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下的泰国佛教——从《国王与我》谈起

西风东渐下的泰国佛教——从《国王与我》谈起
　　浅草
　　走在泰国的街道上，既可以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也可以看到富丽堂皇的寺宇梵刹；艳阳下，堵塞成排的车龙固然是举世闻名的招牌街景，悠然托钵的比丘也是国际人士的瞩目焦点；当暮色低垂，色情行业热烈登场之际，禅修闻法活动也纷纷展开；那里有最为开放、火辣大胆的人妖，也有最为保守、严持古戒的传统僧侣……。面对如此截然不同的景象并陈于前，不免令人惊疑，在全球西风薰染之下，社会各界都为之丕变，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片炙热的土地仍然淌流著清凉的法水?
　　从历史上看，在东南亚国家之中，泰国是一个令人称奇的异数：它不是武力雄厚的国家，却能幸免沦于西方列强殖民的噩运；它不是第一个传人佛教的国家，却延续佛教传统达千年之久；它不是最先与国际接轨的国家，却在历经政治变局与经济风暴之后还能屹立不摇，与时并进。
　　究其原因，最重要者在于泰国自曼谷王朝开国以来，历任君王都能秉持开放的心胸，重视国际之间的往来，汲取欧美的优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渐行西化的同时，不仅不曾忽视传统，而且尤其重视佛法软化的力量。
　　例如，拉玛一世（一七八二—一八O九）赶走入侵的缅马人之后，立志要恢复佛教的傅统，因此一开始就表明护持佛法、以法治国的愿心。清晨亲送饭食斋僧、入夜延请比丘说法是他登基伊始每日例行的功课。一七八八年，他召开了一次规模庞大的佛教会议，邀请了二百五十位高僧大德参与整理三藏，这是泰国佛教史上第九次结集，编定的三藏名为“结集版三藏一或“皇家三藏”，共计二百八十八箧。
　　拉玛二世二八O九—一八二四）曾二度遣使赴往北京（时值道光、嘉庆年问），并且展开外交活动，允许葡萄牙在曼谷设立了第一个西方国家大使馆。由于他年轻时曾出家为僧，深知僧伽教育的重要，所以登基之后，便将巴利文佛法教育分为九级监定制度。
　　拉玛三世二八二四—一八五一）与中国继续进行贸易，将当时闻名于世的中国陶瓷运人国内，作为装饰佛寺之用；并鼓励传教士将西药与印刷引进泰国，自此以后泰国开始有了本国文字的印刷，天花疫苗也是在当时从美国引进的。在弘扬佛教方面，他不仅兴建塔寺，更搜集丰富的史诗壁画、古代佛教艺术，重新刻画嵌在佛殿亭台的廊壁上，内容包括文学、医术及各种技艺，让人民观赏和研究。并曾多次派比丘前往锡兰，供养从锡兰来泰国的比丘。
　　这种东西文化兼顾、传统与现代并重的精神，到了拉玛四世玛谷德王二八五一—一八六八）执政之后发扬地更为显著。拉玛四世的一生充满了丰富曲折的传奇事迹，泰国的政治在他的英明领导下逐渐开启契机，泰国的佛教在他的魄力改革下也开始焕发生机。正是从他开始，佛教的组织与国家的组织趋向中央集权，佛教与国家之间实质上的关系也更加地紧密相连。——这一连串的变化和西风东渐都有很大的关系。
　　《国王与我》在泰国禁演
　　相信稍微熟悉电影的人对于《国王与我》一定不会陌生。影片里的“国王”，演的就是玛谷德。
　　这部片子的内容足叙述一八六O年代，一名英国女教师在泰国担任皇家教师期间，如何克服东西文化的差异与歧见，让新王在国王允许下以开明治国。这则故事最早是以当事人安娜·雷诺文斯（Anna Leonowens)在《大西洋》月刊中连载的（逻罗王朝的女家敦） ("The English Govemess at the Siamese Cour"）而闻名：后来，被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兰登（MargaretLandon）改编为小说《安娜与暹罗国王》 （Anna and the King of siam），由于获得热烈的回响，接著又被改编为戏剧，搬上舞台，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影片。
　　英气焕发的玛谷德遇上冰雪聪慧的女老师，蓬门碧玉一脚踏进皇室生活，西方的理性思惟碰到东方的父权主义——如此强烈对比的情节加上阵容坚强的卡斯，异国风情的背景加上搭配得宜的歌舞，这样的戏码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知掳获了多少人心。
　　从这部片子缔造的佳绩不难看出它受欢迎的程度：一九五一年，《国王与我》首次以舞台剧的面貌在百老汇上演，结果大受欢迎，创下一千二百四十六场的记录，饰演国王的尤伯连那也因此一炮而红，于一九五六年领衔主演电影版的《国王与我》，让他成为奥斯卡金像奖影帝，而这部影片也荣获其他四个奖项。这股热潮并没有因为时间的递嬗而熄灭，一九七二年，这则故事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尤伯连那再度应邀担任主角。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七年，新版《国王与我》的音乐剧再次上演，赢得四项东尼奖。后来福斯公司又将《国王与我》制作成卡通影片，于一九九九年初面世；同年年底，新版《国王与我》电影（由周润发饰演玛谷德王）也推出上映，佳评如潮。
　　随著时间的流逝，《国王与我》的影迷可说囊括了老、中、青三代。尽管它拥有如此众多而又亮丽的光环，但这些影片在泰国全都遭到禁演的命运。内容被认为与史实不符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最主要还在于拉玛四世玛谷德王在泰人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出家廿七载的拉玛四世
　　玛谷德生长的年代正值十九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的毒爪逐渐伸入亚洲之际，目睹东南亚各地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他从小勤学治国之术。一八二四年父王去世，他是嫡长子，原本可以登基为王，却被异母兄抢先一步成为拉玛三世。
　　遭逢如此钜大之变革，玛谷德悄悄离开皇宫，祝发出家。在长达二十七年的修道生活中，他阅藏深思，精进修持，彻悟佛经中“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众生平等”的真理，培养他圆熟沈稳的处世态度，僧团固有的民主特质对于他日后的治国理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托钵云游期间，他结识了许多西方传教士，向他们学习拉丁文、英文等各种语文，以及人文、数学、天文学等各种科学，成为泰国第一位接受西方学术洗礼的君王，据说他的天文学在当时还是首屈一指，享誉国际的呢!
