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邓文宽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曾文先生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首次将敦煌市博物馆藏077号《六祖坛经》钞本校录发表，实是禅学史研究的一件幸事。这个钞本为学术界企盼已久，现在终于公开面世，势将推进《六祖坛经》研究的深入并有益学林。
　　本世纪以来，从敦煌莫高窟第17窟共发现四种《六祖坛经》钞本，它们是：S．5475号、北图冈字48号(胶卷号8024)、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旧藏本和敦博077号。其中敦博本最为完整，字迹清楚，错讹亦少，因此更受青睐。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个钞本迟迟未能公布。以往人们主要依据斯坦因本进行校录研究。但那个钞本错误很多，而且带有明显的唐五代西北方音特征，因此不少地方难于通读。敦博本的价值在斯坦因本之上，自不待言；杨曾文先生又是研究佛学有素的行家里手，取二本之长，校写出现在的新本，势在必然。不过，诚如杨先生所认为，至今我们还难说已经完全读通了敦煌所出《六祖坛经》。这是由于，一方面《六祖坛经》在流传中确实产生了诸多错讹；另一方面，我们也还没有完全把握六祖惠能的禅法思想；再者，以往研究敦煌所出《六祖坛经》者，多是佛学界的饱学之士，但对敦煌写本的诸多特征缺乏了解，因此也就难于使用“敦煌学”方法进行整理。看来，对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校理，仍需各方面学者的共同努力，相互切磋，从不同学科提出见解，以期有更加成熟的校本产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笔者不揣浅陋，对《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以下简称《新本》)的某些可商之处献出管见，热盼杨曾文先生和海内外博学鸿儒有以教之。
　　以下凡引《新本》原书均具出页码；本文所称之“斯本”(斯坦因本)即《新本》所称之“敦煌本”。
　　(1)自序5页：“慧能的南宗禅法经其弟子神会(670-762)的大力宣传……”关于神会的生卒年代，同书251页、284页均作"684—758'’，前后龃龉，自是一失。神会卒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享年75岁，有新出《神会和尚身塔铭》为据。251页、284页的生卒年才是正确的。
　　(2)正文(以下“正文”二字不另标出)4页的《坛经》题目。为便于讨论，先将《新本》释文适录如下(原为竖行，行次为笔者所加。下同)：
　　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
　　2。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一卷”为小字)
　　3．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此行均作小字)首先，经检敦博本、斯本、旅博本照片，“一卷”二字均作大字，不知《新本》改为小字根据何在?其次，敦博本虽然钞写整齐，字迹清楚，但其题目标列方式并非完全正确。为便于比较，先将敦煌所出几种《坛经》的标题适录于下，然后再加讨论。
　　敦博本：
　　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
　　2．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 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戒”字以下为小字，余均大字)
　　斯本：
　　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2．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3． 兼受(授)无相 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兼受无相”为小字，余均大字)
　　旅博本：
　　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2． 六’祖惠能丈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
　　3． 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均作大字，无小字)
　　北图本因首残而不知其题目书写和标列方式。
