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佛教

毛泽东与佛教
　　满耕（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前言
　　二OO三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为此，大陆各地以上映文献纪录片《走近毛泽东》、发行毛泽东纪念邮票、全国毛泽东诗词书画大赛、还有各种以毛泽东为主题的影像展、研讨会以及图书联展等种种方式来庆祝纪念这位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六O年代，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追崇达到了顶峰，他甚至成为亿万群众心目中的“救早”与“红太阳”，人手一册《毛语录》，胸佩毛泽东纪念章，高喊“毛泽东万万岁”的狂热，使老一辈的人们依然记忆犹新，中国社会因为毛泽东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的功与过至今仍然倍受争议，但是这位倡导无神论共产主义领袖，由于从小受过佛教的熏陶，即使在实践中学习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然十分关注中国的宗教问题，他对宗教问题籼宗教工作有过一系列重要而精辟的论述，制定的宗教政策在今天的大陆却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探讨毛泽东与佛教的关系，除了使我们重温佛教的根本精神面貌之外，同时也让我们更确切地肯定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佛教在经历两千年的东传后，已经完全融入到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风俗、语言等各个方面，成为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这个课题是值得我们来关注和研究的。
　　一、毛泽东信仰佛教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湖南湘潭人。字润之，笔名子任。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毛顺生，节俭吝啬，善于理财。母亲文七妹，是个典型而又善良的农村妇女，她与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深受民间佛教文化的熏陶。文七妹对己节俭勤恳、对人宽厚仁慈，每逢荒年灾月，经常送米送粮接济贫穷的乡亲，佛教慈悲救世的精神和甚深微妙的义理，在一个不识字的劳动妇女的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毛泽东小名“石三伢子”的由来带有浓厚的民间佛教色彩。由于文七妹婚后生下两胎均不幸夭折，当诞下第三个儿子毛泽东，唯恐他再度夭折，于是文氏带著毛泽东叩拜“石观音”为“干娘”，并为儿子寄名“石头”，喻意结实、长寿。因毛泽东排行第三，故名之“石三”。接著，文氏又代替毛泽东向南岳观音菩萨许愿，并答应待毛泽东长大成人之后再去还愿，此外，她发愿吃“观音斋”祈求菩萨保祐毛泽东平安长大。在母亲的影响下，幼年毛泽东在放牛之余，经常去石观音前礼佛，并转往外婆家探望，以感谢外婆的关怀和菩萨的保祐。说到石观音干娘，二OOO年十月十二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在其住所对笔者叙述了毛泽东的一段往事：“一九五八年，毛泽东首次回乡，吃饭之前他对大家说，“请等一下我的干娘（意指观音）。”大约过了三分钟左右，他又说：“我的干娘不会来了，大家请用。”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观音的尊重。”少年学佛的毛泽东，直接影响来自她的母亲文氏，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道：
　　我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
　　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
　　法想让他信佛，……
　　二、学佛母亲对毛泽东的影响
　　文氏虽未读书，但佛教思想对她影响极深。母亲的心地善良和品行教厚，尤其是对穷苦人极富同情心，毛泽东耳濡目染，从小也跟随母亲信仰佛教，他也经常效法母亲的善行帮助他人。有一次，两位衣著褴褛的老少要饭女人来到毛家。见此情景，毛泽东跟著母亲二话不说进了厨房，母亲往碗里盛饭，毛泽东也在一边帮忙。接著，文氏母子二叫一后往谷令走去。文氏撑开袋子，毛泽东则协助母亲往袋里装米。还有一次，正在上私塾的毛泽东看到另一位同学因家贫没带午饭而挨饿，他主动把自己的饭分给同学，自己尽量少吃，放学回家后再补吃。这种情况连续发生几天才被母亲发现，文氏不但没有责怪毛泽东，反而夸奖儿子做得对，并从第二天起，每天给儿子备好两份午饭。因此，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时，曾一再赞美自己的母亲。他说：“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也正是这位品德高尚的母亲，佛教慈悲助人的精神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
　　反而父亲毛顺生的自私固执让毛泽东感到失望。在毛家附近一个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毛父，几天后毛父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涨。这个农民一直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个大空缺，毛泽东听后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十一岁那年，毛父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对父亲的作风不以为然。为此，毛泽东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希望能扭转父亲的态度。
　　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氏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灾荒年月，经常背著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文氏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十五岁那年，毛母生病，毛泽东向菩萨许了愿，希望母亲早日病愈，于是和两个弟弟用竹杆加上躺椅制成一副轿子，抬著母亲，走了两百多华里，登上海拔一千二百八十九点九公尺高的南岳衡山祝融峰，专程到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可见当时毛泽东是如此的虔诚。
　　也许当时毛泽东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他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毛泽东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的佛寺里去礼佛。他自家的堂屋供有佛菩萨像，也是依时按节烧香叩拜，从未问断。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重返故居时，指著堂屋正中摆过神龛的地方对大家说：“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过的地方!”
