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青年教育应立足于生命觉醒

僧青年教育应立足于生命觉醒
　　作者：禅心剑气
　　近年来关于僧教育的讨论是在教学两界都是非常热烈的，但是我在写文章时发现一个问题，所有的文章缺少坚实的教育学理论而流于空乏，一些重要实际问题仍悬而未决，其实僧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必然在某些方面符合教育学的规律。教育就是一个互动过程，当世俗教育已经反思灌输式教育的种种弊端后，以佛学院为主要形式的僧教育仍在步世俗教育的后尘，采取全然的灌输式教育，而于师资、师源、制度、资金方面，远远落后于世俗高校。那么，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怎么可能产生那种领导世俗精英的大才呢？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不囿于现实而想取得进步的话，必须说真话，把问题的实质全盘托出。想发表的论文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论文必须考虑到整体话语，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为整体话语遮羞，这样将减损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敏锐度。
　　现在关于僧教育的文章，多从教育主体的立场入手，以僧教育的教育主体、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制度、评估体系等为着眼点，指出种种不足，而为僧教育思想理论不断完善补充。我是一名僧青年，我愿意来个换位思考，从我僧青年受教育者，即教育对象出发，说说我们僧青年渴望一种什么样的僧教育，或许这另一个角度也对僧教育的看法是有益的。
　　首先，教育对象作为受教育者，特别是为一名青年受教育者，我们应该清楚我们受教育的目的，即教育目的，目的是什么？目前的答案呈多元趋势，但综合起来，也不唯两点：
　　一、作为纯粹的宗教人，出世解脱是我们赖以为僧的主体本位，这是终极的目的。缺此目的，僧不足以为僧，也就是说，失去了为僧的意义，也就遑论僧教育了。
　　二，作为生活在世俗层面的宗教师，我们有义务使我们的教团获得延续发展。住持佛法依赖僧。虽然在现代，佛教在家修行团体的强大话语，已经减损了佛法僧主持的本位性，但强大的传统寺院组织仍为僧团对佛法的住持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终极的解脱的过程，那是个体身位自下而上的纵向打通的修持实践过程。教团延续的使命，则必须依赖于我们化世导俗的功能。
　　佛法是出世的，作为组织形态的佛教是世俗的，世俗的组织必须面对世俗张开，接受世俗的考验。对一个对世俗毫无化导作用而能存在于世俗的宗教，那是不可思议的。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地化世导俗而不为世俗所化导呢？这不但是佛教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也是人间佛教在当代能否健康开展的关键契机。
　　能在如上两方面都达到一定程度或是能勤求精进的，就能称之为僧材。反之，无论他读过多少年佛学院，佛学院的教育对他来说，也是失败的。
　　“佛说八万四千法，对应八万四千种机。” 世尊的教育是因材施教的启发示教育，是一项生命启发的觉醒工程，现代的佛学院教育不能忽视此佛陀教育最伟大的传统。“学为人”是明末有“南国儒林第一人”之称的儒者王船山的重要教育思想：学习是为了做好人，做一个应该做的人。佛教教育在这方面更重视，这是人本的教育思想，与现在以市场为教育目的的教育机制是大不相同的。其实佛教徒在这方面，有更杰出的教育思想，“学为佛”，佛就是觉，生命不断的觉醒，以至于达到完整的大觉。
　　佛学院的教育对象年龄差距较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对象的主体，还是青年人。青年人有青年人的特征，青年人是有激情、有理想的，而度过了童稚的懵懂，少年的轻狂，青年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他在这个年龄时段，也是渴望被觉醒的。
　　从五四刊物《新青年》对中国一个世纪的影响来看，这是可作为明证的。从太虚大师创办《海潮音》，发倡新僧运动，也可以作为中国僧青年被唤醒的一个标志性阶段。大师门下，僧材济济，门徒清秀，这都得益于大师的思想与行动，触动了当时的僧青年，使他们找准了方向，觉醒了僧之为僧的生命价值。在这种觉醒的冲击下，他们聚集到大师身边，为了法义，为了佛教，也为了自己的宗教生命，勤求精进，勇猛无畏，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大师是真正的导师，把生命追求的火炬递给了他的门人。