　　我们注意到，斯本第2行首字“六”比第1行首字“南”低了一字格，而敦博本却是连书不低格的。这个差别虽很细微，但也并非如《新本》作者所言“经对比研究，此敦博本与旧有的敦煌本《坛经》的题目、编排形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207页)再次，将这三种《坛经》题目综合对比，不难发现，斯本同旅博本比较接近，而敦博本却是另一番面貌。更值得注意的是，旅博本第2行首字“六’’比第1行首字“南”低二字格，第3行首字“戒”又比第2行首字“六”低二字格，且“六”、“戒”二字上均有界隔号“’”，用于避免混读。这说明，《坛经》原标题共分三层含义：(1)正题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与尾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敦博本)相照应；(2)副题是“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3)“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整理者的署名。旅博本惟一的错误是，“戒”字本该属上读，却同另二种写本一样误属在下文。
　　对写本《坛经》标题的这一认识，还可由其内容本身获得证实。《坛经》云：“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授)无相戒”；“今既自归依三宝，总各各至心，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善知识，总须自听，与授无相戒”。在在表明，惠能此次在大梵寺的活动，共包括两项内容，即“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和“授无相戒”，与《坛经》副题完全一致。以往的研究著作中，仅印顺法师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惠能在大梵
　　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应该说极有见
　　地，而其余学者多有未谛。
　　根据以上考察，我认为，尽管敦博本被称作现知《坛经》钞本中的“善本”，但其标题方式却不可取。最可取的是旅博本(当然也需加校正)。至于《新本》将“兼受(授)无相戒”五字冠在作者法海头上，就未免属于误解了。
　　(3)5页：“慧能慈父，本贯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句中“岭”字右侧原本有一删除符号，表示废读，而斯本恰无“岭”字。现在录出“岭’’字，必须据惠昕本加以确认，直截录出是不符合写本原貌的。
　　(4)6页：“大师遂责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猫獠，若为堪作佛!”’校记谓：“原作‘若未为堪作佛法’，据敦煌本改。”案，此句释文有误。原卷“为’’字右上角有二点，亦表示废读，旁添一“未”字，故释文当作“若未’’方妥。但“若未”误，“若为”方是，斯本正作“若为”。
　　(5)8页：“大师堂前有三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养，欲画楞伽变相。”校记谓：“原本无‘相’字，参铃木校本加。”案，可不加。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维摩诘本行变(荐福寺)；金刚变二铺及西方变(兴唐寺)……，’《唐朝名画录》载景云寺有“地狱变相”，《宣和画谱》载为“地狱变”。可知，讲到变相，唐代有无“相”字均可，含义无误，不必加字。
　　(6)9页：“五祖平旦，遂唤卢供奉来南廊下画楞伽变。五祖忽见此偈，请记。乃谓供奉曰……，，<‘请记’’斯本同，失校。此二字在这段话中无论如何不能通读。郭朋先生谓：“疑为‘读讫’之误”；法人凯瑟琳·杜莎莉(C9therine Toulsdy)、美人阎波尔斯基(Phmp B．YanlPoL。kY)、日本石井惰道、韩国金知见，均校作“读讫”，当从之。“读”与“请”、“记”与“讫”形近致误。
　　(7)11页：“童子答：‘你不知……”’敦博本、斯本均作“童子答能曰”云云，《新本》录文脱“能曰”二字。
　　(8)11页：“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著，呈自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此段标点可商。愚意以为“呈自本心”至“即悟大意”也是惠能请人题在壁上的内容，因此应在“题著”下施以冒号，以下二十字放人引号中。
　　(9)13页：“惟有一僧，姓陈名惠顺，先是三品将军，性行粗恶，直至岭上，来趁把著。慧能即还法衣。又不肯取，言………‘趁”即“追赶”义，“把着”即“扭住”、“抓住”义，详见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可知《新本》断、校均有误。愚意以为原本此数句当作：“……直至岭上来趁把著惠能手手即还法衣……”断句并读作：“……直至岭上来趁，把著惠能，惠能即还法衣……”结合上下文，其义为：多数追赶者中途而归，惟惠顺一直追上大庾岭，抓住惠能，于是惠能将法衣还给他，他又不肯要。如此，意义方通畅无碍。传钞中脱掉了“惠能”二字的重文符号，故使今人读起来不甚通顺。
