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法寺与雍仲拉顶寺的关系

广法寺与雍仲拉顶寺的关系
　　广法寺，藏语称之为bsTan－vphel－gling或dgav ldan gling，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安宁乡末末扎村内，由乾隆皇帝下令建于1776年，为清朝中后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出任该寺堪布及其主要高级宗教职务的宗教人员都由清朝中央政府理藩院委派，轮流在此进行管理并传播格鲁派教义。堪布等人的薪俸和口粮不仅由清朝中央政府直接供给，而且整个寺院还有清朝中央政府划拨的八百由土地，以维持整个寺院的生计。与此同时，乾隆皇帝还下令在小金县修建了另一座格鲁派寺院胜音寺，作为广法寺的分支寺院。除寺院规模外，胜音寺与广法寺的待遇相同，堪称清朝的皇家寺院，地位极其特殊，堪与北京城内的皇家寺院媲美。据大量翔实的汉藏文文献记载，广法寺的前身为清朝前期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带最大的本教寺院雍仲拉顶寺。广法寺就是在雍仲拉顶寺废墟上修建而成的。本文在此拟就这两座著名寺院的关系、演变的过程及其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一次梳理。一、乾隆初期前的雍仲拉顶寺
　　雍仲拉顶寺，在清代汉文文献中称之为雍中喇嘛寺，当时为促浸土司属下管理的一座本教寺院。历史上，这一带地区即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大部分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雅安等部分藏族聚居区被称为嘉绒藏区，由十八个土司分别管理，促浸土司即是其中之一。
　　促浸，汉文文献称为金川，因该地盛产黄金而得名。金川一名最早出现于隋代，当时在此设有金川县。唐朝时此地属维州（今理县薛城）管理，至明朝时隶属杂谷脑安抚司（今理县县城），其首领哈衣麻衣喇嘛曾受封演化禅师，并受印信。后其孙莎罗奔带领土兵随将军岳钟琪征西藏有功，遂于雍正元年（1723年）被封为金川安抚司，莎罗奔号大金川，而以原土司泽旺为小金川，（1）金川于是一分为二，出现了大小金川之称。在地理位置上，金川县西与丹巴县交界，东与马尔康县接壤，南与小金县相邻，北与壤塘县毗邻，一直与上述诸县境内分布的革什咱、赞拉、绰斯甲、巴底、巴旺、索磨、松岗等土司相处，关系甚为密切。
　　嘉绒地区自唐代以来一直虔诚信仰本教，现在丹巴县境内的墨尔多山是此地最大的本教圣山，至今前往朝拜的人仍络绎不绝。尽管文献对本教在这一地区的早期活动缺少比较明确的记载，但从清朝中期的汉文文献来看，此地是本教极为活跃的中心地带之一，因为《平定两金川方略》仅在金川一县内就提到了舍齐寺、拉枯寺、噶尔丹寺等诸多本教寺院。与此同时，据夏扎·扎西坚参撰著的《嘉言宝库》一书记载，由于吐蕃时期西藏大力弘扬佛教，打击本教，因此大批本教徒将自己的经典藏匿起来，以供后世弘传自己的教义所用。当时，有大批本教经典就藏匿在嘉绒地区。后来仅在墨尔多山附近就出土了三大箱的本教经典，其中一箱有三十部经典，一箱有三十五部经典，另一箱有二十九部经典，共九十四部本教经典，（2）经典的内容几乎涵盖本教教义和仪轨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还在墨尔多山西面的察卧日巴让夏地方发现了许多策旺仁增（Tshedbang rig vdzin）传授的经典。（3）如此众多本教经典在此地的发现进一步表明，本教是这一地区广为流行的主要宗教。正如记载的那样，“这片地方虽有六十二座其他教派的寺院，但格鲁派没有多大的势力，惟独本教盛行”。（4）