　　大师在革命失败后写了《我的革命失败史》。法尊法师在他的读后感里说：“我不认为大师的革命是失败的，相反我认为是成功的。作为后来者的我，也不认为那是失败的，只有什么也是不做，才是真正的失败。”那是一种行动力缺失的表现，当代佛教界就是这个现象。大师没有能完全扭转当时佛教界的颓风，但他开创了一个时代，自他之后的一个阶段内，名僧辈出。中国佛教近代教内思想，没有大师，估计将毫无声音。
　　以青年为主体对象的佛学院教育，首先要担负一个唤起的责任，从个体身命来说，要唤起我们对于解脱恒久的坚持；从社会化导角度来看，要唤起我们关注苦难的意识，对苦难的关注，是菩萨道必要的精神品格之一。呼唤我们生命中涌动的激潮，让我们自觉的、自发的去求索、去追问。在不断的追问下，一切都会明了起来，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并没有特殊的才能，不过是喜欢刨根问底罢了。”然后佛学院在觉醒的僧青年中起个引导作用，这就够了。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大师涌现，就是因为宗教情怀唤起了祖师们的自觉意识，为了法义，涉山跋山，远走异国。而在跋涉或行脚的过程中，又切身地感受着这尘世的苦难。在此两纬并重的关注下，大师们自觉地将自己陶铸为圣贤。
　　被启蒙，也就是我作为一个僧青年对僧教育的希望与要求。启蒙永远应该是进行时而非过去式，从生命觉醒的角度说，我们还未被启蒙过。
　　但当代僧教育未必马上就能具备生命觉醒启蒙的功能，在此情况下，作为僧青年的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启蒙？只有一条道路，自我启蒙。
　　这是一个灵魂痛苦的蜕变过程，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生命觉醒。然而自我启蒙也有自我启蒙的好处，自我启蒙了的人，往往容易拥有自由思想、独立探宗的精神。在勤学奋进的基础上，是必然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材的，不至于成为奴才。在整体话语的淹没下，中国佛教在现代，拥有一个培养奴才的适合温床。在我看来，真正的僧材，应该冲决这个罗网，为佛教在世界宗教论坛内发出振聋发聩的强音。
　　真正被启蒙觉醒了的僧青年，他应该如同王英琦说的那类不才松式的人才一样：以智慧和坚韧穿透了人生一切的虚无和悲剧，以适应社会为手段，以改造俗世为目的，最终不仅实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且为人类精神塑造做出巨大贡献。而青年僧才的独创性和独特性，应该具有思想与理想一定的普遍性和深度，且应以这思想和行为对时代历史产生影响。
　　清末张亨嘉出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即校长），举行就职仪式时，张致训词曰：“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自此以后，“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就成为号召中国青年为国为家，自强努力的口号。举目中国之佛教，何尝不是内有千年之积弊，外有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文化思想及其它宗教思想的冲击，内忧外患，僧青年可曾想过要“努力自爱，为教求学”？
　　至于为学的方法，用孔子的“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笃行”五个步骤是不坏的，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知行合一的求学方式。后来的儒者脱离了这种知行合一的观点，重知而轻行，导致了儒学的积弱。而僧教育而是要求知行合一，在解脱的过程中，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是为实践打好基础，而绝不是以认识论和方法论含融各部的哲学体系。
　　至道无难，唯嫌抉择，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的过程，都是让我们思考抉择的过程。抉择，不光是抉择一种法门作为修行方式，而是抉择一种真理作为自己永不改变的生命追求价值。正如内学院一系强调的“由言教变迁之实，求观行签证之真”。笃行，是不折不扣的实行，是心理与行动的合一，这种行动，是自觉的，紧迫的。知行合一，如此紧扣相环。
　　作者后记：想再写下去有些累了，没有按论文稿纸，完全临屏所作，与论文所谈也完全不一样。因为匆忙，难免言而无宗，理路不清。但也没关系，说自己的话，胡言乱语也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