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1）

　　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忻平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以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为首的日本佛教各教派追随日本政府对华侵略，在中国各地开教立寺，传教布道。在宗教输出的同时，从甲午战争经八国联军战争、日俄战争、武装干涉西伯利亚战争、直至30年代全面侵华战争，均配合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了诸如派遣随军使、战场布道、鼓励杀人甚至直接上战场参与进攻南京的战争等大量的侵略活动。自古以来的“镇护国家”、“王法为本”的“入世”、“附政”精神传统成为其处理与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始终与政府的侵略国策紧紧地绑在一起，充分显示了政策一体的特征。其重大的战争责任难辞其咎。
　　【关 键 词】日本佛教/战争责任/研究
　　【 正 文 】
　　五年前一个樱花盛开的春日，我坐在位于日本京都市的龙谷大学图书馆查阅近代史资料。窗外，毗邻的完全仿唐式的高大古朴的东本愿寺（为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派本部）大殿显得那么的金碧辉煌。突然我被中料中日本佛教积极支持并深深地介入日本侵华战争的大量记载所震惊。多年来，人们在探究日本对华战争责任时，主要瞩目于军国主义也即天皇制下的日本军界的责任，从未涉及日本佛教。自从佛教创世以来，其教义都是与人为善、行善积德的。日本佛教最初是由中国传入的，如今违背教义竟然成为侵华的帮凶，这令人难以置信。带着这种疑问，近年来，我两次赴日本，在日本多个宗教寺院及各大档案馆和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关西大学、大阪外大等多所大学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并与日本学者交流。随时间的推移，历史尘土渐渐被抹去，冰山一角渐次显现，长期蒙着的神秘面纱掀开后，近代以来日本佛教追随日本政府对外侵略助纣为虐的历史真实逐渐显露出来。
　　关于日本近代佛教的战争责任问题研究，一些有着历史良知的日本学者已经开始了研究并取得了进展。而在中国目前尚少有研究，这无疑是个崭新的领域，学术意义、现代意义均不言自明。
　　一、近代日本佛教的输入及在华传教概况
　　纵观中日佛教交流史，从古代到现代，以清季为界分为两段，前期以中国向日本输出佛教，可以说，日本之有佛教乃至兴盛均与中国有关；后期日本因明治维新国力大增，中国则因迭遭凌辱蚕食日衰，佛教交流也发生歧变为日本的反向输出，日本佛教各宗如净土真宗、真言宗、曹洞宗、净土宗、临济宗、日莲宗等都随日本对华侵略而积极在华开教扩教，从而具有浓郁的侵略色彩。
　　其中，尤以日本佛教各教派中势力最大、对华开教最早的净土真宗东西为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在华传教史就是一部近代日本佛教对华传播史。
　　日本佛教源于中土，自钦明天皇十三年（公元8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而不衰，对日本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贡献尤多。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已成佳话，历代学问僧到华直接取经，久之，形成日本佛教多种宗派，著名者如奈良时代的“古义六宗”（法相宗、俱舍宗、三论宗、成实宗、华严宗、律宗）；平安时代的天台、真言两宗；镰仓时代的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临济宗、曹洞宗；江户时代的黄襞宗等共计13宗。当代日本将众多的佛教教派归为六大系统，即天台系、真言系、净土系、禅系、日莲系和奈良系。（注：二次大战后，根据《宗教团体法》被合并为13宗28派。战后各宗重新分化组合，教团增至279个，1960年减为167个派别。1987年共有教派157个，至今亦然。见杨增文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第22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净土系（注：净土系涵盖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融通念佛宗四大宗派，总计有1972万信众，29739座寺院、传教所及其他设施292个，尤以净土真宗势力为大。参见上书。）非直接从中国传入，而且是日本僧人依据汉译佛经和中国佛学的著作自创而成。然其教源发祥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再传东瀛，渐盛，由日本法师法然揭净土之旗，以下层民众为对象。弟子亲鸾于镰仓时期（13世纪）创日本净土真宗，始自成一宗，即尊释迦牟尼以来三国七祖，敬中华之昙鸾、善导等师之德，根据日本国情加以改造，遂成一支“日本独特的佛教”。门徒以其墓建本庙即本愿寺于京都。江户时代分立，分成十多个教派，各立其庙，形成净土系教团。其中以东、西本愿寺两派势力最大，分称东派（也称真宗大谷派或东派）和西派（也称本愿寺派或西派）。各设本山或称总寺（即总部）于京都。（注：西派以京都下京区崛川本愿寺为本山；东派则以京都下京区乌丸七条通本愿寺为本山。）两派教义有同有异，各自独立发展，门徒大增，日渐兴旺，成为日本佛教最为强盛的教派。迄今犹然，据东本愿寺教学研究所山内小夜子女士研究，拥有寺院一万个，门徒一千万以上。（注：（日）山内小夜子：《谈随军僧在侵华战争中的罪恶活动》打印本。）杨增文更认为两派共有寺院19170座，教徒11930万人。（注：西派现有寺院10354所、布教所和其他设施137个。信徒640万。东派现有寺院8669座，教徒553万。见杨增文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第232-23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强劲，开始向外扩张，日本佛教各宗也积极配合，与军事侵略相表里，迅速开始了海外开教扩教活动。其中，京都的东派以其强大的实力充当了海外开教的先驱。
