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城市佛教述论

上海近代城市佛教述论
　　吴 平
　　内容摘要：近代上海城市佛教能积极适应新的形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自有其海派特色，大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佛教。作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中心，近代上海城市佛教对当时及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上海佛教 城市佛教
　　上海近代城市佛教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5月。这一历史时期，是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激烈、最深刻的时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过渡和转型的时期，也是外敌的侵略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佛教在社会变革与文化冲突之下经受了猛烈的冲击与严峻的考验，通过对自身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终于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其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为佛教振兴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佛教的发展与其他各地有所不同，自有其特色。
　　一、居士团体与佛教组织
　　近代上海汇集了一批著名的高僧，如月霞、谛闲、印光、宗仰、应慈、圆瑛、兴慈、太虚、持松等人。他们有的研究佛学，著书立说，讲经弘法；有的组织佛教团体，推动佛教发展；有的从事佛教教育事业，培养造就青年僧才；有的广结善缘，乐善好施；有的开展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有的是开山祖师；有的修建扩建寺庙建筑；这些著名的高僧都为上海近代城市佛教的发展乃至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佛教虽然以出家僧人为住持佛法的中心，但在家居士在弘扬佛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在家居士与佛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居士佛教的勃兴，成为近代佛教振兴运动中非常显著的特征，这在南京、上海两地最为突出。
　　近代上海城市佛教之所以能够获得飞速的发展，与上海的居士佛教作为全国居士佛教运动的中心，汇集了一批著名的居士是分不开的。这些居士信仰虔诚，知识渊博，与政治界、经济界联系紧密，活动能力强。正是凭借这些能够呼风唤雨的著名居士，近代上海城市佛教才能得到如此之大的发展。在这些著名居士中，有一些原是政界、军界的显要人物，如程德全、屈映光、叶恭绰、关絅之、施省之等人皆是。如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的程德全，于1922年面请当时的总统徐世昌，要求修改管理寺庙条例，保护佛教权益。又如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在上海成立法宝馆，发起影印《续藏经》、《碛砂藏》、《宋藏遗珍》等佛藏。
　　在这些著名居士中，还有一批工商界人士。他们以雄厚的资财赞助佛教事业，为近代上海城市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物资基础。如在上海总商会的董事中，半数以上为佛教居士或倾向佛教者，故称上海总商会为佛教后援会亦不算过分。在这批著名的居士中，还有一些是佛教学者，如江味农、章太炎、蒋维乔、丁福保、范古农等人，他们不仅捐资出力，弘法护教，而且开展卓有成效的佛学研究。那些呕心沥血的佛学著作、精心校勘整理过的佛教经典，为近代中国佛教的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居士团体的纷纷涌现是近代上海城市佛教引人注目的新景象。这些居士团体均以佛教修行、佛学研究、出版佛教典籍及刊物、举办社会慈善事业等为重点。其中以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佛教青年会活动较多，社会影响较大，对近代上海佛教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影响最大的世界佛教居士林为例，由于该组织集合在家居士研习佛法，辅助僧界，谋佛教教育普及世界，故不限国籍，不分种族，定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以阐扬佛旨，昌明佛教，自度度他，庄严法界为宗旨。