　　(10)15页：“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定慧各别。”案，二“发”字均当校作“后”。此段讲定慧关系的文字，前文云“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后文云“若诤先后，即是迷人……”所讲均是定慧的时间“先后”问题，意义至明。再检原件，敦博本确作二“发”字；但斯本第一字作“后”，第二字才作“发”。盖因“发”、“后”二字俗体形近而致误。《景德传灯录》卷二八：“第五问：先定后惠，先惠后定?定惠后初，何生为正?’’吕澄先生亦曾论道：“定慧一体，是照与光的关系，从定来看是光，从慧来看是照，所以并不是先有定而后有慧。这就是《坛经》中所说的‘定慧等学’。”亦可参证。
　　(11)15页：“莫行心谄曲，口说法直。”“行心”二字，斯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均作“心行”，是，当据乙正。从文字上说，“心行”与“口说”正相对应。《坛经》前文又有“心口俱善”句(15页)，后文有“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句(27页)，均可参证。
　　(12)15页：“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住即被缚。”校记谓：中间二句“原本作‘心在住即通流’，据惠听本校改。”此二句原文斯本同。愚意以为，仅校“在”为“不”已够矣。“心不住即通流，住即被缚”，意思明白，不烦再增“法道”二字。
　　(13)15页：“若坐不动，是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断句误，“是”字当属上读。唐代口语材料中虽有将“是’’加在人名或代词前而无实义者，但这里“是”字是表示肯定语气的，不宜加在“维摩诘”之前。敦煌本神会《定是非论》：“今言坐者，念不起为坐。今言禅者，见本性为禅。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入定。若指彼教门为是者，维摩诘不合诃(呵)舍利弗宴坐。”可比证。
　　(14)15页：“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净，不动不起，从此致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倒。”“又见有人教人坐’’当断句，施以逗号。“看心净”，斯本作“看心看净”，是，当据补“心”下“看”字。《坛经》后文云：“此法门中，坐禅元不著(看)心，亦不著(看)净”(18页)，“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19页)均可证。“便执成颠倒”之“倒”字，斯本无，是，当据删。“颠”即“癫”之本字，指神经错乱，胡言乱语，正是“看心看净”的恶果。《新唐书》卷二O二《李白传附张旭传》：“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世呼张颠。”
　　(15)17页：“然此教门立无念为宗，世人离境，不起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离境”二字斯本作“杂见”，是。“起”当校作“去”，盖因唐五代西北方音二字音同易致讹，在敦煌写本中多见。因此，这段文字当校点为：“然此教门立无念为宗，世人杂见不去，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意谓世人如不去掉杂见，就是一切念头都没有，无念也不能成立。《坛经》中惠能的无念法是去掉邪见、邪念，而存正见、正念，并非不要一切念头，与此正相契合。
　　(16)18页：“此法门中坐禅原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言不动。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净，人性本净，为妄贪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这段文字中的“著心”、“著净”二“著”字均当校作“看’’，上下文义一目嘹然。惠能这里批评了北宗神秀一系的“看心看净”。从文字结构看，后文的“若言看心”、“若言看净”正是对“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净”命题的进一步阐释；本段结尾又有“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19页)，均可证前文二“著”字应校作“看”。
　　(17)21页：“善知识，总须自体，与授无相戒。，，(‘体”字原作“听”，系据斯本改，当出校记。其实，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听”、“体”同音可互代。敦煌本《五更转·南宗赞》有如下文句：“了五蕴，体皆亡”；“无为法会体皆亡”；“法身体性本来禅”。P．2963、北图周70号二写本“体”、“听’，混用不分。明乎此，此二本实皆“听”字，指出其方音音变现象即可。
　　(18)22页：“万象森罗，一时皆现。”校记谓：“‘森’，原本作‘叁’。”案，此“叁”字既是“三”之大写，亦是“参”之俗体，当释作“参”，不可不察。
