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五台籍闽抚徐继畲

　　论晚清五台籍闽抚徐继畲
　　梁锦秀
　　“五台山”这个恢宏的名字，古往今来，从帝王到庶民．有多少人仰慕着它，并以无限崇敬之心朝拜过它。在历史上这块“佛国”圣地，曾抚育出不少为国建功立业、为民铲除贪官污吏的优秀人物，徐继畲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就徐继畲不畏强暴，参劾贪官，力主禁烟、反抗侵略，学习西方，撰著《瀛环志略》，以及复起直谏，归里修《志》等诸方面加以论述。
　　一不畏强暴参劾贪官
　　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牧田，又号松龛。五台东冶镇人。父润弟，潜心易学、理学。继畲幼承其教，博览群书，记诵无遗。清嘉庆十八年(1813)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成进士，朝考第一，选庶吉士。十年(1830)授翰林院编修。十三年(1833)补陕西道监察御史。
　　继畲初拜台谏，正值道光帝下诏求直言。他不畏强暴，接连上疏，参劾贪官。首先，上《特参州县入省钻营疏》，严厉斥责忻州知州史梦蛟和保德知州林树云，不治理州事，收受县官贿赂。为达到提拔自己和州属县官的目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省城，搞钻营活动。历经达官居然喜欢这些人的酬谢逢迎，“绮为心腹”，最终将他们提拔到要害岗位。他严正要求道光帝严惩这些不务正业、擅离职守、投机钻营之官，刹住奔竞之风。接着，上《特参州县讳灾催征疏》，揭露登州知府英文匿灾不报，继续催征，致使百姓卖儿鬻女，流离失所，死横枕籍的罪行。如实报告说：经查“登州被灾情形．与莱(州)、青(州)不分轻重，该州县讳匿不报，钱粮照旧开征”，指出其目的是“以催征收囊袋之私，结果下为残民，上以敛怨””，②心生事端。严正要求道光帝严惩英文，下诏停止征收登州钱粮，以减轻民困。紧接着他又上《特参籍端科敛疏》，揭露山西平阳镇总兵邰费音借祭告商汤王陵，巧立名目，大肆摊派．仅荣河知县武履中一处就搜刮民脂民膏达2万两白银．绝大部分装入私囊。以至出现“胥吏四出，日事追呼．阖境骚然，民不聊生”的惨景。他严正要求道光帝”严行查办，勿事姑容，勿任消弥，以做官邪而苏民困”。可见徐继畲是个体恤民情的清官。当获悉武履中得信被查．便说合本地绅民、各村长，为其出具退还原赃证明、企图急早结案的活动。又上《特参退赃诱结疏》，揭露邰费音、武履中搞假证明的卑劣行径：进而揭露当时山西州县贪污成风．遇有言官参劾或百姓告发，上官千方百计保护贪官．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结果使贪官污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种种事实。他严正要求道光帝下诏重新审理此案，按律惩办，以“儆贪官、除回护消弥之积习”。继而又上《请整顿晋省吏治疏》，揭露当时山西历任官吏，把到山西当官作为发财的途径。指出道府州县官吏利用词讼，收受贿赂，致使百姓倾家荡产，官吏累万盈千收入私囊，上官因饱其应酬，对下官不但不参劾，反而包庇、调动甚至提拔。尤其遇到赌赙、鸦片案牵连富家子弟，官吏便视案情索钱，未审理曲直，先接受贿赂。更有甚者，遇有命盗重案，州县官更是借机勒索，接受贿赂，颠倒黑白，讳大为小，讳有为无，致使善良百姓垂头丧气，有理无处说，而有钱有势之人愈益得志，横行霸道。虽有个别不服情，继续上告的人，但该上官又以为州县已经处理，若翻案必然参劾贪官，便授意复审官员以恐吓手段威胁上告的平民，最终还是维持原案。为此，他建议道光帝下诏，对声名狼籍之官，严加参劾、解任，对受贿之官，严加追究，“务使尽情败露，置之重法，不得发交本管道府任其消弥”。对操守廉洁、百姓爱戴之官，加以奖励，优先提拔，务使贪廉分明，以达到整贪奖贤之目的。
　　徐继畲认为，要振纲纪，必须杜绝督抚回护和大臣调停的积习。为此，又上《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疏》，力陈各省巨案迭出，有的是言官弹劾，有的则是百姓控告，皇上权衡轻重，虽然将案件交督抚查办，或交钦差大臣查办，结果查办之事竟没有水落石出。这究竟是为什么?他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督抚的回护积习，二是钦差调停之积习。首先，督抚为本省苟安和平，对一般案件，宛转消融，化为乌有，对重大人命案件，便授意承审官员，先想好开脱罪责的方术，再考虑如何完结案件，怕原告继续控告，便采取怀疑有因，免其反坐之罪，致使“贪墨不问、冤抑莫雪、弹劾无功、控告徒劳。”这就是牢不可破的督抚回护积习。其次，钦差大臣俱系多年京官，深于阅历．熟于世故，禄位崇高，与各省督抚或有亲戚关系，或有交际往来。因此，当其奉命出京，就抱着苟可塞责，不欲深求的心态；人省境后，又受到优厚招待，于是设法调停，一切为了维持原案。于是对数款罪状，便“洗刷其重者而留其最轻者一款，掩没其真罪”，而留其怀疑之款，使被劾者虽经吏议，还是化为乌有。再者．即便是奉差大臣洁身自爱，不受贿赂，但招待开支动须巨万。尽管朝廷屡派钦差，谁知诸大臣驰驱千里之外作和事佬，奏章所陈似乎精密周详，了无遗憾，而实则铺张粉饰，纸上空谈，无一语可信，对诸大臣欺罔行为而尽无觉察。他恳请道光帝下诏命督抚、部院大臣痛除情面，去掉陋习，实事求是处理重大案件，以振纲纪、惩贪吏、纾民困。道光帝每得继畲上疏，多所采纳，并再三称善，屡降谕旨，责备内部诸臣，上疏空文无实，不切中时弊。