　　1873年（明治六年）7月，东派派出妙心寺主持小笠栖香顶渡洋首途赴华，做开教之考查。其时正逢日本国内神佛分离之声渐高，佛教界认为应摆脱旧日锁国之囚笼，向海外发展，以实现“日华佛教提携之宏愿”。小笠栖认为“佛法兴于天竺，至中国日本。方今日本先衰，中国次之，日本尚有可取焉”。故力主以日本为主，与中国、印度结成三国联盟，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心，共抗西来之耶稣教。“这首先得说服中国僧人”。（注：［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昭和十二年编，第6页。）小笠栖遂首途北京，先后到上海、天津等地考察，朝拜五台山，撰《北京护法论》、《喇嘛教沿革》等。然其建佛教联盟的构想却未得到中国佛教界的响应。遂立志在华开教，“使归真宗”。归国后四处游说，得到外务省的支持，外务卿寺岛中则更以“要有以中国为基地的决心”予以鼓励，1876年与东本愿寺当局共同制定以中国上海为突破口的海外开教计划，是年与谷了然等四人赴华，在上海虹口建立“净土真宗东本愿寺上海别院”。
　　日本佛教海外布教的目标主要是海外的日本人及殖民地民族。（注：然其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在变化。［日］井上顺孝：《东回りの西洋布教—日本佛教のアメリカ进出》，载《总集日本佛教史》，孝本石编，雄山阁，昭和五十五年。）早期主要是海外的日本人。随明治维新后锁国政策一变而为开国政策，1868年（明治元年），日本开始向邻近的夏威夷移民，20年后竟占夏威夷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居是时日本海外移民之首。然日本佛教界认为他们因“未得佛陀之润雨”，故“道德放荡”，“沉于酒色赌博”，“遂失我大和民族之本色”，已令人“忍无可忍”。“苟传佛教之慈音，大慰其渴”，“一夜点化，当返朴归真”。（注：［日］《净土教报》第154号，明治二十六年8月25日，第2-3页。）此外，在朝鲜、西伯利亚及中国上海、台湾的日本侨民中也有此类现象。“亟需点化”，为救其穷状，派遣日本僧侣遂成急务”。（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及至20世纪初叶，日本佛教各宗派相继向海外派遣大批“传教师”，近则夏威夷、朝鲜、桦太、台湾，远则西伯利亚、南洋、美国、加拿大等地，掀起了全方位海外开教狂潮，中心在中国，尤以净土真宗东西两派为主流派。
　　海外开教狂潮的出现决非偶然，究其因，大致有三：
　　第一，外御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之东侵。明治后日本对西方宗教取开放政策，1871年岩仓使团赴欧途中，即考虑到废除旧约、信教自由后应设教部省以统一保护与发展本国宗教。（注：［日］阪本是丸《日本型政教关系の形成过程》，载井上顺孝、阪本是丸编著：《日本型政教关系的诞生》，第一书房1987年版，第14页。）佛教界更久欲去之，东派早在1868年即向国民宣传排耶护佛，派千慈化名受洗加入基督教，搜集情报编成《邪书研究》。（注：［日］德重浅吉：《明治初年について东西本愿寺の立场と护法の为めの动き》，载《大谷学报》第14卷，第2-3号。）以勤王僧月性为代表的西派更持“排耶、护法、护国”三位一体的“佛法救国论”的强硬立场，这基本代表了佛教界的态度。（注：［日］三宅守常：《明治初年にみる佛教と神道の关系》，载《日本佛教学会年报》第52号，转引自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81页，注7。）小笠栖香顶在北京龙泉寺述来航之意时说：“方今耶稣教波及日本，大天主堂巍然于各处。然邦僧谫劣，不能抗之，香顶万里踏海而来，欲访大师闻护法之策耳。”（注：［日］《小笠栖香顶略传》，明治馆1907年版，第39页、27页。）
　　第二，内抗神道压迫。神道乃日本国教。维新后独尊神道已成国策，70年代设教部省后，排佛势力仍强，佛教深感压抑。日本佛教史专家木场明志指出：“因为神道为主导，佛教在（国内）自由布教仍是不可能的。1873年的中国布教，即有以向海外布教以补国内不自由之不足的意义”。（注：［日］木场明志：《明治朝对外战争に对する佛教の役割——真宗两本愿寺派を例として——》，载池田英俊编：《论集日本佛教史》“8·明治时代”，第250页，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昭和六十二年版。）不甘心神道独领风骚，佛教界遂欲乘此良机向海外发展，重夺天下。
　　第三，佛俗并重，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日本佛教界向有介入政治世俗事务之传统，净土真宗“真俗二谛”、“王法为本”教义可谓典型。所谓“真俗二谛”论可上溯至龙树，在真宗祖师亲鸾名著《教行信证》的真佛土卷与最澄的《末法灯明记》中均已明示，意即并遵释迦教谕与国王法令。亲鸾的“朝家为国民，为御念佛候”名言成为此论的基本依据。及至明治时期，“真谛”解释为往生净土之身，“俗谛”为尽皇国之忠良，为国家尽道德。以今生“王法现世”之俗谛修“来世佛法”之真谛，两者相依相资不可分离。（注：［日］真宗教学研究所：《特集·资料·真宗と国家》，《教化研究》73-74合并号，1974年版，130页，转引自小岛胜：《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6页，注8。）1886年发行的《宗制寺法》第一章明言：“本宗教旨一向专念宗义，专修其善，一心皈依阿弥如来佛，安心往生净土，……是谓真谛。奉戴皇上，遵守政令，不背世道，不乱人伦，励行本业，谓之俗谛。”真俗二谛“互资”，“二谛相依，以益当世，此谓二谛相依之法门”。（注：［日］真宗教学研究所：《特集·资料·真宗と国家》，《教化研究》73-74合并号，1974年版，130页，转引自小岛胜：《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6页，注8。）西派更将“王法为本”作为“二谛相资”的核心，即以护法为名推进天皇中心主义，以与为政者相结合。（注：［日］真宗教学研究所：《特集·资料·真宗と国家》，《教化研究》73-74合并号，1974年版，130页，转引自小岛胜：《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6页，注8。）
