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的佛教人生

圆瑛法师的佛教人生
　　杨小霞
　　圆瑛法师(1878-1953年)，中国近代名僧，他不仅是我国现代佛教组织的积极倡导者和卓越领导者，而且还是一名学识渊博、行解相宜的佛学专家，在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圆瑛法师名宏悟，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灵源行者、三求堂主人等，福建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人，俗姓吴。19岁于鼓山从兴化梅峰增西法师出家。翌年，依福州鼓山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先后于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从冶开、寄禅等参学禅法。其后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等修习教观，并精研{楞严经)。1953年被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同年9月圆寂于宁波天童寺。圆瑛法师一生共著述20余种，由后人编为(圆瑛法汇)行世。圆瑛法师在数十年中，努力于禅净双修，特别是后来的数十年中，力弘净土，到处讲经说法，劝人念佛。晚年在上海创建圆明讲堂，开办楞严专宗学院，培养了许多僧才，桃李遍布海内外，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圆瑛法师出生于福建地区，而在那个年代，福建人对佛教尤其是观世音菩萨的信仰既十分普遍又特别虔诚，这对早年的圆瑛皈依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圆瑛老法师事略》记载：“法师福建古田县人，俗姓吴，父讳元云，母阙氏，祷观音大士，梦抱子至，既觉法师生。五龄椿萱失荫……年十八，顿悟人生如幻，便欲出家，为叔父所阻。十九岁大病愈后，发愿出家，即投福州鼓山，礼兴化梅峰寺庙增西上人为师，法名宏悟，字圆瑛，韬光则别号也。”
　　的确，圆瑛法师的早年经历显然是与众不同的。他自幼父母双亡，主要由叔父吴诗瑛照顾抚养。幼年时聪明机灵，熟读四书五经。16岁参女0乡试即中秀才，名列榜首，声震全乡。可是，面对当时腐败的社会现状，大师深感世事无常、人生如梦，于是在17岁那年，他离家出走到鼓山涌泉寺出家，几日后被他叔父强行带回古田。第二年法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病中他发愿愈后出家为僧。病愈后，法师再次到鼓山涌泉寺还愿出家，20岁时，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成为正式的僧侣。法师出家之后，先在鼓山安居，亲近妙莲和尚学习律仪。半年后，前往闽侯县的雪峰寺，亲近达本和尚，修习苦行。为了真正领悟佛法，从此以后，法师只身一人，四处云游，广参博学，先后朝礼五台、九华、普陀等佛教名山胜迹。在此期间，曾向冶开、寄禅、通谛、谛闲、祖印、慧明等高僧虚心请教。后来法师得法于宁波七塔寺的慈运老和尚，继承其法印，传临济正宗40世，曹洞正宗46世衣钵。
　　法师早年受佛教思想影响，立志舍俗出家，皈依后始终牢记作为佛门弟子的责任，发心参访各地名刹，虚心向各位高僧大德修习，认真研读各种经典著作。法师先是在禅宗方面有了非常独到的见解和造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法师在宁波天童寺习禅时，定境再次现前，身心俱空，便说偈曰：“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始识到家无一事，涅槃生死绝安排。”法师慧力日深，禅功日增，讲经说法，从容不迫。自36岁以后，净土机缘成熟，因为阅读永明大师、莲池株宏等净土名僧的著作后，开始对净土念佛法门产生兴趣，从此，兼攻天台、贤首教，努力于禅净双修，数十年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特别可贵的是，在法师的大半生里，他始终深信佛教，即使在身陷囫囵之时或者是病重之际，依然坚持一心念佛。
　　二、研究佛学，书写佛学
　　众所周知，圆瑛法师与太虚大师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为振兴佛教事业奉献出全部身心，而在佛学理论上又各有千秋的佛门双璧。与太虚大师不同的是圆瑛法师出身宗门，为临济嫡传，在禅修方面有甚深的造诣和见地，后又参学天台、贤首教，亦深有所得。而在36岁(1913年)时，法师在接待寺读永明延寿和莲池株宏的著作后，又归心净土。从此，圆瑛法师融通教宗，对于禅净两门都有深刻的解悟与实践。