　　“不杀生”在中国古代就甚为推崇，孟子曾言：“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远庖厨也。”不杀生更是佛教修证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历代高僧大德纷纷阐扬，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在其（放生文）中说道：“盖闻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惨者杀伤。是故逢擒则奔，蜡虱犹知避死。将雨而徙，蝼蚁尚且贪生。何乃网于山，罟于渊，多方掩取。曲而钩、直而矢，百计搜罗。使其胆落魂飞、母离子散。或因笼槛，则如处囹圄，或被刀砧，则同临剐戮。”所谓“恃我强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补己身，心将安忍”。由于文氏反对暴力和杀生，毛泽东从小受到耳濡目染，因此“小时候常随母亲去庙里，而且还学会了唱佛经，那时候他深信杀生是罪大恶极的”。另外，与佛法吻合相应的毛氏家规对日后的毛泽东也影响深远。
　　正是这种慈悲观念潜栘默化不断在毛泽东心中滋长，他虽然身经百战，指挥大大小小的战役，内心却总是不失慈悯。跟随他十五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毛泽东一生有三怕：一怕泪，二怕血，三怕喊饶命。“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亲哭，他也跟著掉泪，命令医生尽全力去抢救”。后来，毛泽东开始住香山的双清别墅。同住在香山的将士们都听惯了枪声，此时耐不住寂寞，几位警卫干部便打起鸟来。毛泽东开会回来看见被打得血淋淋的麻雀，显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以手遮脸，喊起来：“拿走，拿开!我不要看。”并下令禁止任何人打麻雀。他说：“麻雀也是有生命的嘛!它们活得高高兴兴，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据跟随他上井冈山的陈士渠将军回忆，毛泽东只在朱、毛红军会师庆祝大会上，被任命为红四军党代表兼任第十一师师长时挎过一次匣子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
　　有一次，毛泽东与李银桥拉家常时，李银桥说他喜欢母亲，因为母亲心地善良对人宽厚，毛泽东说：“你母亲一定信佛。”他说：“你说她心善嘛，出家人慈悲为怀。”可见这位对待政治上的敌人从不软弱，主张“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革命领袖，但终其一生致力于救护焭独孤苦与探寻人类大同之路，这又与佛教强调忍辱不争、化解一切仇恨的主张，倒有几分内在的沟通与契合。
　　一九一九年，毛母病故，在长沙任教职的毛泽东时年二十六岁，母亲的去世令毛泽东极其悲痛，他长时间沉默独对孤灯，守在灵前，以泣母挽联来表达对母亲哀思及对佛教的认同：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瑞遗恨皆须补：
　　长生学新佛，不能住世，一掏慈容何处寻。
　　离开韶山后，毛泽东在写给同窗好友邹蕴真的信中，又高度赞扬了母亲的品德——世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母亲是属于最后一种人。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使毛泽东从小就对弱者充满同情心，乐于帮助他人。建国后，成为领袖的毛泽东仍旧继承和发扬这些美德，他经常给父老乡亲和师友，尤其是生活困难者多次寄钱。还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设宴款待，送给许多礼物。而他自己则节衣缩食，吃、穿很普通，生活相当俭朴。这些无疑是幼年受母亲影响的缘故。
　　三、毛泽东佛学思想的启蒙
　　在毛泽东求学过程当中，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其中又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再加之毛泽东最尊敬的老师杨济昌对梁启超也是推崇倍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很自然的接受了维新派思想。
　　梁启超从事维新变法运动，在海外兴办报刊，广泛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他认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表决心，梁启超又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新民丛报》连载四年的系列文章《新民说》，这对当时的社会，乃至“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新民丛报》是：“惊心动魄，一字干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毛泽东则评价梁启超“有登高一呼之概”。虽然《新民丛报》已经在一九O七年停刊。十六岁的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青年毛泽东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使他开始了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梁启超的文章，“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大力介绍西方的政治学、哲学和伦理学说之外，更不遗余力地宣传宗教，特别是佛教对改革者的激励作用。他在一九O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该报第十九号发表的；（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直指二日穷理则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此征诸历史而斑斑者也。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一九O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该报第二十三号上发表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时提出了佛教之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独善，是人世而非厌世，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等五点意见。这些正信的佛教思想在毛泽东脑海中开始萌芽成长。一九一三年冬，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更强调二不教可无，信仰不可少”的态度，在知识与信仰两者的关系时，他又指出：“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由此显示，毛泽东对信仰是持有肯定的态度。