　　1876年（明治九年）7月7日，小笠栖香顶奉净土真宗东本原寺之命，以“中国弘教使”的身份携谷了然、河崎显成、仓谷哲僧等人由神户启程赴上海。8月13号，在上海虹口河南路口的北京路498号租房，建立“真宗东派本愿寺上海别院”，20日举行入佛式暨开院典礼，参加者有日本驻沪领事品川及部属、驻沪陆海军军官及在沪日本各商社商人，中国佛教界以龙华寺住持空山和尚为首的僧俗多人也应邀参加，“不下千人”。小笠栖以流利的汉语致词说教，赠发所著汉语传教读物《真宗教旨》、《真宗说教》及作为供物的馒头，典礼盛极一时。据别院报告称，数日后礼佛者仍络绎不绝，“从前日起，参诣者候教念佛，过去无人知真宗为何物者，至今日参诣者念佛者称半。此实为佛祖之高德所致”。（注：［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昭和十二年编，资料编，第275页。）
　　以小笠栖为代表的净土真宗东派在上海设别院开教，揭开了近代日本佛教西渡中国海外开教扩教的序幕，也表明了日本佛教经千年发展定型后首次向其宗教母国的反向输出，遂成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注：［日］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两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中译本第125-127页。）
　　纵观从1876-1945年这70年的日本佛教在华扩张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特征：即随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而发展，也随日本侵华势力的败迹而衰亡。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76年在华开教到1894年（明治29年）甲午战争前，为开创阶段。具有以下特点：
　　一、净土真宗东派领衔在华开教，其他各派陆续跟上。
　　二、以上海为基地南北拓展。小笠栖于1877年初因病归国，谷了然接任上海别院轮番（住持）兼“中国布教主务”，（注：［日］《配纸》，第690页。）于10月赴北京力拓北方教务，在驻华公使＠①户玑的支持下，设直隶教区与教校，次年任命菊池秀言为“直隶省布教挂”。然北方无法立足，北京别院只得暂设于上海别院中。为培养传教人才，建江苏教校，先后从日本精选青年僧人数批于中学习。鉴于上海别院已成在华传教中心，原别院已不敷使用，遂于1883年建成乍浦路新堂，颇具气势，上海别院迁址于此。为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
　　三、关于传教对象的变换。1883年因受朝鲜寅壬午事变与内部纷争影响，9月13日东本愿寺发布“甲第34号”令，以改革教务为名中止在华传教，并废釜山别院。（注：［日］《配纸》，第1706页。）直至1885年11月方允准上海别院恢复，并指令：一、改良布教方式，使之更为有效；二、变换布教对象，即以日侨为主，华人次之。并要求这一方针“维持永远”。（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前者是技术性的，后者则带根本性。以华人为主向以日人为主的传教对象的变化，显示了初期在华传教实践未收实效而不得不取收缩态势。从别院报告中也可见一斑：“午后二时念佛之中国人，……童子居多，在户外纵观者多”（注：（日）《冈崎正钝日记》“支那在勤杂志”，转印自柏原佑泉：《明治期真宗の海外传道》，载桥本博士退官纪念佛教研究集刊行会编：《佛教研究论集》，第843页，清文堂，昭和50年版。）。更因未获在华开教权难以发展。故及至80年代末，上海别院教徒以日本侨民居多，华人甚少，1886年8月于别院内设上海教会，正式会员仅50人。（注：［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昭和十二年编，第82页。）
　　第二阶段：甲午战争至1929年，为兴盛期。此阶段基本特点有三：
　　第一，各宗派争先恐后全方位向海外开教，中国是重点，净土真宗则为主流。甲午战后，日本的战胜国地位使之初步实现明治以来的大陆政策，“伸展国权”已成为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呼声。于是，真言宗、临济宗、日莲宗、天台宗、净土宗、曹洞宗以及净土真宗各派纷纷四面出击，海外开教遂以前所未有之势发展。历经1904年日俄战争至二十世纪20年代末，对华开教形成三个方向：
　　一是台湾。1895年后日本占领台湾各宗派即派人开教，遂成高潮。东派先后设别院、布教所与寺院61所。西则设1别院15寺46布教所为台湾教区，另设多达几十所的中小学、幼稚院、保育园。（注：（日）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宗务所内，海外开教要览刊行委员会编：《海外开教要览》，昭和49年，第246页-247页。）据杨曾文统计，曹洞宗设台湾别院，下辖寺院、布教所几十所。此外，净土宗有32所，日莲宗8所，真言宗古义派19所等。临济宗除妙心寺派25所外，1916年在台湾设“镇南学林”发行《圆通杂志》，积极活动。（注：杨曾文：《日本侵华日本佛教各宗的传教活动》，载《中日关系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二是朝鲜。东派1878年于釜山设别院，甲午后各派纷入，仍以东派为主。1907年于京城设“满朝布教监督所”，统辖全朝布教事业。截止明治末期，东派已在韩设立了5别院、26布教所、18出张所及各类学校、慈善机构的庞大的传教事业。（注：［日］大谷派本愿寺朝鲜开教监督部编：《朝鲜开教五十年志》，京城，文荣堂，1927年版，第75页。）西派虽晚于1896年方入韩开教，但发展神速，截止1936年已设别院、布教所与寺院达78所。（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
　　三是中国大陆，这是日本佛教海外开教的重点。西派以曜日苍龙1889年赴太平洋火鲁奴奴为其海外开教之发端，（注：［日］本愿寺史料研究所编：《本愿寺史》第三卷，1969年版，第395页。）这一时期西派在华从开教到兴盛有了较大的发展。据小岛胜统计，至1930年，净土真宗西在海外开设别院布所79个，仅中国（包括台湾）及周边的韩国、桦太、南洋、西伯利亚等地即达40个之多。（注：［日］本愿寺史料研究所编：《本愿寺史》第三卷，1969年版，第15页。）
