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中国佛教建筑

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中国佛教建筑
　　郭黛姮
　　提要：10世纪至13世纪是中国佛教建筑发展最活跃的时期，其总体布局有以塔为
　　主体、以阁为主体、前殿后阁、以殿为主体、七堂伽蓝等式。不但讲究布局，而且注意环
　　境建设。其个体建筑不但有山门、佛殿，而且有本时期独具特色的高大楼阁，其高可达
　　五檐滴水(约30～40m的多层楼)、大可号称容纳“千僧”。总体布局与个体建筑均呈现
　　着不拘一格、色彩缤纷的特点。它们饱含着中国建筑艺术和技术的信息，体现着宗教思
　　想的变化所引起的建筑艺术、技术价值取向的变化，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关键词：10世纪一13世纪、佛教、建筑、概貌
　　一 佛教建筑发展的历史背景
　　历代宗教建筑的兴衰与当时统治集团对宗教的态度息息相关。经过前代“三武一宗”的灭佛运动之后，佛教若想再兴，势必需要新一代统治者的再次支持。在宋、辽、金、西夏时期，由于每个统治集团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企图利用宗教来维护其统治，成为这个时期各个统治集团共同的方略；但它们的具体作法却有所不同，因之，对佛教建筑发展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1．宋代“存其教”、稍有推崇、多加限制的政策
　　宋代统治集团在外部不断受到异族侵扰，内部受到人民的反抗；这种双重压力促使其采取了若干支持佛教发展的举动，致使在北宋开国不到50年的宋真宗时期，全国已有僧尼46万余人，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2所，全国大小寺院近4万所。南宋时还曾出现官方对僧人加收免役税，以为财政收入的政策，绍兴中期甚至用多卖度牒以助军弗。
　　然而，总的来看，宋代官方对佛教的支持，既比不上唐代和元代，也比不上同时期的辽、金、西夏，而是采取了“存其教”、稍有推崇、多加限制的政策。宋代皇室对佛教利用之意大于信仰之心。有时，面对激化的社会矛盾，则需要以宗教为麻醉剂。有时，经济拮据，又要靠宗教来取得经济利益。因此可以说对佛教采取的是两面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官方对佛教建筑的投入是有限的。
　　这一时期，从佛教本身的宗教意义来看，在辽、金、西夏统治区可能算是更具有宗教意味；而在宋代，则已大大地世俗化了。佛教成为皇室的附庸，自觉地投靠皇室，甚至不惜改变佛教戒律，向皇帝鼎礼膜拜，把“祝当今皇上万寿无疆”之类的语句镌刻到佛塔之上，把寺院内庄严肃穆的礼佛院落，变成商贸活动的场所。许多步人空门的人不是出于信仰的需求，而是因为社会现实的原因。社会下层往往由于经济拮据，走投无路，而投入佛门，以逃避役税。社会上层人士则因思想或政治原因，如科举失意、变法失败，甚至为了逃避刑法制裁而转入佛门。因此这些僧侣不是为了来世往生净土，而是为了现世谋生；其中真心修行者少，热衷红尘者多，他们把教义置之脑后，对来世不抱希望，有强烈的人世欲望。这与佛教的世俗化一拍即合，因此禅宗倍受青睐。
　　禅宗寺院建筑经唐末、五代的发展，至宋代已日益完善，编辑于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禅苑清规》称“丛林制度已灿然大备”。宋僧在理论方面向儒家靠陇，在政治方面向朝廷靠拢，在生活方面向世人靠拢。僧人赞宁称：“以尊崇儒术为佛事”，僧人秘演，谓“浮图其服，而儒其心”。这样的思想影响到宋代的寺院的建置制度。
　　2．辽、金、西夏皇室支持佛教建筑的发展
