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药师经变研究【二】

敦煌药师经变研究【二】
　　～李玉
　　敦煌药师经变相
　　我国佛经变相的制作大约始自南北朝（四二○ ～ 五八九年），不过当时作品的题材有限，形式简单，仅粗具变相的雏形而已。至隋（五八一 ～ 六一八年），佛经变相才有突破性的发展，不但题材增多，变相描绘的情节也逐渐增加。莫高窟的药师经变就在此时出现，与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阿弥陀经变和弥勒上生经变等，同为隋代敦煌经变的重要题材。 目前莫高窟尚存四铺隋代药师经变，分别画在三九五窟东壁入口的上方，四一七窟窟顶后部平顶下半，四三三窟窟顶人字披东披，以及四三六窟窟顶人字披东披。四一七窟药师经变中央是一在莲台上结跏趺坐的药师佛，右手作安慰印。药师佛两侧各有四尊站在莲花上的菩萨立像，他们应是经文所言，来迎亡者的药师八大菩萨。佛座前画一多层轮式灯架，当为《药师经》所述，能解除灾厄的七层灯。灯架两侧分别跪著六位手捧燃灯的供养者，他们项有圆光，头戴宝冠，肩披天衣，想必是十二神王。
　　经典言及，十二神王乃《药师经》的护卫者，并且能令修持《药师经》者解除灾厄，事事如愿。隋唐译本或称他们为十二夜叉大将或十二药叉大将。历代译本所述十二神王的名号略有出入。
　　四三三窟的药师经变，在人物的安排和配置方面，与四一七窟略有不同。结跏趺坐的药师佛虽然依旧置于全作的中央，右手仍作安慰印，两侧各立一位侍菩萨，左侧菩萨右手持一圆轮，代表日轮，应是日光菩萨（又称日曜菩萨或日光遍照菩萨）；左侧双手合十的菩萨当是月光菩萨（又称月净菩萨或月光遍照菩萨）。十二神王捧物供养，分别跪在两侧。侍菩萨和神王之间画多层轮灯，灯架顶端尚系能除病鲜患的五色彩幡。此铺壁画上方与边沿皆饰飞天，使得全作具有一种祥瑞气氛。三九四窟药师经变的构图与四三三窟的作品近似，只是在细部上更富装饰性，而四三六窟的药师经变已残，无法分析。
　　综上所述，隋代的药师经变均采以主尊为中心，左右对称的构图方式，形式简约。它们的格局大体仍未脱离北朝说法图的形式。在内容情节方面，尚未定型化。其中，最显著的图像特征就是经变中有续命灯和十二神王的描绘。其次则为日光和月光菩萨或药师八大菩萨的出现。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那就是除了三九四窟外，在四一七、四三三、以及四三六窟药师经变的对应或相关位置，皆绘弥勒上生经变。这种安排并非一种巧合，它正说明了在隋代药师信仰与弥勒信仰有著一种特殊的关联。北周的敦煌写经 S1945号卷的题记言：周保定五年（五六五）乙酉朔，比丘洪珍自慨摩心集于愚怀，宿障隔于正轨，仰惟大圣，遂劝化道俗，写《千五百佛名》一百卷，《七佛八菩萨咒》一百卷，诸杂咒三千三头（？），写《涅槃经》一部，写《法华经》一部，写《方广经》二部，《《仁王经》一部并疏，《药师经》一部，写《药王药上菩萨经》一部、戒一卷，并律。评謶兹福，普为尽法，一切众生用纸十八张，登弥勒初会，一时□（成？）佛。
　　药师信仰和弥勒信仰的密切关系实源自于《药师经》经典，帛尸梨蜜多罗和慧简的译本均言：“佛告文殊：若欲生十方妙乐国土者，亦当礼敬琉璃光佛。欲得生兜率天（慧简本天后有一上字）见弥勒者，亦应礼敬琉璃光佛。”这段文字不见于达摩笈多的译本。从敦煌隋代药师经变和弥勒上生经变位置的对应关系上看来，影响敦煌隋代药师经变及信仰最重要的《药师经》，当是帛尸梨蜜多罗和慧简的译本，而不是隋代达摩笈多的译本。
　　莫高窟现存唐代（六一八 ～ 九○七年）药师经变计五十六铺，占莫高窟药师经变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包括初唐（六一八 ～ 七一二年）的一铺，盛唐（七一二 ～ 七八一年）三铺，中唐（吐蕃统治时期，七八一 ～ 八四八年）二十一铺，晚唐（张氏统治时期，八四八 ～ 九○七年）三十一铺。【注68】这些经变的重要性提高，它们的位置已由窟顶移至窟室的壁面；同时，在构图上，它们也已脱离了说法图的形式，规模宏伟，内容丰富。毫无疑问地，药师经变的发展到唐代已臻成熟。
　　敦煌二二○窟主室北壁有一铺药师经变，据其下端的题记，知此铺壁画乃大云寺律师道弘于唐贞观十六年（六四二）所造，为一初唐之作。此铺经变中央画七尊佛像，分别站在七座莲台上。他们有的手结印契，有的手执持物，如宝珠、念珠等。