　　道光十六年(1836)，继畲针对当时政令多、科条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社会问题．又上《政体宜崇简要疏》，提出三方面建议：一为教令宜简，认为诸臣条奏繁多，应选事关切要者，降旨既降谕旨，宜重考成，根据其事之难易，限期完成，或兴或革，以求实效，如有玩忽职守，一经发觉可责成科道各官援引前谕据实纠劾。这样，教令所出“坚如金石，信如四时，而不至于壅遏而不行。”二为条例宜简，继畲认为六部则例，乱如棼丝，头绪纷繁，首尾乖舛，堂官茫然，任凭书吏颠倒蒙混，无弊不生；至于行之外省，参差不齐，甚至封疆大吏低首乞灵于书吏，所以人们称六部之权全归书办，其实是条例繁多所致。他建议道光帝下诏，先娴熟例文能知大体者数人，从现行事例中，精审详定另为一编”，切于事理者存之，琐屑无味者弃之，纲领取其分明，文法取其简净，事省其十之五，文省其十之七”，名日：“简明事例。”使留心公事之堂司各官，知其梗概，不至于听命于狡猾的书吏。这样就可以遵照执行，剔除丛弊。三为处分宜简。他认为，议功议过，目的是使百官各知劝惩，而现行处分之便．苦于太繁太密，而不得大体。指出议处之条愈增愈密，规避之方亦愈出愈奇，书吏乘机上下其手，无以励官方。建议各官处分，凡有关于国计民生或有关于官箴品行者，不妨从重从严使百官知儆，其余事涉细微无关治体者大加删削，务使劝惩之条严明郑重，使吏议者自悔，而贤能者得以施展才干。以上三条皆因其太繁而“宜从简，简则重，繁则轻，简则实，繁则虚”。只有这样，才能杜绝社会弊端。道光帝阅后大为感动，决定采纳．并立即召继畲奏对。继畲议及民间疾苦，痛哭流涕。第二天．道光帝便授继畲为广西浔州(今桂平)知府。数月后，擢为福建延建邵道道员。以上不难看出徐继畲不畏强暴，参劾贪官，关心民间疾苦的高贵品质。
　　二力主禁烟反对侵略
　　鸦片战争前夕，朝野上下在禁烟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妥协派主张驰禁，抵抗派主张严禁，徐继畲坚决站在抵抗派一边，积极支持禁烟运动。为此，他撰写《禁鸦片论》，主张杜来源、绝兴贩、禁吸食，以弥大患，复元气。不过，他认为禁烟首先要严吸食，宽以自首，给予期限。若不改，则视为顽民，便可诛之。他认为严吸食之法，“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从帝王、皇亲国戚与各级官吏开始，访其平素行为可诛．而兼有吸食者诛之，借以警众，每岁大县诛10余人，次县递减，如此坚持10年，其问能改者改，不改者或罹法或物故，鸦片就会杜绝。对于首祸之夷舶，兴贩之奸民并非不过问，兴贩之奸民以求私利，若吸食者少，则无利可图，他们将图改业而逐渐解散。欲治之，则“急于西北而缓于东南，密于内地而宽于海口，得而诛之”，可以无激变之患。至于英夷虽强甚，然鸦片输入，纯系偷卖，若吸食者少，兴贩者绝，英夷数万里载鸦片而来将有何用，虽含怒蓄怨，终不能藉为兵端。这样，“外以伐强寇之阴谋，内以消奸民之反侧，所诛者少，所全者众”，可为“弥大患于无形，而复凋敝之元气计无有良于此者”…。他还驳斥了投降派的反动论调，斥责那些将英夷扰乱海疆归咎于鸦片之禁，或疑吸食拟绞为过重，欲从轻典的论调是因噎而废食。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英舰驶入穿山洋，五月封锁珠江口。七月继畲奉命调署订漳龙道。是时．英舰队进犯厦门，与漳州只隔一水，约70里，居民日数警。继畲镇定，连夜在辖区筹划加强防御，召集兵民，采集大木排桩堵塞镇门各港口．与民扼险固守。英国侵略者知有防备，未敢进犯漳州。二十一年(1841)七月，濮鼎查率英舰攻陷厦门，形势危急，继畲誓守漳州．他督率兵勇昼夜把守，誓与城门共存亡。他对夫人说：“城如不保．陈忠愍公祠内，吾尽节处也，卿且奈何?”续夫人笑日：“死耳，此事岂待商量!”表现了继畲与续夫人赤诚的爱国之心。对此总督颜伯焘、巡抚刘次白上疏予以褒奖。
　　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他上《奉谕密防英夷疏》中指出：“英酋心怀叵测。”“往往声东击西，言此意彼”，即使“遵旨晓谕，仍难保无妄念挑畔，沿海滋扰”。因此，有备无患，“唯在事先预防”，“防之于后，不若制之于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静，致有猝不及防之患”。
