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回鹘佛教研究概述

今天的维吾尔族（古称回鹘）约有700万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在9—15世纪间，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是佛教徒，他们用回鹘语文翻译佛教经典，创作佛教作品，开凿佛教石窟，绘制佛教壁画，使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佛教在回鹘中的长期流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回鹘的历史与文化，以致成为回鹘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一方面从周边同一信仰的民族(如汉、藏、粟特、吐火罗)及印度诸族那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同时又对周边诸民族(如藏、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的佛教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回鹘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20世纪以前，人们对回鹘佛教文献茫然无所知晓，学界对回鹘文化的了解仅仅局限于汉文及穆斯林史料中一鳞半爪的记载。
　　人们对回鹘佛教，包括文献、艺术乃至回鹘佛教历史的重新认识，可以说都是以西域、敦煌的考古发现为先导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列强掀起了一股争赴新疆、敦煌诸地考古探险的热潮，发现了大批的写本、刻本残卷(包括书写、刊刻于纸、皮革、棕榈叶、桦树皮、木板、竹子、丝绸等凡可用于书写的材料)和其他文物，如雕塑(包括泥塑、木雕、铜雕)、绘画(包括壁画、绢画、麻布画、木板画)、刺绣、陶器、印玺、钱币等。为数丰富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文物就是这些文化遗产中最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
　　这些文献刚出土不久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少人都投身于对这些文献的释读、研究与刊布，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专家。最早的如德国的缪勒(F.W. K. Müller)、勒柯克(A. Von Le Coq)、邦格(W. Bang)、葛玛丽(A.von Gabain)、俄国的拉德洛夫(W.Radloff)、马洛夫(S.E.Malov)和日本的羽田亨等,继之又有德国的茨默(P. Zieme)、罗伯恩（K.Rohrborn)、法国的哈密顿(J.Hamilton)、英国的克劳逊(G. Clauson)、匈牙利学者卡拉(G.Kara)、日本的山田信夫、小田寿典、梅村坦、森安孝夫、百济康义、庄垣内正弘、俄国的土谷舍娃(L.Ju.Tugusheva)、土耳其的阿拉特(R.R.Arat)和提肯(S.Tekin)等一大批回鹘文专家。他们从收集支离破碎的资料入手，整理、释读，筚路篮缕，前赴后继，终于取得令世人注目的成果。
　　我国对回鹘文献的研究起步较晚,发韧于本世纪50年代。在此期间，冯家昇先生先后发表了《回鹘文与回鹘文〈玄奘传〉》（载《大公报》1952年3月4日）、《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丙种一号，北京，1953年)、《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载《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第183—192页)、《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载《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第90-97页），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玄奘传》记述了唐朝高僧玄奘由长安首途西行印度寻求佛法的传奇经历，于10世纪左右由著名的回鹘译经大师胜光法师译为回鹘文，现存写本多件，除巴黎、圣彼得堡和柏林所藏外，大部见藏于北京图书馆，凡250叶左右。冯家昇先生在长达35页的《研究报告》中，分九部分对该文献的译者、翻译时代、纪年方法及回鹘文译文本身等进行了较详尽的论述，并整理出“本书残叶与汉文本卷叶对照表”，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后，我国回鹘文专家耿世民先生又对该文献的第七卷进行了研究，发表有《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一）（载《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第249-262页，德文载《中亚研究》第19卷，1986年，第253—277页）、《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二）（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民族语文专刊第3辑，1980年，第267—304页）。聂鸿音在《回鹘文〈玄奘传〉中的古音字》（载《民族语文》1998年第6期，第62—70页）中通过研究写本中的古音字以探讨当时西北汉语音韵；黄盛璋先生则撰文《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第9—23页）对该写本涉及到的中亚、印度地名、民族名称的对音进行研究。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是中土高僧所撰的“伪经”，在中原地区并不十分流行，正规的大藏经一般都不予收录，有趣的是，该经却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其抄本、刻本残卷在西域、敦煌诸地都有发现。冯家昇先生研究了现存于我国的折叠式刻本，计有三张七面半。其中二张中有“陈宁刊”三字。在冯先生研究之基础上，张新鹰撰文《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读冯家昇先生一篇旧作赘言》（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第127—131页），指出陈宁的雕版活动主要在元朝中叶，该文献的刻版地应在杭州。刘元春又撰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辨析——兼谈高昌回鹘佛教的社会文化意蕴》（载《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第50—59页），认为该经虽“伪”，但因其符合高昌回鹘社会的需求，故而得到广泛传播。
　　在冯先生发表的三件文献中，最受我国学界重视的当推1959年于哈密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这件由586叶写卷组成的文献，是一部大致写成于8—9世纪的佛教剧本，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组成，是现知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文献之一。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剧本，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我国学者对该写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重要的成果。其中耿世民先生贡献尤著，他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专著，荦荦大端者有：《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47—159页（研究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之序言）；《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英文），载美国哈佛大学《突厥学报》第4卷，1980年，第101—156页（汉文载《西北民族研究》试刊号，1986年，第129—157页）；《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载《文史》第12辑，1981年，第211—22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六幕研究》（英文），载美国哈佛大学《突厥学报》第9卷，1985年，第71—132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幕研究》（德文），载《古代东方研究》第14卷,1987年,第350—37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一幕研究》（德文），载同上，第15卷,1988年,第315—38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三幕研究》（德文），载同上，第18卷,1991年,第264—29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五幕研究》（德文），载同上，第20卷,1993年,第182—234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前五幕研究》（德文），2卷，威斯巴登，1987年。
