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译佛典的研究——语言、方法及文献学问题

关于汉译佛典的研究——语言、方法及文献学问题
　　作者：辛岛静态博士
　　如果我们从语言方面仔细研究汉泽佛典，就会发现,“汉译佛典不仅是研究汉语语史的重要资料，同时在探讨有着佛典的产生，发展等问题时也必不可少。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仅靠梵语佛典是不够的。因为梵语写本的佛典多写于十一世纪以后，中国东汉、魏晋的汉译佛典远远早于梵语写本，所以我们在研究大乘佛教的成立等问题时，必须借助于汉译佛典。但是以准确读解汉语、梵语、藏语佛典为基础的内容刚刚起步。
　　(一)研究佛典时中期印度语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佛教的开山鼻祖释迦牟尼曾在印度东部的摩伽陀(音译)地域活动，佛经经典最初也使用东印度的方言宣扬他的教义。后来，随着佛教教团的扩大，各地产生了各种方言口传或书写的新经典。现今保存的大小乘教的梵语写本中，不少尤其是早期的经典在当初传播时间的是中期印度语，后来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中期印度语的佛教经典逐渐梵语化。对于梵语化的开端说法各异，但一般认为是从公元1-2世纪在印度北部、西北部逐步开始的。但梵语化的扩大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所以研究佛教经典的梵语写本，尤其是研究初期大乘佛典的写本时，应该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
　　如“大乘”、“小乘”中的“乘”字，在中印度语中本来面目是“jaana”，即智慧之意，但在梵语化的过程中，被误译为今天的“乘”(意)。又如佛教中的“阿弥陀佛”现今有两个名字，一为“天星光”(Amit baa)，另一为“无量佛”，但据记载，阿弥陀佛不是长生不老的，他最后涅槃而去，因此经过比较研究发现阿弥陀佛只有一个名字，即“无量光”，“无量佛”是佛教经典在被传抄时误写而得以流传下来的。
　　(二)研究古译、旧译佛典的意义
　　现存的初期大乘佛典的梵语写本大多数是十一世纪以后写成的。从原本产生的时间到写本的写成时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这过程中，一定受到了梵语化的影响。因此，仅靠梵语写本的研究是很难接近初期大乘佛典的真实面目的。但是，自东汉出现的汉泽佛典比大多数的梵语写本更古老。因此，如果仔细研究汉泽佛典，再与梵语写本相比较，可以进一步接近佛典原来的面貌。据研究，自东汉至南北朝的汉语佛典中，有不少汉译佛典显示出它们的原典是用中期印度语，中亚语言等口传或书写而成的。对此，我们可进行以下工作：一、梵语写本之间的对比研究，可参照藏译本；二、梵本、藏译本与汉译本的对比研究。
　　(三)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
　　汉泽佛典尽管非常重要，但是其历来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过去的中国学的学者中很少有人读佛典，而研究佛教的学者则认为：汉译佛典不仅难懂，而且同梵语、巴利语佛典相比只不过是二手资料而已。同基督教的“自始即有语言”的传统相异，佛教不仅不拘泥于语言，而且认为语言的拘泥不利于信仰。但是，思想必须通过语言表现，通过语言流传，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并不能脱离表现它的语言，而是存在于表现它的语言之中。不正确地捕捉语言，便不可能正确地理解思想，而且汉译佛典的费解性决定了大约读懂之是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佛教思想的，其结果即使出了成果也是空中楼阁而已。
　　正确地读懂汉译佛典是研究佛教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但是，汉译佛典中出现的特殊的，或是口语的词汇、语法在汉语辞典、语法书中及少能查找到，这就加大了正确读解汉译佛典的难度。从中国学角度研究汉泽佛典语言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其解释往往停留在佛典以外的文献中相类似的用法的比较，没有充分表明汉译佛典的特征。我们可以把汉泽佛与梵语、巴利语、藏语等经典或是不同译者翻译的经典进行对比。例如，日本明治时代的译书、启蒙书中出现的“权力”(right)、“科学”(science)等新词，把它们与其原语或是译语安定之前的其它译法相比较，就可以明确它们的意思。同样道理，把汉泽佛典的语法词汇与梵语等佛典或翻译相比较，也许会阐明理解汉语佛典中的一些难解的语法和词汇。而且古译佛经一般很难懂，如果不参考梵本或者是巴利语、藏语的经典的话，不仅不能理解，而且可能会误解原意。
　　最后，辛岛博士提到了自己用电脑编撰《佛典汉语词典》的构想。他计划今后将自己曾经编纂的汉译佛典总归在一起，编一部以汉语佛典为材料的《佛典汉语词典》，并对东汉、魏晋、南北朝的汉译佛典作语言的分析，以为佛教学及汉语词汇、语法、音韵学提供一份新材料。他提到了用电脑编纂词典的好处：在将所需资料按照拼音输入电脑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编成某个译者或者某一个时代的佛教汉语词典。最后可以将它们总归在一起，重新排列顺序，就可编成一部大词典。另外，旧有的词典在印刷、页数方面会有所限制，而用电脑编纂则没有页数限制，可以用足够的例句来阐明某一个词汇、语法。但是，无论电脑技术如何发展，文献大学的基本即平静地读书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微妙的语言感觉必须靠一页一页翻书才可得到，而整天打键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