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当然的!

一切都是当然的!

作者：星云大师

以火止火，扬汤止沸都不是当然的行为，慈悲喜舍才是人世间最“当然的”修行，最宝贵的财富。

多年前，一家杂志社向我索借三百万元，我无法应付，便撰文毁谤我，弟子们气愤填膺，有些人主张笔伐声讨，有些人建议诉诸法庭，当时我在台北弘法，因此就近于普门寺集合住众，对大家说：“别人对我们的礼遇尊重，不是当然的，所以我们应该涌泉以报；当我们受到伤害打击时，则应该认为这是当然的，因为父母生养我，师长教育我，社会成就我，国家保护我，平时我们就拥有这么多好因缘，相对而言，一些突如其来的挫折逆境，正可以考验我们的气度，可以丰富我们的内涵。

因为无聊的伤害破坏，是打倒不了一个人的，做一个真正的人，要禁得起四面吹来的八风，将一切的横逆都视为是当然的……。”

一席话下来，总算平息了大家的怒气，也趁此机会，随缘上了一堂“宗门思想”课程，只是有谁知道从非当然到当然，我是经过了多少的修证历程，才有这么坚固的信念与体悟。

我十二岁那年就在栖霞山寺出家了，在常住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清众，脸皮又很薄，刚开始时，上课听不懂，下课也不好意思问。

既不可以外出，又不能和他人来往，家书写好了，没有钱买邮票，好不容易熬到学期结束，学院放假，眼看同学们提着行李回家，我也跟着他们到大雄宝殿向佛陀告假，正要踏出殿门时，家师志开上人把我喝住，骂道：“站住！回什么家！”

我只得忍住稚子乍离家园，对家乡的孺慕之情，禁足闭关。

有时心里好苦，可是再想想：没有人要我出家，是我自己愿意的，所以也就视为“当然”地接受下来。

既是当然的，为什么要感觉苦呢？

从栖霞律学院结业以后，我又到焦山、金山、天宁等名山古刹参学，当时的教育不但是专制封闭，可说是无情无理。常常把地扫好了，老师不满意，就要重扫；再检查，看到几片落叶掉下来，“不行！”

又得再扫一遍。

饭吃饱了，纠察师过来，命你再去吃一碗，你就得撑着肚子吞下去，否则，一个耳光随即打下来，完全没有人情可讲。

同学说某人故意找我麻烦，我却觉得这就是教育，老师肯教，自己才有机会成长；能成长，才有未来。

所以对于一切的棒喝，乃至冤屈，我都“想当然耳”地全盘接受。

顺逆境遇皆能当然接受，天地间的光暗就都不一样了。

十五岁受戒时，更是备受诸苦，一到了戒场，戒师先找戒子问话审核。

第一个戒师问我：“是谁要你来受戒的？”

“是老师要我来的。”

“难道老师不叫你来受戒，你就不来了吗？”

说罢，一连串的杨柳枝如雨点般落在头上。

到了第二个戒师那里，他又问同样的问题，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于是答道：

“是我自己要来的。”

没想到“拍！拍！拍……”，脑门上又是一阵痛楚，“可恶呐！老师没叫你来，你竟然胆敢自己跑来！”

第三个戒师还是问先前的问题，这回经验丰富，所以必恭必敬地回答道：

“是我自己发心来，师父也叫我来的。”

自以为这个答案应该很圆满，结果，“你这么滑头！”

当然接着少不了一顿狠打。

顶着一脑子的乱冒金星，来到最后一位戒师的位子前面，我没等他问话，直接将头子伸了过去，说道：“老师慈悲，你要打，就打吧！”

受戒期间，跪听开示、打骂杖责，是“当然的”训练，甚至连如厕也受到限制。

一个人忍耐不了，中途溜走，也有些人一面抱怨发牢骚，一面受完戒期。

而我认为这些都是老师的大慈大悲，所以带着感恩的心情，“想当然耳”地度过了五十二个难忘的日子。

十九岁那年，我到焦山佛学院念书。

记得有一位教授曾有意推荐我进国立教育学院读书，我兴高采烈地向家师禀告，却遭来一顿责骂：

“混蛋！佛教教育都没有读好，还要到外面去受什么社会教育！”

后来，虽然家师送另一名师弟去该校念书，但是我心里一点也没有不平之感，只觉得“这是当然的”！

过了几年以后，师弟离开了佛教，我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家师对我的殷切期望，因此更将学习中的一切磨练都视为是“当然的”过程。

