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淡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

　　现在就汉文大藏经中译本部分重作一番整理，另编新目，这对佛学的研究说来，是十分需要的。汉文大藏原以译本为主，从它们的编次上面可以反映出印度佛学体系是怎样组成，各种学说是怎样发展，乃至中国有翻译以来是怎样传播的。不用说这些都可作为佛学史、译经史等研究的重要参考。但是旧有的汉文大藏（这指我国历代刻印的乃至以後日本编印的而言），总存在着一些缺点。或者是区分部类之不很恰当，或者是弄错了经本之失译与有译，或者是译撰不分而误收了疑伪之书，这就会模糊了读者的认识，使佛学的研究走入歧途。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吧，如在汉文大藏中有原来失译并未详作者的《发菩提心论》一书，误题为世亲所作，又误认为姚秦鸠摩罗什所译，这使世亲的年代较实际提早了将近百年。今人对世亲的时代还在纷争不绝，自然会引用到这一错误的史料。因此，对汉文大藏再作整理，实在是必不可少的。

　　漠文大藏最初编成的定型，是久开元释教绿锣的入藏录。它对译本部分区别为大乘的经、律、论舆小乘的经、律、论。大乘经中，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及五大部外的译本分类。大乘论又以释经、集义分类。余部编次各书虽以性质相近的汇列一处，但不分门类。这一编目，一直作为後世写本、刻本的准绳。在这之後继续译出的佛典，见於《贞元录》《祥符录》《天圣录》《景祐录》等里面的，大都汇编为宋代新经，或宋元续入经等附在《开元录》经之後。这样自然见得机械堆叠，很不调和。元初庆吉祥等编纂《至元法宝勘同目录》对大藏各经的编次作了调整。它以经律论三藏为纲，再各区分为大乘小乘两类。至於大乘经论的再分部门，以及经典的序列，仍照《开元录》一无改动，不过在每类每部之後，分别附加贞元、祥符、景佑各绿所载的新译， 一变其前汇编续入藏经的笼统作法，总算是比较合理的了。这一改编影响到明代再刻本南藏和北藏，都照它编刻。到了明末，智旭撰《阅藏知律》又打破了《开元录》以来的旧格式，而对大藏作了全盘的整理。他在大乘经内依着天台家五时判教的说法，改分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在方等之内统收了显教宝积等部之书以及密教所有的经轨。又在论藏内于释经、宗经（即以前的集义论）而外更增加诸论释一类。他还将中国撰述的章疏论著，择要分别列在各门译本之後。另外，对有重译本之书，不以翻译之先後为次，而为读者有所去取着想，选取各译中文字最好的一本为主，再列余本，并低一格书写以便识别——这些都是智旭的创见。这一编次後来影响於日本。 一八八〇—八五年，日本弘教书院校印《大藏经》的大部区分及经籍次第等都是依着《知津》的（见《大日本校订大藏经凡例》）。

　　其後，日本从一九二三—二八年，编印《大正新修大藏经》（基本部分前五十五卷）对汉文大藏的编次再度作了改订。它以清新圆到的编纂为目标，要在学术基础上， 一新从来经本以混杂排列而使其系统组织明确整齐（见大正藏“刊行旨趣”），这样就在分类上有显明的特点。它将经律论三藏译本总分为十六个部门：一、阿含，二、本缘，三、般若，四、法华，五、华严，六、宝积，七、涅槃，八、大集，九、经集，十、密教，十一、律部，十二、释经论，十三、毗昙，十四、中观，十五、瑜伽，十六、论集。各部的经籍也都比较整齐地重行排列过。从《开元录》的长期支配下汉文大藏上的一套格式，大部分都排除了。不能不算是一大革新。