　　雍仲拉顶寺位于大渡河东岸的河谷上，南北两山对峙，依山临河而建，距离丹巴县境内嘉绒地区的本教圣山很近，只有五十公里之遥。尽管当时的寺院建筑大多已不复存在，但从定西将军阿桂于1776年3月8日向乾隆皇帝呈报的寺院建筑图样可知，该寺当时装饰有金碧辉煌的大金顶和铜瓦，建筑极其华丽、精美，规模十分宏大。乾隆皇帝看完图纸后，不仅说建筑“形势颇觉可观，此系番地最大庙宇，其材料装饰有用者多”，（5）而且指示阿桂：平定金川后，将该寺的木料、所有铜瓦及装修华美什件拆运来京，择地照式建盖，以便仿造、以纪武成盛绩。可见，无论从建筑规模还是从装饰上来看，雍仲拉顶寺都不愧为是嘉绒地区最大的本教寺院之一。
　　关于雍仲拉顶寺的修建年代，由于缺乏翔实、确切的文献记载，学术界至今都尚无定论。据《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史略》，目前有两种说法：其中之一认为，该寺建于2世纪，为一位名叫雍仲拉西的本教僧人所建，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该寺建于唐代。前者据传说，德足（今马尔邦乡独足沟）有一位名叫谢思若扑杰尔的人夜宿岩洞，有菩萨来托梦，说：“你要在寻找到失物的地方建屋居住，我将传授你超度众生的法术。”清晨，谢思若扑杰尔醒来，不见自己的鞋帽，看洞外，一层白雪铺地，雪地上有狐狸的足迹，便顺狐狸的足迹寻找遗失的鞋帽。他翻山越岭，涉过河流，行至一处弯月形的大草坪时，草坪鲜花盛开，蜂蝶飞舞，草坪中央有一个七色鲜花垒成的彩塔，他的鞋帽放置在塔顶。谢思若扑杰尔于是按照神的旨意在此建屋居住。后来，他成为一位本教高僧，在这一带地区传播本教。而后者据藏文文献《藏地木尔多地方史》认为，雍仲拉顶寺是后世促浸（chu chen）嘉绒部落第二十三代和第二十五代首领在8世纪建成的修行小庙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6）二、雍仲拉顶寺与金川之战
　　人们不禁会问：雍仲拉顶寺既然是一座著名的本教寺院，那么，它为什么在后来又变成了格鲁派的寺院呢？这一点正是本文将探讨的主要问题。究其缘由，这与乾隆时期旷日持久的金川之战密切相关。
　　据《清实录》、《金川案》、《平定金川方略》和《平定两金川方略》等汉文文献记载，第一次金川之战始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止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第二次金川之战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止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1746年，金川土司莎罗奔侵袭小金川土司之地，夺小金川土司泽旺的印信，后经四川总督纪山调解，金川土司释放了泽旺，并归还了印信。但由于金川土司不服，于是于第二年攻革什咱及明正土司辖地，围攻霍耳、章谷等地，纪山领兵前往弹压，金川土司不仅不听，反而杀伤了许多官兵。清朝中央政府派云贵总督张广泗出征进剿，于是燃起了第一次金川之战的战火。由于小金川土司泽旺、土舍良尔吉佯降，并暗中勾结汉员王秋，向莎罗奔泄露军情，官兵大败，乾隆皇帝于是于1748年派大学士讷亲前往指挥。讷亲不知军情，派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贸然进攻噶拉依（今安宁），任举战死，官兵大败而畏缩不前，便建议修筑碉堡相持，进行持久战。为此，乾隆皇帝大怒，将张广泗和讷亲二人召回北京，并将二人斩首，改派大学士傅恒经略，并起用岳钟琪为四川总督。二人先杀良尔吉、王秋，断金川土司内应后，乾隆皇帝又增派三万五千名精兵前往。岳钟琪与傅恒从党坝和沪水水陆并进，分兵合击，直攻金川土司心脏勒乌围、卡撒，并在克勒乌围之后，前后夹攻噶拉依，莎罗奔被迫投降，耗时三年的战争才终于宣告结束。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莎罗奔让位于其兄之子朗卡后，朗卡秘结革什咱臣民，围攻官寨，驱逐其土司，扬言进攻巴旺和赞拉，并于1759年侵扰明正土司。1771年，小金川土司泽旺及其子僧格桑与沃日土司为仇械斗，占据沃日村寨，大金川新任土司索诺木支持小金川，杀革什咱土司，并联合攻占明正土司属地。