达成都净众寺，正式礼无相为师，不数年继承无相法席。大历九年(774年)在保唐寺人灭。
　　正是由于唐玄宗崇礼无相，后来主政四川的杜鸿渐也对无相、无住相当礼遇；而马祖道一与无相禅师有着师承关系，再加上四川地区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经济、政治关系紧密，要将洪州正法扩展到京都，四川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必须弘传的地区。当时各种思想和宗派都希望取得主流的地位，西蜀显然是不可忽视的，而南方本来就是南宋禅尤其是马祖洪州宗的基地。所以，争取以西蜀为跳板，逐渐将势力扩展到北方，渗入北宋禅及荷泽宗的中心地带，最终达到占据京师，一统天下的目标，就自然成了马祖的选择。而此时与马祖具有同门师承渊源的无住犹在。四川的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等条件都具备了可以供马祖开疆拓土的有利条件。于是马祖决定返蜀弘法，这就是《五家正宗赞》中记载的“后归蜀乡，人喧迎之”这个禅史上的重要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至于王维《投道一师兰若宿》一诗所记之史实，我们大体可以作如下推断：由于马祖返蜀所激起的声望，早巳令具有诗佛之称的王维翘首期盼。大概马祖早期的计划是经过蜀地与无住禅师击难论辩，弘传“心地法门”直显心性宗(宗密语)，然后过梓州、越秦岭，直上京师。但由于当时的长安特别是朝廷内部尚处于不空三藏的巨大影响之下，因为到大历九年(774年)，唐朝廷还加不空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同一年六月十五日不空卒，年八十。不空本为金刚智弟子，传金刚界曼荼罗，译经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前此虽有神会和尚北上攻击北宗，建立南宗的努力，但毕竟不敌不空如日中天的气势和与皇权关系的紧密。因此，实现预期目标的机缘还未成熟。马祖只能止于太白山中，而后就又南归。约于大历十年左右返回了开元寺。他的雄心勃勃的慧业计划，最后是由其著名弟子章敬怀晖、兴善惟宽最后来完成的。尽管，马祖的时代，禅宗尚受到其它教派的排斥，尤其是在北方和长安。但通过马祖强有力的对禅宗的传布和实践，造就了一大批非常杰出的后继者，“人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尽管马祖这次返蜀弘法，北取京师的大行动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他已经给出了强烈的信号。《佛祖历代通载》所说从马祖始“禅宗自此大行于世”决非虚夸。不几十年禅宗迅速改变了中国的佛教地图。他所创立的禅宗风范和方式，在经过了仍是四川籍僧人圭峰宗密禅师理论上的艰苦努力，以及后来的“会昌灭佛”历史事件为禅宗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由于三大士及怀晖、惟宽等人在实践上的有力传播，后世弟子还开创了沩仰、临济两大流派，终于使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教派，流布千年，风及海外，使禅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和标志。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祖返蜀是一个确凿的禅史事件，其时间应是发生在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马祖63岁前后；这是一次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大行动，其目标不仅只是止于蜀地弘法；它对后来禅宗的发展具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后续者的努力终于达成了预期的目标，也是由于后来历史的机缘的促成，从而有力地改变了中国九世纪的佛教地图，在禅史上应该给予积极而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