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历史性”和“人情味”的东京古寺

具有“历史性”和“人情味”的东京古寺
　　作者：陈平原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东京没有“古寺”。东京的寺庙本来不少，可经历江户时代的三大火事，和上世纪的关东大地震和美军大轰炸，难得一见百年以上的建筑。即便不计较多次的翻修与迁移，江户开府至今不到四百年，东京的寺庙能“古”到哪里去(《浅草寺史略年表》溯源到七世纪中叶，可屡建屡烧，目前的本堂是1958年落成的)？难怪许多到过京都、奈良的游客，对东京的寺庙不屑一顾。半个多世纪前和哲郎记录游览奈良附近古寺印象的《古寺巡礼》，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名著；淡交社正在印行的大型系列图录《古寺巡礼》，也以京都、奈良两地为主。手中有一册角川书店编的《图录日本美术》，收录并简介被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的雕刻、绘画、工艺、建筑，是游览古寺或博物馆时必带的“指南”；其中十六世纪以前部分基本与东京无缘。
　　谈论考古和艺术，“时间”具有绝对的价值。一千多年前的佛像，不管多么粗糙，只要能流传至今，便有惊心动魄的魅力。“文物”之所以显得“古雅”，小半赖人力，大半靠天工。不必“嗜古之士”，一般人都会对此类能引发思古之幽情的“文物”感兴趣。在这一点上，东京是贫乏的——博物馆自然除外。对于曾经在长安城根拣过秦砖汉瓦，或者在西域路上遭遇“秦时明月汉时关”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感觉尤其突出。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不从“考古”而从“历史”，不从“艺术”而从“人情”来品读，东京其实不乏值得一游的“古寺”。叹息东京“古寺不古”者，大概忘了历史时间的相对性。倘若东京的古寺能帮助人们进入历史，阅读所希望了解的江户文化，那又何必过分计较其年龄？今日的东京，到处是高楼大厦，想追寻江户时代的面影，还真的只能借助这些不太古老的寺庙。“江户东京博物馆”固然让人动心，也给了人们许多有关“江户”的知识；可人们更愿意在香烟缭绕的寺庙边，抚摸长满青苔的石碑，似乎只有那样才能真正感觉到“历史”的存在。
　　当初不大满足于“博物馆文化”，主要是考虑到其中凝聚了太多的专家的理性思考，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限制了想像力的发挥。野外作业有惊险，有失败，也有意料不到的“发现”。精鹜八极，神游四海，尚友古人……一觉醒来，眼前依然是东京的高楼大厦。既不感伤，也无惊喜，对自己笑一笑，上图书馆去也。
　　很快就明白这里的陷阱：东京的“野外”其实一点也不“野”。寺是重建的，墓是重修的，碑也有不少是重刻的。除了地震和战争的破坏，还有重建时整理者有意无意的“歪曲”。常会诧异江户人为何不讲礼节乱搁石碑，事后想想，可笑的其实不是整理者，而是人们的“信以为真”––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并非“真正的历史”。明白了这一点，“古寺巡礼”时便有了双重的考据任务：既考古人，也考今人对古人的理解。带上一册“江户古地图”(此类图书甚多)，还有安藤广重的“名所江户百景”，在东京街头散步，不时会有莫名其妙的叹息或微笑。
　　相对于观赏国宝级文物时的“焚香顶礼”，摩挲路边饱经沧桑的石灯笼或者街角略为残缺的地藏菩萨，心情轻松自由多了。没那么多谦恭，也没那么多虔诚，用一种通达而又略带感伤的眼光来看待古人和今人，思维自然活跃些。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古今对话中，“艺术美”逐渐为“人情美”所取代。所谓“线条”、“结构”、“韵律”等的思虑，实在抵挡不住佛家的“大慈悲”––起码在东京的寺庙里是如此。比如，位于目黑的大圆寺里，有一尊很不起眼的道祖神像，在墙角的大树底下“乘凉”。此乃中国的行路神，在日本则专管儿童和爱情，故刻成男女合体“勾肩搭背”的浮雕。不知道这一对矮敦敦、胖乎乎、笑嘻嘻的小儿女组成的道祖神是否真有法力，一瞬间竟把人“镇住了”。无暇借问作者是谁，也不想考据创作年代，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充满稚气的神像里，蕴含着对世俗人生的热爱，以及周作人所再三赞叹的日本之“人情美”。
　　东京寺庙之所以让人流连忘返，很大程度正是这种充溢其间的“人情”。不管是大名鼎鼎的浅草寺、增上寺，还是白金台附近的若干“无名”小寺，都是有信徒，有香火，有佛事，因而有生命的“活寺”。这一点正是收藏丰富的博物馆所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