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中国佛教界抗日护国活动的启示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中国佛教界抗日护国活动的启示
　　学诚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具有悠久的睦邻邦交关系史。6世纪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以佛教为核心的文化交流更是日益深入。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佛教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圣德太子(574-622年)自幼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精通中国文化，在其推行的内政外交措施中，充满着中国佛教和儒学思想。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唐僧鉴真在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恳切邀请下前后6次东渡，第5次东渡失败时已64岁，双目失明，日僧荣睿病死。但为了两国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将律宗弘传到日本，他毅然再次东渡，终于在754年到达日本，广传戒法，被日本律宗奉为祖师。他还把中国先进的建筑技术、雕塑、美术、药物学等介绍到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日本文化大恩人”，受到两国人民的爱戴和景仰，被日本天皇敕受“传灯大法师”的最高荣誉僧位。其后日本僧人最澄(767-822年)、空海(774~835年)入唐求法，分别把中国天台宗和密宗带回日本，创立了日本天台宗和日本真言宗。唐以后，中日佛教界继续保持着频繁友好的交往。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日佛教友好交往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一些佛教宗派，在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极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中，不仅没有表示反对，而且起了配合与辅助的作用。如把寺院的佛像、佛具、梵钟等献出铸造武器；发表宣言称“发扬皇国宗教的本旨，以期促进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配合侵华日军的暴行进行所谓的“弘法”，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完全背离了佛陀慈悲智慧的本怀。对此，日本佛教学者水谷幸正先生认为： “在明治时代之后的绝对主义国家里，虽然国家神道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佛教教团也相应地顺应了国家的大趋势，其典型就是‘配合战争’，我一向主张：以不杀生为旗帜，并期望人类福祉与和平的(日本)佛教徒若不首先对配合战争予以彻底忏悔，就不可能有日本佛教的国际化”，这可谓一语中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佛教界积极参与抗日护国，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充分展示了佛教崇尚和平，为人类谋求福祉的原旨。作为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身先士卒，带领全国佛教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他通电全国，呼吁国内外佛家弟子同赴国难；赵朴初大德冒着生命危险救济灾民，训练青年送往抗日前线。二位大德在战后积极致力于中日佛教界的友好交流活动，这是他们的高瞻远瞩，也是他们的深沉悲愿。
　　值得一提的是，圆瑛大师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受尽折磨，但仍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出狱后致书北京中国佛教学院师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在其临终前留下遗嘱：“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于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一代爱国高僧的民族气节实在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与思考。
　　太虚大师、圆瑛大师、弘一大师、印光大师、九世班禅大师、巨赞法师、乐观法师、赵朴初居士以及许多为抗日救国慷慨捐躯的出家僧侣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直到今天，佛教四众弟子对太虚大师在国难当头、生灵涂炭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之志、慈悲之心、无畏之举、高远主见、智慧之思难以忘怀。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其征服中国的险恶野心昭然若揭。太虚大师义正辞严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予以严厉谴责： “此种暴行，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人道主义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顾，但求达到吞并满蒙、征服中国之目的，可谓狰狞极矣”。同时发表{为“九一八”事变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希望佛教徒发扬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人间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弭战争，希望日本佛教秉承佛训，发扬大乘菩萨遏恶止暴的无畏精神，速起拯救，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则当与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其非法行为”。大师目光如炬，深刻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堵塞了亚洲民族文化复兴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导西方国家共趋世界和平、大同的机会，而且可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太虚大师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国内外佛教弟子同赴国难，撰文指出，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命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鼓励佛教徒全力投入抗战事业，指出：认清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意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逐暴寇、达到事军胜利为第一无畏施，能将所有力量集中国家民族抗战的胜利上，是最扼要的财施。
　　他呼n于日本人民起来反对战争，呼吁日本的佛教徒迅速觉醒，不要当侵略者的工具，否则只有自取灭亡。大师对中国必胜充满信心，警告日本军国主义者， “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国民族，又岂能为日本所能完全吞灭。”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诬陷“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谎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蛊惑不浅。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1939年太虚大师率佛教访问团对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越南进行访问，沿路宣传中国抗日的正义与意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与诬陷，细述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会见了尼赫鲁、甘地、缅甸僧上座等各国政、僧俗人士，澄清国际友人的误会，取得了友邦的精神支持与物资支援。对中国抗战的胜利竭尽了全力。面对外敌侵略，这些前辈、高僧们已交出了一份足以告慰先人启迪后者的出色答卷，这份答卷是用鲜血和生命，用爱国精神和佛法智慧共同书写的。
　　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佛家弟子保家为国，舍命捐躯的身影。如长沙佛教徒成立”十愿抗敌团”直接投入抗日前线；江苏龙池山僧人恒海组织抗日游击队，自任队长，队员千余人，成为著名的抗日和尚司令，1938年在日军扫荡太湖马山时，因弹尽粮绝壮烈捐躯。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应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一、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世代相承、根深叶茂，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史不绝书。这种友谊、这种交流已经融入到两国的历史文化当中，不容否认，任何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暴行，军国主义的借尸还魂都无法割断这种友谊、阻断这种交流。
　　二、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佛教交流是核心，两国佛教界为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佛教是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坚固纽带。
　　三、佛教是和平的宗教，佛教徒是和平的使者。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也是佛陀本怀主体现。中日佛教界应把中日两国的世代相处当作慈悲济世之大业，以佛教慈悲智慧的精神教导民众、感化民众，促使一些人不再做有损于两国人民感情的事，不再做有害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和共同利益的事。
　　我们欢喜地看到日本净土宗、临济宗、曹洞宗、立正佼成会等许多日本佛教宗派都长期致力于增进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睦邻关系，如日本净土宗在1977年成立了对我友好组织”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开展了一系列促进中日两国佛教界友好交流的活动，希望日本佛教界、佛教徒能继续扩大、增强这些饶益众生、饶益中日两国人民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与中国佛教界携手共筑保护两国世代友好，制止战争的万里长城。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日佛教界的交流有着更广阔的前景和无限美好的未来。如1992年10月在韩国召开的东亚佛教领袖会议上共同确定定期举办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缔结三国佛教的”黄金纽带”，得到了三国佛教界和佛教徒的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这是战后中韩日佛教关系史上意义深远的一件大事。
　　但近年来， ”钓鱼岛”、 “参拜靖国神社”、 “教科书”、”慰安妇”、 “遗留化学武器”等问题一次次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造成了我国国民的极大不满，其间曾出现过“抵制日货”的呼声以及敌对情绪，在目前中日关系的困难时期，对于上述问题， “诸佛至爱者众生”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作为佛教徒，佛陀遗教要求我们中日两国佛教徒在此关键的历史时刻更要做两国和平友好的使者，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消除两国人民的隔阂、误解，沟通两国人民的真实情感，增强两国人民的相互信任，发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警惕法西斯军国主义借尸还魂，用清凉的法雨浇灭被某些右翼政客恶意误导的民众情感上的无明之火。
　　目前，我国正处于和平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佛教四众弟子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充分发挥佛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努力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