有“当然”的感受，是多么的美妙啊！

那时，焦山佛学院的院长是雪烦和尚。

在校期间，他从来没有和我讲过一句话，看到我时，也总是两只眼睛炯炯如炬地朝着我看，有人说：他老是在瞪我，我却觉得他不是恶意的，即使如此，我也认为这是“当然的”。

在学习阶段，自己一无所知，有什么资格要求师长对我们好呢？

或许因为我对他恭敬一如，后来他说：这么多学生当中，他最欣赏的就是我。

我自觉一无长才，在受宠若惊之余，细细回想往事，很庆幸自己在一开始时，就能“想当然耳”地在无情无理的教育中茁壮成长。

十余年后，我邀真华法师为《觉世》撰稿〈参学琐谈〉，文中对于参学的道场表示很多不满的意见，其实这些人、事、地，我也统统经历过，只是那时都觉得“这是当然的”，所以未曾觉得不好，也让我在觉得“当然”中感到没有什么不平，因那些是教育啊！

十年的参学生涯瞬间即过，后来，我也从事教书工作，由大陆来到台湾，从小学校长到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从佛教学院教师到大专院校教授，从讲授佛学到教导国文，从教人唱诵到指导写作……，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学生的顽强中熬炼自己的耐性与慈悲，“想当然耳”地调适自己的教学方式与授课心态，以求契理契机，如今可说是驾轻就熟。

曾有人问我多年来的执教心得，我觉得学生固然应该接受，老师也必须改进，彼此都要从容忍受教中教学相长，如果能从最初的不以为然，到最后的“一切想当然耳”，这就是一种进步，就是一种成功了。

深感凡事如果都自认有理者，就不易成长。

在过去，有老师耳提面命地教我，如今弟子、信徒有时也会不吝“指教”，对于这些，我都“想当然耳”地承受“教诲”，因为“吾爱尊严，但吾更爱真理”，在真理的面前，没有长幼之序，也没有尊卑之分。

直到现在，我还是一直以“一切都是当然的”

来自我勉励，教育徒众。

弟子中曾有人问我：“您教我们要‘想当然耳’地服膺真理，什么是真理呢？是现代的知识科技？

是经典里的十二分教？”

我觉得这些都是，但也都不是，因为真理不假外求，在自性中本自具足，最重要的是必须懂得尊重与包容，否则即使是读遍千经万论，学富五车，也不过是穷人数他宝，自欺欺人，一旦境界来临，还是照样被五欲尘劳所障碍迷惑，有时甚至铸成大错，还不自知。

一切“当然”，那就能心境一如，物我两忘。

童年时，家境十分贫困，我的几位舅舅虽比较富裕，但也没有心力相助，我一直觉得这是“当然的”。

后来我到人文荟萃的焦山念书，他们几次托我代买字画，然而却未曾给钱，我那时一贫如洗，但还是节衣缩食，将佛事钱一点一滴储存起来，依言代购。

尽管后来母亲知道了，为我心疼不已，我还是认为给人方便、给人利用都是“当然的”。

别离乡里四十载后，我才得以与家人取得联络。

亲戚们这时都来函要我寄美金给他们建房子，接着，又多少次向我索取电器用品，母亲获悉后，要我不必烦心，而我始终认为给人是表示自己富有，乃“当然”之事。

所以，每次回大陆，我不但购物送给至亲好友，即使与自己稍有关系的老师、同参、学生、乡人，我都一一资助馈赠。

出家学佛，一心志在度众利生，没想到穿上袈裟事更多，从焦山佛学院离开以后，我投入杏坛，却无端被暂时屏蔽该词指为国特，被国民党说成匪谍，时时来校搜查问话，有一次还莫名其妙地捉去坐牢，差一点儿命丧刑场。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旋即又遭监禁达二十三日之久，虽然劫后余生，大难不死，却仍被列入黑名单，先是说我在夜里偷听大陆广播，后来又说我私藏枪械，三天两头前来盘问临检，简直不胜其扰，其实我那时贫无立锥之地，不要说买不起一台收音机和枪械，就是连一支木棍也没有能力拥有。

尽管如此，我觉得那时生逢乱世，这些委屈冤枉都是“当然的”，因此一直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调查。

唯有心中祈愿：让这些不公不平的乱世早日过去。

我觉得这也是我“当然”的意愿。

一九八一年，在两岸关系还未明朗化之前，我在日本太平洋大饭店，与睽违四十年的老母初次相见，种种的思绪离情在一刹那间全都涌上心头，我突然感受到世间上人与人，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好好坏坏，都不是对立的，而是大家的共业所成。