　　对于辽代统治者来说，信奉佛教是其吸收汉地文化、借以统治汉人的工具。因此，辽代皇帝曾亲自研究佛教，支持佛教的发展。在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佛教在辽管辖统治地区曾兴盛过100多年，其采取了若干保护与支持佛教的活动，支持寺庙兴建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圣宗之女秦越大长公主舍南京私宅(辽南京即今北京西南地段)，建大昊天寺，同时施田百顷，民户百家。
　　现存著名辽代寺院建筑中与皇室有关者不乏其例，如蓟县独乐寺、大同华严寺、应县佛宫寺、庆州白塔寺等。当时的一些权贵、富豪也效仿皇室，支持佛教的发展。因此辽代统治虽短，领域不过华北、东北地区，在其统治地区内兴建佛寺数量却相当可观，现存的著名辽代塔寺就有几十处。
　　金代在入主中原以前，已从高丽、渤海国方面传人佛教。在其以武力征服辽、宋之后，便确定“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统治策略，皇室出资兴建佛寺。例如太宗在金天会年间(1123—1137)为海慧大师在燕京(中都)建寺，此寺熙宗时命名为大延圣寺，世宗时改名为大圣安寺。熙宗还命僧海会(?一1145)为他在上京会宁府建大储庆寺。世宗在中都为玄冥禅师建大庆寿寺，并赐沃田20顷，钱2万贯。重建昊天寺，赐田百顷。修建中都郊外之香山寺，并改名为永安寺，赐田2000顷，钱2万贯。同时世宗还在辽阳建清安禅寺。后来其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又于清安禅寺别建尼院，由内府出资30万贯。并施田200顷，钱百万。但金代禁止民间建寺。
　　西夏王朝所在的地域正置从西域进入中原的通道，这一地段佛教势力本已颇有影响，到了西夏统治的200年间，帝王又兴崇佛之举，频繁人宋地求索佛经，同时创建佛寺、佛塔。例如元昊准备称帝之时，便曾搜集舍利，建连云塔。③1047年元吴又于兴庆府东15里建高台寺，以贮大藏经，在天祐垂圣元年至五年(1050—1055)动用兵民数万人建承天寺，此寺今尚存承天寺塔。1093年帝后发愿重修凉州感应塔、护国寺、大云寺。1099年于甘州由国师建宏仁寺。同时还在莫高窟、榆林窟造石窟，塑佛像，榆林16窟的第五号大佛即为1072年所修。
　　西夏诸帝对佛教信奉的狂热程度不亚于辽、金，例如其第五代孝仁皇帝为一部佛经的刻印和教施，在大度民寺举行大法会长达十昼夜。佛教确实成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
　　二 佛教寺院建置特点
　　亚．寺院规模与子院制度
　　鉴于宋代官方对佛教采用的两面政策，到北宋中期，“在京诸道州军寺观计有三万八千九百余所”。面对如此巨大的佛教发展浪潮，宋代统治者提出从寺院规模上予以限制，于是规定寺院屋宇及30间以上者，可申请寺额，对不及此规模者，则必须依靠大寺院。这样便出现了“子院”制度。一些有名的大寺院，可以接纳若干子院，这些子院多围绕大寺院周围兴建。例如建州建阳县(今福建武夷山南建阳县)开福寺，“其中分二十三院，各有名目……，二十三子院皆系开福物业，分头佃作，一门而人，则中间殿宇、佛像、法堂皆诸小院共之……”这表明了一种以大寺院的佛殿、法堂为核心，周围布置子院的寺院主从关系。
　　东京大相国寺的子院见于文献的有法华院、文殊院、净土院、维摩院、泗州院、智海院、惠林院、宝梵院等，“各有住持僧官”。元丰“庚申(三年)……制革相国寺六十四院为二禅八律”。
　　子院，一般建筑数量不多，如文献载东京“大相国寺虽有六十余院，一院或止(只)有屋数间，檐庑相接，各具庖爨”。它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但仍须向母院纳贡。宗教活动则受母院领导。