　　我国回鹘文研究专家李经纬对该写本的研究也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先后发表的研究成果有：《〈如来三十二吉相〉回鹘译文浅论》，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47—56、7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载《民族语文研究论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673—704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初探》，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1—26页；《佛教“二十七贤圣”回鹘文译名考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第28—4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卷研究》，载《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0—211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续》，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2期合刊，第45—68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首品残卷研究》，载《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第54—62页。
　　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克尤木·霍加对该写本的研究也颇值得重视。他们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1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整理刊布了序言与前4幕。除了用汉、维吾尔两种文字的译文之外，尚有原文转写、内容考释、语法成分与词缀、照片登记表等，并附有原件照片，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他们还发表了十余篇很有价值的论文，计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幕研究》，载《新疆大学学报》(维文版)1982年第1期，第56-85页；《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章简介》，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第97—112页；《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维文版)1982年第4期，第84—150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品研究》，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1期，第50—64页；《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载《新疆艺术》(维文版)1984年第4期，第56—66页；1984年第5期，第30—47页；《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载《新疆文物》(维文版)1985年第1期，第8—96页；《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载《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第30—36页；《〈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载曲六乙、李肖冰主编《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19页。
　　除上述之外，值得重视的论文尚有季羡林《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4期，第6—19页；《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64—70页；沈尧《〈弥勒会见记〉形态分析》，载《戏剧艺术》1990年第2期，第4—12页；张龙群《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载《新疆艺术》1995年第2期，第44—47页，等。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弥勒会见记》这一文献本身及其在维吾尔族与中国文化史中地位的认识。
　　继冯家昇先生之后，耿世民成为我国研究回鹘文文献的主将，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上文提到的他对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吐鲁番本《玄奘传》的研究之外，他还研究了敦煌出土的《八十华严》（《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载《民族语文》1986年第3期,第59—65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一),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第68—77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二),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86—90页）、《阿毗达磨俱舍论》（《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一),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86—90页；《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二),载《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第56—61页）、吐鲁番发现的《土都木萨里修寺碑》（《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第77—83页）、酒泉文殊沟发现的《重修文殊寺碑》（《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第253-264页）、酒泉东关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语言文学增刊3),1986年，第95—101、123页；《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研究》,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54页）和吐鲁番出土的《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载《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载《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第26—31页）等。耿先生所研究的文献，除《金光明最胜王经》外，都收藏于国内，由他首次译释、研究、刊布，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突厥学界对回鹘文文献进行全面研究的工作。