　　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习生活中，梁启超的文章和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可以说是丝毫没有间断过。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曾将自己写的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文章提出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的想法，这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这几位人物的由衷钦佩。
　　梁启超的文体对毛泽东的文章风格也有长远的影响，读毛泽东成年以后的文章，仍可感受到梁启超式的气势和文采。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二栅国家思想”处，毛泽东还附加了一些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梯阶。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深入接触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人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个思路开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先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在日后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中有“新民”二字，足见梁启超对他的影响之深。
　　四、毛泽东与佛教人士的交往及宗教政策
　　毛泽东一生博学多才，结交天下名士，交往范围极为广泛，其中，与其诗文唱和者有之，与其相互共勉者有之，与其意见相左者更有之……。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与佛教人士的交往，激发毛泽东在宗教政策上有更多的领悟与观点。
　　从毛泽东的大量手稿中显示，毛泽东和西藏之间的密切互动，与班禅喇嘛保持的良好关系，每逢新年他们都会相互道贺，一九五九年九月毛泽东还邀请班禅赴京参加国庆。两人礼尚往来，除了“赠牛奶分离器、扩音机、两用无线电收音机等礼物”予班禅之外，毛泽东还“建议班禅每年可选送一些青年到内地学习，藉此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的干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向班禅表示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并询问班禅佛学院是否还需要增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的科目。此外，他又说：
　　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
　　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是不行的。
　　在佛教教育的立场，毛泽东除了肯定要有扎实的佛学基础，甚至希望佛教能培养一些全方位的人才，这个看法追溯到今天，无疑是眼光独到并且对佛教的发展是有长远之计的。
　　同时，毛泽东也经常与达赖喇嘛通信，致赠过达赖“扩音机、黄缎、长白山人参、貂皮衣筒、相片等礼物”，并表示“如果有需要，也给予协助”。还说：“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等等表示对西藏的关切与友好之意。达赖在日后的回忆录里，曾描述他和毛泽东的交往情节，“总的算来，我至少见过毛泽东十二次，大部分是在大型集会中，少数几次是我和毛主席私下会晤，除了翻译朴错汪结之外，旁边没别的人。不管在什么场合，宴会或会议也好，他总是要我坐在他旁边，有一次他甚至为我挟菜”。毛泽东与达赖的话题，主要围绕在“如何将西藏的需要和中共的要求协调到最好的地步”。毛还表示，“中国到西藏的整个目的是要帮助西藏人”，而且赞美“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等等。令达赖印象深刻的，是毛泽东在两人的谈话中说了赞同佛陀的话：“他赞扬佛陀反种姓制度、反腐化、反剥削。他也提到度母——这是一尊有名的女神。”言语之间表现得相当支持宗教。毛泽东在指派人员赴藏时，曾认真地对达赖说：“我派这些人去西藏为你工作。如果他们不听你的话，就让我知道，我会把他们叫回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品午，在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曾请示对西藏各寺院及乞丐发放布施的数目和方法，很快便获中央覆电同意。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毛泽东特地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李维汉为达赖、班禅赴京进行部署。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为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举行的宴会上，向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的达赖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班禅说了祝酒词。看来，建国前后时期的毛泽东与西藏的关系上双方互动非常良好。
　　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后，仍十分关注中国宗教问题，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有过许多重要而精辟的论述。他虽然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并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他说：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和信那种毅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毅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除此，他提出：
　　根据信毅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毅存在。不论是基督毅、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它宗教，只要毅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予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毅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他对宗教态度非常开明：宗毅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稣毅的有八十万人；信天主教的有三百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一千多万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一千多万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空三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毅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