　　1899年1月，东本愿寺本山改革体制，设海外布教局，主管海外开教。3月，于上海别院中设以上海为中心的“清国开教总部”，由本山特派沼僧纯主持，以统一管辖中国大陆的全面开教事务。制定了周密而庞大的开教计划，即以上海为根据地，在天津、青岛、大连、北京、广东、福建、扬州、镇江、芜湖、安庆、九江、宜昌、武汉、重庆等地建寺开教，拓展教务虽北方一时难以奏效，但南方布教事业却得到大发展，一时在华扩张之声甚嚣尘上，“如日中天”，并带动了在南洋的开教。（注：［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昭和十二年编，第83页。）（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日俄战争后日本宗教界“欣喜若狂”，东亚已无阻力，1904年起加紧在中国东北、朝鲜、西伯利亚等地加紧开教，东派1906年颁《海外开教条规》，加快海外开教步伐。1908年于朝鲜釜山别院中设满韩布教监督部，1912年设大连别院。民初，乘袁世凯对日修好之机加速发展，1917年，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演首次巡视朝鲜及中国东北的安东、大连、旅顺等地，东北一带旋迅速布满开教所。及止二十年代中期，在华传教已成规模，1925年发布《开教监督通则》，首次将日本海外开教划为七大监督部，划定中国及周边地区、国家的开教事务范围为五大监督部管理：1.朝鲜开教监督部（设于釜山别院内），辖朝鲜一带及中国东北边境晖春一带；2.满蒙开教监督部（初设于奉天布教所继设沈阳别院内），辖东北蒙古一带；3.北支开教监督部（设于天津别院内），辖中国北方一带；4.长江开教监督部（设于上海别院内），辖长江一带及英属海峡殖民地；5.南方开教监督部（设于台湾别院内），辖台湾一带及中国南方区域。（注：此外，还有夏威夷开教监督所和北美、南美、南洋、菲律宾开教监督所（事务直辖总部）。参见（日）《大谷派达令类纂·全》第217页，1937年刊，大谷派宗务所课；［日］木场明志：《真宗大谷派アジア布教主要事项年表》，载大谷大学真宗综合研究所编：《研究所纪要》第9号，1991年，第40页。）及止1930年4月，仅净土真宗东派即已在中国各大核心地区设立了五大别院及布教所、学校及各种慈善机构上百个，几遍及全国，基本奠定了在中国的基础。
　　第三阶段：从30年代到1945年，从鼎盛走向没落的阶段。
　　随日本全面对华侵略，日本佛教在华传教扩教事业也走向巅峰。“在挥舞利剑的皇军武力下和亲日傀儡政权的协力下，战时在华布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注：［日］江森一郎、孙传钊：《战时下の东本愿寺大陆布教とその教育事业の意味と实际》，载金泽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科学编”，第43号，第198页。）其中仍以净土真宗为主流，而东派仍唱主角。这一阶段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第一，在华布教事业发展到顶峰。1927-1928年，为阻止国民军北伐日军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旋向华北及整个北方扩张势力，在此背景下，1928年山东青岛东本愿寺布教所升格为青岛别院，（注：［日］江森一郎、孙传钊：《战时下の东本愿寺大陆布教とその教育事业の意味と实际》，载金泽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科学编”，第43号，第198页。）翌年大连别院改称满洲别院，意味着对东北地区的重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年“一二八”上海事变爆发，旋伪“满洲国”成立，这不啻给在华布教始终不顺的日本佛教打了强心针，疾呼“海外开教划新纪元”的时代到来了。（注：［日］《满洲への留学生》，载《真宗》第377号，昭和8年3月。）1934年东派法主大谷光畅夫妻先后到沈阳、抚顺、大连、北京等地进行“满洲、北支巡教”，掀起了在华传教的新高潮。据统计，1932年前净土东派在东北有17个布教所，（注：［日］武田香龙：《新国家首都事情》，载《真宗》第371号，昭和27年9月。）到1945年增至48所，在华总计达80所。其他各派也加紧在东北的发展，至1944年西派53所，真言宗40所，曹洞宗37所，日莲宗34所，净土宗28所，日本山17所，临济宗9所，天台宗2所，净土真宗兴正派1所，时宗1所，华严宗1所，（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整个东北布满了日本佛教各教派的布教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更加剧了在华宗教扩张，中国各地迅速建立了各类传教机构达几百所，虽然至今未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从所见史料看，这一时期是发展最快的时期当无疑。西派此时在华发展也颇快，及止1945年海外所建传教据点已达502所，其中在华有180所。（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参见下表）
　　西本愿寺派海外开教设立别院、寺、布教所一览表(1895-1945)附图{图}
　　(39) ［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
　　此外，曹洞宗在华设“中国开教区”，分别任命北部、中部开教监督，派驻各地的传教师与从军僧多达二百余人，仅在东北即达125人。而日莲宗、临济宗、真言宗等也纷至沓来在华拓展势力。战争期间，还利用日军势力在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柬埔寨、越南等地设立据点传教。（注：杨曾文：《日本侵华日本佛教各宗的传教活动》，载《中日关系史研究》1995年第3期。）