　　《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弥勒会见记》之外的另一部篇幅巨大的回鹘文古文献，系据义净译本转译而成。现存写本六种，刻本一种，计有400多叶，大多见藏于圣彼得堡和柏林，其中的刻本保存完好，字迹清楚，成为我国及国际回鹘文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斯拉菲尔·玉素甫与克由木·霍加合著有《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片断》（载《源泉》(维文)1980年第2期,第359—372页）；卡哈尔·巴拉特与迪丽达尔·买买提敏合著《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载《新疆社会科学》（维文）1984年第1期，第71—114页）、李经纬发表《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片断)译释》（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48—60页）；1988年至1990年间，张铁山分别发表了他对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四卷第六、七、八品的研究(分别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68—76页；1988年第5期，第55—65、48页；《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97—109页)；周北川发表该经第七卷第十四品(载《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85—90页)。最近，艾尔肯·伊明尼牙孜·库吐鲁克又发表了《回鹘文与〈金光明经〉》（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185—193页）。
　　《阿毗达磨俱舍论》现存写本仅一件，但散藏于瑞典、日本和国内各收藏单位。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已由耿世民在前揭论文中发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叶似与之同属一写本的文献，已由杨富学、牛汝极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33—36页）一文中发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叶，见刊于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载《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第63—70、7页）一文。
　　此外，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杂阿含经》、《增壹阿含经》也都由张铁山研究刊布（分别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348—355页；《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第28—33页）。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文献外，分散研究其他回鹘文佛典的成果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在9-13世纪回鹘佛教兴盛的时代，信徒们大兴土木，修建寺院，开凿洞窟，妆銮佛像，彩绘壁画，蔚为大观。作为高昌回鹘王国的首都，吐鲁番一带佛教非常兴盛，伯孜克里克千佛洞至今还留存着相当丰富的回鹘壁画，其艺术特色，在贾应逸《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特色》（载《新疆艺术》1989年第1期，第43—48页）和任道斌《关于高昌回鹘的绘画及其特点》（载《新美术》1991年第3期，第31—40页）二文中有着精辟的论述。杨富学、赵崇民则撰文探讨了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内容最为丰富的第20窟的壁画与榜题（载《新疆艺术》1992年第6期，第51—56页）。
　　吐鲁番以北的北庭是高昌回鹘王国的夏都，这里的回鹘佛寺遗址中也存留有与伯孜克里克艺术风格一致的佛教壁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新疆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载《考古》1987年第7期，第618—623页）以及古丽比亚、柴剑虹所著《北庭高昌回鹘佛寺争分舍利图试析》（《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167—172页）从佛寺考古、艺术风格和壁画内容诸方面对该遗址的回鹘佛画进行了论述。
　　敦煌的回鹘佛画近来也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刘玉权发表了《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载《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和《沙州回鹘洞窟的艺术》（载《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东京：平凡社，1990年，第240—253页）二文。前者将沙州回鹘洞窟划分为前后二期，杨富学在《论沙州回鹘王国》（英文）（载《中亚杂志》，1994年第38卷第1期，第80—107页）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牛汝极、杨富学还曾撰文《敦煌回鹘文书法艺术》（载《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17—531页）探讨回鹘书法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由于汉文史籍对回鹘佛教的记载甚为零散，故学界对回鹘佛教史的研究着力不多。耿世民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的佛教》（载《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第78—81页）、刘元春在《古代维吾尔族佛教信仰的历史概况》（载《佛学研究》创刊号，1992年，第120—124页）中对佛教在回鹘中的流播情况作了简要论述。孟凡人之《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58—74页）分析了回鹘佛教的文化遗迹、经典留存情况、基本体系与特色。杨富学《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325—351页）则全面叙述了佛教与回鹘的最初接触、盛行直到衰亡的历史。佛教的流行，造就了回鹘译经大师的出现。10世纪左右的回鹘胜光法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耿世民曾撰文《古代维吾尔族翻译家僧古萨里》（载《图书评介》1978年第2期，第29—34页）讲述该法师的重要贡献。后来他又撰成《回鹘文〈玄奘传〉及其译者胜光法师》（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第66—70页）对以前的研究作了补正。近期，张羽新又撰《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第50—59页），以汉文史料的记载为依据，研究了元代回鹘佛教高僧与蒙古宫廷和西藏佛教界间的密切关系。
　　最后，应予提及的是近期出版的几部专门研究回鹘佛教或与之密切相关的专著。其一是耿世民撰写的《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该书分突厥回鹘历史概述、新疆和敦煌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古代突厥文、回鹘文四个章节对古代回鹘文文书作了全面介绍，佛教文献更是其中的重点。接着，杨富学、牛汝极出版《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将敦煌出土的包括佛教典籍在内的早期回鹘文文献全部译为汉语，并对沙州回鹘的佛教进行钩沉。两年后，杨富学又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一书，在收录的21篇论文中，近三分之一都与回鹘佛教有关。杨富学还于同年出版了系统研究回鹘佛教的专门著作《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该书分为六章，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及其与周边民族之关系、译经情况、功德思想、寺院的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一个世纪来回鹘佛教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对回鹘佛教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成就却是很大的，尤其是近20年间涌现出来的成果更是目不暇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其前景令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