　　(19)22页：“何名为千百意化身佛?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见。”这段文字需再校。我曾在《敦煌本{六祖坛经)书写形式和符号发微》一文中指出，末四句均承前省书“思量”二字，当予补足。然后再将中间六句校点为：“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思量)毒害，化为畜生；[思量)慈悲，化为菩萨；[思量]智慧，化为上界；[思量)愚痴，化为下方。”
　　(20)22页：“莫思向前，常思于后。常后念善，名为报身。一念恶，报却千年善亡；一念善，报却千年恶灭。”校记谓：“‘善亡’，原本作‘善心’，于前后意不合，参铃木校本改。”案，原本“善心”不误，不必改。二“报”字在此均作“酬”义，引申为“抵销”，“报却”即抵销掉。原文或错在最后的“灭”字。愚意以为“恶灭”或当作“恶业”。《坛经》中有“悔者，知于前非恶业”句(25页)，可比证。
　　(21)22页：“无常已来后念善，名为报身。”“无常已来”当校作“无始已来”方妥。凯瑟琳、杜莎莉、阎波尔斯基、石井惰道、金知见、田中良昭均作如是校，可参。
　　(22)24页：“邪来正度”。校记谓：“原本缺‘邪来正度’四字，据敦煌本加。”经检斯本照片，原作“邪见正度”，改“见”为“来”应出校记。
　　(23)24页：“大师言：善知识，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恶行，一时自性若除，即是忏悔。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痴染，除却从前矫诳，杂心永断，名为自性忏。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疫染，除却从前嫉妒心，自性若除，即是忏。(原文小注：以上三唱)。”这是惠能讲无相忏悔的一段话。原文有误，未能校出，由是标点断句亦误。“诳”字原无，系《新本》据惠昕本补。愚意以为这是几句韵语，当校点如下：“大师言：善知识，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恶行一时口，自性若除即是忏(原本“忏”后衍一“悔”字，当删)。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痴染，除却从前矫诳心，永断名为自性忏。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疫染，除却从前嫉妒心，自性若除即是忏(小注：以上三唱)。”所缺一字或当补作“除”。其实，由“以上三唱”的小注我们即能猜到其韵语特征，进而加以校理。
　　(24)27页：“若口空说，不修此行，非我弟子。”校记谓：“‘若’，原作‘莫’字。”案，敦博本、斯本均作“莫”，不误。“莫”即“不”、“不要”义，“若”是“假使”义，是其区别。
　　(25)27页：“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梵音，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是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承长流……”“为此岸”校记谓“原本‘为’作‘于’，参铃木校本改。”案，改误。原本“于此岸”，即“在此岸”，——同“到彼岸”正相对应，不烦改。引文末句“如水承长流”，校记又谓：“‘承’，原本作‘水’。”案，原本是“永”而非“水”。虽然字形与“水”相近，但字迹十分清楚，系《新本》误释。北图本亦作“永”，可证原本不误。
　　(26)31页：“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亦不有。”校记于首句下云：“原本作‘我若无智人’，敦煌本同。此据惠昕本改。”案，此句北图本亦同。“我若”当校作“或若”，“我’，乃“或”字手书致误。“或若”是中古时代常用的文言虚词，义为“假使”、“倘若”，不当删。又，原文“智”字亦不当删，此“智人”承上文“因智慧性故”而来。简言之，此句当校作“或若无智人”方妥。
　　(27)31页：“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案，首句“身”字当删。下句“何不从于自心”已可证“自身心”当作“自心”，契嵩本、宗宝本亦作“自心”。考其致衍原因，盖因唐五代西北方音“身”、“深”、“心”三字音近或同音，敦煌写本中屡见互代。P．2943《十二时》：“正南午，身中有净土。”“身”当校作“心”。同篇：“日人酉，色心应非久。”“心”当校作“身”。“心中有净土”和“色身”均是佛学中习见句、词。因西北方音混用不分而致衍，应予辨别。
　　(28)32页：“《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校记谓：“原本无此四字(指‘净名经云’)，据惠昕本补。”案，这是由于不了解敦煌写本书写特征而发生的误解。原本确未写出“净名经云”四字，但却于引空出四字格。敦煌写本书写特征之一是，对众人极为熟悉或前已出现的文句采取空字省书，但不等于这些地方就没有文字。“《维摩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一语，在《坛经》前文已出现过(20页第2至3行)，由是这里只空出四字格而不书。因为这些钞本最初只是为钞写者本人使用的，只要他自己明白即可。但传钞中却易发生错误。我们注意到，北图本于此仅空一字格，而斯本却连书不空格。这说明《坛经》钞本历史极为复杂，我们不可于细微处掉以轻心。其实，这里当据铃木校本补为“维摩经云”四字，而不必据惠昕本补。尽管《净名经》就是《维摩经》，但从恢复古本原貌而言，据其自身证据当更具说服力。