　　第二，传教对象的转换。究竟是以华人为主还是日本居留民为主？日本佛教界争论颇多。开教之初，对在华日侨传教虽为“急务”，但仅为近期目标，而对华人传教“使中华归我真宗”（注：［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昭和十二年编，第112页。）才是真正的长远目的。可以说，这一标本关系贯穿于整个近代日本在华传教之始终。然历经多年迄未成功。因缺乏外交条约保障，在华传教法律上属非法，故争取在华传教权已成关键。1881年，直隶布教挂菊池秀言欲趁《日清修好条规》十年期满修约之际，为在新约中列入传教权条款而四处奔走，曾专门拜见权要岩仓具视、福泽谕吉，并会同驻华公使＠①户玑、驻沪总领事品川忠道共同向外务省卿井上馨及日本政府“陈情”获取在华布教权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然因中方“强拒”未成。（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甲午后，布教权问题愈显突出。东派赴华“连枝”（法主兄弟）能净院1898年11月向东本愿寺参务报告了在福建开教受到的“阻碍与压制”，认为在华“日本宗教必须取得与基督教同样的特权保护”（如《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当务之急。目前可取两策为权宜之计：一，由日本领事通过外交交涉扩大教民保护权；二，使华人教徒赴日本殖民地台湾“滞在三个月，令其取得户籍后再返清国，取得豁免特权”。关键是要速取布教权，“此为中国布教之最大的利剑”。如此，与“福建全省皆为日本殖民地的同时，也尽得全省人心”。（注：［日］东本愿寺《本山事务报告》“号外”，明治27年8月6日；［日］《宗报》第四号“海外教报”栏。1899年1月15日刊。）清廷因恐教案增多不允，此事遂寝。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第五条即在华传教权问题，引发“五四运动”，终以“保留日后交涉的权利”为名取消。未获传教权仍只能以日人为主。（注：转引自（日）江森一郎、孙传钊《战时下の东本愿寺大陆布教とその教育事业の意味と实际》，载金泽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科学编”，第43号，第197页。）据柴田干夫研究，西派法主大谷光瑞在西本愿寺上海别院结成“狮子喉会”后，从1921年到1935在上海正金银行及上海日本人俱乐部的15次演讲与布教对象，均为在沪的满铁、正金、邮船、三井等日本大企业会社社长。（注：［日］柴田干夫：《大谷光瑞与上海（一）》，载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5集，1996年，第74页。）
　　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后，日本佛教在华传教在日本政府与日本军方支持与介入下已成为对华侵略的一部分。1940年日本卵翼下的汪伪国民政府粉墨登场，日本佛教界遂重提旧话，5月，以陈公博为首的汪伪政权代表团趁访日之际访问了东本愿寺，次日，伪外交部长周佛海在京都西本愿寺代表汪伪政权表态，允准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华开教，“两国佛教交流将引导日华两国永远和平。国民政府对日本佛教持与英法等国同等待遇，允其在华传教”。（注：［日］《国民政府答礼使节来日》，载《真宗》第466号，昭和15年6月。）这样，从1875年净土真宗东派为首的日本佛教入华几十年“恺切热望解决”却悬而未决的布教权问题，终于经汪伪政权“承认”而“正当化”、“合法化”予以彻底解决。然其时距在华覆灭仅五年之遥了，尽管此为百年未遇之“黄金时期”，终因为时已晚更因附和侵华而“难得人气”难以在华扎根了。
　　二、积极支持日本政府的侵华战争
　　明治维新后，日本奉行对外扩张政策，从明治时代的甲午战争经大政时代到昭和时代的日本全面侵华的历次侵略战争中，日本政府都将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纳入对外侵略战争体系。日本佛教则以其“二谛相资”教义出发，积极迎合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拥护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国策，表现出典型的政教合一特点。
　　一、坚决支持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
　　1.甲午战争。1894年8月1日天皇发布对华宣战的诏谕，6日，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即颁法谕：“苟我帝国臣民，至此之际，应义勇奉国，本宗门徒应遵二谛相依之教义”，“扬国威于海外，是则帝国臣民应尽之义务，也即守本宗念佛行者本分”。（注：［日］东本愿寺《本山事务报告》“号外”，明治27年8月6日。）从8日到11日即连续发布了19份通告，要求未从军者恪尽农工商之本分，献纳军资，力购国债，寄赠物品，“力抗暴清”。（注：［日］东本愿寺《本山事务报告》“号外”，明治27年8月13日。）西派亦于8月7日设临时战时事务部，极力支持战争。东西两派及其他教派都派出慰问使、从军僧赴朝鲜慰问作战日军，宣告“凡逆我大义旭章旗者，必讨之，必杀之！”并响应政府号召共购公债75万日元。（注：［日］木场明志：《明治朝对外战争に对する佛教の役割——真宗两本愿寺派を例として——》，载池田英俊编：《论集日本佛教史》“8·明治时代”，第250页，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昭和六十二年版。）
　　8月13日两派法主联袂东上，面谒天皇示诚，表示坚决支持对华战争。归途于名古屋慰问第三师团。次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东派法主再次东上大本营，为在华扩教开辟道路当面贺谢天皇。（注：［日］东本愿寺《本山事务报告》第20号，明治28年5月26日。）
　　10年后，因三国干涉还辽，日俄在东亚争霸，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日俄战争。其时日本国内危机重重，不景气经济叠加5.7亿军费，使地租上涨，物价腾贵，民不聊生，反战、非战、厌战思想弥漫社会。净土真宗各派却进一步加紧了与战争一体化的步伐，开战一个月即发布了动员国民参战的《战争法话》，战争爆发的同月11日，东派法主颁《告出征军人之门徒书》，要求奋勇杀敌，击杀俄教“基督毒虫”；号称“利剑即是佛陀”；勇敢赴死，“将得南无阿弥陀佛之助”，从而喜归净土极乐。“我一心护汝，勿虑堕水火”。（注：［日］京都府立综合资料委员会编：《京都府百年の资料》“六　宗教编”。）两派编印了许多鼓励将士为国为佛英勇作战的小册子分发军中，西本愿寺编印了《饯出征》、《告伤病军人诸君》、《慰问心身》、《告凯旋诸君子》等共计780328册，东本愿寺则刻印了《内身心二命谈》、《欢迎凯旋》等526355册。鼓吹“杀敌即杀邪魔，救助大多数人此恰合大菩萨之行为”。（注：［日］京都府立综合资料委员会编：《京都府百年の资料》“六　宗教编”。）