乾隆皇帝因大小金川事变不断，调解、震慑无效，于是派阿尔泰等由南路进兵弹压，于是开始了第二次金川之战。乾隆以阿尔泰在打箭炉按兵不动为由将其处死后，接着派阿桂、温福和桂林等率兵分五路进剿大小金川。官兵经过一年苦战，于1773年攻克小金川，小金川土司泽旺投降后，被押送至北京，僧格桑逃往大金川。接着，官兵转攻大金川。由于官兵在木果木遭到重创，定边将军温福、提督董天弼战死，大营被烧，四千余人被围，乾隆皇帝于是从北京、吉林、黑龙江、贵州、云南、湖北、湖南、陕西和甘肃的各省驻军中抽调了七万多精兵前往攻打，同时任命阿桂为将军、明亮为副将军、海兰察等为参赞大臣，统兵分路大举进攻，以彻底平定两金川。1775年11月，官兵攻下勒乌围官寨，由于索诺木从勒乌围逃至噶拉依官寨，清军于是于1776年包围了噶拉依官寨，并迫使索诺木投降，从而结束了战争。
　　金川之战前后费时近二十年，清政府为此调兵近十八万名，拨响七千余万两。其中，第一次金川之役，清政府共凋兵六万二千五百余名，耗费币银七百六十万四千八百余两，米七十六万七千二百余石，麦二万零二百六十余石，豆七千四百四十余石。第二次金川之役，清政府共调兵十二万五千五百余名，阵亡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一人，其中官员九百零八人，伤者无数，耗费币银六千一百六十万两，米二百九十六万三千五百余石，火药四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余斤，铅铁炮子弹三百余万斤，调派民夫四十六万二千余名。（7）
　　两金川战事结束之后，乾隆皇帝为彻底稳定两金川和嘉绒地区，进而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在两金川采取了两个重大的措施。其中之一即是废除金川的土司制度，由政府委派官员轮流管理这一地区；另外一项重大的措施就是拆毁雍仲拉顶寺，在这一地区推行格鲁派。
　　乾隆皇帝在宗教上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其主要原因据文献可以归结如下：
　　1．金川的百姓都是虔诚的本教信徒，这一点可以在莎罗奔写给帮助官兵攻打促浸的绰斯甲土司的信中可以得到明确的证明。莎罗奔在信中说：
　　我促浸与你绰斯甲布遵奉的是桑结灵巴楞则恩喇嘛衮珠尔佛爷所传的遗教，两家修的庙宇供的佛像都是一样，你想要是我们促浸灭了的时候，你绰斯甲布还能得好么？……传这雍中奔布尔教（即本教）的只是我促浸与你绰斯甲布两家，我们两家要是灭了的时候，这雍中奔布尔教就完了。（8）
　　信中极力劝阻绰斯甲土司不要帮助官兵，否则就会严重危及本教信仰。尽管绰斯甲土司没有接受促浸土司的规劝，并在官兵攻打促浸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表明本教是当时金川信奉的主要宗教。
　　2．雍仲拉顶寺是这一地区最大的本教寺院，位于促浸土司四个官寨之一的噶拉依官寨的北面，与官寨仅一公里之遥，为官兵南北夹击噶拉依的必经之地。与此同时，此寺在金川战役中不仅帮助促浸土司抵抗官兵，而且为促浸土司的亲属提供保护，因此，自然成为官兵进攻的首要目标。早在1775年12月25日，当官兵刚攻下促浸土司的另一个官寨勒乌围时，乾隆皇帝就谕军机大臣：
　　今闻索诺木仍在甲杂，而土妇阿瓦等现存雍中喇嘛寺，明亮等若攻克阿尔古，即驰往甲杂剿擒逆酋，并乘胜攻占独松，兼可杜贼众西窜之路。彼时或驰赴阿桂处同归平噶拉依，或渡河攻打雍中喇嘛寺，擒获阿仓、阿青等，则贼势更孤，明亮等即可由彼处与阿桂约会夹攻噶拉依巢穴，自更可期迅速集勋。（9）
　　当明亮攻克河西的甲杂后，乾隆皇帝于1776年2月18日再次指示明亮“统兵渡河，直取雍中喇嘛寺”，（10）尽管早在17日夜晚，明亮就已攻克了舍齐喇嘛寺和雍中喇嘛寺。