　　在多方接触中，他不断获悉欧亚发生的大事，对于世界各国的政经局势一直保持著敏锐的觉知。在反覆自省与前瞻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到，必须要将本国的传统价值与西方的现代理念互相调和，才能够让国家走向康庄大道。
　　出世的潜修与人世的体验如同秋霜冬雪般洗练著他的身心，让他在潜栘默化中蕴育出处变不惊的定力与智慧。玛谷德正是以这番深谋远虑的定慧功夫引领著泰国朝野度过了风雨飘摇的险境。
　　十九世纪，亚洲两个古文明国——印度和中国均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南亚各国也相继落入欧洲列强的手中。一八五一年，拉玛三世驾薨，当时的泰国正处于外敌环伺的危境，玛谷德奉遵遗命，还俗登基，是为拉玛四世。
　　他盱冲时势，远观未来，认为连地大物博的中国于一八四二年战败之后，都得向西方低头，割地赔款，仍处于发展阶段的泰国更需要接纳西方，革新政治，才得以安内攘外，免蹈覆辙。于是他从长计议，首先废除外国人觐见国王时所行的接足礼，表示革故鼎新的决心；并推动现代化的改革，尤其著力于贸易、运输、交通、货币等与西方人接触的领域，例如对外国企业开放，修建道路，开凿运河，引入造船业等等。他不但开办外语学校，鼓励亲王与高级官员前往学习，敦聘许多外籍顾问来帮助他从事各种改革，而且延请外籍老师到宫廷里面教授英文，让皇子们及早接受西方教育。（《国王与我》里面的安娜是其中的一个英文老师。她大概教了五年左右就返回英国了，而且她离开泰国的时候，拉玛五世还没登基，这是《国王与我》的剧情被批不实的原因之一。）
　　在外交方面，玛谷德以灵活的手段，先后与英国、美国、法国、丹麦、荷兰、葡萄牙、比利时等国签定商业或友好条约，甚至还曾经写信给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林肯总统，表达声援之意。尽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破坏了泰国传统的司法政策、关税自主、治外法权，乃至忍痛割地，然而却换取了泰国境内的和平，从而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能够稳定成长，奠定泰国未来发展的基础。
　　“以法为宗”吹起改革的号角
　　被誉为“泰国新旧时代桥梁”的玛谷德，不仅重视国家物质建设的进步，也重视人民精神的提升，他的宗教改革理念对于泰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由于泰国一直是多元种族并存的国家，当时泰国境内的佛教竞发展为数百个宗派，这种现象固然表示佛教顺应各地风俗文化的包容力，但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佛教内部的散漫无章，最重要的是，由于普遍缺乏僧伽教育的观念，一些僧人的行为已与佛陀的本怀渐行渐远，长此以往，势将造成法义变质，圣软衰微。
　　为僧期间的玛谷德对此尤其感到疑惑与忧心，遂至猛族重新出家。皇兄拉玛三世获悉，认为堂堂皇族竟然到少数民族的僧团出家，简直是让王室的颜面尽失，于是赶紧在皇宫附近兴建母旺尼寺（Wat Bowonnivet Wihan），谕请玛谷德前往主持。玛谷德用它作为培训僧人的基地，强调研读巴利经文、重视守持戒律、主张以理性的态度来解读、弘扬佛法，使得母旺尼寺成为“法宗派” （Dhammayutika-nikaya)的总部。玛谷德将之取名为“法宗”，即二竺奉正“法”的意思：其他原有僧人的宗派，就被统称为“大宗派” （Maha-nikaya)。自此以后，“法宗派”成为泰国佛教最有势力的一支。
　　玛谷德十分重视国际佛教的往来，曾派僧团前往锡兰;并与印度佛教徒互相交流，获得印度回赠佛像和菩提伽耶的菩提树；又将“法宗派”传到柬埔寨。此外，他根据佛典，订定每年泰历三月十五日为“敬法节”，（Magha Puja Day），以纪念首次结夏安居后，佛陀的千二百五十名弟子不约而同地聚集到王舍城竹林精舍听闻佛陀说法：他还命令工匠修复古城佛统（Pathom）的塔庙，并在原来的一座古塔上罩建大塔，因为他认为塔基内必有佛陀的真身舍利，应该恭敬以待，善加珍藏。这座大塔一直到拉玛六世才全部完成，现高一百二十七公尺，光是螺旋状的塔尖就有四十公尺高，圆形塔底直径也有五十公尺之大。它就是目前世界最高的佛塔——佛统大塔（Phra Pathom Chedi）。
　　在当地有此一说：如果你问泰国人他们最尊敬的比丘是谁，十之八九会说是拉玛四世玛谷德。可见他在泰人心目中不仅是国家的领袖，更是精神的堡垒。无怪乎泰国朝野坚拒《国王与我》在当地上演，甚至美国堪萨斯大学的Cheermsri Chantasingh还多方查访，以此为题写成博士论文——（美国化的《国王与我》：英国女教师摇身一变成为美国传奇人物的过程） （
　　"The Americanization of'The King and I':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English Governess into an Ameri-can Legend."')