林务活动主要有发行林刊，开展通俗讲演，举行各种慈善活动，创办第一义务小学及义务通俗夜校等。自１９２７年起，世界佛教居士林组织健全，林友众多，事业蒸蒸日上，开始进入全盛时期。１９２８年成立佛学研究会，由太虚、持松、兴慈、常惺等任指导员。同年还组织暑期讲习会。由著名高僧、居士、学者开讲佛教典籍。１９３０年，开设“星期佛学研究会”，范古农为指导员，于每星期六晚上、星期日下午及晚上各举行一次研究会。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宣讲佛法分通常演讲与特别演讲两种。通常演讲请深明教理的法师于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演讲。特别演讲随缘恭请诸大法师、诸大居士莅林演讲经论，或开示法语。先后有太虚、圆瑛、谛闲、印光、弘一、兴慈、丁福保等高僧、居士前来讲经开示。这些演讲活动，提高了在家居士的佛学修养。世界佛教居士林与上海近代城市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它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近代上海佛教的鼎盛时期，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上海城市佛教振兴的标志之一。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影响之下，全国各地也陆续成立了一些居士林，虽然规模大小不一，均发挥了联系在家居士，促进佛教振兴的作用。（1）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佛教僧团逐渐形成了以寺院经济为基础，以宗谱法系为网络的丛林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经常出现互相攻击、争夺财产、彼此倾轧的种种弊端，成为佛教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严重阻碍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民国成立之后，出现了为某一目的、任务而形成的佛教组织。如1913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统一组织，不仅有出家僧人参加，而且还吸收了在家居士，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出家僧人与在家居士相疏离的局面，联络广大佛教徒团结一致，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佛教日趋衰微的命运，成为近代佛教振兴运动的先导。
　　近代上海佛教界成立的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以及各种地方性佛教组织，如中华佛教总会、中国佛教会等，完全不同于法系相承的宗派，而是佛教徒自己推选产生的佛教管理组织，它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了传统宗派的封建性、宗派性和地方性，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推动了佛教的正常发展。由于上海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宗兼弘的传教方式，为上海的佛教组织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使这些佛教组织显得更为完善，从而在团结广大佛教徒爱国护教，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兴办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及慈善事业等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
　　二、寺庙与宗派
　　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上海的一批商人、资本家在经营中获利甚大，他们为了求得精神上的依托，纷纷慷慨解囊，赞助佛教，不仅使原有的寺庙获得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还兴建了一批寺庙。上海的新兴寺庙，至抗战前夕，约有149所，其中如法藏寺、清凉寺、海会寺、圆明讲堂等，规模较大。其他中小型寺庙，或购地自建，或租屋改造，亦有外埠寺院来沪设立下院。这些寺庙大多以做经忏佛事为营业，当时政府也从中牟利，向寺庙僧徒征收寺院经忏佛事税（至1932年停止征收）。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僧尼纷纷避难租界，或购屋改建寺庙，或租屋自立小庙，皆以做经忏佛事为营业，寺庙因此而大量增加。近代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寺院经济也带有资本主义色彩，这在寺庙中都有所反映，如静安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房地产收入。２０世纪初以来，静安寺将土地出租给商人、房地产商以牟取丰厚利润。周围大批新、旧式里弄房、商店、银行、娱乐场所都是当年静安寺出租土地建成，甚至原寺基部分亦被相继出租，寺墙为店铺遮掩。（3）总之，众多的寺庙，雄厚的经济收入，是上海城市佛教作为近代中国佛教中心的标志之一。