　　3．乾隆皇帝认为，本教喇嘛利用咒术祸害一方，并在官兵围剿促浸土司的过程中帮助促浸土司抗拒官兵。据1776年5月5日阿桂的上奏，阿桂关押了都甲、聂垄两位喇嘛。军机大臣在讯问时，都甲喇嘛供称：索诺木曾令他们在噶尔丹寺率领徒弟诵绰沃经，诅咒大兵。莎罗奔又遣画匠画蛇、猪、雕、马、狐各一，并书咒语，作为纸卷填入牛角，埋地镇压。乾隆皇帝于是拿出阿桂等所进噶尔丹寺图令他指出埋藏方向，据供：只有埋于该寺大门门槛四五尺外，深二三尺，系各处路口，离寺不远，却不能指出何处。尽管阿桂在1775年攻克该寺时，乾隆皇帝就曾降旨令阿桂等人逐细刨挖该喇嘛等在寺内埋藏的镇压物件，但阿桂等人奏报：“寺内有土台，系喇嘛等作法之处，业经刨平挖看，并未见有可疑物件。”又称：“寺经焚烧，地面多积石块，刨挖起验需时颇多，须俟攻剿稍暇再行办理。”今从据该喇嘛寺僧人所供来看，阿桂等从前似未刨及。因此，乾隆皇帝令人将噶尔丹寺原图方向约绘一份给阿桂发去，并令其按图刨挖。由于阿桂等人已经离开，于是乾隆皇帝命令传令明亮立即选派妥员前赴噶尔丹寺，照该喇嘛所指之地刨挖查验，并于该寺附近要隘路口，勘有形迹可疑之处，逐细刨看，务将牛角、画卷、咒语各件全行起出。同时命令明亮必须嘱咐妥员不动声色，密为妥办，毋得稍涉张皇，并向乾隆皇帝呈奏办理过程和结果。（11）
　　乾隆皇帝在1776年4月26日向四川各土司发布的诏书中，再一次明确提到了本教僧人利用咒术抗拒官兵的事件。乾隆皇帝在诏书中说道：
　　……至尔崇尚佛法，信奉喇嘛，原属番人旧俗，但果能秉承黄教，诵习经典，皈依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修持行善，为众生祈福，自无不可。若奔布喇嘛传习咒语，暗地诅人，本属邪术，为上天所不容。即如从前沃克什土司因有诅咒镇压僧格桑之事，屡经兵革，若非大兵救援，几至灭亡。又如索诺木令都甲堪布喇嘛等诅咒将军、大臣，今大功告成，将军、大臣等班师凯旋，受朕重恩，而索诺木等及所用之喇嘛等俱解京共受重罪，均不能保其躯命，诅咒之不足信，欲害人而适以自害，更显然可见矣。尔众土司当从此悔悟，永为鉴戒，共秉诚顺之心，永荷安全之庆，不亦体哉。（12）
　　从上述诏书可知，正因为乾隆皇帝认为本教喇嘛传授咒语，暗地诅人，诅咒官兵，因此在结束金川战事之后，在严处以莎罗奔、索诺木等为首的二百五十多名肇事者及其亲属的同时，对帮助莎罗奔和索诺木抗拒官兵的主要本教喇嘛也进行了严厉的惩处。《清实录》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记载。同年5月31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
　　此次平定两金川将军阿桂等将俘获逆酋、逆目并喇嘛等解京分别办理，内有助恶之堪布、都甲两喇嘛，业经凌迟处死；其罪情较轻之聂隆喇嘛已交与山东皋司永远监禁；迷输喇嘛已交刑部监禁；尚有班第喇嘛未经办及，江宁省城向有喇嘛寺，著传谕舒赫德即派员将该班第喇嘛发往江宁，交高晋、嵩椿发交喇嘛寺内役使。如有逃脱等事，即严拿务获立行正法，一面具折奏闻。（13）
　　据刑部6月17日向乾隆皇帝上奏的奏折，上述的堪布为色纳木甲木灿，都甲喇嘛为雍中泽旺，（14）后者为噶尔丹寺僧人，文献对前者所属寺院的名字尽管只字未提，但估计与雍仲拉顶寺有关。三、雍仲拉顶寺的被毁与广法寺的建立
　　从上述可知，正是由于雍仲拉顶寺和噶尔丹寺等本教寺院的僧人帮助莎罗奔等抗拒官兵，因此改变了雍仲拉顶寺等本教寺院的命运，并殃及到了本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
　　雍仲拉顶寺被攻克之后，乾隆皇帝于1776年3月8日即向阿桂等人下了一道圣旨，指示阿桂等人将雍仲拉顶寺的材料和金顶等装饰部件拆运北京，择地照式建盖，以纪武成盛绩。
　　圣旨原文为：
　　阅阿桂等进到所克雍中喇嘛寺图样，形势颇觉可观，此系番地最大庙宇，其材料装饰有用者多。今剿平番境，设汛安营，此等寺庙即另招喇嘛居住，亦无须过于华丽，倘概行毁弃又觉可惜。莫若拆运来京，择地或木料过于大难于移送，若水陆可通，亦可运至。所有钢瓦及装修华美什件，附便运送来京，以便仿造。将此随军报之便谕令阿桂知之。（15）
　　由此可知，乾隆皇帝的用意比较明显，寺院不能完整保留下来，一是雍仲拉顶寺不仅规模庞大，而且造型也十分精美，因此将主要建材和装饰拆运北京，以纪武功。其二，暗示雍仲拉顶寺原先的本教僧人必须遣散，重新在当地召集僧人。其原因是乾隆皇帝担心原有喇嘛再次闹事。对此，他在另外一道诏书中说得十分清楚，即：