　　辽代的奉国寺与前述开福寺有所不同，它没有明确的子院制度，但却有若干属寺，《大奉国寺庄田记》碑记载有“城下院”、宝胜寺、大觉寺、福胜院、“乡下院”、音城玉泉寺、山前云峰寺、段哥寨寺、采哥寨寺、康家北寨云岩寺、周孙哥寨寺。其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
　　这一时期的大寺院均掌有相当数量的庄田。不仅宋统治区如此，辽的寺院也如此；义县奉国寺，不但有若干属寺，而且有“菜园”、“仓后园子”以及“城外常住庄田中铺山、万佛堂、小汉寨、青石崖”。
　　2．寺院等级的推定
　　南宋在佛教发展上的重大举措之一便是宁宗淳熙年间，史弥远奏请制定禅院等级，钦定五山十刹，其目的是“推次甲乙，皆有定等，尊表五山以为诸刹纲领”。当时各宗寺院皆有五山，以禅宗五山、十刹在历史上影响最大。
　　所谓“五山”是指5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寺院，即径山寺、灵隐寺、天童寺、净慈寺、阿育王寺；“十刹”是指规模稍次的10座寺院，如国清寺、云岩寺、雪窦寺等。由当时的统治者“钦定”寺院等级，不仅说明在当时皇权大于教权的历史事实，而且反映了南宋佛教在思想上向儒家靠拢的特点。
　　3．寺院建筑布局
　　这一时期的寺院布局因时、因地、因宗派的差别而产生了多种类型。既有沿用历史上已有之模式的，也有新创的，类型极其丰富。
　　现就其主要类型综述如下：
　　(1)以、塔为主体
　　自佛教传人中国出现佛塔始，这种寺院布局一直流传着，最早的例子可以用大同北魏云岗第2窟、21窟的中心塔柱说明之。
　　到了10世纪以后，一些辽代寺院仍然选择这种古老而传统的形式，例如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的山西应县佛宫寺，便是以释迦塔为主体的寺院，塔后建有佛殿(图1)。建于辽重熙十八年(1049年)的内蒙庆州白塔(释迦佛舍利塔)，现仅存一塔，当年也是一座寺院，塔后有佛殿(图2)。建于辽清宁三年(1057年)的锦州大广济寺，是以一座砖塔为寺院主体，塔的前后均有殿宇。另据《全辽文》卷十载，辽南京大昊天寺在九间佛殿与法堂之间添建了一座木塔，此举更能说明当时在辽代统治区喜用以塔为主体的佛寺之模式。
　　这些以塔为中心的寺院，据考古发掘可知，平面布局较完整的是庆州释迦佛舍利塔佛寺。山门之内即为大塔，周围有廊庑环绕，塔后为佛殿。院落成竖长方形，塔与山门的距离几乎与塔的总高73．2米相等，塔与佛殿的距离比塔高还要大些，约80米。而塔与两侧廊庑的距离只有20米。主要塔院后部尚有若干佛殿，分列于中部与西部两组院落之中；中部院落依然就塔院中轴线延伸，有佛寺中殿与后殿；西部院落就中殿东西轴线转折后，作前后两进，西前院单独设门出人。由于此寺建于辽代陵邑庆陵所在地，据此推测中部塔院及佛殿院落为主要礼佛场所，西院可能是专为皇室使用的建筑群组。
　　与此同时，还有的寺院出现双塔并立于佛殿之前，如苏州罗汉院；这种形式的早期实例见于云岗北朝石窟第三窟。双塔立于窟檐之前。也有将双塔置于中轴群组以外的，如泉州开元寺。塔在寺院中位置的调整，在宋代寺院中尤为突出，这正反映了把塔作为宗教象征的观念在宋代佛教文化中正在淡化。
　　(2)以高阁为主体，高阁在前，佛殿、法堂在后
　　这类寺院在敦煌从中唐至五代的壁画中均可看到，说明唐代已经流行，如现存佛光寺大殿的前身即为高阁。在这一时期的寺院中，可以蓟县独乐寺为代表(图3)，但遗憾的是独乐寺辽代建筑只存山门、观音阁，佛寺全貌如何，不得而知。
　　幸好从文献记载中找到与独乐寺平面布局相关的例子；现存辽代奉国寺即属此类寺院。据金、元碑记等文献资料可知，辽代的奉国寺有七佛殿九间，后法堂、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以及四圣贤洞120间(即围廊)、伽蓝堂一座、前三门五间，以及斋堂、僧房、方丈、厨房等。对照寺址现状，可知其原在山门内有观音阁，阁后为七佛殿、后法堂。
　　辽代佛寺中这种前高阁后佛殿的寺院，以供奉观音高大立像的楼阁为中心，与辽代皇室尊“白衣观音”为家神的信仰不无密切关系。