　　在多种场合中，毛泽东均表明了“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他甚至一再强调：“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的去加以取消或破坏。”可见毛泽东对宗教采取比较尊重和宽容的态度。
　　后来，毛泽东将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归类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来处理。他认为：“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加强这个决定，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纲领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把宗教信仰自由列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之一。他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著眼于全局、著眼于群众、著眼于文化发展，是毛泽东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出发点，建国后，他仍十分重视继续正确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广大信教群众不仅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而且也保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对此，一九五四年九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八十八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了确实保护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对宗教界人士还实行了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以提高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毛泽东还将他的佛教观主要归结为佛教文化论、优良传统论、和社会主义协调论，这“三论”名义上是毛泽东对佛教的理解，实际上却是至今为止的官方佛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佛教文化论把佛教视为历史文化遗产，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传统论进一步概括了佛教的本质和作用。毛泽东主张“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将宗教视为一种文化而非一般的迷信，这是唯物主义者对宗教属性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作为文化的宗教，兼具有多种社会功能，不仅与宗教文物、宗教旅游等相联系，而且与伦理道德、发展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等相关。这就为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尤其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五、毛泽东对佛学研究与评价
　　很显然，在宗教政策上，毛泽东并未对所谓的唯心主义佛教采取一概排斥与否定的态度，而是寻求其合理的核心与民主性的精华，因此，他对宗教文化的主体结构如寺庙、诗文、典籍等更是给予重视与研究。毛泽东意识到，建国初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具有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尊重人们宗教信仰也有利于对社会安定产生积极的作用。
　　在毛泽东看来，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文化涵盖哲学、思想史、语言、文学、艺术、绘画、天文、历史、医学、建筑等方方面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虽然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中，科学与宗教往往混杂在一起，但并不影响宗教文化所具有的广泛群众性及其文化属性，相反，他深信，只有透过了解宗教文化并对之加以适当地改造，一定能建设起适应社会的新模式。假若对宗教文化持排斥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民族文化的遗产，损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点原则毛泽东把握得相当正确。
　　重要的是，毛泽东认为要懂得宗教文化，首要就是研究何谓宗教。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在与班禅的谈话中，毛泽东“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批文中，针对研究宗教、批判神学问题专门写了一段批语：
　　对世界三大宗毅（耶稣毅、回教、佛教），至今影响著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
　　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
　　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
　　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毅、回毅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
　　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为了进一步了解宗教，毛泽东专门认真地读过有关佛陀生平的故事，也获得了一些启发。他提出的论述非常有趣，形容释迦牟尼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他认为在解除人民群众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和共产主义有相同之处。因此，希望信佛教的人和共产党人合作。
