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澳门佛教的历史发展

试述澳门佛教的历史发展
　　创建于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的普济禅院，是澳门本土佛教有史可考的最早纪录。关于普济禅院的始建年代，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该寺创建于明天启年间，其根据是院内存有一块名为“祀坛”的碑石。据说该碑石“高逾四尺，是花岗岩石，俗称麻石，中间刻着‘祀坛’两个大字，两边各有一行小字，一为‘天启七年七月吉日立’，一为‘南邑许望官喜舍’。”又据说，此小屋位于今普济禅院的慧因大师纪念亭一端，属游人止步的范围。屋内还有两块重修望厦祀坛碑记：一块立于清朝道光十三年（公元1823年），另一块立于清朝光绪八年（1882），碑石上刻着：“普济禅院祀坛之建创自明天启七年闽省南邑许望冠所造也向在院外之右”，“道光十三年集众捐资重修……将祀坛迁建于院内之花园俾香烟有赖且可免设司祠之人。”其实，此“祀坛”原本就不是普济禅院之物。据邓《志》卷三《坛庙》说：“坛则不屋，达天阳也；庙则不坛，兼人享也；幽明屈伸之义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事孔明，后世所忽……”申《志》卷二《坛庙》所记与邓《志》基本相同。由此可证，此祀坛的确本非庙中之物，本来是村民用来祭祀无后的孤魂野鬼的，在方志中的正名为“厉坛”。又有别名为“义祀坛”或“无祀坛”，如莲峰庙旁的祀坛便有此称。所以，此祀坛虽然现存于望厦普济禅院的花园内，但其最初实与禅院无涉，其纪年不可作禅院创寺之证，但却可以为望厦村开村年代之证。由天启七年“祀坛”之碑石，可证望厦正式开村立坛就在天启七年。此“祀坛”其实就是设在望厦村村口的社稷坛，所谓开村立社，两者应是同时进行的。但自清道光以后至现在，人们便一直误认为祀坛碑是属于普济禅院之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清末以来已很少人知道明至清前期所实行的“坛则不屋”和“庙则不坛”的原则了。因此才有为坛加屋甚至把坛搬入庙内的现象出现和流行。再说，祀坛的性质和含义本身更可证明其本非崇拜观音的观音堂，亦即普济禅院所应设的。
　　既然不能以“祀坛”的年代确定普济禅院的始建年代，那么，前述该院建于崇祯五年的说法根据何在呢？证据有二：一是普济禅院大雄宝殿古铜钟。李鹏翥在《澳门古今》中说：“普济禅院的大雄宝殿，庄严宏伟，内供三尊三宝佛像，俱是丈八金身，魁梧奇伟；旁悬一个大铜钟，古色斑驳。原来这个铜钟在《香山县志》中有所记载：‘普济禅院钟款，右钟在澳门望厦村，款云：崇祯五年。’”若此说属实，则此庙始建之年当为崇祯五年（1632）。因为铜钟应是立庙的基本必须用品之一，而且是长久性的耐用品，故开光启用后无特别原因就不会更置。二是普济禅院后山的普济寺普同塔。据普济禅院上任住持慧因在塔后的碑志上称：“本山自天启三年由循智祖师斥衣钵资购下，崇祯五年建斯普同塔。雍正癸卯比丘天树、乾隆丙午比丘静持、同治癸酉比丘畅澜均重修之。至民国丙子，塔渐颓毁，比丘遐龄、比丘济航经营之，遂成今观焉。”此碑志所提供给我们的明确信息，正如《澳门宗教》的作者之一郑炜明所说：“由此碑志我们可以推知普济禅院或最迟于明朝天启三年（1623）起已开始经营，创院祖师为循智大师，而普同塔则始建于明崇祯五年（1632），立志的慧因大师乃普济禅院的前任住持，他的说法应该可信。”至于普济禅院的创建时间，虽无明示，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创院祖师循智大师于天启三年开始斥资经营，九年之后即崇祯五年，普同塔建成，这一时间恰与普济禅院大铜钟的款文相符。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普同塔的建成时间就是普济禅院的落成时间，同在崇祯五年。这样规模的一座寺院，从筹划至建成，历经九年时间，是完全可能的。而若因此认为“寺庙建于明末天启年间，1623年投入使用。”则显然属于误断。
　　普济禅院是澳门最古老巨刹，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建筑雄伟。《澳门纪略》曰：“旧有普济禅院。”《香山县志》亦云：“普济禅院在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原名观音堂，在昔日望厦村的东面，因供奉观音菩萨而得名。在望厦村的西面，原有一所观音古庙，是土著村民所建，规模较小，每逢观音诞辰，只许本地村民膜拜，排挤外地信众，因此当时居澳的福建籍人士便发起建成比原古庙更为轩昂的观音堂。观音堂建成后，三百多年来，几经扩建，终于发展为规模巨大、庄严宏伟的普济禅院。
　　明清鼎革，遗民逃禅成为时代风潮。在这股汹涌澎湃的遗民浪潮冲击下，岭南佛门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仅皈依在曹洞宗第三十四代传人天然函罡座下的“今”、“古”两辈遗民，包括出家者和居士，就有一百多人。遗民逃禅的风潮不仅对岭南佛门有巨大的影响，对澳门佛教的影响也是至深且巨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明末清初的遗民僧，掀起了澳门佛教的第一次高潮。