　　(3)前佛殿、后高阁
　　将高阁放在殿后的布局在敦煌盛唐、晚
　　寺院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山门、大觉六师殿、摩尼殿、大悲阁及阁前的转轮藏殿和慈氏阁等。该寺始建于隋，北宋初重建寺内主要建筑大悲阁(现已非原物)，并于其北拆却九间讲堂。现存寺内主要佛殿皆为宋代所建，摩尼殿建于宋皇佑四年(1054年)，慈氏阁、转轮藏也皆为宋代建筑，而大觉六师殿原建于元丰年间(1078—1085)(现已毁)，山门建于金代(1115—1234)，后经清代重建。整个寺院纵深展开，殿宇重重，高潮迭起，院落空间时宽时窄，随建筑错落而变幻。大悲阁与周围的转轮藏、慈氏阁所形成的空间，成为整组寺院建筑艺术的高潮；鼎立的三阁，使人们处在佛、法、经的包围之中，此处的宗教氛围格外浓厚，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在甘肃安西的榆林窟第三窟壁画中也曾绘有此类平面布局的佛寺，其佛殿型制与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几乎完全相同，殿后则有两阁对峙，再后为另一楼阁(图5)。
　　北宋东京大相国寺也属此类，其主殿为弥勒殿，中轴线上殿前有大三门、第二三门，殿后有资圣阁，殿两侧前有钟楼、经藏，后有普贤、文殊二阁，周围有廊环绕，并于大三门、二三门之间设东、西塔院。八年至淳佑十年(1248—1250)的日本京都东福寺所藏《大宋诸山图》，记载了南宋时期灵隐寺、天童寺、万年寺的平面草图，从这几张图所绘殿堂平面布置格局与《禅林象器笺》所附之七堂伽蓝图解完全一致(图7—9)。
　　这几座寺院都以一组沿中轴线布置的建筑群为主体，两侧布置若干附属建筑。例如灵隐寺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山门、佛殿、卢舍那殿、法堂、前方丈、方丈、坐禅室等，而在佛殿的东西两侧出现了库院与僧堂，正是所谓“山门朝佛殿，厨库对僧堂”①的格局。天童寺、万年寺也都在中轴线上设有山门、佛殿、法堂、方丈，而佛殿两侧均是僧堂对库院。这可算是南宋禅宗寺院的典型格局。
　　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是宗教礼仪性建筑，中轴两侧则更多的是僧人日常活动的建筑。本来僧舍散处在主体建筑之外，而这时建起大僧堂，置于佛殿近旁，并与库院相对出现一条东西轴线，形成十字形轴线格局。佛殿居中心，道忠把这中心位置比作人体的心；僧堂是僧人日常坐禅的场所，僧堂与佛殿的布局关系，正可比喻成人的头脑与心脏的关系，僧众通过在僧堂和佛殿内修行而将佛法了然于心，进而修炼成佛。
　　禅宗寺院出现这种布局，与其主张“心印成佛”的教理恰好吻合，因此南宋禅宗寺院平面正是禅宗哲学思想的反映，是中国佛教寺院中最直接表达宗教教理的布局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遗憾的是这些寺院在后世已被改建。
　　七堂伽蓝形式还适应南宋时期的子院制度，当时有许多小型寺院，依附于大寺院成为其“子院”。子院不设独立的佛殿、法堂，而与大寺院共用。这类寺院也采取中轴布置山门、佛殿、法堂的形式，例如，前述的建州建阳县开福寺23子院一门而入，“则中殿宇、佛像、法堂、皆诸小院共之……”。
　　三 寺院个体建筑
　　1． 山门
　　这一时期佛寺的大门，有“三门”、“山门”的不同名称。
　　如东京大相国寺的山门即称“大三门”，“第二三门”。三门之意是用以象征“三解脱”，即“空门”、“无相”、“无作”，但并非一定有三座门①。大相国寺把外门三座中最前的一座称为“大三门”，两侧的称为胁门，第二重门称为“第二三门”即是一例。而山门，从南宋“五山”即可明了，其中的每座寺院有的被称为第一山，有的称第二山……对这样的称呼可理解为寺院的规模大，成为诸多寺院之依靠的山头，故以“山”来称谓，其门自然便呼之为“山门”了。