　　促浸喇嘛好埋咒符，今所得舍齐、雍中两喇嘛寺皆系喇嘛等念经之所，恐有秘藏咒符等物件，阿桂等应派细心诚妥之人，于寺内外及附近处所凡有可疑之处，悉搜查刨挖，毋令存留。又攻得此两寺时，俱有喇嘛投出，此等皆为逆酋念经之人，断不可仍留该处，致番众等心存希冀，潜滋事端。（16）
　　接着，乾隆皇帝于该年11月10日决定在金川的噶拉依和小金的美诺修建一座寺院，并将建寺事交给了四川总督文绶。乾隆皇帝的诏书曰：
　　两金川喇嘛均系邪教，不便仍留其地，该处独无喇嘛，似非从俗从宜之道，应于噶拉依、美诺两处酌建庙宇，即于京城喇嘛内派往住持。所有应派人数著理藩院议奏。其建庙事宜著文绶妥酌办理。（17）《金川案》对此也有相同的记载。据此文献：
　　昨经（乾隆皇帝）降旨：噶拉依、美诺建立庙宇，由京派选喇嘛前往该处居住，管理当地喇嘛人等。但该处系新疆地方，原有之喇嘛曾在西宁学习经典者甚多，非伊犁可比。若由京派出平等喇嘛，恐该处喇嘛不甚敬重，且依等向来俱红帽奔布尔教。若概令其归入黄教，恐依等未必诚服，是以特派布达拉所住堪布桑宰敖特尔。伊于经典纯熟，且西藏换来之大喇嘛，并加恩赏，给班弟述即（班智达）堪市名号，仍然伊之扎萨克喇嘛所得分例前往。俟二三年后，再行选派喇嘛更换。钦此。
　　《金川案》不仅明确地指出这两座新建的寺院就是金川的广法寺和小金川的胜音寺，而且还进一步证明这两座寺院为格鲁派寺院。因为，乾隆皇帝在《酌议番地招募喇嘛》上谕中说：
　　理藩院派住雍仲喇嘛寺住持之喇嘛，所带不过徒弟数人，其余小喇嘛，自应量寺中房屋多寡，就近招集。小金美诺喇嘛寺（即圣音寺）不由京派人住持，在番地选择通晓经典诚谨之喇嘛住持，并少量招徒众，仍令派雍仲寺堪布喇嘛一体管辖，以兴黄教。（18）
　　关于本教寺院雍仲拉顶寺在乾隆年间被改为格鲁派寺院一事，在藏文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两则相应的记载。其中一则出自著名的藏文文献《安多政教史》。据该著载，“饶丹的首府是本教的大圣地，该地水击石崖的声音好像是本教赞神的声音，有讲解本教的雍仲拉顶寺，在皇帝的旨意下改为格鲁派寺院，赐予了广法寺的匾额，并发放衣粮”。（19）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在其著作中对此也记载道：“嘉绒地区的雍仲拉顶寺后来被清朝皇帝用兵毁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座称之为广法寺的格鲁派新寺院。”（20）
　　《安多政教史》一书的作者扎贡巴·贡却丹巴饶杰虽然出生于随后的1801年，但离此事不远，只有半个世纪之遥。而生活于1737至1802年之间的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不仅是当时整个金川事变的历史见证人，而且与当时清朝中央政府负责处理蒙藏地区佛教事务的章嘉国师关系极为密切。据他撰著的《章嘉国师乳必多吉传》载，乾隆皇帝平定两金川后，尽管下令“从今以后，不得信奉本教，并摧毁了处于当地中心的本教寺院雍仲拉顶寺，在留存下来的佛殿中聚集僧众，建立了格鲁派的大寺院广法寺”，但在章嘉国师的委婉劝解之下，两金川的本教寺院才没有遭到全部被毁和改宗的命运，（21）因此有不少本教寺院在两金川得以保存下来。（22）
　　这段文献的原文如下：当大皇帝（乾隆）向章嘉国师详细询问本教的由来和教义时，章嘉向大皇帝“介绍了本教的历史，并说本教的祖师就是汉人所说的老君，本教和汉地的道教是同源异流。接着，大皇帝问在西藏有多少不同的教派，这些教派是否都属于佛教，格鲁派比其他教派有何优异之处。章嘉国师回奏说：西藏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教派，其中只有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和宁玛派最为盛行。他们都是佛教，只是各自在看法、修行等方面有些差异而已。至于其他教派，他们各自的开创者都曾投拜印度的高僧大德，开始传播的都是纯正的经典教诫，后来他们的一些继承者没有弄通本旨，在观点上发生了一些错误。宗喀巴依照文殊菩萨的教授，澄清了西藏佛教中那些没有领会的、被歪曲的和有疑问的污垢，创立了在显密两乘观修的各个方面都毫无错误的格鲁派。宗喀巴的著作，内容深广，穷究佛旨，藏地先贤，无人可及。大皇帝本来就十分崇信格鲁派，这次经章嘉国师毫无偏见的介绍，以其非凡的智慧洞悉格鲁派的独特优点。不久，皇上发布命令，在西藏、安多和康区各地宣布以格鲁派的教法和规矩为主要尊崇对象。……章嘉国师公正地向皇上做了回奏，而没有从派别的爱憎做出歪曲的奏报，使其他教派能够按照各自的传授继续存在”。（23）四、广法寺的建立