　　(29)32页：“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后代。，，(‘将此”二字原作“以”，《新本》据惠昕本校改。案，补“此”是，但改“以’，为“将”误。此“以”字北图本同，斯本作“汝”，二字唐五代西北方音同音通用。敦煌写本中“汝”通“与”、“与”通“以”，斯本《坛经》用例极伙，则“以”、“汝”亦可互通。《太子成道经一卷》：“发愿已讫，武士推新妇及以孩儿，便令人火堆。”句中“以”字，S．2682、北图潜80同，但P．2999却作“汝”，是其证。概而言之，敦博本、斯本、北图本均是“以”字，不烦改作“将”。
　　(30)34页：“善知识，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教……”原本无“于”字，《新本》据惠昕本加。案，斯本、敦博本、北图本均无“于”字，语句通畅，意义明确，不烦加字。
　　(31)34页：“从上已来，默然而付于法，发大誓愿，不退菩提，即须分付。”校记谓：“‘于’，原本作‘衣’。从文意来看，作‘于’较妥当。”案，此字敦博本、北图本作“衣”，斯本作“于”，《新本》改“衣”为“于”，所据显为斯本。然而如前所述，斯本具有明显的唐五代西北方音特征，其中“衣”、“于”互通即其一例。愚意以为原本“衣法”不误。“衣”即传法之衣，“法”即顿教法门，改成“于法”反而于意难安。“即须分付”之“须”或当校作“取”，意谓“听从”、允许。“取”、“须”二字互代是否属于方音通假，我尚未确认，但在敦煌文献中的确见到了二字通用的例证。《太子成道经一卷》：“此子口云天上天下，为(惟)我独尊者，何已斯事。[心中不决)，必须召取相师，则知委由”。“必须”S．2682、北图潜80同，而P．2999却作“必取”。结合上下文义，知《坛经》这里是说，只有“发大誓愿，不退菩提”者，才听允传付衣法给他。
　　(32)35页：“愚人修福不修道，谓言修福便是道。”校记谓：“‘便’原本作‘如’，敦煌本同，据惠昕本‘只言修福便是道’改。”首先，校记有误。此字敦博本作“如”，北图本亦作“如”但斯本作“而”，并非“敦煌本同”。其次，“如”、“而”互通为研习“敦煌学”者的常识。现代口语“现如今”在陕西一带说成“现而今”亦可证。“如”当据斯本校作“而”，意谓“就”、“才”。《易·系辞下》：“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谓言修福而是道”，即“认为修福才是道”，意思通畅明白，不烦改字。
　　(33)35页：“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校记谓：“原本‘恶’作‘业’，据惠昕本改。”案，此“业”字敦博本、北图本、斯本同，不烦改。“三业”为身业、口业、意业，虽有多种解释，但其一义为“秽”，于此并无不通。
　　(34)36页：“学道之人能自观，即与悟人同一类。”校记谓：“原本‘类’作‘例’，据惠昕本改。”案，敦博本、斯本、北国本同作“一例”，不误，不烦改。敦煌文献中“一例”犹“一种”，均“一样”义。《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慈母意，总恩怜，护惜都来一例看：是女缠盘求为聘(娉)，是男婚娶致歌欢。”《八相变》：“太子又问：‘生者只是一人，人间总有?’其人道：‘一例如状。”’P．2418《失调名》歌辞：“佛惜众生，母怜男女，一例承情，从头爱护。”杂曲《十二时》：“死又生，生又死，出没幢幢何日已?或前或后即差殊，一例无常归大地。”以上“一例”均“一样”义。显然，《新本》是在未弄清“一例”本义的情况下，觉得惠昕本“一类”意义更明白而据改，其实大可不必。
　　(35)36页：“大师今传此顿教，愿学之人同一体。”如所周知，整卷《坛经》中惠能自称是“惠能”或“吾”，而被弟子们称作“大师”、“能大师”或“六祖”。然而，这个《无相颂》是惠能说给弟子和在场听众的，无由自称“大师”。应出校记辨别。
　　(36)37页：“[和尚所说)法，可不是西国第一祖达摩祖师宗旨?”原本“是”上有一“如”字，北图本同，斯本误作“不”，不当删“如”字，删字亦未出校。案，“如”意为“应当”。《左传·昭公二一年》：“君若爱司马，则如亡。，，(‘可不”为口语词，意思是“岂不”。“可不如是”即“岂不应是”。因这里韦琚向惠能提问，所以口气很缓和。
　　(37)42页：“大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不由”失校。“不由、在寺”一句历来整理《坛经》者均觉费解。愚意以为，“不由”当校作“不独”。敦煌写本中“由”、“犹”通用，例多不烦举证；“犹”、“独”二字形近，手书易致误。“不独”即“不单”、“不只”义。《礼记·礼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可参。结合上下文义可以看出，惠能这里认为在家在寺均可修行，正是突破了传统认为只有出家才能修行的观念。