如果要使世界获得永久的和平安乐，必须要在互相平等的原则下，包容异己，才能达成，甚至国家想要做到真正的民主自由，也应该是在国人彼此尊重的前题下，情理兼顾，方可竟功。

时局所造成的悲欢离合固然无奈，看尽世间的人情冷暖更足以勘破一切。

初来台时，衣衫褴褛，饥不饱腹，既无人留单，也无人赏识。纵使别人给我诸多不便，让我难堪至极，但我都视为是“当然的”，因为他们与我非亲非故，没有理由照顾我，所以我向来没有记恨在心。

一念“当然”，增功进德，其实这也是生活中的修行。

一九五二年，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复会，首次举行选举，那时我二十六岁，当选常务理事，因为我认为自己年轻，不够资格，当选不算“当然”，所以我毅然决然辞退，想不到得罪了此中的派系，后来我一直不很顺利。

一九六五年，世界佛教社会服务会议在越南举行，我忝列为受邀开会者之一，随即又接到中国佛教会召开出国会议的通知，我千里迢迢坐夜车从高雄赶至台北，某老法师见到我，竟然说：“如果你去，我就不去。”

我只好回答：“老法师，当然是您去。”

当我转身走出议场时，立法委员莫淡云先生冲出门外，问我：“你就这样回去吗？”

我回答：“其实，这是‘当然的’。”

言罢，我立即赶回南部。

抵达高雄时，已是万家灯火，夜阑人静的时候。

“当然”！“当然”！当然要有力量承当！

一九七八年，第十二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东京召开时，中华民国刚退出联合国，大陆方面又施加压力，日本遂打算取消中华民国代表团的与会资格，中国佛教会向来排除我代表出席的机会，此次却推举我率团向日本佛教会抗议。

记得当时的团员有净心、圣印法师及翁茄冬居士等人，慈惠则陪同负责翻译。

一番谈话之后，日本佛教会的朋友终于接受我的意见，仍请中国佛教会代表出席。

我欢欢喜喜，不辱使命回到台北，不意中国佛教会已推选另外一些法师出席开会，对于我们的辛劳，却一概不谈。

记得那时圣印法师在电话上，气愤地说道：“我们在前方艰苦奋战，他们却在后方坐享其成！”

我安慰他说：“出国开会其实很辛苦，不去最好……。”

一九八○年，第十三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会员大会在泰国清迈举行，法国代表禅定法师建议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世界总会，邀我以贵宾身分出席，但我申请出国时，因为中国佛教会净良法师将公文搁置下来，没有转报内政部，故而胎死腹中，又没有去成。

类似这些吃闷亏的例子可说是不一而足，我全都视为是“当然的”逆增上缘，而其他弘法时所遭遇的挫折艰难更是不胜枚举，我也都觉得是“当然的”娑婆实相，所以我不会因此就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反而以此为鉴，广结善缘，开创先机。

如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不但曾先后在美国西来寺及台湾佛光山召开第十六届及第十八届会员大会，而且还公推我为荣誉会长。

近年来，国际佛光会五大洲的佛光事业也在因缘具足下，“当然”地成就起来。

所以，将一切视为是“当然的”，并不是畏事退缩，而是必须先认同这个世间，了解整个环境以后，从直下承担、自我改造做起，只要能坚此百忍，力争上游，必定可以超越凡尘，得其所哉！

徒众常问我：“那个人这么坏，您为什么还要帮他呢？”

因为我向来觉得宽以待己，严以待人不是当然的，忠厚恕道才是当然的，只要这个人对别人能有一点点好，即使于我薄情寡义，我还是想成就他。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名叫解仁保的邻居，曾经陷害家父入狱，后来一度失业，生活潦倒，母亲竟然不记前嫌，劝我乞求恩师为他觅职，我当时心中很不以为然，但基于母命难违，还是遵照行事。

台湾光复胜利，蒋公以德报怨，使日本人免于亡国灭种之苦，我才渐渐感到以火止火，扬汤止沸都不是当然的行为，慈悲喜舍才是人世间最“当然的”修行，最宝贵的财富。

古训有云：“姁之妪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

在人海沉浮里，受苦受难、委屈冤枉都是“当然的”，唯有坚持信念，我们才可以随遇而安、随缘生活、随喜而作、随心而住，为自己找出通路；在这个世间上，给人欢喜，给人信心也都是“当然的”，只有抱定这种决心，我们才能够不计得失，无视荣辱，尽其在我，为所当为，一切皆“当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