　　山门的形式多样，小型的如三开间的门屋，见于独乐寺、善化寺等，大型的甚至做成楼阁形式，可以与宫殿大门媲美。
　　例如：关于大相国寺山门，据记载：
　　．“寺大门，四重阁也”(《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
　　．“(相国寺)重楼三门，至道元年(公元995年)造”(《北道刊误志》)；“为楼其上，甚雄”(《燕翼贻谋录》)。
　　又如关于杭州径山寺山门的记载也是一座颇为壮观的楼阁，“门临双径驾五凤楼九间，奉安五百应真，翼以行道阁，列诸天五十三善知士”。
　　类似的例子还有宁波天童寺山门，是一座七开间的三层楼阁。文献称：“门为高阁，延袤两庑，铸千佛列其上……”；“横十有四丈，深八十四尺，众楹(柱子)具三十有五尺，外开三门，上为藻井，……举千佛居之……”③这座山门的平面尺寸合47m乘26m，高度约12m，可见其规模之大。
　　一些寺院把山门做成高阁，通过宏伟的建筑来显示寺院的等级之高显，成为宋代寺院追求的时尚。如大相国寺，是依宋太宗之命重建的，太宗并为其亲书匾额，当然需要用最高等级的建筑来表示其受到皇家之恩宠。
　　另外，建造高大的楼阁，借以显示寺院实力和佛法的威力，也是大型寺院所追求的，如天童寺的山门，原本只是2层楼阁，但受阴阳家的蛊惑，曰“此寺所以未大显著，山川宏大而栋宇不称”，于是改建成3层7间的大阁，使其“高出云霄之上，真足以弹压山川。”④这表现了当时企图通过高大的人工构筑物来体现佛法之宏大的设计理念。
　　遗憾的是，这样的大型山门在现存的这个时期的佛寺中已找不到了。幸好一些日本的佛寺中仍有类似的例子，如京都东福寺三门，被认为是具有南宋风格的山门，建于1384—1425年间，为一5开间2层楼的山门(图10)，其楼上并有释迦牟尼和16尊罗汉像(图11)，与径山寺的山门楼上之500罗汉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寺的开山祖师圣一国师曾于1239年到中国的杭州径山寺学法6年，带回典籍千余卷，其明确东福寺的建筑是以“仿宋风之大伽蓝为目标来营造的”。日本在1307年后曾有过仿中国南宋五山十刹之风，东福寺也曾被列为日本五山佛寺之一。
　　2．佛殿
　　佛殿是寺院中重要的建筑，在寺院中随其地位的不同、寺院规模的差异，而有所变化。
　　在以佛殿为主体的大型寺院中，佛殿可达9间。如义县奉国寺大殿，内供佛像最多者5尊，通面宽达48．2m，通进深达25．13m，面积1211mz。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也是九开间的大殿，通面宽53．7m，通进深27．44m，面积1474m2，是现存早期佛殿中面积最大的一座。
　　中型佛殿以七间五间居多，七间者面宽在40m上下，进深在25m至30m。中型佛殿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图12a、b)。
　　小型佛殿则为三开间建筑，面宽多不过10余米，进深也在10m上下，平面近方形，如少林寺初祖庵大殿。但这些佛殿建筑不论大小，普遍不设回廊，皆以门窗装修封于檐柱间，显示出一种庄严肃穆气氛。
　　在总体造型方面，辽代大型佛殿多为单檐四阿顶，较为严肃。宋代佛殿喜用九脊顶，较为活泼。如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和榆林第三窟西夏壁画所绘佛殿，皆作重檐九脊，且四面均出一抱厦。据考，在敦煌壁画中，宋以前未曾出现过重檐屋顶的佛殿造型，更无四出抱厦形式。而在河北正定与千里之遥的榆林窟之间却出现了具有惊人相似的建筑形象，这正说明从唐至宋，建筑风格具有划时代的转变，仰慕宋代文化的西夏，便接受了这种新的风格。