　　朱拉隆功树立佛教组织
　　一八六八年，玛谷德王以高寿逝世，朱拉隆功（Chulalonkon)己继任王位，是为拉玛五世，时年十五。在摄政委员会掌理期间，他游历世界诸国，参访各种先进设施，由于他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丝毫没有语言及文化方面的隔阂，因而得以充分吸收，作为他一八七三年亲政之后实施改革的腹案。
　　内政方面，他在玛谷德王的建设基碍上加以发挥，不仅彻底废除跪拜礼仪与奴隶制度，而且颁布国民教育制度，兴建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在他的精心擘画下，泰国完成自来水、电力、电讯、电话系统，有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医院、第一问邮电局、第一所军官学校……。过去的泰国属于藩属封建制度，朱拉隆功即位之后，致力于大一统的工作，首先削弱地方权力，并将曼谷泰语定为官方语言及国语。
　　外交方面，朱拉隆功继承乃父忍辱负重、折冲樽徂的精神，在列强之间不断周旋。英法双方在争夺泰国方面相持不下，终于在一八九六年与一九O四年签订协定，承认泰国为“缓冲国”。泰国之所以能够维持独立，免于丧国，英法协定固然是关键因素之一，但最重要者还在于朱拉隆功即位之后励行改革，率领朝野奋发图强，使得列强们不敢轻易跨越雷池一步。
　　和拉玛四世一样，朱拉隆功强调在社会变化的同时，泰人应保存自身的文化传统；甚至他认为政治与宗教的步调应该是统一而又一致的。有监于耶教伴随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让他更深深感到现代的政策里面也应该将佛教改革的方案纳入，因为佛教的兴隆有赖于佛教文化的提升与僧伽素质的健全。因此他首先提出将全部三藏付印的计画，不仅把泰文三藏再作详细的校，用大量举证的方式大加挞伐，认为这是西方人自我优越感作祟下的产物，赢得不少暍采。
　　看来世间事没有绝对的利弊。虽然《国王与我》令泰国人感到遗憾，也曾有影评批判内容肤浅，但这些都无碍于大众的好奇心理与票房收入的好坏，最重要的是，这段史实在泰人的澄清下，反而让玛谷德王的事迹更加昭然于世，令人肃然起敬。《国王与我》的剧情虽有虚构，但多少也透露出当时的泰国正处于新旧交接的时代。对，也与高棉文、僧伽罗文、孟加拉文等各种版本的三藏进行比对校勘，于一八九三年出版，共计三十九卷，是为巴利三藏纸本印刷之始，许多佛教国家及欧美图书馆均纷纷向泰国请赠。
　　在担任僧王的异母弟瓦契拉央（Wachimyan)的协助下，僧伽教育课程终于出炉。在这项计画中，不但把佛学与戒法纳入僧伽的标准课程之内，而且要求游方僧人也必须安居寺内，接受国家统一的僧伽教育。瓦契拉央的佛学造诣很高，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的教材和论典作为指定教科书。
　　为了提升僧人素质，朱拉隆功于一八八九年在曼谷摩诃达寺内成立摩诃达学院（MahadhatuRajavidyalaya）作为大宗派僧人的佛学研究中心，开启泰国设立高等学府之先河：三年之后，又在母旺尼寺内成立玛谷德学院（Mahamakut Rajavidyalaya)作为法宗派僧人的佛学研究中心。后来这两所世界知名的佛教高等学府分别改名为：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kon University）与玛谷德大学（Mahamakut Buddhist University） 。
　　一九O二年，朱拉隆功试图将不同传承的佛教统合起来，因此制订泰国第一个“僧伽法案”，成立了一个以泰国佛教长老（由曼谷当局任命）为首的僧伽组织，将先前隶属于不同传统的宗派纳入管理。此后，泰国佛教成为中央集权政府的建制之一，法宗派也正式成为泰国的主流佛教。自此以后，泰国佛教被称为“现代国家宗教” （或“现代国教”）.
　　瓦吉拉吾以绩佛慧命凝聚国力
　　拉玛六世瓦吉拉吾在一九一O年登基时，民族主义正方兴未艾地在亚洲各地崛起，当时的泰国因切肤之痛而深受熏染。面对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的压力，热血澎湃的瓦吉拉吾以“国家—宗教—国王”一体作为号召，呼吁全国人民在精神上与行动上团结起来，并且在一九一七年将泰国的国旗改为现在的样子——上下两条的红边代表英勇的民族，中间最宽的蓝色代表庄严的王室，夹在红色和蓝色的两条白色则代表纯洁的佛教。
　　无论是国旗也好，口号也罢，“佛教”均处于中央的枢纽地位，表明了他对佛教的重视。不难想像，瓦吉拉吾虽然从小深受西方教育孺染，但毕竞还是在佛教的氛围里头长大，对于国家命脉的延续与法身慧命的长存，他抱持强烈的忧患意识。目睹东南亚的佛教国家一个个都沦入西方帝国的手里，而这些国家的佛教所处的地位正被大大地削弱中，他十分忧心正法即将消失。他提醒泰国人民，佛教的两条防线——锡兰与缅甸都已经失守，泰国是佛教保存的最后一条防线，坚守这道防线是所有泰国人民责无旁贷的使命，因为唯有奉持佛教的正法，才能长治久安，美满幸福。
　　泰国境内种族甚多，他们的共通文化就是佛教信仰，在当时，没有哪一种方式比用“佛教”来号召人民团结攘外更为有力了。因此当他下令全阂军、公、敦机关，乃至监狱与精神病院每天都必须举行佛教祈祷仪式时，立刻获得了全民的热烈响应。
　　在佛教内部的发展上，他延续落实朱拉隆功的理念，将佛学会考里的口试项目废除，统一以笔试的方式来进行测试，泰国僧人重视巴利文法的记诵，于此有很大的关系。
　　他在即位之前，曾经在英国留学、从军；登基之后，自然将西方的教育理念引进国内—不仅实施义务教育，而且成立英式公学，推行野虎童军运动，并要求妇女采取西方发型与服装，甚至成立了一家俱乐部、组织了一支足球队。
　　在外交上，瓦吉拉吾也像他的父祖辈一样，以极其灵活的手腕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一九一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他独具只眼，看准了德国终必战败，同时也基于他对留学地——英国的一份情谊，泰皇拉玛六世向德国宣战，并于一九一九年加入国际联盟，成为其中唯一的东南亚会员。三年后，美国率先放弃其治外法权。
　　虽然瓦吉拉吾于一九二五年逝世，但一直到一九三O年问所有在早年曾与泰国订约的强权均纷纷放弃不平等条款，这些都是他生前的努力留下的福泽余荫。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劳，将他生前的用品及事迹全部收藏在“拉玛六世博物馆”里面，供人凭吊。
　　僧人向政府表达改革教会的请愿