　　上海作为近代大都市，弘扬佛教各宗派的高僧云集于沪，所以中国佛教的各宗派几乎全汇集于此，这与上海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政治局面因租界的存在而相对安定是分不开的。这种佛教各宗派并兴同振的格局成为上海近代城市佛教的一个显著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上海佛教僧人并不局限于各自传承的宗派，他们或禅净双修、或台贤并弘，或教演华严，行在禅宗。这种各宗派相互融通的特点，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佛教是开放型的而非封闭型的，为以后上海城市佛教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佛教文化事业
　　上海是中国近代佛教刊物的发源地，也是佛教刊物出版最多的地区，这与各宗派的汇聚、佛门高僧和著名居士云集上海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上海佛教界创办的佛教刊物约有30多种,是当时中国佛教报刊出版最多的地区。其中如创刊于1930年10月的《佛学半月刊》，先后由范古农、余了翁等人任主编。版式开始形同4开报纸一张，至第25期，改为16开报纸书本式，增至8版。自30期起，又增至16版。内容旨在弘扬佛学，凡名家论述，只要不违佛理，尽量予以登载。范古农任主编期间，辟“佛学答问”一栏，对当时普及佛教起到了推动作用。《佛学半月刊》收费低廉，有赠有订，销量超过一万册，为中国近代佛教刊物发行量之冠。上海地区佛教刊物的繁荣景象，也充分反映了上海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兴盛。这些佛教刊物既宣扬了佛教文化，亦为佛教振兴运动大造声势，扩大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对促进近代佛教的振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部分佛教刊物对增进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更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些佛教刊物还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史料，对研究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4）
　　清末以来，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四川、湖南、广东等省都有佛经流通的场所，出版的佛教经书皆为雕版印刷，成本高，印数少，不便流通。进入20世纪后，上海的印刷业发展较快。佛教界人士认为必须广印佛书以弘扬佛法，于是作为当时中国出版印刷中心的上海，出版印刷的佛学书籍居全国之冠。以出版佛学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有上海佛学书局、上海佛教功德林佛经流通处、世界佛教居士林佛经流通处、弘化社、般若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局、明善书局等。上海其他颇有名气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医学书局、有正书局、世界书局、泰东图书局、国光印书局等，也都出版发行过一定数量的佛学书籍。在这些出版机构中，以上海佛学书局最为著名。上海佛学书局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一家佛教书籍出版机构，具有三大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把出版、印刷、流通三大功能密切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二是建立了一个由总局、分局、分销处三级机构的统一流通网，使得全国各地都有它的流通机构；三是代理发行全国的佛学书籍，把以往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出版机构所出版的全部佛学书籍纳入了统一的流通渠道。正是由于佛学书局具有以上这些特点，终于使它成为中国最大的佛学书籍的出版发行机构。在一段时间内，全国各地佛教学者所撰写的佛学著作，大都由佛学书局编辑出版；全国各地书局和刻经处所刻印、出版的佛学书籍，均归佛学书局统一流通。其经营规模之大，流通范围之广，在中国可以称得上是独一无二。据1937年5月编印的《上海佛学书局第九期图书目录》统计，该局编辑出版发行的佛学书籍有3319种。佛学书局在国内有八处分局，100多个分销处，在香港设有特约经销处，与印度、泰国、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国均有业务往来。由此可见，上海作为中国的出版印刷中心，不仅迅速出版了上海地区佛教学者的著作，就是其他地区佛教学者的著作，也有很多是在上海出版的。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称得上是上海佛教出版事业的一大特色。（5）