　　遗民僧中对澳门佛教影响最大的，首推石濂大汕。大汕（1633—1705）字石濂，亦作石莲、石湖，号厂翁，亦号石头陀。俗姓徐，江苏吴县人（一说江西九江人）。大汕“幼而警敏，善画仕女。作诗有佳句，有故出家，踪迹诡秘。”大汕出家的原因不详，有说其曾当过府县门役，因“以讼亡命”而“剪发为头陀装”。中年以后，大汕来到广州，在广州一住30年。初时以卖观音画为生，后得平南王尚之信赏识，住持广州城西长寿寺。大汕交游广阔，经常出入官绅、士人中间，与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吴梅村、陈其年、高士奇、王士祯等名流都有交往。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春，大汕应越南阮主时代的显宗阮福周（明王，1692—1725）之请，前往顺化、会安传法。次年满载金银珠宝而归。此时，大汕与岭南名士潘耒交恶，与屈大均等亦皆失和，康熙四十一年（1702）被粤东按察使许嗣兴以“讼上”、“通洋”等罪名擒治，押解至赣州，至于山寺，皈依者甚众，又为江西巡抚李基和逮解回籍，死于常山途次。
　　大汕天资独具，颇有匠心，能诗会画，通星象律历，善园林设计，喜新奇器玩。著述甚丰，但多已不存，主要著作有《离六堂集》和《海外纪事》。1696年秋大汕回广州后，出巨款修建长寿寺、峡山寺，并扩建澳门普济禅院。长寿寺位于广州城西郊，万历三十四年（1606）巡抚御使沈正建所建，至康熙初已废。经大汕重修的长寿寺，“文木为梁，英石为壁，曲房奥室，备极精工。”具池沼、园林、宫室之胜。内有离六堂，池水与江潮相通，池上复有小桥。清远峡山寺，又名飞来寺，为平南王尚可喜所重建，后转赠大汕作为长寿寺下院。澳门普济禅院祖师堂，是专门纪念禅院开山祖师大汕和尚的内堂，堂内悬挂着大汕的自画像，画中法师长发披肩，目光坦荡。两旁的对联“长寿智灯传普济，峡山明月照莲峰”，道出了他的传法业绩，也透露出这些寺院之间的密切关系。
　　清代的曹洞宗僧人多出自湛然圆澄和无明慧经门下，其中，前者习称云门系，后者习称寿昌系。清初曹洞宗中影响较大的禅师，乃多出自寿昌系。石濂大汕就是属于曹洞宗寿昌系的僧人，关于其禅法传承，历来争论颇多。大汕的早期学法经历，难以详考。据称曾印法于觉浪道盛，他也自称是道盛的嗣法弟子。
　　大汕著有《证伪录》一书，批判由霁仑超永等编的御序《五灯全书》。大汕反对《五灯全书》把觉浪定为曹洞宗三十三世之说，而将觉浪定为第二十八世，他自己当然也就是第二十九世传人。这一说法虽然在当时不能被大多数僧侣、文士所接受，但却被澳门普济禅院所承认。今天普济禅院祖堂中的《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上写“洞宗第二十九世开建长寿飞来石濂大汕太祖太老和尚”，将大汕视为开山祖师，尊崇备至。
　　大汕的禅法思想和人格特征，包括其俗世化倾向、三教合一观念、禅净一致理论与实践、不忍忘世的情怀、富有商人气息的风格等等，都明显地受到了岭南佛教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澳门佛教的特点与走向。
　　大汕晚年虽然受到清当局的逮解和许多士大夫的冷落与批评，被贬为“混迹法门，追逐名利的投机家”，被称为“妖僧”，以至死于押解途中，但在澳门，由于大汕对普济禅院的重修，和他对发扬和坚持中国佛教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而受到普济禅院及澳门佛教界的一致推崇。可以说，说到澳门佛教，不能不说普济禅院；而说到普济禅院，则不能不论及大汕和尚。
　　大汕之重修普济禅院，其意义不仅在于使这一澳门的最古老寺院有了远胜昔日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在17世纪末中西文化交错杂陈的澳门，通过对普济禅院的重修，使这一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寺院成为坚持和保存中国文化的阵地，同时也成为明末清初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士大夫的雅集之所。
　　在17世纪末的澳门，西方天主教正通过这里传向中国内地。此时的澳门，教堂林立，教士聚居，教徒纷杂。中西文化相互交错、相互矛盾、相互融合，西方教堂与东方禅林并列杂陈，中华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在这个时候，大汕重修普济禅院，犹如树起了一座中华文明的丰碑，对于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扬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重修之后的普济禅院，同时也变成了不肯降清的明末遗民文士的聚集地。慵叟在《澳门杂诗》中说：“明末诸遗老多为澳门之行。”而来澳门，又多居于普济禅院。现在，普济禅院中仍存有迹删的草书屏条、天然函罡的行书诗轴、澹归和尚的《丹霞日记》和行书条屏、罗岸先画的《米南宫拜石图》、黎简的行书对联和隶书中堂、陈恭尹的诗幅等等。“普济禅院在三个多世纪中成为了在澳门这个中西文化杂陈的都市中保存和展示中华文化的中心地”，这与大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