　　瓦吉拉吾将国家带人新的里程碑，他的一生看似画上圆满的句点，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桩最大的心愿未曾了却，那就是重编泰文三藏。原来，一八九三年印行的泰文三藏虽然首开先河，备受赞誉，但还留下小部经八种没有编入，是为美中之不足。瓦吉拉吾英年早逝，只有将此憾事交由后人完成。
　　普拉加迪波克（Prajadhipok）继任为拉玛七世之后，立即遵照前王的遗命，重编三藏，收录所缺的小部各经，于一九二八年出版，共计四十五册（刻意与佛陀说法度众的年数相符）。
　　他上任之后，锐意革新——修建机场、改善公共设施、促进银行业发展、建设图书馆、博物馆、美术学院、鼓励艺术与学术……凡此种种可圈可点，但由于他的人事措施处理失当，而且在一九三O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时又未能适时应变，再加上有心人士的挑唆拨弄，竞遭致民怨，而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不流血政变发生之后黯然下台。
　　是年十二月十日泰国正式成为君主立宪的国家，长达七百多年的君主专制宣告结束，民主思潮看似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不意接踵而来的，却是一连串的军人专政与不停的政变，国家的权力只是从王宫贵胄转移到另一批官僚手中。一九三五年，拉玛七世以到瑞士治疗眼疾为由离开泰国，宣布逊位。因他膝下无子，故由侄儿阿南达·玛希多（Ananda Mahidol）继位，是为拉玛八世，年方十岁，此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政权都掌握在摄政委员会手里。
　　新政府成立之后，一群曼谷青年僧向官员们联合表达改革教会的请求，结果为首的比丘却被褫夺僧籍。而在此同时，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在家信众自行组织“佛教青年会”，展开普及佛法的工作；在偏远的差耶（Chaiya)，佛使比丘（Buddhadasa)也设立禅修中心，并勤于笔耕，发愿将佛法予以现代的诠释；义大利籍比丘Phra Lokanat则于一九三四年组织海外弘法团，率领六十四名泰国比丘远赴罗马弘法。这些迹象显示出民间的敦界受到民主风气的鼓舞。
　　一九三五年，约有二千名来自十二个府（省）的大宗派比丘聚集曼谷向总理请愿，希望教会的行政制度能更为民主开放，却被议会否决。直到一九四一年，銮披汶·颂堪（Luang
　　Phibunsongkhram）主政之后，才融和佛陀时代僧团的民主精神与现代政治中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作法，通过一项新的（僧伽法案），在僧王之下分设僧伽内阁、僧伽议会与僧伽法庭。
　　乱世中散播法喜种子的“发展比丘”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泰国军方与日本交好，并向英美宣战，然而摄政王拒绝在宣战书上副署，因此实际上宣战是违法泰国宪法的。尽管如此，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之后，泰国还是以战败国的身分在外交上受到屈辱。一九四六年，刚刚学成归国、理政才八个月的拉玛八世在床上神秘死亡，使得泰国的局势犹如雪上加霜。远在瑞士深造的蒲美蓬·阿杜德（Bhumibol Adulyadei)只得赶紧归国，即位于国家危难之秋，是为拉玛九世。
　　国难方殷，政争不断，沙立·塔那拉（Sarit Thanarat）当政之后不仅废止宪法，更在一九六二年颁布新的（僧伽法案）。在这个法案里，先前的民主条款荡然无存，僧王被赋予无上的权力，教会和政府部门被严密地结合在一起。
　　同年，佛教界还发生另外一件大事。试图整合禅修与慧解，并促使政府订定一九四一年（僧伽法案）的大宗派高僧阿迦披蒙昙（Aiaan Phimontham），在他担任僧伽内政部长任内被指控与共党通好而身陷囹圄。影响所及，连后来继任的代理部长阿迦沙那梭蓬（AjaanSatmasophon） （大宗派下弟子）也锄铛入狱。
　　坚持自己是清白无辜的阿迦披蒙昙，在晚年回忆此事时说道：“沙立将军是位独裁者，与身为僧侣的我无法沟通。他说如果每个人都闭起眼睛来禅修，就没有人留意共产党了。”短短的一句话道尽了身逢乱世的无奈与辛酸，也印证了道安大师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党趁著日本投降而西方世界无暇东顾之际，在亚洲各地渗透窜行。泰国由原先的“亲共”态度转而趋于“反共”，共产党遂由明处转为地下，由城市走人乡村，尤其是北部、东北部这些非傣族居住而又长期被政府忽略的偏远山区。
　　有监于佛教的化世力量，政府发起“传法使计画”、“社会中的僧伽发展计画”、“弘法计画”、“社区发展计画”、“加速农村发展计画”等，发动大批僧人前往各地进行正法的教化，增进人民的福利，以摧毁共产党的颠覆计画于无形之中。后来这些计画得到美国方面的资金支持，也就办得更加如火如茶了。
　　为了协助政府，教界方面对此也作出积极的回应。首先，大宗派的朱拉隆功大学与法宗派的玛谷德大学制定了诸如“大学毕业比丘参加山区佛教活动的规画”、“鼓励比丘参加社区发展的规画”等培训活动。接著，乌汶府、郎开、那空拍侬、沙功那空、素林、四色菊、武里南等地陆续成立佛学中心，增设了许多实用的课程，以寺院住持、青年比丘、佛学教师、剃度和尚等为培训对象。甚至泰国东北部还成立了“僧伽社会服务配合中心”。
　　除了上述与政府有关的发展计画之外，还有一些比丘自行发起各种运动，协助村民们改善生活，尤其是北部和东北部的偏远山区。比起政府的发展计画来，他们虽然资金不是十分充裕，但由于不受官方支配，有时反而运作灵活，他们通晓当地语言，熟悉落后山区的情况，因此能将援手深入政府所无法到达的地方，适时提供村民所需，成效也是十分显著。
　　这群被称为“发展比丘”的僧侣们脚踏黄土，头顶青天，与乡民胼手胝足共建家园，为社会散播法喜的种子。当我们研究泰国历史的时候，千万不要遗忘了这群默默耕耘的幕后英雄!
　　阿迦曼尊者坚持维系“森林传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泰国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及改善人民生活，以学习西方为目标，经济指数被用来作为衡量人民生活品质的标准，整个社会逐渐有了物化的倾向。
　　一九五四年，蒙昆帖牟尼尊者在泰国电视开播的第一天，感叹地说道：“魔把罪恶的根源灌注到家庭里了!” “佛教的粮仓就要被它捣坏了!”