　　近代以来，随着新的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佛教大藏经的刊印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如果用铅字排版，同样的字数，铅字排出的版面篇幅，要比木刻版面的小，而且简洁、明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印刷能力得天独厚。上海佛教界凭借这个优势，重新编纂、印刷、流通了《频伽藏》、《续藏经》、《碛砂藏》、《宋藏遗珍》、《普慧藏》等七种大藏经，为中国的佛教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也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近代中国出版的佛教大藏经，绝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出版的。1911年至1920年，上海频伽精舍删除日本《缩刷藏经》中的考异校勘与日本撰述部分，用四号活字排印出版，通称《频伽藏》，成为中国第一部用铅字印刷的大藏经。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将日本的《大日本续藏经》影印五百部流通全国。1930年，在西安卧龙寺和开元寺发现了《碛砂藏》，此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发行五百部。1943年，盛普慧居士出资在上海编辑出版《大藏经》，世称《普慧藏》。上海近代以来各种大藏经的出版发行，使很多流传很少的佛教典籍得以广泛流通，促进了近代佛学的研究，为近代中国佛教的振兴奠定了理论基础。（6）
　　四、佛教院校与佛学团体
　　自从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以寺产兴学的倡议后，全国出现占寺办学的风潮，佛教寺院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佛教界有识之士开始“办学保产”，即自办佛教院校以自救。在上海，创办了近代第一所佛教大学——华严大学，此后还有上海佛学院、法藏学院、楞严专宗学院、静安寺佛教学院等，其中尤以静安寺佛教学院在全国的影响最大。静安寺佛教学院创立于1946年5月，太虚法师为首任院长。1947年3月，持松法师继任院长，白圣为副院长，师资一时称盛：本光法师讲授佛学概论、比较宗教学、唯识论，道源法师讲授贤首教仪，度寰法师讲授因明学，林子青讲授印度佛教史，秀奇法师讲授美术。在这些教师的指导下，静安寺佛教学院学风严谨，学术气氛浓厚。1948年1月静安寺佛教学院创办了《学僧天地》，白圣为社长，持松为名誉社长，林子青等人为编辑顾问。该刊除发表本院学僧的文章外，还有慈航、大醒、法尊、南亭、雪嵩、演培、季羡林、叶圣陶等著名高僧和学者为《学僧天地》撰稿。该刊为月刊，仅出六期，但在佛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
　　上海佛教界除了创办佛教院校，培养僧才外，还先后成立了一批佛学团体，如觉社、法苑、中华佛化教育社、法明学会、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弘一大师纪念会、法相学社等。这些佛学团体聚众讲经，研讨佛学，弘扬佛法，推动了上海近代城市佛教的发展。如1926年2月成立的中华佛化教育社，以提倡佛化教育、改善人心、消灭战争为宗旨。太虚法师任社长，王一亭任董事长。7月24日，中华佛化教育社在功德林召开新闻招待会，由刘仁宣报告社务工作，近期主要有以下八项：1、发行佛教教育新闻杂志及其他刊物；2、编译各种佛化教科书；3、提倡各寺院设立佛化学校；4、提倡各学校开佛学专科或增授佛化学科；5、组织化装宣传团巡游各地；6、提倡各省区、各大名山设立佛化图书馆；7、派遣专员赴各国考察教育现状以资改良；8、收罗保存佛教历史古迹等物。目前巳在上海、苏州、杭州各办了一所学校，《海潮音》也移交该社，佛化图书馆正在筹办之中，其余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太虚法师对社务之进行不遗余力，决定组织佛教演讲团先赴南京宣传佛法，选举团长2人，团员5人，并印刷宣传品。此外，将日本佛教视察团所赠东亚佛教大会的纪录片，赴各地放映。1927年2月，中华佛化教育社社址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法苑后，更是积极进行佛化教育新运动，颇有成效。巳在虹口圆通寺设佛化教育讲习所，在阐北观音堂、虹口雪窦寺等处设宣讲所，在法藏寺设佛化教育社电影宣传团，在龙华寺设难民收容所。中华佛化教育社作为太虚法师佛教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