　　药师七佛的名号虽始见于义净翻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但是药师七佛的观念在隋达摩笈多和唐玄奘所译的《药师经》中即已出现。此二本《药师经》皆提到，若有人患重病，可七日七夜受持八分斋，读诵《药师经》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灯，造七躯佛像，每一像前各置七灯，每一盏灯量大如轮，并造四十九尺长的五色彩幡，以除病患。由于药师七佛的观念不见于帛尸梨蜜多罗和慧简的译本，并且，贞观十六年玄奘又尚未返回长安，故此时玄奘本的《药师经》还没译出。因此，笔者认为二二○窟的药师经变应是根据达摩笈多《药师如来本愿经》来制作的。这种以药师七佛为主尊的药师经变，可谓初唐画家一个大胆的尝试。
　　除了药师七佛外，这铺壁画尚有许多隋代药师经变不曾发现的细节，例如，七佛所立莲华下的琉璃宝台，则是象征东方净土的琉璃地。琉璃宝台前莲花池中的朵朵莲花，自然就是亡者在药师净土里化生的所在。前方吹奏各式乐器的乐人和跳胡旋舞的舞伎，更强化了药师净土的欢愉和富庶。此铺药师经变的对面是一铺阿弥陀经变，这样的配置方式在莫高窟一直延续到西夏（一○三二 ～ 一二二七年）。一方面，药师佛的净土在东方，阿弥陀佛的净土在西方，故设计者将药师经变和阿弥陀经变对称地安排在窟室的两壁，自然十分合理。另一方面，这种安排方式也在说明，自唐代始，药师信仰转而与弥陀信仰的关系变得比较密切。
　　阿弥陀佛在尚未成佛，为法处菩萨时，曾发诸大愿，其中之一就是“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诸菩萨阿罗汉寿命无央数劫，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注73】这段文字说明，往生西方净土者皆长寿。换言之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所代表的是无量寿的圆满，此不正与药师信仰注重解厄延寿的精神相契合吗？这也许是药师信仰和弥陀信仰息息相关的另一原因。
　　不过，二二○窟的药师经变亦保存了隋代经变的部分特色。所以，在此铺经变里，我们依然发现了隋代药师经变常见的七层灯、五色彩幡和十二神王。在此，灯的数目增加，共计三座。一是药师七佛第四尊前楼阁式的灯架，另外，自左与自右数来第二尊立佛前，各有一树形圆轮状的灯架。又因为十二神王在达摩笈多的译本中解作十二夜叉大将，所以图中左右分立的十二神王均浓眉大目，不再穿天衣裙裳，而著头盔军甲，宛似将士一般。这十二神将的头盔上还有蛇、龙、兔等装饰，这种头饰则是早期药师经变所不见的。
　　敦煌盛唐的药师经变虽然只有三铺，但是它们的构图布局，奠定了以后药师经变发展的基础。所以，盛唐时期在药师经变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敦煌一四八窟的药师经变就是盛唐创作的一个新典型。此铺药师经变（图五）与无量寿经变（图六）分别绘制在窟口的北南两侧，这种配置方式在敦煌的曹氏统治时期（九○七 ～ 一○三二年）的石窟中还时有发现（参见附表）。此二铺大型壁画规模宏伟，均将主尊如来安置在全经变的中心，两侧配以侍菩萨及圣众围绕。后方和两侧画宫殿楼阁，富丽堂皇。空中不但有诸佛乘云而来，并有各式乐器在空中飞舞，倍增祥瑞。前方莲池中央平台上，一群伎乐天正在歌舞，绮丽欢乐。两侧平台各有一化身佛，两侧眷属围绕。药师经变的右侧绘药师十二大愿一条，左侧画九横死一条。观无量寿经变的右侧绘未生怨一条，左侧画十六观一条。此二铺经变气魄雄伟，主题明显，皆以净土世界为主体。它们的布局几乎左右对称，人物众多，建筑安排层次井然，空间深远，二者的结构形式十分类似，二者使用的母题 (motif)也有不少相似之处。这样的安排必与《药师经》的经文有关，《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言道：
　　药师琉璃光如来所有诸愿及彼佛国土功德庄严，乃至穷劫说不可尽，彼佛国土一向清净，无女人形，离诸欲恶，亦无一切恶道苦声。琉璃为地，城阙、垣墙、堂阁、柱梁、斗拱周匝罗网，皆七宝成，如极乐国。
　　经典既然明言药师佛的琉璃世界和极乐国一样，在绘画表现上，二者自然可以使用同样的母题。这种现象是唐代药师信仰和弥陀信仰关系密切的另一明证。一四八窟的药师经变既然与观无量寿经变如此相似，我们如何才能分辨它们呢？早期药师经变的图像特征，例如，主尊药师佛的左侍是双手捧持日轮的日光菩萨，右侍是月光菩萨。前方左右二平台上的药师十二神将，都是判识此铺药师经变的重要凭借。不过，更重要的是药师净土两侧有十二大愿和九横死各一条，它们是盛唐以来辨识药师经变的一大依据。
　　十二大愿与九横死是药师信仰的精神所在，前者是药师佛为本行菩萨时，所发的誓愿；后者为九种横死之人，他们在药师佛的救护下，寿命复得延长。今将敦煌写经中常见的帛尸梨蜜多罗、慧简以及玄奘翻译《药师经》中的十二大愿和九横死抄录于下，作一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