　　漠文大藏尽管经过了一再改编，现在看来仍觉得是不够的。像在分门别类，特别是在大乘经的门类方面，是带着以大部经作为标准的意味，所谓华严、大集等等都是以容量庞大而予以独立地位（当然由判教的理论说，这些也代表了佛陀说法的某一个阶段，可以用为部门名目），而合拢了这些部门，仍难看出大乘学说的全盘的体系如何。至於各部门内经典有译失译的窍订，好像从来就没有为改编大藏者所注意，更不用说于中会简别出什麽疑伪书籍来另作安排了。

　　我想，现在还是要在已有的整理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对汉文大藏来个彻底重编的。最先要解决的是大乘经更加合理的区分部类问题，其次则为各别经籍有译失译的聂实，然後再及其他。我最近遇有机会，编成了一部汉文大藏经的新目草稿，对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试作了初步的解决，下面扼要写来向读者们请教。

　　第一，阅於大乘经的重分部类。这从大乘学说最後形成的体系来说，区分为宝积、殷若、华严、涅槃四部也就比较合式了。这些名目虽舆以前分类所用的相同，但不是单纯指的大部经典，而是借来分别表示大乘佛学各个方面的特质。宝积部可以概括通论大乘一切法门的各经，故列为第一部，般若、华严、涅槃各部则分别包括详细阐明大乘“道”、 “果”的各经，故依次列之。有此四大部门一切大乘经即可收摄无余，不必再用方等、经集等笼统的门类。

　　怎样说宝积部可以包括通论大乘法门的各经呢？原来宝积的名称就是指赅摄大乘法宝各种异门的经典而言。西藏经录家相传宝积经类有百千品，十万颂，与华严大本相同，而现存大部四九品，只是据所存者尽量译之而已。还有，这大部的四十九品的汇编，似乎即以汉地所传译的一本为据，而分从印土、于阗及中国内地的旧本凑合译成。可见以宝积门类言，不必限於一种大部。像《大集经》，实际即系另一类的《实积》丛编。它可说是搜集宝积性质的一些经，在典《大宝积经》编纂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编成的，其中既有与《大宝积经》相交叉的经典，《大集》的《宝髻菩萨品》《无尽意菩萨品》即同於《宝积》的《无尽意菩萨会》《宝髻菩萨会》，又带了一些特别的地方色彩。所以可视为《宝积》的别裁而并为一部。还有零星说菩萨乘一切法门以及此类以人为主的“间经”（如《思益梵天问经》等） “说经” （如《维摩诘所说经》等）。这些都是具备与大部四十九品中已有的体裁的，还有些从《大宝积》末分《胜鬘经》思想发展而来的一类如来藏经典（如《入楞伽经》等），当然也要收在此部之内的。这样，宝积部所收的经典就应当比较的宽泛，而数量也比较多了。

　　其次，以般若、华严、涅槃三部来包括了详说大乘“道”、“果”的各经，这是从《摄大乘论》所说得到启发而来建立的。《摄大乘论》是种扼要阐明大乘学说特点的书，它说大乘道（即大乘的践行），大分彼人因果（有关证悟法相的各类因果）彼修差别（有关因果修行的次第）两个方面。因果以六度为网，差别则以十地为纲。由此，说六度，特别以般若为首导的诸经，自《大般若经》以次，都可属於般若部。而从般若发生功德，所谓诸三昧门，诸陀罗尼门与这两大类有关的经典也都可以收入般若部门，为其眷属。又以十地为中心而说的各种大乘经，自《华严经》以次，都可属之华严部。而华严原以大方广佛华严为题，意思是说“诸佛众会”，因此一切说佛上、佛名的经典，自然也可附於华严部门。最後《摄大乘论》说到大乘果时，以彼果断及彼断智两个方面，包括了涅槃舆三身，因而自《大涅槃经》以次的各经以及说三身的《金光明经》等都可归入涅槃部。又《法华经》通常视为表示大乘最後究竟之说，也可并入此部。上面的四个部门统摄了一切大乘经典，虽不能说每种都能安排恰当，但大体上也勉强说得过去了。这就不用再立什麽部门。