　　法师兢兢业业，不仅自己研究佛学，而且善于书写佛学。他博通三藏，著作等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圆瑛法师于31岁第一次开讲座，先讲《护法论》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后来又陆续刊行一些讲义和著作，如{仁王般若》、 {心经》、 《弥陀经讲义》、 {普门品》等讲义及《劝修念佛法门》，还有{大乘起信论》、 《法华经弘传序》、 (楞严经》、 《劝发菩提心文讲义》、 《佛说八大人觉经}等讲义，此外还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 《讲演录》和《住持禅宗语录》等20余种。法师写作的特点是以法利生，以浅显笔墨，写甚深经义，使人一看，易于领解。尤其是诗集，禅意诗情，风韵清雅，且长于书法，后人将其遗著汇编为《圆瑛法汇》。
　　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师毕生最为重视{首楞严经》，他说：“夫《首楞严经》者，诸佛之心宗，群经之秘藏，众生之大本，万法之根源。”所以，他以毕生精力专研此经，弘扬此经，在其自编的《楞严纲要》中，法师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观点，并为此创建一个‘楞严专宗学院”，以培养弘法人才。此外，法师曾多次自述其研讲(楞严经》的心路历程，他说：“圆瑛二十四岁，初听此经，知为末世津梁，禅门关钥，用功过度，三次吐红，重法轻生，研究竟达十载。蹑解起行，习禅复届八冬，先后讲演此经达十三次。六十三岁发心著述，先出{楞严纲要》一卷，续编(讲义》六本，祗有三分之一尚未完全。”这是大师68岁时，在创立楞严专宗学院的缘起中的自述。待(首楞严经讲义)全部完稿时，法师已74岁了。因此，圆瑛法师在《楞严经》教理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当时佛教界所公认的，从而有”楞严座主”、 ”海内独步”等美誉。
　　三、不辞辛劳，弘法护教
　　圆瑛法师博览三藏，宗说兼通，行解相应，辩才无碍。一生不辞辛劳，四处讲经弘法。先后在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福州、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等地，并远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等东南亚各国讲经弘法，一生中弘讲过许多经论，主要有： 《佛说八大人觉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佛说阿弥陀经》、 《佛说无量寿经》、 《佛说仁王护国经》、 (佛说盂兰盆经》、 {首椤严经》、《圆觉经》、 《大乘起信论》等。他在佛教理论上，从无门户之见，而主张各宗平等，性相通融。大师曾说：”余生平本无门户之见，初学禅宗，后则兼修净土，深知禅净同功；先学天台，后学贤首，乃知台贤一致；始学性宗，继学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对密教，亦极信仰，固知显教是佛所说，密教亦佛所说。”而且，他所讲的经文，均能深入浅出，因而能博得听众的极大法喜与赞叹。讲经之处，往往是座无虚席。
　　圆瑛法师一生进行了大量的弘法讲经活动，他的甘露法雨，洒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并远及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为了弘法，法师不辞劳苦地奔走于海内外，宣讲于大江南北。他不仅为佛门四众弟子讲经说法，而且向一般社会大众，乃至军人，宣传佛教利生济世、挽救人心，提升道德的教理和宗旨。尤其是在福建，他讲过经的寺院有多所，受到了广大僧人和居士的欢迎。除了在寺院讲经之外，圆瑛法师还常到功德林、佛化社、佛教会等处弘法，如1930年到厦门鼓浪屿了闲社讲《金刚经》，1931年又莅临莆田佛教会讲经，1935年于厦门佛教会讲《圆觉经》等。法师在福建的弘法活动，无疑对福建佛教的兴盛，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全国其他地区乃至东南亚各国的作用亦是如此。
　　由于法师学识渊博，行解相应，盛名闻于海内外，各方名山，伽蓝古刹，争相邀请。他先后担任过福州雪峰崇圣寺，南洋槟榔屿极乐寺，宁波七塔报恩寺、天童寺、接待寺，福州鼓山涌泉寺、瑞峰林阳寺等著名寺院的住持。每到一寺，他都亲历亲为，清规整肃，使寺院焕然一新。如1924年圆瑛法师开始担任泉州开元寺的住持，由于看到当时的开元寺残破不堪，僧众散去，他就马上去函槟榔屿，礼请转物、转道两位法师回国来开元寺，并且开工修理寺院。在他的努力下，开元寺逐步恢复了往日兴盛。兴建工程完工后，圆瑛法师又推举转道和尚为住持，自己则竭力帮助转道传戒弘法。又如1937年圆瑛法师担任鼓山涌泉寺住持后，立即开始整顿寺风，自立规则、锐意改革、率先垂范，他曾经在斋堂训话时说“寺院兴衰，端赖规矩之有无，僧规者，即出家人引台之法律也。人人均要遵守，不得视若虚文。圆瑛既为一寺之主，先要遵规蹈矩。”
　　四、改变佛教，振兴佛教