　　他目睹英军入侵，义愤填膺。在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上《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中，控诉英国侵略军的罪行，指出“英吉利以西海岛夷，为强售鸦片之故，突尔称兵，在粤则扰我虎门，在闽则扰我厦门，在浙则扰我定海、镇海、宁波、乍甫，在江苏则扰我上海、镇江，且阑入长江、直通江宁，截我运道，逆罪滔天。凡在血气之伦，畴不怀食肉寝皮之恨。”值英夷有控诉之言，他建议道光帝：“神谋内断，坚定不移，以群言备刍荛之采，勿以群言乱安危之计。”从中可以窥见徐继畲积极支持严禁派，反对英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 《瀛环志略》 影响深远
　　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结束，清军的惨败，促使他认真地去探究西方列强的国情，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是年，继畲晋京陛见，道光帝询问海外形势与各国风土人情，他奏对甚悉，道光帝命撰书进呈。九月，升福建布政使，尔后往来福州、厦门之间，兼办通商事务。
　　久官闽粤为他了解世界大势，究心洋务，精心著述提供了良好条件。道光二十三年(1843)，继畲驻厦门，会晤懂闽语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从中了解到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情况．并借雅裨理所携绘刻极细的世界地图册，钩慕10余幅。从此，广泛搜集资料，发奋撰述。次年，再至厦门多方搜得地图两册，较雅裨理所携地图册尤为详密，并觅得欧美人汉字杂书数种，每与来华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医生等接触，他总要打开地图册考证，对各国之地形时势稍有所得，便依图立说，并采《职方外纪》、《海国闻见录》、《万国地理书》、《万国舆图》、《海岛逸志》、《地理备考》、《高原蒙求》、《薄海番域录》、《西域闻见录》、《台湾外纪》、《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诸书及报纸新闻之可信者，延展为篇。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稿完成，将《舆地考略》改名为《瀛环志略》。其后，续采两人杂记、询问西方官员，参阅《海国图志》，每得一书或有新闻，就增补修改，历时5年，数十易其稿，“公事之余，唯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使《瀛环志略》日臻完备。一次，英国驻福卅I领事阿利国的夫人．应他的要求画了一幅世界地图，用不同颜色标出受英、法、俄控制的各地区。继畲收到此图后，发现图上无阿富汗国，立即致函查询原因。他的真知灼见．使一些外国人感到吃惊。
　　道光二十六年(1846)，升福建巡抚。二十八年(1848)．他所著《瀛环志略》10卷在福州巡署刻版。是书依类附图44幅．其体例先总后分，先图后说。总述全球概貌，包括各大洲大洋简况，分述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各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建置沿革、面积人口、军备器械、政治时势、物产气候、风俗人情、种族语言、城市港口、船舶贸易、宗教信仰、国家盛衰等，在每篇后附按语加以考释，所引书籍内容皆注明所出。是书还广泛介绍了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高度推崇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创始人——华盛顿。“华盛顿．异人也……，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美利坚合众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上述书中推崇华盛顿文，后于咸丰三年(1853)，浙江宁波府镌碑赠送美京华盛顿纪念塔，砌于第十级内壁，保存至今。· 《瀛环志略》(下称《志略》)是鸦片战争后继魏源《海国图志》后的又一部介绍世界地理及各国概况的图文并茂的专著，是十五世纪后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成果的高度概括，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引进中国的标志，其理论已具近代世界地理学的雏形．出版后风行一时，翻刻本较多，与魏源《海国图志》均传人日本，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曾国藩称他为天下奇才．郭嵩焘称他深识远谋，刘韵珂称他“综贯百家，淹通七略，智绝舆地之学，识精形势之言”。彭蕴章称《志略》为“宇宙之钜观，古今之绝业也!”陆泽长称《志略》“为指南之式也”，康有为读《志略》始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读《志略》始知“五大洲各国。”