　　在佛殿内部空间处理上，企图扩展礼佛空间，是辽金佛殿的普遍追求，因此出现了移柱或减柱的作法。最甚者在七间殿宇中，前内柱只留两棵，余皆取消，使殿内空间豁然开朗，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这种功能上的追求，促进了结构技术的探索，在佛殿构架中出现了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组合梁架。而一般宋代佛殿柱网排列齐整，不作减柱移柱，表面上看似乎偏于保守，但可理解为追求结构体系的完美；对于佛殿内部空间的扩大，采用四出抱厦一类的方法加以弥补。
　　3．佛阁与楼阁
　　佛阁是指寺院中位于中轴线上的楼阁，体量高大、宏伟。例如文献记载辽宁义县奉国寺的正观音阁，是一座七开间的楼阁。大相国寺的后阁，位于正殿之后的资圣阁，被誉为“楼阁最高而见存者”，在当时寺内的资圣、朝元、登云三阁中手屈一指，“资圣阁雄丽，五檐滴水，庐山五百罗汉在焉……”据记载，资圣阁左、右朵殿各五间②，则阁本身起码七间，或更大。五檐滴水的楼阁估计高可达30～40m。登阁后“见京内如掌，广大不可思议”。①可见其高度之超群。其规模可参照正定隆兴寺大悲阁的尺度，大悲阁也是一座带有左右耳阁的大型楼阁，其中部楼阁依柱础遗迹可知为面宽七开间，进深五开间，前部带抱厦，其高度据寺志记载为四层，复原后高度近40m(图13a，b，c)。
　　当时大型寺院在中轴线上建造高大的楼阁建筑绝非少数。遗憾的是，这类楼阁的现存遗物仅有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其规模虽稍小，仅为面宽五间，进深四间，总高23m的中型楼阁；但其所采用的筒形构架，并于外柱间施用柱间斜撑，故曾抵御了28次地震的袭击，因其结构的坚固性、体系的科学性所产生的长寿效应而享誉世界，成为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楼阁之一。
　　另一类在寺院中轴两侧的楼阁，规模较小，最多使用大三间，如正定隆兴寺慈氏阁；有的还只有小三间，如善化寺普贤阁。
　　就楼阁的功能性质来看，寺院中还有钟楼或藏经楼，也与佛阁夹杂布列。纵观中轴两侧所置楼阁，有以三乘与弥陀对峙者，如奉国寺；有以文殊与普贤对峙者，如善化寺；有以慈氏阁与转轮藏对峙者，如隆兴寺；有以钟楼与经藏对峙者，如大相国寺，“左钟曰楼，右经曰藏”。南宋五山寺院也如是。但唯独不见钟楼与鼓楼对峙之实例。
　　因此可以推断，在这个时期，虽有一些描写寺院的诗词提到过“鼓”，例如，(宋)李弥逊《独宿昭亭山寺》：“山寒六月飞双雪，楼殿深夜钟鼓歇”，(宋)程渊《肖山觉苑寺雪后杜门》：“诗书废放道眼净，钟鼓杲隔禅房深”，(宋)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卷三(禅教类>载：“天明开净，首座率大众坐堂闻一通鼓，首座大众上法堂二通鼓，知事走上参三通鼓”②可作为用鼓之旁证；但是否单独设鼓楼尚无可信依据。从以上几例看，放置鼓的殿或楼仍未进入寺院建筑的中轴群组中。
　　4．转轮藏与壁藏
　　这时期大型寺院中专门设有储藏佛经的建筑。现存的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即是一座以壁藏形式来储藏佛经的殿宇，这种类型的藏经殿宇并不多见。而另一种以转轮藏形式来储存佛经，却成为此时常见的形式。例如，在北方的正定隆兴寺、东京(开封)大相国寺，以及在南方的浙江临安灵隐寺、宁波天童寺、天台万年寺等，皆设有转轮藏殿。这些均是宋代寺院，且多为禅宗寺院。
　　自南北朝傅翕e发明以转轮藏储经以来，此时可称得上是建造转轮藏的辉煌时期，质量之高，做工之精，是空前绝后的。然而，转轮藏的发达，并非象征对佛教更虔诚；联系前节所述宋代佛教的特点，说明转轮藏的流行适合佛教世俗化的大潮。
　　5．僧堂
　　在南宋时期，僧堂在建筑群中农渐显赫，一些大寺院中纷纷以超大型建筑为僧堂。这不仅是为了容纳更多的僧人，而且体现了现世僧人地位的提高，成为世俗化的禅宗佛教寺院建筑的一个特色。