　　其他各派大致相仿。《京都府厅文书》记载了当时的“佛教各宗对时局的行动”：
　　（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方始，佛教各宗派……或派遣从军布教使慰问兵士，吊唁死者，授予法名；或访问军队，鼓舞士气，勉励振作；或犒劳出征军队，颁布法主教语；……或为战胜祈祷；或问伤病者；或吊慰战病死者遗族；……或设立后援团体援护等，诸种方面均由寺院门末督励，劝诱檀徒信徒，发展奉公事业……全为宗教家本分，于时局贡献非少。（注：［日］京都府立综合资料委员会编：《京都府百年の资料》“六　宗教编”。）
　　日本佛教史专家木场明志认为，佛教中本有的拯救人类的思想在这个时代已被异化了，日本宗教界所取的战时对应策，在历史上以扭曲的方式创造出所谓“拯救人类的一种形态”，更为严重的“是以此基调进行的布教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原因与“近世封建制一起发展而又迎合近代帝国主义的教派的本质”直接有关。（注：［日］木场明志：《明治朝对外战争に对する佛教の役割——真宗两本愿寺派を例として——》，载池田英俊编：《论集日本佛教史》“8·明治时代”，第250页，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昭和六十二年版。）可谓中的之论。
　　日本佛教利用侵略战争的军事优势大力拓展海外开教行动，以收一箭双雕之功效。而随军布教是其突出的一环。明治时期以净土真宗为代表的日本佛教与国家“一体化倾向”于此“表现得十分明显”，而战时布教则是“向国家倾斜的”“极端形式的表现”。这种各教派一致放弃佛教为善不杀生教义与宗教独立立场，全力支持对华战争的倾向也为日后毫无保留的支持政府决策开创了一个先例。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佛教各教派以此为契机加紧在华开教。净土真宗东派于1894年8月7日成立了统辖战时服务事宜为中心的临时部。（注：［日］《京都新报》第2315号副录《本山录事》1894年8月9日。）并迅速向朝鲜和台湾派出随军布教使，以形成布教的新立足点。“日本佛教的中国进出是挟1895年的日清战争胜利之余势，从90年代后半期各宗一起（在华）开设布教所，模仿基督教布教方法进行宗教活动”（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西派于1896年正式派名和渊海等5名僧人作为从军僧随近卫师团于台湾登陆，是其在台湾“开教之始”，基至被称为继火鲁奴奴后“海外开教之最初”。东派旋于甲午战后推出了以中国为重点的世界性的传教计划，鉴于以往在华传教之教训，遂派出两“连枝”（即法主两兄弟）慧能院大谷胜信与能净院大谷莹诚两人分任华北、华南与台湾开教使，分赴中国南北全面开教，实行“南北呼应，全面展开”传教战略。及止1930年，东派已在中国各大核心地区设立了以五大院别为主的所辖上百个布教所和各类佛教机构。遍及全国，基本奠定了在中国的基础。
　　2.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899年，西本愿寺改开教事务局为布教局，法主（镜如上人）大谷光瑞也开始了他的“清国巡游”，力图赶上东派，加快在华发展步伐。他先后到香港、广东、上海、浙江、汉口、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开教扩教情况，拜见李鸿章等权要，回国后，速定在华发展计划。（注：［日］教学参议部编：《清国巡游志（全）》，1900年刊。）并派台湾开教使紫云玄范到福建厦门开教，遂成“本愿寺公式的清国开教之嚆矢”。（注：［日］教学参议部编：《清国巡游志（全）》，1900年刊。）1900年日本出兵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同时，西派遂乘机加紧在华发展势力。东本愿寺复于同年7月22日在广岛设立临时办事处，将随军布教使从宇品港派往中国。（注：［日］《教海一澜》第74号1900年8月。）
　　3.日俄战争。1904年爆发日俄战争，两派又于同年1月5日各自在总寺院内设立临时部，主持向各在华分部派遣大量随军布教使。（注：［日］《教海一澜》第193号，1904年1月。）1904年2月颁布的《随军布教使条例（共10条）》规定了基本任务为：对军人和随军人员进行布教活动；对战死者进行追悼佛事；抚伤病者；办理派随军使及军队司令和军官的特殊任务等等。（注：［日］野世英水：《日本宗教的战争责任》，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他们在慰军的同时，以大连、辽阳、奉天、铁岭等各传教所为基地，发展开教事业。是年积德院尊作为西派从军布教监督入主中国东北。次年，紫云玄范被派往北京开设出张所。（注：［日］野世英水：《日本宗教的战争责任》，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3期。）旋在沪设西本愿寺上海别院。野世英水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在战后，他们也仍然留在当地，日后成为在华传教的核心骨干。（注：［日］野世英水：《真宗派的战时随军布教》，载《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4期。）
　　4.西伯利亚战争。在1918年日本干涉前苏联的西伯利亚战争中，西派于8月12日设立临时部，“值此国家非常时变之际，作为总寺院掌理承担临时服务工作的场所”。（注：［日］《教海一澜》第628号1918年8月。）派遣多名随军传教使前往西伯利亚，从事战时服务与开教。