　　就今天看来，这样的“魔”实在不算什么!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各种形形色色、功力更加高强而无所不在的“魔”正一波一波地袭来，不仅威胁著人类的精神世界，对于法身慧命的长存也带来很大的挑战。
　　晚近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方面，一致面临了社会急遽变迁、文化认同危机、价值观念混淆、神圣思想瓦解等危机。今后寺院应如何发展度众的功能?——坚持传统?还是跟随潮流?这些都是教界一致关切的问题。
　　在泰国，自从一九O二年（僧伽法案）制定之后，佛教界的行事大都依照中央教会的教育制度与行政命令。随著时代的演进，社会的诸多问题已促使敦界人士开始自省，西方科技促进了交通的便利、讯息的交换也带来了契机，再加上民主风气的逐渐开放、外来思想的启发激励等等，在在促使有为的佛子一一崛起，倡言改革，乃至走出制度之外，另谋对治良方。他们有的隐居山林刻苦实修，有的用现代方式诠释法义，有的主张藉禅修来养性，有的强调以持戒来净心，有的重视不同文化、不同传承之间的交流……，尽管门风不同，作法相异，但对于社会的祥和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中主张刻苦实修者，以阿迦曼·布利达陀尊者（Phra Ajaan Mun Bhuridatto）和他的老师阿迦索·堪他斯罗尊者（Phra Ajaan Sao Kantailo）所延续的“森林传统” （又称为业处传统，Kammatthana Tmdition己最为著称。
　　阿迦曼生于一八七O年，原本在法宗派下出家，他的老师是玛谷德的弟子。不久，他惊觉当时法宗派改革运动的追随者当中，无人想依经文来实践法义以求解脱；此外，他对于法宗派以学业成就或行政能力作为晋级考量的体制也感到厌恶，认为这是增长贪瞠痴三毒的来源，遂转而跟随阿迦索学习，不久又前往泰、寮、缅边境的森林旷野中精进修持，终于证得道果。由于德风远播，许多人慕名而来，跟随在他身旁学习，其中不乏西方人士。
　　其间，地方教会一再下令，要求林居僧人在林中建寺，并遵守中央教会的决议：乃至邀请阿迦曼担任一间重要道场的住持，但都被他巧妙地逃脱了。晚年时，他拗不过国家教会的要求，终于在东北地区定居下来，但他每天仍坚持头陀行持，直至一九四九年圆寂为止。
　　二十世纪末叶以来，泰国的森林因滥垦、滥伐而大幅减少，阿迦曼的后继者日夜与大自然融和相处，对于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感到忧心忡仲，因此不约而同地发起保护森林运动。他们在林中修持的同时，和居民们携手奋斗，与官商周旋到底，此举赢得城市菁英的尊敬，也让他们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一九八七年大长老僧伽会下令，除了住在“合法”森林寺院的头陀僧以外，其他游方僧人必须全部离开森林。政府方面也旋即运用此项法令，禁止僧人居住林中。
　　眼见“森林传统”就要在泰国消失了，但无论如何，山林比丘简朴自处，追求真理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红尘世间里，／水远是人们心目中的清流。阿迦曼的头陀苦修经由他的教言、他的传记流传了下来，不仅对于后来泰国佛教产生潜栘默化的影响，也震惊了地球另一端的西方世界——因为物质丰裕是他们的骄傲，精神失落却是他们的困境。
　　倡行“世间与涅盘不二”的佛使尊者
　　佛使尊者是另一类杰出的“山林比丘”。他住在林中兰若，力主返朴归真，亲近自然；而在此同时，他也是一位人世弘法的“人间比丘”，以其敏锐的觉知与无疑的辩才，影响著泰国的社会大众。当西方的资本主义倾注在泰国这片土地时，他是第一位针对时弊强烈批判，而又能让大众心悦诚服的僧人。他主编的Buddhadasana，是世界上第一本由山林比丘发行的佛教杂志；他也是泰国第一个用现代语汇向大众开示妙谛的比丘。
　　虽然他只受过十年的正式教育，却荣获泰国各个大学颁赠六个荣誉博士学位，目前他的著作和演讲纪录仍珍藏在各个大学里。时代的冲击与个人的体验让他的身上始终散发著出世与人世兼容的气质。从他一生的事迹，我们看见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典范。
　　佛使尊者生于一九O六年，二十岁时在大宗派下出家，法号“因陀般若”（Indapanno)，意即“大智慧” （Great Wisdom），通过佛教的高等考试之后，赴往曼谷继续深造，钻研佛理。在这段时间里，他环顾周遭的同侪，有的不尚研究，拘泥文字；有的不事修持，只知钻营名利，凡此让他心中充满了失望与疑惑。一九三二年，泰国宣布实施民主宪政。对于崭新时代的来临，他深深感到，佛教也必须与时俱进，今后的弘法尤应强调思办理性，遂在佛前自誓：“愿尽形寿以此身献给佛陀。我是佛陀的侍者，佛陀是我的主人，因此，今后，我改名为‘佛使’。”
　　同年，他返回家乡猜耶，住在林中阅藏修禅，并旁涉其他宗教与学科，他所注重的，不是学术的研究，而是实际的体验。一九三四年，他开始弘法，毕生致力于佛法的大众化与纯正化。他主张佛法不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涅盘在此时此地就可以达到，并非遥不可及的目标。他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呼吁大家应该实践“法的社会主义一，以奉行真实佛法、生命共存共荣为依归，并将这个理念具体而微地落实在猜耶的森林居所——“解脱自在园”，如今此地已扩大为国际禅修中心。
　　一九六六年，泰国政府滥用权力镇压游行示威的学生，佛使尊者挺身而出，义正言辞地指出，在位者沉溺于权力名位的追逐，社会上道德观念沦丧，这些问题都源于西方教育制度下所教出来的人只学到知识而缺乏智慧。他以“断尾狗的教育”来形容这种失败的教育体制，盼能以此唤起大家的重视，共谋正本清源之道。
　　他不但口说，而且笔书，著作等身，言人所未敢言，因而赢得大众的景仰。他的改革思想启发了社会各个阶层，泰国不少公益团体如泰国宗教交流发展委员会Khana-kammakanSasana Pua Karn-Patana, the Thai Inter-religious Commission for Development )、泰国乡村重建基金会(Mulaniti Patana Chonnabot, the Thai Rural Reconstuction Foundation )、儿童基金会( Mulaniti Dek, the Children Foundation )等等，都是因为受到他的精神感召而成立。还有许多僧信青年也因为聆听他的敦言而发起利生的弘愿，例如，以倡行社会运动而闻名于世的素拉·史瓦拉克（Sulak Sivaraksa）正是他的在家人室弟子。
　　佛使尊者圆寂之后，除了他所创立的“解脱自在国际禅修中心”继续发扬他的理念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以改革泰国佛教为号召的“善地·阿索”敦团在一九七O年代崛起，据它的发起人觉护比丘声称，一部分也是受到佛使尊者的思想鼓舞，另一部分则是由于大乘思潮的启迪。
　　以改革佛教为号召的“善地·阿索”运动