　　例如径山寺在绍兴十年(1140年)曾建千僧阁，天童寺在绍兴二年至四年(1132—1134)建大僧堂。
　　据日僧宏智正觉对这座新僧堂的记载：“前后十四间，二十架，三过廊，两天井，日屋承雨，下无蔷隋，纵二百尺，广六十丈，臆牖床榻，深明严结”，这座建筑所占地盘纵深有70m，宽200m,从“三过廊”、“两天井”的描述可知为“口口”双字形建筑筑。又据《大宋诸山图》所绘天童寺平面看；’这座大僧堂的规模在寺中是超群的。
　　另有李邴《千僧阁记》描绘了径山寺千僧阁，内部“以卢舍那南像竟然居中，列千僧案位于左右，设摹床，斋粥于其下”。对照《径山寺海会堂图》对大僧堂的平面面局可有一粗略概念：堂中供奉佛像，僧人睡的长连床排列成行；既是僧众坐禅的场所，也是僧众寮舍。这种大僧堂的出现，是因南宋高僧辈出，绎声入寺讲学，为满足僧人聚集听讲、表示对听众的平等待遇而设。对雌，文献曾有记载：“所聚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人僧堂，依夏次安排，设长连床，施槐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床唇，右肋吉祥睡者，以其坐禅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仪也。除入室请益，任学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见图14a、b。
　　元代以后，这种大僧堂多因遭受火灾而毁坏，到了明代便分化成禅堂、斋堂、僧寮了。大僧堂应届南宋时期大型寺院中特殊类型的建筑。
　　6．罗汉院
　　宋、辽寺院中常有五百罗汉，多置于重层山门的上层，或设置在单独的楼阁之上。然而，宋代的净慈寺却不同，据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载，该寺是以大佛殿和五百罗汉院为主体的座寺院，单独设有罗汉院，院内有二石塔，高3丈许，共9层，每层雕造五百罗汉。这说明宋代已开始将罗汉置于独立的建筑群中供奉。该寺于南宋初失火，到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153—1158)，又曾再建罗汉殿。
　　7．回廊
　　在这一时期的寺院中，主体部分的殿宇周围，多有回廊环绕，如文献所记大奉国寺有“四圣贤洞一百二十间”，此即指回廊。而东京大相国寺则于“宋真宗咸平四年增建翼廊……”其主院四面有廊约二百间。
　　临安径山寺也是“宝殿中峙，……长廊楼观，外接三门……”，庆州释迦佛舍利塔佛寺也发掘出回廊基址。可知无论是两宋还是辽金所建寺院诸多设有回廊。大奉国寺“旁架长廊二百间，中塑一百二十贤圣”，另一座元至正碑称奉国寺内有“四圣贤洞一百二十间”。o)
　　这时期的回廊与唐代有所不同，唐时回廊独立于两厢位置的殿宇之外，而这时的回廊与两厢的殿阁结合起来安排，如善化寺所见。此外，当时的寺院中还有法堂、伽兰堂、弥陀殿等后世常见的殿堂。
　　8．佛塔
　　这个时期的木构佛塔仅存应县木塔一例。然而，就是这仅此一例，却证明着当时中国建筑所达到的领先世界的技术水平。它不仅造型完美，而且技术先进，它采用的筒体结构，使其经受了7次大地震而能岿然屹立。
　　砖石塔的遗物留存较多。不但形式丰富多彩，平面有方形、六边形、八边形，外观有密檐式、楼阁式、花塔；而且结构技术水平高超，出现了薄壁单筒、厚壁单筒、双套筒、筒中柱、实心砌体、砖心木檐木平座、下砖上木结构等不同的结构形式，建成了中国造塔史上最宏伟、最高的砖塔——高达84m的定县开元寺料敌塔。
　　解决登塔的问题，有塔心柱的采用穿心式楼梯，厚壁者采用穿壁绕平座式或壁内折上式，双套筒者于两筒之间布置塔梯，这些充分反映了造塔匠师们的聪明才智(图15、16)。
