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服”---- 余秋雨

余秋雨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之三-关于“汉服”

第三篇关于“汉服”

问：有人在网上提出，为了恢复民族尊严，中国人要穿“汉服”，至少在重要场合要穿“汉服”，您同意吗？

答：当然不同意。因为这与拒绝圣诞节、赶出星巴克如出一辙。

如果中国人都要穿“汉服”，那就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之中；既然已经进入这个概念，那我要问：你们把五十几个少数民族放在哪里？

如果有人说，考虑到这些少数民族，可以不叫“汉服”，改叫“华服”，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又来了，你们的“华服”里能汲取五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元素吗？如果不汲取，大家反而会心理受伤，徒生磨擦；如果都汲取了，那该是一种什么服装呀，你敢穿吗？

一切极端民族主义的思维的本质，是用专制主义剥夺广大民众的生态自由。中国人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可以对衣、食、住、行进行自由选择的时代，居然还有文人玩弄这种口号式的激进理念，诱骗无知民众的爱国情绪，开历史的倒车，剥夺民众自由。

广大天真的年轻人不知道，如果你们接受了所谓“汉服”和“华服”，接下来，按照必然逻辑，他们一定要驱逐你身上的皮鞋、耐克鞋、皮带、手表、眼镜，再进一步，又会对人们的家具、电器、车辆一一提出相应的要求。这就进入了恐怖时代。为什么民族极端主义一定会发展成恐怖主义？大家想想我刚刚说的在衣食住行上的逻辑就明白了。让我们一起拒绝恐怖。

有人说：“平日可以随便，国家的重大场合应该穿国服啊！”我的回答是：对于一个民主、自由、文明的国家来说，真正的重大场合，必须是广大民众正常生态的愉悦汇聚，一旦强制，就不重大。对我来说，如果有一个“重大活动”规定我必须与别人穿同一种服装，我必然拒绝参加。现在有些活动要求穿“正装”，这是合理的，那只是提倡一种礼貌，所谓“正装”的范围很宽，男性穿西装、中山装、对襟装、绣花传统服装都可以，女性的范围就更大了。

现在大家在生活中穿西装，是图它一个方便，完全不存在任何叛国的民族意识，这与戴手表、戴眼镜是一样的。如果在没有民族意识的地方挑动民族意识，在我看来是一种罪孽。据我所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那些主动做向导的汉奸，有不少是平日最讲“华夏祖制”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因为一切极端主义都是脆弱的，碰到什么就碎，碎得比谁都快。相反，抗日战争时期那些最具国际视野的“洋派知识分子”，倒都很爱国。只有周作人做了文化汉奸，他一直穿中国服装。结果我们看到，一批穿着中国传统服装、满口中国成语的汉奸，与一批穿着西装用流利的英文在国际社会为祖国的尊严大声疾呼的爱国志士，构成了强烈的对照。只有深入国际，了解其他各国文明，才知道中华文明的价值。一切形式主义的狭隘举动，极端主义的哗众取宠，反而表现出了对祖国文化的不自信。

二十几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一大批中国文人写文章要求驱逐西装和牛仔裤，而且把服装问题纳入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之中。记得他们写得最“漂亮”的文章是：“帝国主义过去把我们叫作猪仔，现在要我们穿牛仔，今后一定会把我们叫做羊仔、驴仔！”对于穿西装的问题他们更激动，说“我们身为中国人，强烈要求穿屈原、李白、岳飞穿过的服装！”但是他们又不主张穿孙中山的那种纽扣很多的中山服，说到底是要恢复“文革衣冠”。

我当时年轻气盛，太知道这一大批极左文人的蛊惑伎俩。幸好当时这些人都还没有骗到“教授”的职称，我便动员上海一批最年轻的正教授（人数极少）穿牛仔裤，人称“牛仔教授”，压住了他们。至于西装，更是有趣，正当这批文人摇唇鼓舌最起劲的时候，有一次大会，从胡耀邦先生开始，全体中央领导全都穿着西装出现在主席台上。那批文人说到底也是为了用极端主义作政治投机，一看中央这个样子，也就不再吱声。邓小平先生出来时不穿西装，但电视报道，他到美国休斯顿去的时候竟然大大方方地戴上了南部牛仔帽！这就更大胆了。我想告诉年轻网友，在你们出生之前，中国的那场服装之争就是这样结束的。现在的争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是那场争论的小小延续而已。

当然，我还必须兴高采烈地展望：如果有哪些服装设计师能够把中国传统服装的审美元素运用到现代的生活着装上，并受到民众的欢迎，实在是一大好事，因为这就增加了人们选择的机会。如果有的机关、学校选择了民族气息的工作装和校服，大家也会高兴。但是，这是一种可爱的审美设计比赛，而不是一种专制的行政命令干预。

更何况，在欧美各国的服装极大部分都已经是“made in China”的时代，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对中国服装实施“反倾销”的狂潮中，我们的文人再悲情激昂地呼唤“汉服”，是否让人觉得有点过于做作？

中国文人啊，稍稍做点有意思的事情吧。

编辑：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