　　5.从1928年的“济南事变”到30年代初的“九一八”、“一二八”事变。1928年“济南事变”发生后，东本愿寺即在名古屋、横滨等地犒军、慰问招待军属。派布教使安藤原静、安藤显隆赴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的第三师团慰问，（注：［日］《山东出兵と本山》，载《真宗》第320号，昭和3年6月。）两人归国后，在全国各募兵地作巡回讲演，“盛况空前”。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翌日东派立即电令劳军，派满蒙开教监督新田神量和奉天布教所主任藤永彰隆分赴奉天南北慰问，另派朝鲜开教监督粟田慧成为本山代表，携慰问金与军人名号前往劳军。并令哈尔滨、长春、吉林、铁岭、抚顺、安东、本溪等各布教所“临机处理，报告状况”。（注：［日］《满洲事变と本山の活动》，载《真宗》，第362号，昭和6年12月。）10月本山临时宗务会议决定了“彻底贯彻谕旨统一国论与慰问吊慰出征将士办法与指针”，指令各地实施。次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长江开教监督使舆地葆晃受东本愿寺令于12月6日离沪溯长江而上，历访南京、芜湖、九江、汉口等地慰问当地的日本居留民与日军。（注：［日］《上海在留邦人と出征军队慰问に慰问使を》，载《真宗》第365号，昭和7年3月。）
　　二、全力配合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日本政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加紧了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日本佛教各派更是全力配合，主动为对华侵略战略服务，“二资相谛”教义扭曲为“王法为本”、“佛法配合”，并于此时得到了极度的扩展和张扬。
　　首先，在以“王法为本”的原教旨前提下，制定了战时体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歪曲事实，全国动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15日文部省召开“宗派团体及社会团体恳谈会”后，各佛教教团立即响应。
　　7月15日，东派执行长千叶康之向本派发出了训诫：
　　此次华北事变之爆发，尽管帝国政府竭尽全力，采取事件不扩大之方针，但由于中方不守信用之行为，以致形势发展至今日之地步，其影响之大，实为始料不及，深感万分遗憾。此时，举国一致，尽报国之忠诚，以克服困难，乃我国民唯一之本分。崇尚王法为本教义之一宗僧侣必须承担起门徒教化之重责，亿兆一心，粉身碎骨，以报效无上之皇恩，为此，应完成挺身教化之重任。（注：《教海一澜》第846号，1937年8月。）
　　西派总务长关根仁应也于7月17日向门徒发出训谕：
　　邻邦之国民故意歪曲我帝国之诚意，强行滋生事端，终于爆发华北事变，令人痛心。目前，由于邻邦之暴戾行动，我帝国之生命线面临威胁。我等国民必须下定决心，举国一致，克服困难，坚决粉碎邻邦国民之邪计，展示我国际之清白，以辅佐赫赫皇运。
　　值此时机，我净土真宗应顺应形势，进一步恪守王法为本之教旨，体察帝国政府声明的殷切夙愿，各尽其责，率先奉公，本山已向现地派出慰问使，并命华北及满洲布教监督部，动员全满华之布教人员，充分展开报国活动，从而使全体门徒深体上述宗旨，统一舆论，支援后方，全力以赴，竭尽报国之赤诚。（注：《真宗》第431号，1937年8月。转引自野世英水《真宗派的战时随军布教》，载《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4期。）
　　不难看到，两派一致以中国方面“暴戾行为”“滋生事端”为借口，要求门徒“恪守王法为本之教旨，竭尽报国之赤诚，”“奉答皇恩，扶翼皇运”。并随即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其他各派也纷纷表态，围绕“天皇与宗主结合”轨迹进行教化，一致呼吁拥护政府号召。
　　各派的战时体制随之建立。甚至在“七七事变”刚爆发连日本政府都还未颁战争动员前，东本愿寺即于22日主设立以总务长关根仁应为局长的临时奖义事务局，统管战时服务事务，其基本任务为战地慰问和随军传教。包括分发小册子、授予军人名号、同战地慰问使联系、往战场运送物资、受理为出征军人举行信仰宗教仪式等等。为使这些活动顺利进行，设战地奖义事务运作本部于天津别院，设慰问本部于大连别院，设人事会计本部于沈阳别院（注：［日］《真宗》1937年9月，《奖义事务局活动》。）。西派也不甘落后，于同日设以执行长千叶康之为首的统管战时服务事务的临时事务所，以作为“主管为事变服务的工作机构”，该所承袭了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西伯利亚战争时期的基本功能，设慰问一、二、三课，如第一课的基本职能是对士兵、日侨的传教、慰问、追悼佛事及犒军事务。（注：［日］《教海一澜》第846号，1937年8月《临时事务所组织制度》。）
　　以战时事务局为中心进行劳军和战地传教工作。“向临时报国派化迈出了第一步，后临时成为常设，教派更深地陷入国防国家体制。”在以后的日军在华侵略战争中，这两个事务局在协助侵华日军处理战争事务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38年9月9日和10日，近卫内阁相继颁发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和《国民精神总动员之要纲》，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动员运动。净土真宗各教团立即作出了反应，东派立即制定了《东派本愿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提要》，要求门徒开展立信报国运动，号召尽忠报国，公而忘私，并提出了一碗米运动、报国章运动和近邻互助运动，以支持国家战争。（注：［日］《教海一澜》，第848号，1937年10月。）西派也在9月9日颁《大谷派同信报国运动委员会规则》，要求举宗一致，以宗门奖义运动为目的而开展思想统制运动与后方支援运动。并以响应政府号召即是符合佛法教义迷惑门徒，提出了“同信报国即是国民精神总动员之要谛”的五项宗旨。（注：［日］《真宗》第433号，1937年10月。）