　　第二，关於一些有译无译经本的窍实。汉文大藏中很多原来失译或缺本新得之书由于考订未当而致误题了译者的，这样的错误大半因仍《长房录》而来。《长房录》博而不精，它常常单凭旧绿的记载，即臆断一些失译的书出自某家，以致早期的经师都骤然增加了好多译本，而模糊了各翻译者的真相。以安世高为例，最初《僧祐录》依《道安录》所举译籍不过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其中还有缺本六部，疑是出撰述的四部。但到了《长房录》就随便增加到一七六部， 一九七卷（见《长房录》卷四）。这样大的数目，连长房本人也不敢轻信，所以在他编辑入藏目录时，即将其中一部分归还於失译之内（见《长房录》卷十三、十四）。如《长房代录》中原以失译的《长者子懊恼三处经》《十八泥犁经》等为安世高译本，但入藏录仍归诸失译。後来《开元录》编定入藏录时对於《长房录》中所有这样情况的都忽略了，它也不是不想改正，但常常将长房未定之说，反而肯定下来（如前举的《长者子》等两经，《开元录》仍以为安世高译本，这种错误当然应由《开元录》作者来负责了）。像这样的误题译者的经籍；通过《开元录》而留在现行本的汉文大藏中的，其数很多。这算是一类。其次，在《大周刊定众经目录》里常引用《达摩郁多罗录》（即《法上录》），随便刊定一些失译经的译者（如《大宝积经》第四会《净居天子会》原系失译本，《大周录》却从《法上录》断为竺法护译），该录显系伪书，它与《长房录》中所引到的《法上录》并无共同之处，所以根本不能相信，但这样误题的经也有若干部，通过《开元录》而留存在现行本大藏之中。这又算是一类。最後，还有些在编辑《开元录》时才被发现而作为拾遗编入的书，或因信题记而误断译人（如《大明咒经》新获写本，疑罗什译，即信为真，实则《大周录》中所见此本即未题译者名字），又或由猜测即为旧录所载的缺本（如《长房录》中有很多对於缺本经的刊定，就未见其书，自然不免臆断。《开元录》作者後获新本，何能贸然即认为长房所据，而轻易置信?如今大藏中有《须摩提菩萨经》实系竺法护译本羼杂余文凑成，而《开元录》信为房录所说原缺的罗什译本，乃保留至今）。像这样错误的书，也有若干种。这又算一类。以上三类情况虽不全同，而误题译者则一。统计其数，近二百种。都要加以考订，或竟予删除。经过这样刊定，使人对於翻译史的研究，会有不少的便利。试以我国早期四大译家现存的译本为例，将旧藏所载舆新编订正的数字作一比较表於下，即可见其间有怎样出入，而订正再不容缓了。

　　四译家 旧藏所载译本部卷 订正译本部卷

　　安世高 五四部五九卷 二二部二六卷

　　支类迦忏 一二部二七卷 八部一九卷

　　支 谦 四九部六七卷 二七部四三卷

　　竺法护 九〇部二〇七卷 八五部一九一卷

　　随着译本的覈订，自然有些以撰述托名翻译的书也就清查出来，这些即一般所谓疑伪之书，不管它们有些所说的道理怎样圆到玄妙，但从大藏编纂的原则上说，应为学术研究务得真实着想，仍要对它们彻底料简（或即作为译本的附属部分）。本来这样区分，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些撰述本身的价值就不如译本。道理的是非舆翻译或撰述并不是有平行关系的。那麽，又有何忌讳而不使编订得彻底呢?我想，以上两大问题如能得到圆满解决，其余编次上的事项也就可以较易处理（其中比较有问题的只是密教经轨的分类以及各种密典译撰的辨别），这样，我们理想上的大藏经新目录或者可以早日实现了吧！

　　一九六三·四·二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