　　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逢先知回忆，毛泽东重视宗教问题，特别重视佛教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他都读过。对于禅宗学说，特别是六祖惠能大师的思想更为推崇，他认为二八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佛经，正因为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使得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专门谈到过惠能，说惠能“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
　　毛泽东外出还携带著《六祖坛经》，关于六祖禅宗的故事，他和担任秘书的林克说过多次，对惠能评价极高，特别赞赏他勇于革新的精神，说他不要教条、不要清规戒律、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人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后世将他的创树称之为“佛学革命”。
　　当时毛泽东还脱口背出惠能所作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精神毛泽东说是和他的性格相通的，而且他还给林克专门解释了这首偈的背景，说惠能本来是做下等粗活的，文化不高，几乎不识字，但他的悟性好，在听人诵《金刚般若经》后，发心学佛，投禅宗第五世祖弘忍门下，弘忍便将禅法秘诀授于他，并付法衣，这也就是，“继承衣钵”的出典。关于这个故事，毛泽东提到过多次。毛泽东对《六祖坛经》的评价极高，尤其二局度评价六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扬。他说：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无所寄托，大为流行”。他也曾对班禅大师说过：中国佛教史上能被佛教徒尊为“经”的，就仅《坛经》一部。有一次，毛泽东和周谷城谈论哲学问题，说到胡适写哲学史，然后突然对中国至彼时尚无一部佛教史流露出遗憾之情。
　　纵观惠能一生，从他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过程中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到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来分析，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中，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毛泽东谈吐幽默诙谐，有些话含蕴颇深，很值得回味，不能说与禅宗全然无涉。
　　正因为对空八祖坛经》的喜爱，举凡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现代佛学》期刊也成为毛泽东经常看的杂志。因毛泽东常研佛理，对献身于宗教的人物常怀敬意，毛泽东说过：“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经，其经历的艰难险阻，不弱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带回了印度佛教的经典，对唐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更赞叹“鉴真和尚，说他六渡扶桑，虽然前五次都失败了，但他不屈不挠，终于到了日本，对于佛教的东渐，特别是中国佛教及文化贡献最大”。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何凯丰的信，信中写道：“为全党著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又有一次，毛泽东对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语中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致学友萧子升的信中说道：“我‘无他长处，’惟守呵善与人同”、气取人为善”二语。故己有得，未尝戚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从毛泽东喜欢在谈话写信中经常引用佛门用语可以发现，佛教文化对毛泽东和他尔后的思想、品德、工作方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直认为佛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毛泽东，这个观点他始终都没有改变。一九五二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筹备过程中，毛泽东在审阅草案时，在协会的宗旨中增加了“发扬佛教优秀传统”八个字。此举不仅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支持态度，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佛教在中国文化传统地位中的肯定立场。
　　在佛教义理方面，毛泽东表达了求学的渴望。一九二O年，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表示要研究佛学，他经常感到“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并特别嘱咐黎锦熙寄些语言文字学和佛学的书给他。
　　毛泽东还会以《金刚经》中所学给研究佛学的赵朴初出考题。一九五七年赵朴初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问赵朴初：“佛教有没有这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呀!”赵说：“有”。毛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赵又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多年后，赵朴初想起那一次未谈完的问答，觉得也许以佛教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对补充毛泽东先前所想讲的话有所帮助。
　　工作之余，毛泽东非常关心佛学研究的情况。当读完任继愈缩写的欺骗佛学论文后表示：“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同时又指出任继愈的不足之处：“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组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毕竟毛泽东对任继愈还是很器重的，一九六四年，任命任继愈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并长期担任所长一职。随著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和佛学研究的推动，造就了当今杨曾文等著名的佛教学者。