　　为了“附政”使侵略战争合法化，此时的日本佛教甚至到了不惜改变教义歪曲自身形象的地步。为贯彻内务省“顺应国策、刷新教义”的要求，各宗派甚至大肆删改本宗经典中所谓的“不合时宜”处。日莲宗从1937年至1944年，经典被删改达135处。（注：转引自杨增文：《日本近现代佛教史》第172-17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净土真宗东西各派不仅删改宗祖亲鸾言论如“主上臣下背法违义”等话，重新删改龙谷大学教科书，1940年更明确规定禁用亲鸾及前代先师的某些言论，引起某些僧职人员强烈不满。（注：转引自杨增文：《日本近现代佛教史》第172-17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有的甚至不惜编造佛教历史，最为典型的是日莲宗系日本山妙法寺派的“西天开教说”，谎称日本才是佛教正法之源头，佛教正法是由日本传入中国和印度的。（注：［日］小室裕充：《日本佛教·近代》四之3；转引自杨增文前揭书，第174页。）这种“数典忘祖”的“谀政”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宗教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加紧对华运作，各派相继联合成立了北支佛教联合会、兴亚佛教联合会、及兴亚宗教同盟、对华布教宗教团体协议会、中日密教救援会（真言宗丰山派）等团体，目的是“向支那佛教徒输入日本佛教大乘精神，使其与日本大乘的东亚政策产生共鸣。”（注：自杨增文前揭书，第174页。）1944年，建全国性的“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团”，由文部大臣兼会长，层层设由地方长官负责的支部，鼓吹“佛教报国”，动员僧侣“奉公灭私”、“勤劳报国”，下工厂劳动者达上千人。(78)佛教各教团则积极援助战争，有的寺院不惜将佛具、梵钟等捐献出来作为军需生产的物资。（注：［日］菱木政晴：《净土真宗の战争责任》，岩波书店，1994年。）就连高17米号称“日本第一青铜大佛”的酒田大佛也被军队强行征用。
　　其次，派遣慰军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佛教各派立即号召动员僧俗两界支持战争。西派向驻在“满洲”、朝鲜和中国的传教使发出待机行动的紧急训令，要求以北京、天津别院为中心做好动员随军布教使的准备工作。7月17日天津驻屯军正式批准光冈良雄等5人随军从事对第一线部队官兵进行慰问和传教。（注：［日］野世英水：《战时真宗者慰问军队——本愿寺派法主“慰问华中皇军”》，载龙谷大学靖国问题学习会编《真宗和靖国》，1990年：《日中十五年战争下的真宗——与南京大惨案之关系》，载《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9集，1990年。）随之，增派了华北方面的随军布教使，截至8月20日多达29人。（注：（日）《文化时报》1937年7月30日。）为统一领导，旋于10月派原执行长前田德水出任“支那布教总监”，进驻西本愿寺北京别院。8月14日获日本驻上海海军武官室颁随军布教许可许，以上海分院为中心，积极开展随军布教活动。（注：（日）《文化时报》1937年8月27日。）同样，东派也于7月9日电令天津别院，决定派遣驻现地和驻东北、朝鲜的传教使以及从国内特派的随军布教使，在华北开展随军布教活动。及至10月为止，其人数已由最初的伊藤普行等5人迅速增加到33人。（注：（日）《上海随军日记》，《教海一澜》第847号（1937年9月）。）并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的8月11日，即已派遣特派慰问使赴上海，旋事变爆发，即由上海别院的僧侣和日本特派来华的随军布教使一起开展活动。（注：（日）《支那事变和真宗大谷派的活动》，《真宗》第437号，1938年1月。）曹洞宗、真言宗等教派也相继派遣随军使，中国方面随军布教使迅速达到了数百人之多。他们直接配合军事行动进行战场救护、军队慰问、战场布教、遗骨收集及对战地民众的“东洋和平”、“日华提携”宣传。日本学者道端良秀甚至认为，相对于日军配备慰安妇，这些随军僧实际上可称为日军精神上的“慰安男”，因为他们负责的是对日军士兵的精神慰藉和死亡祈福的工作。（注：［日］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两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中译本第164-217页。）
　　第三，僧侣直接从政，参与指导殖民侵略。
　　日本佛教的“入世”特点使宗教教务与政治结合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历史上各教派法主往往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是深深地介入了政务，甚至直接参与政治，入阁为相。相比之下，西派比之于东派更甚。西本愿寺第22届法主大谷光瑞（境如上人）直接介入政府决策机构，辞去宗主职位后，于1940年出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参议，担任了大东亚建设委员会委员。在战争转折关头的1944年，出任小矶国昭内阁顾问，鼓吹“开国进取”、“一亿人玉碎”，力主在华发展以挽颓势。（注：［日］仁本正惠：《本愿寺的明星》，载《大谷光瑞上人生诞百年纪念文集》，瑞门会编，昭和53年，第242页。）其弟大谷尊由，于1937年出任第一届近卫内阁的拓务大臣，直接参与策划了对华侵略战争。大谷尊由所任的拓务省，是在占领殖民地后负责指导和奖励移民等事务的中央机关。（注：［日］菱木政晴：《净土真宗の战争责任》，岩波书店，1994年。）这样一个关键的机关大臣职位竟由日本佛教最大的宗派之一的僧侣担任，实在是别有深意之举，也显示了日本佛教介入世俗政务，介入侵华战争的程度之深。同时，大谷尊由还兼任了负责向中国华北进行开发投资的国策会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总裁。该会社为牢固统制与开发华北资源，紧紧依靠在华日本军事势力，与华北日军合作设立了子公司，通过军事强制手段来统制华北资源与产业，以实现“以华制华”的军事经济战略目标。并通过该开发会社将大量国家资本投入华北以参与侵略并与侵略势力相结合掠夺资源的会社。（注：［日］野世英水：《日本宗教的战争责任》，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3期。）可见，日本佛教的“政教一体”已深深地渗入了在华除宗教外的多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