　　五、汉藏佛学的沟通
　　藏传佛教自元代以来不断传入内地，但始终未能在内地扎下根。到了近代，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宁玛派同时在上海流传，开始对上海城市佛教产生影响，不少人提出求取藏传佛教来振兴和发展汉地佛教的主张，尤其是立志于复兴密教的僧众试图融合藏密、东密来建立圆满的内地中华密教。
　　近代上海佛教界对汉藏佛学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视，经常邀请藏传佛教上师以及入藏求法的高僧来沪弘传藏传佛教。如九世班禅先后两次来上海传法，１９２５年４月，九世班禅来到上海。上海各界举行欢迎大会，并请他讲经。九世班禅的说法由志圆传译大旨，以正心、正法、正身为三大要点，同时传授释迦牟尼心咒。到会者不下千人，还有一些欧美人士。１９３４年３月９日，上海方面由段祺瑞、王一亭、陈圆白等发起，在杭州灵隐寺启建时轮金刚法会，特派代表至南京，请九世班禅赴杭州主持法会。法会结束后，九世班禅于５月22日抵沪。次日，九世班禅邀请吴铁城、王一亭、段祺瑞、许啸天、杜月笙、陈圆白等人发起组织菩提学会，弘扬藏传佛教，以满足汉族地区佛教信徒的需要。为沟通汉藏文化，还准备成立蒙藏学院。 6月3日，九世班禅在上海近三万人的欢迎大会上发表了《蒙藏为中国重要国防》的演说。其他高僧如白普仁喇嘛、喜饶嘉措上师、诺那尊者、能海法师等人，都先后来沪讲经说法，修法灌顶，他们还建立了弘传藏传佛教的道场，如菩提学会、金刚道场、诺那精舍、莲华精舍等。上海的佛学出版机构，也陆续出版了一些藏传佛学著作。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与发展，使汉藏佛学得到了进一步的沟通，起到了联络民族感情、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这是上海近代城市佛教的一个显著特色，也是上海作为中国近代佛教中心的一个标志。（9）
　　六、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
　　近代上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也不例外。上海佛教的对外交流始于19世纪初，大多以参访、游学、考察、留学等形式出现。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这种交流的形式逐渐多样化，次数愈加频繁，交往的人数逐步扩大。一些去日本学习佛法的留学僧，回国后大多在上海弘法。一些留学日本的学者，回国后常寓居上海译著佛学著作。一些去其他国家留学的僧人，也大多是从上海出发的，他们学成回国后，有的就在上海弘法。此外，国外僧人、佛教学者的来访，也给上海佛教界带来了新鲜的气息。
　　在南传佛教盛行的国家，由于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刺激和西方文化的挑战，佛教也有所振作，他们主动与中国佛教界进行文化交流。1935年，锡兰（今斯里兰卡）僧人纳罗达法师来上海弘法，住在上海佛教净业社。每星期日上午9时半，纳罗达在觉园内的佛音广播电台用英语播讲佛学。讲完之后，又由上海佛教净业社中精通英语的居士译成汉语。每星期日下午，纳罗达又在上海佛教净业社讲堂演讲南传佛教，深受上海佛教徒的欢迎。上海佛教净业社还举办了一个巴利文研究班，请纳罗达任教师，以满足上海佛教徒学习巴利文的要求。巴利文研究班分速成班与普通班，速成班每日上课，普通班每星期日上课。由于学费全免，听课者甚多。纳罗达建议中国佛教会派遣青年僧人赴锡兰学习南传佛教，得到了中国佛教会和上海佛教界的采纳，组织了一个锡兰学法团，成员有慧松、岫庐、惟幻、惟植、法周等5人。锡兰学法团成员的路费、邮资、书籍及其他费用由太虚、常惺、大悲、许世英、简玉阶、王一亭、叶恭绰、黄涵之等人筹措，学习期间的衣食住宿均由锡兰供给。1936年3月8日，锡法学法团在上海中国佛教会举行宣誓典礼。4月，锡兰学法团从上海出发，5月初抵达锡兰，受沙弥戒，随纳罗达学习梵文、巴利文、英文及僧伽戒律。7月29日，于克莱尼亚受比丘戒。他们勤奋钻研南传佛教，行解双优，取得了好成绩，并经常向上海佛教界汇报学习情况和锡兰佛教的现状。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推动。近代佛教之所以能得到振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畅通的环境。近代上海是当时中国的佛教中心，全国性的佛教组织设在上海，佛门高僧、著名居士也大多云集上海，使得上海能够集中全国佛教界的精英来进行佛教文化研究，促进了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上海佛教界与各国佛教界的互访、交流，共同研讨，提高了佛学研究的水平，促进了佛教的进一步的流传，不仅对近代上海城市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0）