　　觉护比丘曾先后在法宗派与大宗派下出家，因深戚佛教不改革则无以发展，故而毅然脱离宗门，另创“善地·阿索”教团，其重要主张有四：
　　一、提倡功德主义：他赞同佛使尊者的主张，认为佛教界一味鼓励信众捐赠物资以求现世或来世的功德，无异增长贪欲，非佛陀本旨。但与佛使尊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依然提倡“功德”而赋予正确的意义，即人人应该为增长社会的功德而奉献，而非为增长一己之功德而努力，他称此为“功德主义”。
　　二、出世间为目标：佛使尊者认为，传统佛教将出世与人世截然分开是不正确的，故而致力于二者之间的调和；觉护比丘对此也深表认同，唯主张出世思想仍是佛教最高的理想，出家僧众与在家信众都必须奉之为最终目标。
　　三、主张少欲知足：觉护认为需索无度是身心染污的主要来源，因此提倡日中一食、不涂香严饰、不储余物、少欲知足，这些都成为阿索人每天必须奉行的规约。
　　四、强调慈悲为怀：觉护认为慈悲是最重要的行持，尤其在不杀生戒方面，应该遵行大乘佛教茹素断肉的作法，因为这是最彻底的慈悲。故阿索人均须终生吃素，此举在无形中带动了泰国的素食风潮。
　　在实践上，“善地·阿索”软团的特色如下：
　　一、工作即修行：觉护对于泰国佛教的禅修方式不表认同，认为闭目冥思是浪费时间、逃避世间的作法。他对于佛使尊者与大乘佛教“工作即修行”的思想十分钦佩，呼吁真正的禅者应该是睁开眼睛，努力工作，从工作中修福修慧，长养悲心。
　　二、严持净戒：“工作即修行”与“世出世间不二”的理念互相呼应，但因为他强调“出世”仍是修持最终的目标，因此对于持戒是采取严格的立场。
　　三、大众共有：阿索数团中所有的物资的供给都是依据各人所需，而非依据个人能力的高低。因为基于“功德主义”，大家都应该尽一己之能力互助合作，为众服务，而非贪求奖励的多寡。
　　四、自给自足：阿素数团下的社区采行自给自足的方式，虽然社区之间彼此独立，但在物资、人员、产品、知识等方面却是互通有无，彼此互补的。生产过剩的蔬果产品则以低价、平价乃至免费的方式和社会大众结缘。
　　阿索人的社区重视守望相助，相亲相爱，他们在每个社区设立的“正戒学校” （SammaSikkha School)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所学校的校训是：“严持净戒，勤奋工作，用功读书。”家长与学生都必须受持五戒，奉行功德主义，社区里所有的大人都是老师，年长的学生必须照顾年幼的学生。此外，培养学生具有道德勇气与批判精神也是该校的特色。
　　“善地·阿索”数团的修持方式在泰国俨然形成一种运动，追随者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泰国的前任总理詹隆·史利蒙（Chamhng Shmuang）。他曾以高票连任当选两届的曼谷市市长，所凭藉的就是发挥阿索人的精神——严持八戒、少欲知足。他的清廉无私，为民服务，他的不畏强权，打击贪污，使他受到市民的爱戴与拥护，昵称他为“清净先生” （Mr.Cklean，意即内外俱洁的人）。
　　一九九七年泰国发生经济风暴，阿索教团下的各个社区因自给自足、简朴生活，所以丝毫不受影响。眼见许多农民负债累累，苦不堪言，政府透过农业银行与农民合作社（Bank of Agricuhure and Agricultual Cooperation,BAAC）与阿索数团合作，自二OO一年起为期三年，每年送农民到阿索教团上课，学习天然农业、自给自足、永续发展等方法以改善生活。此外，阿索敦团的正戒学校也荣获教育部表扬为佛教界的模范学校。
　　以现代方式弘传佛教的法身寺
　　与善地·阿索数团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崛起的法身寺（Wat Phra Dhammakaya），也是目前泰国最受瞩目的新兴佛教团体，但两者在实质内涵与弘法方式上都有十分不同之处。
　　法身寺非常重视禅修，并以此为基础来训练成员、发展寺务。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风气并非直接承续“森林传统”的作法，而必须追溯到它的祖师——蒙昆帖牟尼尊者（PhraMongkol-ThepmUni) 。
　　蒙昆帖牟尼在阅藏弘法之余，不断精进禅修，因而证得“人法身法门” （vijjaDhammakay) 。一九二一年担任越北揽寺（Wat Pag Nam Bhasi Charoen）住持时，首开先例，设立厨房，供给寺众饭食，打破泰国僧人托钵乞食的传统：此外又兴设小学、成立巴利佛典研究中心、订定寺规与工作制度，凡此在当时的泰国都可以说是走在时代的先端。虽然法身寺不是在他手上创办的，但他阔达的胸襟让弟子们耳濡目染，对于法身寺的迅速发展影响很大。
　　詹·孔诺那雍（Chandra Khonnokyoong）是蒙昆帖牟尼的首座弟子，据说她慧根具足，仅以两周的时间就精通“人法身法门”。她在生前曾表示：“谁要去涅盘，我就随喜功德，而我先不去，要留在这里除尽一切众生的烦恼……。”此种近乎“四弘誓愿”的大乘佛教理念，在泰国是极为罕见的。
　　现任住持法胜比丘（Dhammajayo)与副住持他达奇渥比丘（Dattajeevo)均亲受詹·孔诺那雍的教导。三人于一九七O年合力开创法身寺，旨在发扬“入法身法门”，期使人人都能获得自身真正的幸福，从而达致世界永久的和平。
　　因为这个缘故，法身寺对于禅修十分重视，寺众一天静坐的时间可长达十二小时，均依“入法身法门”展开严格的训练，并设立巴利佛典学院、佛学院、阿昆昙学院。此外，法身寺也秉持祖师的理念，举办种种弘法事业与活动，诸如开设中学、佛教出版等等，在信众修持活动方面，例行的有：为期两个月的短期出家活动、暑期的佛法薪传夏令营、三天至十二天的青年道德培养计画、每年举办的佛学会考、周日的共修活动、每月一次的八关斋戒会、儿童道德培养活动……等等。
　　除了延续禅修传统之外，法身寺也十分重视运用科技来作为弘法的方便。一九九二年法身寺在美国加州成立第一个海外法身中心之后，便藉著国际电话的传音系统从事全球弘法工作，期使各地的法身学员都能藉此同步禅坐、同步闻法。一九九八年，法身寺利用网路电话来收听泰国本山的现场广播，目前改采Window Meia Encode系统。自二OOO年九月十日法身寺创办人——詹·孔诺那雍圆寂日至二OO二年二月三日茶昆日，法身寺将每天共修暨追思法会的内容以现场直播方式传达出去。有了这个经验之后，法身寺又继续制作“梦中梦”节目，采用多元化的内容，并结合网路与卫星科技，从二OO二年三月一日开始作每天的现场直播。由于法身寺在全世界有十四个中心，这些中心的成员与义工成为当然的参与者，他们每天收集资料、回报问题，使得这个节目既活泼生动又契合现代社会，因此引起很大的回响。
　　由于法身寺对于佛法的诠释倾向大乘思想，久已招致侧目，再加上建造大型的塔寺佛像，在泰国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住持法胜比丘一度有被褫夺僧籍的危险。当时教界无人敢出面闻问，唯独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为此发表了一篇（认识法身寺的贡献）公诸于世，呼吁敦界正视法身寺为佛教与社会带来的贡献——推动佛教国际化、促进弘法现代化、提升僧伽教育、净化社会人心，并呼吁大家：“不要只看到寺院的净财，而要看寺院为社会做了多少事情；不要只看到寺院的外表，而要看寺院有多少内涵；不要只看到佛教目前的情况，而要看佛教未来的方向；不要只看到佛教小处的分歧，而要看佛教大处的发展。”