　　与当时一般的僧人看法不同的是，在圆瑛法师的佛教思想中，还有一重大特色，那就是强调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他认为， “佛教是最好的一种宗教，不独是出世间法，也是入世间法。”又说：”人天乘是世间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声闻、缘觉乘是出世间法，独善其身，能得自度。菩萨乘、佛乘皆是入世法，普利众生，广利群品。”这些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许多高僧大德们积极倡导建设人间佛教的一个共同特色和基本精神。
　　法师曾明确宣称：“圆瑛虽居方外，实不同佛教中一般小乘学者，但抱出世主义，置世道人心于不顾也。而我则研究佛教垂三十年，谛观佛之宗旨，以宏法为家务，利生为天职。”他甚至说：“佛教专重入世，而非竟尚出世”； “要必入世功圆，方是出世事毕。”所以，只要志在济世利生，那么“不必一定出家学佛，在家也可以学佛”。此处， “以宏法为家务，利生为天职”一句，既是法师一生抱定的志愿，同时也是法师一生振兴佛教事业的如实写照。大师作为我国近现代佛教界的杰出高僧，是新中国佛教界的著名领袖。他团结佛教界献身三宝事业的贡献是得到国内外教友们公认的。
　　首先，热心带头组建现代佛教组织。圆瑛法师是我国现代佛教组织的积极倡导者和卓越领导者。他意识到，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佛教内部非常混乱松散，如果没有相应的组织来团结和管理，必然会受到社会的不平待遇和打击，佛教本身必定会逐渐走向衰微。所以，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当寄禅老和尚主持组织宁波僧教育会时，他就极力赞同并给以极大的帮助。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圆瑛法师积极参与工作，并以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1917年，他发起组织宁波市佛教会，并当选为会长。1928年，当选为江浙佛教联合会会长。同年，又参加发起组织中国佛教会，并于第二年当选为主席，他曾经连续七届担任主席或理事之职。
　　在此期间，他团结广大教徒，为保护寺产、发展佛教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先后创办和主持了 “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 “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 ‘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 “槟城佛学研究会”、 ”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 ”上海圆明讲堂圆明佛学院”等，其中培养了像明畅法师、瑞今法师、宗圣法师等著名僧人，这些对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弘法人才的培养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创办慈儿院，热心慈善事业。为利生，法师则更是遵循慈悲精神，先后兴办了”宁波白衣寺佛教孤儿院”、 “泉州开元寺慈儿院”、 “上海佛教医院”等，组织并主持了”华北五省旱灾筹赈会”、 “十六省水灾赈济会”、 “上海灾区佛教救护团”以及“上海难民收容所”等大量的佛教慈善事业。1924年9月，圆瑛法师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创办了慈儿院，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儿，亲任院长，主持其事，前后培植人才数以千计。
　　再次，爱国爱教，积极抗日。法师毕生热爱和平，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圆瑛法师就亲自在上海启建护国道场，以此带动全国各地的寺庙都启建护国道场，起到了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抗战的作用。同时，法师还利用自身的影响，以中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佛教界，号召日本佛教界反对本国军阀的暴行。1937年后，法师数次带着弟子出国，到东南亚各国讲经说法，积极筹款救国。同时，圆瑛法师组建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自己亲任团长，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特别令人肃然起敬的是，1939年9月，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将大师逮捕，这期间尽管受到严刑拷打，法师仍然坚持正义，威武不屈。脱离虎口后，法师依然不改初衷，为抗日救灾而四处奔走。
　　总之，圆瑛法师一生爱国爱教、弘法利生、慈悲方便、自觉觉他。今天，我们纪念圆瑛法师，即当积极发扬与实践他的佛学思想，并以此去化导和救度那些至今仍过于沉迷于物欲而不能自觉的众生。
　　（作者工作单位为福建师大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