　　四 复起直谏归里修志
　　《瀛环志略》初刊问世，云贵总督吴文熔写信鼓励继畲修改后进呈御览。未及进呈，道光帝崩。于是言官以是书内容为口实，攻击弹劾徐继畲。当然，继畲被弹劾的直接原因是发生在道光三十年六月的“神光寺事件”。咸丰元年(1851)三月，因他人诬告，革职回京。咸丰帝召对后，认为徐继畲朴实，以足顿地叹息，并对左右大臣说：“徐继畲乃老诚人，何为欺诈?”命留京供职，授太仆寺少卿(由从二品降为上四品)。咸丰二年(1852)，帝下诏求直言。四月，继畲上《三渐宜防疏》：一为土木之渐．力陈方今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人知国库空虚，亦料无暇修筑圆亭，将来两事告成，内库稍充，难保无有营缮之说。继畲恳求皇上“坚持素志，概勿允从，苟非万不得以之工程，一切停罢，至于装修陈设、华珍奇玩好之类，可省则省，无取铺张”，为此土木之渐宜防。二为宴安之渐。继畲列举历史上典故，劝咸丰帝不要贪图安逸享乐，并建议咸丰帝务使“清明之志气．在宫无改于在廷。肃穆之风裁，在内无殊于在外”。这样才能使盛德大业日新．国家长治久安．此所谓宴安之渐宜防。三为壅蔽之渐．力陈自古壅蔽之患，由于言路不通．然亦有言路既通，而壅敝之患转生于不觉者，不可不防其渐也。因言事之人．学识不同．贤否亦异，有切中事理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固不乏其人，然亦有本无卓见而奏事．“究其用心，岂日纯白，甚至不肖之徒，隐藏欺诈．或怀挟恩怨，以公济私，或受人指挥．以言为市”。诸如此类．难保必想家。　　无。他分析在京言事之人，约有三等：一是以章奏陈者为九卿科道；二是以章奏陈而兼得面陈者为部院大臣；三是不以章奏陈而常得面陈者为内廷王公。此三者各有所优，各有所蔽。他指出所言之道，以理为衡；求言之道，闻十求一不为虚也。期望咸丰帝听纳之勤，常如今日，则言路永无壅蔽之患，而直言极谏之士．且接踵而起。咸丰帝读后，十分高兴，朱批日“至之座右”。七月，因吏部追论继畲所在闽抚任内起解犯官何士邠迟延，再被仪处革职归里。成丰六年(1856)，继畲应聘为平遥超山书院山长。在书院期间，对地方志撰写与编排体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按自己的理论重新撰写《五台新志》，至同治四年(1865)，撰成初稿3卷，第四卷有目无书，因被召入京，以所作《五台新志》3卷付(侄孙弟子)耘田(字实甫)日：“此余未竟之书．所缺乡善、列女、艺文之卷，尔遵余文续之．他日贤父母修邑志，呈之以供采择。”《五台新志》仿李寒支之志宁化例、康对山之志武功例，一洗前志繁芜，独具别裁。全书以叙事体，行文畅活，独具匠心。如叙治所，则历叙街衢；叙山川，则兼及物产；生计门，详述农工商贾之生活状况而不举物产，是志还纠正了水道一门疏舛之处。光绪初，曾国荃抚晋时，阅继畲手搞，赞赏“综核简明，义精文赡，诚著述家当奉为准绳”，并命县令依原目补辑成书。杨笃赞赏“是书质实简严，不屑铺张粉饰，诚古法也”。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奉召入京，以三品京堂后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六年(1867)正月，以“老诚望重，足为士林矜式”，诏授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但继畲已年迈体弱，’自感所蓄难展，郁郁不自得。而外国使臣闻其至，则相庆得人。复出居官数年，于同治八年(1869)二月，以老病乞休。十二年(1873)七月，在家乡东冶镇病故，享年79岁。综观徐继畲的一生，不仅是晚清一位勤政爱民的廉洁官吏，更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史地学家，是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学习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近代最早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民丰政治的启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