　　雍仲拉顶寺于1776年被乾隆皇帝更名为广法寺后，不仅向广法寺赏赐了他自己亲自书写的“正教恒宣”的匾额，而且派驻京堪布桑宰敖特尔前往广法寺出任住持。堪布桑宰敖特尔一共带了十六名徒弟前往，“俱黄帽、黄马褂，西藏之小喇嘛及当地喇嘛，俱披黄袈裟，共百数十人”。（24）与此同时，乾隆皇帝于1777年8月令北京理藩院、武英殿、忠正殿三处共同筹办三百二十三部（卷）佛经运往广法寺。据《金川案》载，运往广法守的佛经包括“甘珠尔经一部共一百零八卷，吹珠特拉布萨尔经二十五部，多克什经二十五部，雅满达噶经二十五卷，雅满达噶五之经二十五卷，桑对达克遮特端遮五本布色处各二十五卷，策珠克经二十五卷，鄂记齐经二十五卷，讷册绰噶经二十卷，五布桑林亲伯兰瓦经二十卷”。（25）新来堪布到达广法寺后，随即开始整修寺院，销毁本教神像，封闭本教经典，立塑格鲁派的佛像，并于次年6月建成大殿一座，僧房八十三间，并在7月13日举行了开光大典，成都将军特地前往广法寺检查了修复情况。（26）
　　据原始档案记载，广法寺早期的堪布“由北京雍和宫（理藩院）钦派来寺，住持三年，调集十八土司所管藏族僧人共八十五名来寺学习经典，禅扬正教，永安藏人，此立案之始也。如堪布期满，或换或留，层摄明四川总督具奏北京，奉到朱批，钦遵办理”。道光三年（1823年）后“改由西藏拣派，由理藩院咨钦差大臣照会达赖喇嘛在三大寺格西内考取三名，申迭钦差，于三名考取一名，造具姓名、年贯、履历咨部奏办。一面由钦差发给传牌、马牌，仍咨四川总督层次扎屯，由屯照会堪布，即传知屯土头人知之”。（27）据《四川广法寺堪布换班》记载，后期广法寺的堪布仍然是三年一换，“该堪布三年期满，由四川总督将军预先咨行驻藏大臣，于该处堪布内拣选经卷精通一人，支给治装银三百两，派往更换”。（28）
　　同时，据藏文文献记载，清朝时期总共向广法寺派了十六位堪布。其中，理藩院所派十三位，西藏所派三位。理藩院所派堪布依次是：1、藏巴桑杰沃色（gTsang pa Sangs rgyas vod ser），即汉文文献中之桑宰敖特尔。此人原为哲蚌寺果莽扎仓僧人，学经成绩十分优秀，后来曾当过色拉寺密宗院的堪布。2、卓尼·扎巴平措（Co ne Grags paphun tshogs）。3、卓囊哇·罗林洛桑绛央（sProsnang ba Blo gling Blo bzang vjam dyangs）。4、杰喀哇·色麦阿旺（rGyal kha ba Ser smad Ngagdbang）。5、丹增南卡巴钦波（bstan vdzin nammkhav ba chen po）。6、扎伦巴·洛桑顿丹（bKraslhun ba Blo hzang don ldan）。7、哲木里哇·绛央默朗（vBras Mu li ba vJam dyangs smon lam）。8、杰喀哇·色麦阿旺伦珠（rGyal kha ba Ser smad Ngagdbang lhun grub）。9、格西察瓦·罗林丹巴仁钦（dGe shis tsa ba Blo gling bs Tan ba rinchen）。10、甘丹卓尼哇·阿旺桑波（dGav Idan Cone ba Ngag dbnag bzang po）。11、色杰恰琼哇·扎巴群培（Ser byes Bya khyung ba Grags pa chosvphel）。12、色科巴·果莽洛桑群培（gSer khog pa sGo mang Blo bzang chos vphel）。13、色麦杰喀哇·桑杰丹增（Ser smad rGya kha ba sangs rgyasbstan vdzin）。西藏地方政府委派的堪布分别是：1、色麦杰喀哇·洛桑唐却（Ser smad rGyal kha ba Blo bzang dam chos）。2、饶丹森里哇·甘丹绛央金巴（Rab brtan Sems li ba dGav ldan vJam dbyangs sbyin pa）。3、格西察瓦·罗林绛央扬培（dGe shis tsa ba Blo gling vJam dbyangs yarvphel）。“由于这些大师的到来，格鲁派的教义在主寺及其支寺都得到了极大的弘扬。”（29）据笔者实地调查，在理藩院所派的堪布中，第四任和第九任堪布均在广法寺圆寂，他们的墓碑至今仍然保存在广法寺内，其中第四任堪布的墓碑保存十分完整。