　　(38)42-43页：“大师言：‘善知识，慧能与道俗作《无相颂》，尽诵取，依此修行，常与慧能一处无别。”’校记谓：“原本‘慧能’(案，指末句中)下有‘说’字。”案，删“说”字误。末句敦博本连书不空格，但斯本在“说”与“一”间空三字位置。敦煌写本中对极为熟悉的字，词乃至短句常采用空格省书形式，此处即其一，推究上下文义，斯本所空三字似当为“顿教法”。敦博本钞写者不明其义，连书不空格，已失其原义，当参斯本考其义并补之。
　　(39)46页：“大师言：‘善知识，汝等尽诵取此偈，依此偈修行，去慧能千里，常在能边。依此不修，对面千里远。”’校记谓：“原本‘千里’上有‘底’字。”案，“底”字斯本无，但不应删。“底”通“抵”。黄庭坚《山谷外集·送苏太祝归石城》：“仆夫结束底死催，马翻玉勒嘶归鞅。”杜甫《春望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对面底(抵)千里远”，意谓虽在面前，却相当于千里之遥。
　　(40)46页：“众人且散，慧能归漕溪山。”“漕”字失校。此字传世各种禅宗文献均作“曹”，是。孰煌本《坛经》作“漕”，是因“溪”字有水傍而类化的增傍字。《太子成道经》一卷：“大王问(闻)知，遂遣车匿被(备)駯騌白马，遣太子观看。”原应作“朱琮白马”，因“琮”字而将“朱”类化作“駯”。敦煌写本医药文献亦有将“涌泉”写作“湧淙”者，“教授”写作“教授”者，均可参证。以下各“漕溪”均当作“曹溪”，不另出。
　　(41)46页：“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约。”校记谓：“原本‘依’作‘幼’，缺‘约’字，参敦煌本、铃木校本改。”案，原本误“约”为“幼”，盖因二字形近致误。所缺当是“依”，而非“约”字。
　　(42)46页：“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去处、年月日、姓名，递相付嘱。”校记谓：“‘去处’，原本作‘法处’，敦煌本同。此据惠昕本改。”愚意以为写本“法”字不误，可能是“法”前脱一“受”字。因惠能弟子们以《坛经》传法，只有禀受《坛经》，才算南宗弟子，故尔必须要知其何处受法及年月日、姓名。若然，这几句话便可通读了。
　　(43)47页：“世人尽传南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于南荆府当阳县玉泉寺住持修行，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校记于首句下云：“原本作‘南宗能比宗’，敦煌本同。”案，原二本末一字是“秀”而非“宗”，《新本》可能是笔误或排误所致。“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三十五里曹溪山住”之“住”，其下当补“持修行”三字。此亦是敦煌写本书写特征之一。因前面已出现“住持修行”，则再次出现时仅写一“住”字即可。如S．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信心若解修持得，必定行藏没疏失……是故经中广赞扬，万般一切由心识。”从第二个重句“万般一切由心识”起，原卷只写出“万般一切”四字，“由心识”便用拉长了的“了”形符号代替。也有的干脆不用省代的拉长符号，但不等于这些字均不该有。今天校理时，当补足古人在钞写中省去的文字。
　　(44)50页：“又有一僧名法达，常诵《妙法莲华经》七年……”校记谓：“常”字“原本作‘当’字”。案，此“当”字斯本作“常”，然作“当”是。“当”即“从前”、“以往”义，不烦改。将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曾引《太平广记》卷四二八所引《广异记》：“漳浦人勤自励者，以天宝末充健儿，随军安南，及击吐蕃，十年不还。自励妻林氏为父母夺志，将改嫁同县陈氏。其婚夕，而自励还，父母具言其妇重嫁始末。自励闻之，不胜忿怒。妇宅去家十余里。当破吐蕃，得利剑。是晚，因仗剑而行，以诣林氏。”蒋先生认为“当破吐蕃”的“当”字即“从前”义。《坛经》此处的“当”字义同，表示法达在见六祖之前，已读诵《法华经》七年之久。
　　(45)52页：“已后转《法华》，念念修行佛行。”此下敦博本、斯本同有：“大师言：‘即佛行是佛。’其时听人，无不悟者。”《新本》脱录十六字。
　　(46)54页：“最上乘是最上行义。”校记谓原本缺“是”下“最上”二字，非是。原本所缺是“是”上“最上”二字。
　　(47)58页：“此三十六对法，解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校记谓“解”字“原作‘能’字，据敦煌本改。”案，“解”、“能”同义互训，不烦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金刚般若真常法，解具三明证六通。”《维摩诘经讲经文》：“千般罗绮能签眼，万种笙歌解割肠。”同篇名：“解歌音，能律吕。”以上“解”字均“能”义。《坛经》此处是同义异文，出校记指出即可。改“能”为“解”，不免蛇足。