　　毛泽东对佛教寺庙有著浓厚的感情，一九一七年七月中旬，二十四岁的毛泽东邀同萧子升和同学萧蔚然徒步进行了一次游学。在游历湖南五县时，曾挂单在寺院两宿，并受到方丈及百余僧人的热情款待，愉快而又充实的体验使毛泽东难以忘怀。在日后的革命生涯中，只要一有机会，毛泽东总喜欢到寺院进行参访。一九四八年春天，毛泽东由地方干部陪同，来到五台山台怀镇塔院寺。毛泽东观看了寺庙文物，巡视了塔院寺、十方堂寺和蒙藏合作社等处，一路上他亲切地与僧人交谈，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佛事活动，并勉励地方干部一定要保护好文物，要忠实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团结爱国僧人，把五台山建设好。毛泽东在五台山路居，虽仅有一宿，但五台山塔院寺内方丈院中，至今还设有毛泽东路居陈列馆。
　　此外，毛泽东曾经游历过香山寺，回龙山，还远至仰山慧寂的得法处泻山密印寺拜访参观，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与方丈讨论了佛理。
　　一九四七年，毛泽东和警卫队的人员一起去驻地附近看白云山寺，他舍弃骑马而选择走路，认为如此到寺庙才算虔诚。可是当他看到当地县长对白云寺显得一脸茫然，并不重视的时候，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批评他：“这是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你是守著元宝当石头啊!”进庙后，毛泽东观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建筑，特别注意到墙上的一千五百多福壁画，像带领他们参观的老和尚询问壁画所描绘的佛教经传故事，并感慨的对老和尚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存，不要毁坏。”参观完后，毛泽东又指示县长：“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还有一次，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对勤务员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李银桥说：“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毛泽东迈向人生的第一步，恰恰就是以对于慈悲博大的佛教的虔敬与认同为主要标志的。虽然他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在他的生命中，仍然不断追忆其早年对于佛教的信仰。纵使这时的毛泽东已基本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对自己早年的行为称为“迷信”，但他这样再三地反覆谈论追忆，也许正好从另一个侧面向人们透露这样的资讯即早年的宗教生活的熏习给他的一生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六、毛体与怀素
　　毛泽东是诗人，又是书法家。他的诗词，绝大多数是用毛笔书写的。这位一生都由毛笔作伴的诗人，在书法造诣上更是博采众长，气势磅礴。独特的字体纵横潇洒，斜正呼应，错落有致，一气呵成，成为别具一格的“毛体”书法。· 毛泽东青少年时早年先学魏碑、颜真卿，后承苏黄，转而又学郑板桥、王铎，最后苦练张旭、怀素的草书，这些培养了毛泽东扎实的书法功底。在历代书法大家中，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是唐代僧人怀素。怀素的书法如笔走龙蛇，飞转圆动，神采飞扬，在我国草书发展史上，达到了草书发展的最高峰，是位纯粹的草书大家。怀素在其《自叙帖》开头说：“僧怀素家长沙，幼儿事佛，经禅不暇，颇好笔翰……。”怀素尤其喜爱草书，自称得“草圣”张旭的三昧真传，被誉为“草书天才”。《续书评》对怀素有了更具体的描写：“释怀素，挥毫掣电，随手万变，素以狂草得名。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另多变化，而法度具备。”同时代的名流李白、钱起等都曾写诗赞美过怀素，李白在其《草书歌行》中极推许地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据当时中办秘书陈秉忱回忆毛泽东掌握书法时的用心：“……‘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千拓本……。”这封信表明了毛泽东攻草书的决心。毛泽东通过精读各种碑帖、临帖，尤其是草书“颠张醉素”的法帖，汲取精华，心摹手追，再加上他本身的领悟力，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透过毛泽东的墨迹，看出毛泽东的草书师承张旭、怀素，并加以创新，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境界。例如，毛泽东手书陆游《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字迹连绵，如一片烟云，中锋建骨，侧锋生姿，意笔相从，豪迈飞动，是典型的学张旭的例子，而手书李白（忆秦娥） （萧声咽），硬毫走笔，点画简约，连绵跌宕，雄奇超逸，是典型的学怀素的例证。因此，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魄。”从百福真迹来看，毛泽东的书法和诗意极为融洽，浑然一体，豪迈、苍凉、委婉、激越，风雨雷电、水流花开、天地肝胆、大泽龙蛇，博大的心胸、纯美的诗情，毛泽东凭手中的长锋狼毫笔，在尺福间、时空中，留下了人间正道、男儿意气、云水襟怀和审美理想。
　　毛泽东作品深富时代气息与创新精神，个人风格为同代人之冠，属于中国现代书法的代表人物。他，达到“造我神韵，有我无人”的艺术境界，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的书法有题词、信件、手书诗词等多种形式，字体有楷、行、行草和草等，而以行草特别是草书成就最高。
　　从佛教文化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所了解的佛教和谈及对佛陀、佛典、僧人、甚至对佛教的看法是客观而丰富的，因为他准确把握了佛教的特色与根本精神。他的这些言论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与中国佛教文化的深厚关系，同时又是对佛教文化的提炼、发展和普及的一种肯定。从某种意义来说，毛泽东思想根源来自于中国这片佛教文化底蕴深厚而又富饶的土坏。他善于吸收消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善于把深刻的道理以中国人接受的形式加以表述：他又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人文之因根，不以时栘，不从地迁，不随风流，不因物化，永放光华于世界民族之林。
　　后记
　　笔者在此大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承蒙家师指导，阅读了大量有关毛泽东与佛教的参考书籍和研究资料，写作期间，南京大学王月清先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此大哲学系资料室王军女士在借用参考资料时给予了诸多方便，另外如真法师依据王兴国的著作列了一份毛泽东与佛教的简表。二〇〇〇年仲夏写成本文后，一直未急于发表。时隔三年多，佛光山梵呗赞颂团在上海公演之际，家师再次关心写作一事，并嘱咐投稿普门学报。特谨此一隅，向各位师友一并致谢。
　　《普门学报》第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