　　七、社会慈善事业
　　慈悲是佛教的责任，是佛法的根本，慈悲精神渗透在所有的佛教教义之中。在近代上海，与佛教文化事业同时并进，对民众影响最有力的是佛教慈善事业的开展。近代中国，战火不断、水旱频烦，兵匪横行，造成难民、贫民无数。上海佛教界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赈济难民、贫民的重任，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佛教的慈善事业。
　　上海佛教界目睹近代西方在华教会兴办的社会慈善事业对于传教的作用，于是不得不急起直追，因而在传统的赈济内容之外又建立了一些慈善组织与机构，如佛教慈悲会、上海佛教慈幼院、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上海佛教同仁会、净业教养院、上海福幼院等。这些慈善组织与机构的创办，体现了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在一定程度减缓了的百姓的苦难。如上海佛教同仁会自1939年成立之时起，即着手策划有效的救济工作。首先创办施粥处。其办法是筹募经费若干，印成５分券、６分券粥票，订成小簿，向各界人士劝募认购。该粥票簿携带和分发非常便利。同时由该会特约全市热心慈善事业的４０余家粥店，作为施粥的供应点。贫民或流落街头者，由该会发给粥票（亦可由施主购买后，直接施给难民），可持票至特约粥店吃白粥一碗。自此施粥之举倡行后，全市贫民，受益非浅，当时施粥情景非常热烈，各报亦常为之宣传，故二年半中发放粥票７７０余万张。前后施粥５年，得免费吃粥之贫民，其数竟达一千余万人。后因物价不断上涨，粥价亦随之上升。１９４３年一碗粥价为１元５角，最后竟为中储券１５０元。日寇侵占上海后，时常封锁某一地区多日，断绝一切交通，造成饿死者甚众。１９４１年８月，上海南市难民区被日军封锁七昼夜。佛教同仁会一面向日军交涉，获准运粮前往救济，一面向各界募集各种食品，满载卡车，运往南市难民区赈济，每日受赈者七、八千人，直至封锁解除。上海佛教同仁会的善举还有临时救济上海市遭受火灾的居民，设立施诊所，赈济皖南地区灾民，收容外地来沪难民等，不胜枚举。（11）
　　上海佛教界的慈善事业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许多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使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深入人心，扩大了佛教的影响。近代上海的其他宗教，由于经济实力的原因，在慈善团体的数量、慈善活动的规模以及社会的反响方面，都难以与佛教界相抗衡。
　　上海佛教界创办了一些医院和诊所，如佛化医院、佛教医院、佛教时疫医院、佛光疗养院、佛教平民诊疗所、慈光施诊所等。这些医院和诊所将医学与佛学结合于弘法活动中，以佛法医治人心之痛苦，以医术治疗人身之疾苦，使人们获得身心俱治的效果。佛门的慈悲精神在此得到了最完满的体现。尽管这些佛教医院和诊所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但利用治病给药的方式传播佛法，对扩大佛教的影响，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佛化医院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由陈其昌发起创立，得到印光、圆瑛、聂云台、屈映光、李貌丹、江易园等人的赞助，以供养出家僧众、优待在家居士、救济贫病为宗旨。其简章称：“世人疾病，不外两种所造：一由养身失宜，二由养心无道。故本院以佛学治人心病，医术疗人身病，身心并治，福慧双修。期能除疾苦，解罪业，出轮回，生净土。”该院为实行慈悲救苦起见，概不规定诊金，只收取挂号费以弥补开支。共分九科：内科、外科、妇科、幼科、喉科、眼科、肺痨科、戒烟科、针灸科、按摩科。全天应诊，其诊例为：（甲）供养僧宝（以比丘、比丘尼为限，送诊送药，不取分文）；（乙）优待居士（以巳入佛教团体者为限，号金二角，药费照付）；（丙）救济贫病（号金二角，药费在内，赤贫酌免）；（丁）普利大众（号金四角，药费照付）。其住院病房头等室每日３元，二等室每日２元，三等室每日1元，僧众优待减半。如遇垂危病人，送入吉祥室，并请法师、居士开示助念，一切悉遵饬终津梁办理，以期舍报命终，往生极乐。经费来源：捐助或代募四元八角者为一小愿，四十八元者为一中愿，四百八十元者为一大愿，可以数人共成一愿，亦可一人任数愿。佛化医院除请法师、居士常年礼念阿弥陀佛外，每日加念药师如来观音圣号各一次，专为祈祷病者消灾延寿，并设立长生禄位、西方莲位两处，以资回向。凡蒙捐助或代募一大愿者，得设立长生禄位及超荐先亡西方莲位各一座，以永久为期，一中愿者１０年为期，一小愿者１年为期。为鼓励各地广设佛化医院、普济疾苦众生，该院还培养医士。凡皈依三宝、发心济世、有志习医者，面试通过后，予以一年读书，一年实习，毕业后或在本院服务，或随时派往各处任医。（12）