　　不久，“法身寺事件”平息，有人推测是因为星云大师在国际上的威望具有二曰九鼎的力量。不管是不是如此，在当时教界一片噤声之时，星云大师的越洋声援，挺身义助，为法身寺带来的信心与鼓舞是可以想见的。
　　由于泰国的大长老僧伽会很有权威，当时也有许多人担心：星云大师毕生弘扬大乘佛教，他所创建的“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会不会因此受到波及?事实证明，佛光山和泰国敦界的关系日趋友好，可见南北传佛教之间并无成见，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里，佛光山的国际经验与泰国佛教相融的意义，尤应值得我们重视。
　　实践“融和”的星云大师及佛光山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佛光山与法身寺缔结为兄弟寺，其因缘要溯及四年前法身寺来台湾参访时，见到佛光山数团的现代化、国际化、年轻化，留下深刻印象。在兄弟寺结盟典礼上，星云大师曾发表四点希望：一、道场是两个，／心却是一条：二、七众弟子们，今后勤交流：三、敦派虽不同，教主是一个：四、以传统为本，以现代为用。
　　这四点其实是星云大师在世界弘法所抱持的一贯态度。早在一九六三年七月星云大师随中华民国佛教访问团至泰国时，星云大师即已表示，佛教应该要重视团结、统一、动员。当时曾引起难陀论师等人的共鸣，可惜当时风气还很保守，因缘也没有成熟，否则目前南北传佛教一定会有另一番景象。
　　星云大师不但具有前瞻的观察力，也具有非凡的实践力。他在一九七六年开创佛光山之后，便致力于开山四大宗旨——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并强调佛教弘法的普及化、生活化与佛教组织的制度化、现代化，更重视道场与道场之间的联谊及敦内与敦外之间的交流。由于他的努力，佛光山在短短十年之问，便成为国际知名的佛教重镇。
　　佛光山在泰国，除了和法身寺缔结兄弟寺的关系之外，还有下列四项内容与成果：
　　一、与“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之间的交流：一九七八年佛光山创建海外第一所道场——美国洛杉矶西来寺，这标帜著中国佛教迈向国际的开始，一九八八年，西来寺落成，是为北美洲第一大佛寺。同年，总部在泰国曼谷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在此地召开第十六届会员大会，成为国际佛教界的盛事，因为这不但是“世界佛教徒友谊会”首度跨出亚洲，在西方的国度里开会，而且也是南北传佛教第一次在西半球作盛大的交流。此后，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与佛光山的关系更加密切。
　　一九九二年十月“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八届会员大会在台湾佛光山召开，星云大师被一致推举为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永久荣誉会长，他的弟子慈惠法师当选为副会长。一九九八年十月，佛光山在澳洲的别院：—南天寺落成，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此举行第二十届世界会员大会，这是该会首次在澳洲举行会议。二OOO年十二月第二十一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泰国曼谷举行时，泰国总理乃川先生特颁“佛教最佳贡献奖”给星云大师。二OO二年三月六日，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创办之世界佛教大学（The World Buddhist University）研究部颁发“国际佛教贡献大奖”给佛光山。
　　二、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发挥桥梁功能：星云大师深知不能仅凭一两次的交流就能将中泰佛教凝聚起来，因此早在一九九二年就命弟子慈庄法师前往曼谷觅地兴寺。一九九五年，“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正式落成，“国际佛光会泰国协会”也在同时正式成立，二者合作无问，共同为泰国佛教的发展而努力。
　　“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位于市区一座大厦的第三十二层楼上，是泰国首座高楼上的道场，尽管位于如此高的楼层，但依然发挥了软化与桥梁的功能，平常除例行的共修法会之外，还开设禅修班、佛学班、读书会等等：二OO四年又进行重新规画，增设美术走廊与信众聚会谈法的滴水坊等，让道场更具现代文教功能，泰国副僧王Somdet Buddhachrya曾为此特别莅寺主持祈幅法会。
　　二OO四年，泰国佛教界为庆祝联合国将每年六月二日订为国际佛诞节，决议扩大庆祝，并于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二日由泰国国务院、僧伽大僧团、国家佛教部联合举办为期一周的三口湾星云大师和泰国法藏比丘弘法史”展览，这是泰国首次举办北传大师的特展。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则于二OO四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三日在诗丽吉皇后公园举行“第一届世界佛诞周一，活动内容含括教育、文化、慈善、弘法等，并联合南北传、藏传佛教共同举办禅净密法会，在当地获得很大的回响。
　　诗丽吉皇后公园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在泰国可说是无人不晓，因为一九九八年的四月，一项重大的国际佛教活动也在此地举行，那就是佛牙舍利从西藏、尼泊尔，迎奉于此一天之俊，送至佛光山长期供奉。佛牙迎奉的最初因缘是西藏的贡噶多杰仁波切目睹星云大师在印度菩提伽耶举办“国际三坛大戒”将南传与藏传国家失传多年的比丘尼戒恢复起来，有感于他的无私奉献，故于一九九八年四月与十二名德行兼备的仁波切联名，将舍命珍藏三十余年的佛牙真身舍利赠给星云大师。
　　佛牙舍利迎至曼谷时，可谓万人空巷，不仅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执行长差隆·育苏蒙及世界佛教青年会主席帕洛普带领十多位各国佛教会代表及恭迎团一百六十余人在曼谷“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总部列队恭迎，而且泰国副僧王Somdet Buddhachaya也亲至皇后公园证明交接。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因缘下，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人士共同聚在数主佛陀舍利的座下，瞻礼者莫不感动流泪，可以说是世界佛教最具历史性的一刻!
