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学及其发展》序

《唯识学及其发展》序
　　黄心川
　　印度瑜伽行派是公元一世纪前后出现的大乘佛教运动中的二大思潮之一。该派因强调瑜伽修持的方法而得名。瑜伽行派也称为唯识派或有宗，因为他们主张“外无内有，事皆唯识”的理论思想。瑜伽行派形成于公元4—5世纪时的印度，也就是被历史学家称为“黄金时代”的笈多王朝时期。传说该派的祖师是弥勒，但真正的理论和奠基者是无著和世亲。世亲的继承者有亲胜和火辨两家。较亲胜稍后并发挥亲胜学说的有德慧和安慧等，史家称为前期瑜伽行派或无相唯识派；世亲的另一继承者是火辨、陈那，他们特别注意运用逻辑的方法和认识论阐发瑜伽学说，是后期瑜伽行派或有相唯识派的先驱。陈那的后继者有无性、护法、戒贤、法称等。迨7—8世纪密教兴起后，大乘的两派——瑜伽行派与中观派逐渐融合起来。唯识思想在我国南北朝的北魏时代就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人传入中国，以河南洛阳、彰德等地为中心，分成南北两派。菩提流支在北方地区成立了地论学派；在南朝的梁朝时期，真谛弘传唯识思想于南方，在江南一带形成了摄论学派；但南北朝时代在中国流传的唯识思想基本上都属于印度前期瑜伽行派或唯识古学。自唐玄奘从印度回国译出《成唯识论》后，才传播印度护法一系唯识新学，从而建立了唯识宗，也称法相宗。唯识学在唐代风靡一时，但在唐末五代即开始衰微，明末清初时又有崛起。辛亥革命前后，杨文会等人从日本携回不少散佚的唯识学史笈，在谭嗣同、欧阳竟无等人的的提倡下，唯识学的研究在南北两地都很盛行。新罗在玄奘以前，即弘传地论和摄论，以后又有玄奘直传弟子神、圆测和圆测弟子道证等传入唯识新学，建立了新罗的法相宗，迄今仍存在。日本唯识学最初直接从玄奘学习的道昭传入，以后又有玄等人到中国学习，带回大批经论，弘传唯识，逐渐建立了日本的法相宗，这个宗派在奈良、平安和江户时代一直很盛行，迄今不绝。唯识学在19世纪后半叶传入西方后，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对现代西方哲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比较宗教学等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唯识学研究一直是我国传统哲学和佛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在长期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学习和研究的传统，早期的佛学家着重在对大乘佛教中有关瑜伽行派经典的翻译和传播工作。例如菩提流支曾译出《十地经论》、《入楞伽经》，真谛译出《十七地论》、《俱舍论》等，玄奘译出《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唯识二十论》等等。以后历代的唯识学者围绕着瑜伽行派的经论进行种种的注释、复注、科判、拔萃和文句的工作。西方学者除对经论进行翻译外，还对唯识的理论从哲学、宗教、心理学等等方面进行多方面的阐述，因此唯识学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门显学，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并写出蔚为大观的众多著作。徐绍强同志所著《唯识学及其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及现代心理学、历史学方法，对佛教唯识学进行了创新的、尝试的阐述，因此在唯识学宝库中又增加了新的篇章，具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徐著引人注目的特点是：首先，搜集的资料极为丰富翔实。作者为了完成这一著作，多年来曾奔走汉藏各地，广搜博采，探幽索微，对瑜伽行派流传的经典及其理论进行了整理、校勘和解释，因此，该书是一本推陈出新的著作；其次，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心理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唯识的核心思想——阿赖耶识、末那识、意识等八识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在佛教出世观念上的作用为纬，以瑜伽行派在印度数百年发展的过程为经，从唯识思想与古代印度的宗教、历史、哲学、文化的相互交涉出发，集中探讨了八识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过程；再次，依据古代中、印两国之间佛教及其文化交流的基本史实、中国保存下来的唯识译籍和中华佛教撰述，对印度唯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及唯识思想对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作了探讨。其中特别对中国新旧唯识两派的异同及其与印度唯识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勾划出了它们的不同特点，并对历史上的某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争论曾影响到日本和韩国法相宗产生歧异的原因。有些看法，我认为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最后，作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用现代语言、哲学范畴和逻辑推理对本书所关注的若干唯识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科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指导下，对唯识哲学的体系进行科学的阐述，找出其“合理的内核”以及某些符合科学认识的方面，使佛教唯识学与现代认识论、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衔接起来。
　　徐绍强同志早年师从我国著名的佛学家方立天教授学习中国佛教的哲学和历史，奠定了比较坚实的佛学基础，嗣后，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我学习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的历史，在1995年取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学习中刻苦勤奋，善于思考，曾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卓有成就，因此屡被学校评为优秀学生。他的博士论文《唯识学及其发展》经专家评审，并经学校核定，一致认为是1995年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优秀力作。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一直在藏学研究中心从事藏传佛教的研究工作，系统地学习了藏传佛教知识，并在熟悉梵文的基础上掌握了藏语。他以藏传佛教唯识学的史料，校订了他的论文中汉传佛教资料的不足，并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使之增色不少。作者正当盛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广阔的科学视野，掌握梵、汉、藏语言，对佛学有坚实的知识底蕴，因之，能对佛学探本求源，触类旁通，为常人所不及者。如能悉心进取，锲而不舍，当能做出不逊于前人的业绩，是厚望焉。
　　佛教研究 1999年第8期 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