　　由于鼓励私人办学，放开办学权限，近代上海的教育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还是有很多贫寒子弟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此外，天主教、基督教在上海办了一些学校，这些教会学校带有殖民色彩，宣扬西方民族优于中华民族，一面授课，一面传教，推行奴化教育。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上海佛教界也创办了一些学校，如同岑小学、留云小学、世界佛教居士林第一义务小学、静安义务小学、南翔乡村小学、兴慈中学等，这一方面是出自佛门慈悲为怀的精神，收留贫寒子弟入学；另一方面也是与教会学校相对立，带有强烈的民族自尊精神。在这些学校中，以兴慈中学办得最有特色。兴慈法师的皈依弟子项守成遵照其父亲“将家庙及庙产赠与高僧大德”的遗嘱，将庙产赠给兴慈法师。兴慈法师接受了庙产，作为办学经费，于１９４６年秋，嘱托弟子惟云负责创办一所中学。惟云当时任一心兰若住持，他将位于闸北共和新路的一心兰若的全部房屋作为校址，增建教室讲堂。１９４７年１月，校舍大部完成。为纪念兴慈法师办学的功德，定名为“兴慈中学”，于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０日正式开学，招收初、高中学生２６７名，聘请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２０余人。有一半学生享有减免费待遇，师生一律素食，充分显示佛教办学之特色。兴慈中学校风严肃，颇得社会好评，故创办以来生源渐增。兴慈中学有自己的校徽、校训和校歌。其校训是“仁义礼智信”，其训育原则是：一、发扬兴慈大师济世济人之精神；二、陶融美德；三、信仰自由，但不得毁损佛道；四、培养优良学风，严禁参加外界活动；五、发展个性，奖掖天才；六、提倡素食，励行节约。（13）
　　综上所述，近代上海佛教界能积极适应新的形势，建立了全国性的居士团体和佛教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佛教振兴运动，创办了一些在全国颇具影响的佛教文化事业，举办了一些重大的佛事活动和社会慈善事业，自有其海派特色，大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佛教。作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中心，近代上海城市佛教对当时及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代上海城市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注释]
　　（1）《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37期，《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4卷—16卷，黄夏年主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10月。
　　（2）吴平：《上海近代佛教组织综论》，《寒山寺佛学》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
　　（3）瞿钧主编：《静安区志》第6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11月。
　　（4）吴平：《民国年间上海地区的佛教报刊杂志》，《法音》，2000年第11期。
　　（5）吴平：《近代上海的佛教出版机构》，《华夏文化》，2000年第1期。
　　（6）高振农：《大藏经的刻印》，《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1月。
　　（7）清净：《近代上海的佛教院校》，《人海灯》，2000年第4期。
　　（8）吴平：《太虚法师与近代上海佛教的振兴》，《佛教与现代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月。
　　（9）吴平：《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与发展》，《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
　　（10）吴平：《民国时期上海的对外佛教文化交流》，《法音》，2001年第11期
　　（11）胡松年：《上海佛教同仁会近年工作报告》，《弘化月刊》第83期。
　　（12）吴平：《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佛教医院诊所》，《法音》，2003年第5期。
　　（13）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2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作者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特藏部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觉群佛教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