　　广法寺堪布及其所带徒弟以及从嘉绒地区十八土司所召集的八十余名僧众的薪俸和口粮皆由清朝政府直接提供。其标准据《理藩院咨开喇嘛钱粮等项细数奏销并米折支》如下：
　　扎萨喇嘛（即堪布）本身，大月口粮银四两二钱一分二厘二毫四丝，米七斗五升（每斗合十八市斤）；小月口粮银四两七分一厘八毫三丝二忽，米七斗二升五合。扎萨克喇嘛跟役徒弟班弟六名，每名大月口粮银八钱三分六厘四毫二丝二忽，米七斗五升；小月口粮银八钱三分六厘四毫二丝九忽六微，米七斗二升五合。扎萨克喇嘛本身，喂养马二匹，乳牛二头。马每匹大月料豆六斗，小月料豆五斗八升。牛每头大月料豆三斗，小月料豆二斗九升。马牛四匹头，每匹头大月干草三十束，羊草三十束；小月干草二十九束，羊草二十九束。又扎萨克喇嘛、得木奇、格思贵并跟役班弟等等，自十一月初一起，至次年正月三十一日止。每名日支烤炭三斤，每斤按工部定价折银四厘，冬腊正三个月，逐日扣算，如遇小建，扣除一日。……所招番地喇嘛一百名（包括小金美诺寺十五名），每名每月给米三斗，银八线六分五厘。（30）
　　广法寺堪布和僧众所需大米每年都从灌县运往，薪俸在阿尔古厅（金川衙署）领取。阿尔古厅裁撤后，薪俸改在懋功（小金）厅领取。小麦、马料在崇化屯署仓库领取，报懋功厅结算，光绪十二年（1886年），改由广法寺自赴清政府司道领取粮饷。民国年间，由四川府按清制发给粮响和口粮大米。口粮小麦和马料在崇化屯署仓库领取，在川府细算。
　　此外，1778年10月22日清廷还下文规定，每月支付香灯银四两。每逢皇上“万寿圣节，自八月初十至十六日止讲经，供羊四十五只，麦面四百二十斤，米四百二十斗，茶叶二十三斤，做巴灵用炒面四十五斤。每年正月初五、十六日……此二日内准用一半（？），羊二只，米一百二十斤，面一百二十斤，茶叶十斤”。（31）
　　除清政府供应薪俸外，朝廷还为其划分有八百余亩土地。其中，甘牛一百多亩，河西一百二十亩，万林六十亩，末末扎一百八十亩，卡撒一百五十亩，牧马山六十亩，曾达六十亩，八角碉三十亩。均出租与佃农耕种。除此之外，寺院还大放高利贷，堪布私人也放债。（32）注释：
　　（1）（清）方略馆纂：《平定金川方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l～2页。
　　（2）参见　Shar roza bkra shis rgyal mtshan，Legs bshad rin po chevi gter mdzod（《嘉言宝库》），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08～309页。
　　（3）《嘉言宝库》著作前引，第310页。
　　（4）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乳必多杰传》，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337页。
　　（5）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清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63～2764页。
　　（6）《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史略》，载四川藏学研究所编《嘉绒藏族研究资料丛编》，1995年，内部排印本，第536～537页。