　　三、与泰国佛教学术的往来：佛光山与泰国教界的关系，从学术交流上也可以窥其一斑。二OO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大宗派下的朱拉隆功大学与佛光山派下的南华大学签署学术交流同意书。二OO五年三月十日，佛光山派下的南华大学一级主管来到泰国，与法宗派下玛谷德大学的一级主管召开两校合作会议，就教师交流、学生交换、特别计画、出版品交换等议题进行讨论。
　　其间，星云大师获得两校颁赠荣誉博士学位，是首位同获南传佛教两大传统宗派肯定的北传法师，一次是二OO三年八月十三日，泰国大宗派下的朱拉隆功大学的教育行政荣誉博士学位，由朱拉隆功大学校长Phra Thepsohon亲自到台湾佛光山授予；另一次是二OO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泰国法宗派下的玛谷德大学则颁发宗教佛学荣誉博士学位给星云大师，由时任佛光山宗长的心定和尚代表接受。
　　二OO四年九月一日，泰国副僧王Phra Yanvodom裔持僧王His Holiness Somdet PhraNyansamvara之法谕，率领玛谷德大学副校长Phra Pajmedhaphorn、玛谷德大学教授PhraDavvewarayan、大僧伽委员Phra Thammakittimethee等人抵佛光山恭贺星云大师获得荣誉学位。副僧王Phra Yanwdom说，之前他曾参加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大会，目睹五千多人齐聚佛光山，团结一心为佛教，让他觉得十分感动，认为是世界和平的景象。对于星云大师创建国际佛光会，他称许说这是宗教历史上的大事。
　　星云大师在与副僧王等人会谈时，邀请副僧王号召泰国佛教未来能到大陆建寺：并希望双方可派青年僧到对方的国家学习，陆续进行直接交流。副僧王欣然允诺。十月，泰国僧王寺举行供僧法会，特别邀请曼谷文教中心的监寺妙慎法师应邀前往应供，首开泰国比丘尼应供之历史。玛谷德大学并邀她前往该校教授大乘佛学。
　　四、在当地从事慈善救济：早在一九八八年，佛光山在星云大师的号召下，即举办“送爱心到泰北”的运动，并组成五十余人“泰北弘法义诊团”，远赴泰北偏远地区进行义诊、弘法、布施，并发起信众赞助修建忠烈祠，认养孤儿及贫童、建设泰北难民村等。一九九九年国际佛光会世界慈善委员会发起“爱滋病儿童认养慈善活动”，其中泰国爱滋病童也在收养之列。
　　二OO四年年底南亚发生海啸震灾，造成世纪大灾难。担任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的星云大师立即指定南亚灾区成立五大救灾中心点，在第一线提供各项援助，包括有印度斯里兰卡协会、印尼棉兰苏北协会、印度安特拉与马德拉斯协会、泰国曼谷协会以及马来西亚协会。泰国普吉岛是灾区之一，当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获悉该区高云国小因夷为平地以致近两百名学生无法上学之后，立即表示捐赠五百万泰币协助重建学校，并为当地学童劝募教育经费及各项物资。此外，佛光山举办“海啸无情，人间有爱”震灾募款活动，以五百万美元为目标，发动全体佛光人解囊捐输：佛光山教育院也发动辖下各教育单位，包括南华大学、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普门中学、均头国小、佛光山丛林学院全体师生以行脚托钵方式，共同走上街头募款；并举行“百万佛光人世界同步念佛祈福超荐”活动，由佛山全球五大洲三百多个海内外道场、逾百万信众同步为罹难者立牌位、诵经。
　　所谓“有容乃大”，无论是星云大师也好，佛光山也好，他们以其包容的心胸，融入了世界各地的佛教，也让世界各地的佛教融人了他们，这样的雅量与精神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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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泰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看来，西方文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类的自私、执著。不管时代如何地演进，当西方文化影响东方文化的同时，东方文化肯定也为西方文化带来许多的启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了解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曾经失去了什么。
　　泰国人何其有幸，一代又一代，永远有护佛的君臣与行佛的高僧出现，他们的觉照与坚毅，不断为泰国写下波澜不惊的历史!目前的泰王蒲美蓬是迄今曼谷王朝在位最久的君主，由于他虔诚向佛，在人民心目中甚具威望，不仅使得泰国历经政变而犹能屹立不摇，也让泰国佛教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再加上现今的泰国僧伽教会抱持严谨而又不失开放的态度，也促使泰国佛教在和平稳定中发挥了良好的治世的功能。
　　“和平而有序”始终是泰国的历史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宝藏，也是泰国佛教比其他地区的佛教殊胜之处，更是今后泰国佛教大步迈向国际，融人世界宗教的利器!
　　毋庸置疑，未来，这片炙热的土地将仍淌流著清凉的法水，而且是撷取各个宗派优良传统融于一脉的甘露流泉。
　　摘自《普门学报》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