　　(48)60页：“法海等众僧闻已，涕泪悲泣，惟有神会不动，亦不悲泣。六祖言：‘神会小僧，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校记谓：“原本无“不善”二字，敦煌本同，此据惠昕本校补。”案，原本“善等”确难理解。愚意以为“等”乃“业”字之讹。敦煌写本中常用“叶”字代“业”，而“叶”字俗体作“素”，“等”字俗体作“荨”，二俗字手书极为近似，易致讹，改“等”为“业”即可，不烦加“不善”二字。
　　(49)63页：“第二祖慧可和尚颂曰：本来缘有地，从地种花生，当来元无地，花从何处生。”“当来”失校。斯本作“当本”，是，当据改。“当来”即“将来”义，“当本”为“当初”、“原来”义，与第一句之“本来”同义。《汉将王陵变》：“灌婴答曰：‘婴且不解斫营。当本奏上汉高皇帝之时，大夫奏，婴且不奏，一切取大夫指为，婴[不)解斫营。”’项楚先生释“当本”为“当初”、“本来”。《五更转》：“当本只言今载归，谁知一别音信稀。”均证“当本”为“当初”、“本来”义。
　　(50)68页：“大师言：‘汝等门人好住，吾留一颂，名《自性见真佛解脱颂》。后代迷人识此颂意，即见自心自性真佛。”“后代迷人”句校记谓：“原本此句作‘后代迷门此颂意’，敦煌本其中的‘代’作‘伐’字。今据惠昕本校改。”案，“门”字当校作“闻”。写本《坛经》中“门”、“问”、“闻”三字多混用不分，斯本尤为突出，细心体味，即可判断。换言之，原本脱“人”字，《新本》补是，但不必改“门”为“识”，而应校“门”为“闻”，成“后代迷[人)闻此颂意”方妥。
　　(51)69页：“化身、报身及法身，三身元本是一身。若向身中觅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第三句之“身”当校作“心”。禅宗南宗讲“明心见性”，断无“向身中觅自见”之理。“身”、“心”互代，盖因唐五代西北方音音近所致。参见前文第(27)条。不可被前二句讲“三身佛”之“身”所迷惑。
　　(52)70页：“若能身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句中“身”字当校作“心”。惠昕本正作“心”，铃木校本据改，是。参见前文(27)、(51)条。
　　(53)70—71页：“顿教法者是西流，救度世人须自修。今报世间学道者，不于此见大悠悠。”第二句之“救”，斯本作“求”，是。“求度世人”意谓寻求超度、解脱之人。“求”、“救”相混，本《坛经》前文已有一例：“五祖曰：‘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自性迷，福门何可求?”’(7页)“求”字斯本作“救”。第四句二本原作“不于此是大悠悠”，《新本》据铃木校本改为今文。案，原本“于”通“依”，见前文第(31)条。当校“于”为“依”。“是”字不烦改为“见”。“大”字当读为“太”，古语“大”、“太”不分，敦煌写本亦习见。这四句话是说：顿教法源自西土佛学，并非惠能自创。凡寻求解脱之人当自悟自修。今明确告诉大家，不依此去做，离顿教法主旨也就太遥远了。
　　(54)214页：“敦博本的错别字有如下三种情况”，其中“字形相近而误写者”一类举出有“解”与“能”、“少”与“小”、“见”与“现”、“彼”与“破”四组。案，“解”与“能”同义互训，不属于错别字，见上举第47条。“现”是“见”的后起分化字，亦不属于错别字。“少”与“小”古语通用乃常识，不烦辨；“彼”、“破”二字古亦互通，当随文释义。概而言之，这四组字均不属于“字形相近而误写者”。
　　(55)217页：“(四)敦煌本：‘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登时便悟祖处分，汝去努力……’铃木校本同。敦博本：‘五祖自送能至(原作‘生’)九江驿，登时便别。五祖处分：汝去努力……”’《新本》认为“别”在斯本误作“悟”，实属误解。斯本《坛经》中“悟”、“吾”、“五”多混用不分，“悟”乃“五”之音近借字，而非“别”字误写。概言之，斯本以“悟”代“五”，又脱“别”字。
　　以上就笔者学识所及，对《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书提出了一些匡补意见。这些管见能否成立，还望杨曾文先生和各位博学通人不吝赐教。
　　近年来，笔者现学友荣新江先生共同致力于敦博本077号禅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的著作《敦博本禅籍校录》已列入周绍良先生主编的《敦煌文献录校丛书》。在《坛经》校勘方面，我们虽然投入了巨大精力，力图运用佛学、“敦煌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多种手段加以整理，但至今仍不能说已经完全读通了这12400余字。不可讳言，尽管有了敦博本这个“善本”，但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未得确解，说明校理敦煌本《六祖坛经》的确是一件繁难艰巨的工作。同时也相信，通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对《坛经》的认识将逐步加深，也可期待将来会有更加成熟的校本产生。对此，我们愿与学术界同仁共尽绵薄之力。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1995年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