　　（7）（清）郑栖山编纂、张羽新点校：《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上），第1卷，全国图书馆微缩复制中心出版，1991年，第2页。
　　（8）陈庆英著：《关于北京香山藏人的传闻及其史籍记载》，载《中国藏学》1990年4月刊，第108页。
　　（9）《清实录藏族史料》著作前引，第2698～2699页。
　　（10）《清实录藏族史料》著作前引，第2736页。
　　（11）《清实录藏族史料》著作前引，第2822～2823页。
　　（12）《清实录藏族史料》著作前引，第2806～2807页。
　　（13）《清实录藏族史料》著作前引，第2842页。
　　（14）《清实录藏族史料》著作前引，第2856～2857页。关于人名，堪布色纳木甲木灿的藏文对音似应为Bsod nanms rgyal mtshan，而都甲喇嘛雍中泽旺的藏文对音似应为　g·Yung drung tshe dbang。
　　（15）《清实录藏族史料》著作前引，第2863～2864页。
　　（16）陈庆英著作前引，第110～111页。
　　（17）　《清实录藏族史料》著作前引，第2893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四川少数民族杜会历史调查组合编《金川案》（内部资料），1963年铅印本，第167～168页。堪布桑宰敖特尔，藏文史料记载为Sangs rgyas vod zer
　　（19）brag dgon pa dkon mchog bstan pa rob rgyas（扎贡巴·贡却丹巴饶杰），mDo smad chos vbyung《安多政教史》，藏文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777页。同时参见吴均、毛继祖和马世林汉译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
　　（20）　Thuvu bkvan Blo bzang chos kyi ni ma，Thuvu bkvan grub mthav（《土观宗派源流》），藏文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89页。在此，土观将广法寺译为dgav ldan gling，而《安多政教史》则将其直译为bstan bphel gling。同时参见刘立千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21）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章嘉国师乳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337页。
　　（22）《土观宗派源流》著作前引，第389页。
　　（23）《章嘉国师乳必多吉传》著作前引，第337～338页。
　　（24）李心衡著《金川琐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八秩第1册。
　　（25）《金川案》著作前引，第171页。其中除《甘珠尔》和与大威德金刚、密集金刚及度母等相关的经典可辨外，其他经典都尚需进一步对音。
　　（26）《金川案》著作前引，第106页。
　　（27）四川省档案7475第39～43卷，转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史略》著作前引，第548页。
　　（28）（清）松森等修《钦定理藩部则例》，第60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1992年，第2～3页。
　　（29）《安多政教史》著作前引，第777页。
　　（30）详细参见《金川案》著作前引，第172～173页。
　　（31）《金川案》著作前引，第171～172页。
　　（32）《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史略》著作前引，第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