　　砖石塔的塔身立面多有雕饰，并以此来表达造塔之人或时代的思想及审美情趣，借以感化信众。例如泉州 开元寺双石塔，刻满寓于佛教义理的人物故事；东塔的雕饰描绘的是东方娑婆，即指现实世界，认为这里充满苦难，释迦牟尼教化众生皈依佛教；西塔的雕饰描绘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那里“没有众苦，但受诸乐”。朝阳北塔表现的是佛本生故事，北京天宁寺塔表现的是圆觉经中的圆觉道场。湖州飞英塔内中心小佛塔第五层上石刻匾额为“恭为祝延今上圣寿无疆”，这成为考据南宋佛教向皇帝顶礼膜拜的史实之佐证。
　　借用建筑的装饰雕刻使建筑体现出建造者的思想，从而具有寓意性，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重要特点，在这个时期的佛塔上有着突出表现。
　　四 寺院环境
　　寺院选址寻求优美的山水环境本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然而，这一时期的寺院建筑，已非常重视环境的塑造，通过人为的加工，使寺院环境更具有超尘脱俗的宗教意味，特别是在远离城市的山地寺庙，尤为出色。
　　其主要表现在对前导空间的处理上，这可以五山十刹的几座寺院为例。现在人们来到这些寺院总会感受到那“二十里松林天童寺”，“十里松门国清寺”，“九里松径灵隐寺”所具有的令人心灵纯净的魅力。然而这些丛林在创寺之，那“灵袁仁敬所植，左右各三行，相隔八、九尺……”①。天童寺之前“古松夹道二土里，左中祥符间僧子凝所植也”②，而径山寺曾经萌了“以会昌沙汰而废”，“咸道间无上兴之，又后八十余年(约为北宋初年)，庆赏……为屋三百楹，翦去樗栎，手植杉桧，不知其几，今之参天合抱之木皆是也”③。经过对寺院前导空间的人为加工，使得欲登佛门的人净化了灵魂，培养了对宗教的虔诚。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去天童寺的感受是“二十里松行俗尽，青山捧电楚王宜”④。正是那二十里松林的魅力，使这位大思想家、改革家也将一座寺院奉为宫殿而敬之。
　　这时期在前导空间的处理上，除了以丛林引导之外，有的以溪流为引导、如灵隐、天台乃至山西高平开化寺—9溪上架桥，建亭，成为参拜之路的若干小憩之处。如灵隐寺前曾有冷泉、虚白、候仙、观风、见山诸亭，“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殚矣”⑤。这些建筑的设置使那些经长途跋涉前来朝山的香客们的期待感不断地得到了满足。
　　不仅对前导空间的环境加以美化，而且寺院周边和寺院内部的环境也着力营造，使其更加幽雅、清新。当时在诗人笔下的灵隐寺是“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乔松百丈苍染须，忧忧天下笑柳蒲”⑥；“紫粉笔含尖火焰，红燕染指小莲花，芳情相思知多少，恼得山僧悔出家”⑦。净慈寺是“倚空楼殿白云间，孤轩半出青松杪”。⑧
　　对寺院总体布局采取严肃的崇拜空间与自由的生活空间相结合，中部山门、佛殿、法堂等殿、阁严整对称。两侧禅堂、僧房结合自然环境错落安排。如《大宋诸山图》中的寺院的布局，是宋代寺院环境处理的又一特色，表现出与唐《道宣图经》中的寺院完全不同的风格；它反映着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环境观，五山寺院的布局可认为是宋代儒道佛三教合流哲学思想在寺院建筑中的体现。中轴线上的群组表现出了强烈的礼制秩序，是依照有主有次的儒家思想所建造的山门、佛殿、法堂、建筑群，体现着佛国净土的佛与法。而中轴两侧，除僧堂与库院需堂堂正正居于佛殿两侧之外，其余建筑布局没有限制，任其自由，且与地形结合，高低错落，又表现出道家“师法自然”的思想。
　　10世纪至13世纪是中国佛教建筑发展最活跃的时期，其总体布局和个体建筑均呈现着不拘一格、色彩缤纷的特点。它们饱含着中国建筑艺术和技术的信息，体现着宗教思想的变化所引起的建筑艺术、技术诸方面价值取向的变化，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