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及其价值

　　回鹘是敦煌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的民族之一，自9世纪中叶至17世纪晚期800年间，他们长期繁衍生息于这里，除了朝拜、供养之外，他们还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等石窟中开窟造像，抄写佛经，留下了数量不少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极大地丰富了敦煌佛教文化的内涵。

　　回鹘文是8世纪左右漠北回鹘根据中亚粟特文字母而创制的一种文字，用以书写回鹘语言。其创制虽早，但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文献却几无留存。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大多出自吐鲁番地区，一般为13～14世纪之物，而时代较早的文献，大多都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

　　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文献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藏经洞（敦煌莫高窟第17窟）所出。另一部分则出自莫高窟第464、465等元代洞窟中。这些文献再度问世后，经西方列强的巧取豪夺，今已大多流落海外，主要庋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日本京都有邻馆和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等处，只有很少一部分现藏于我国的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处。

　　前一部分有50余件，时代较早，属9～11世纪的遗物。其中，有19件为世俗文书，主要是往来书信与商品帐目之类。另有一定数量的摩尼教文献和少量未能确定性质的宗教典籍。其余为佛教文献，比较重要的有《善恶两王子的故事》、《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阿烂弥王本生故事》等。尽管文献数量不多，但以其时代早且保存比较完好而深受学术界重视。

　　《善恶两王子的故事》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3509，为一由20大张纸组成的册子式回鹘文佛经，用一根皮条装订，共40叶（80面）。每面有回鹘文7～8行。文献纸呈褐色，厚且粗糙，字体为行书。从内容看，与汉文《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恶友品》 最为接近。应该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回鹘文本沿用的为汉文本《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线索，但并非简单的直译，许多细节不尽相同，如汉文本中有善友太子为救穷苦百姓，求国王开国库，“以五百大象负载珍宝”，回鹘文本中却未提及大象；汉文本称当恶友刺瞎善友双目夺宝而去时，树神将真相告诉了善友，但回鹘文本却将树神换成了一位仙人；汉文本讲果园主曾告诉善友如何看守果园，但回鹘文本却称是善友太子告诉果园主如何看守果园等。这种更动说明回鹘文本的译者对各种说法当有了解，因为在汉文佛经中，有许多故事都属于上述类型，如《贤愚经》所收的《善事太子入海》 和《大施抒海》 之内容就有许多与《大方便佛报恩经·恶友品》基本一样，但在细节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中土高僧伪撰的佛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在回鹘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其回鹘文本在敦煌及吐鲁番等地都有发现，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其中保存最完好的就是英人斯坦因于敦煌发现的编号为Or.8212-104（旧编号为Ch.0013）的写卷。文献长约24.9英尺，卷子式，首部残缺，存466行，似属10～11世纪之遗物，是古代敦煌佛教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经典。

　　《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回鹘文写作āranemi-Jātaka，惟一的一件写本是伯希和于敦煌发现的，现藏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ou?gour 1。此经在现存的汉、梵文本中找不到见原本，从译文中用词多采用龟兹语词汇来看，该经当译自龟兹文。此经的发现，可补汉文大藏经之阙。此外，文书中长达52行的回鹘文题记也很重要。根据题记，不仅可以知道施主是僧慈·阿阇梨（Singsi ā?ari），抄写者是阿尔甫·通迦（Alp Tonga），而且还可以看到施主与抄经者度己度人的大乘佛教思想，尽管经典本身应归入小乘。在古代维吾尔族佛教史研究中，该写本具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这里应特别提及敦煌发现的用吐蕃文字母书写的古代突厥—回鹘语佛教文献《佛教教理问答》。该文献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chinois 5542/P.tibetain 1292，系用藏文行书无头字体（但带有吐蕃王朝时期的特点，如反写元音i等）拼写古代突厥-回鹘语佛典，共44行。残卷长42～43厘米，宽29.5～30厘米，纸呈灰褐色。首尾为三归依文句，中间用问答形式阐述“四生”、“五道”、“三毒”、“十戒”、“六波罗蜜”等佛教基本教义。本残卷为现存同类文献残卷中较为完整的一件，对研究吐蕃与回鹘的宗教与文化联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敦煌发现的后期回鹘文佛教文献数量较多，且篇幅较长，保存比较完整，成为研究蒙元时代回鹘语文、佛教状况、哲学思想和文学成就的至宝。文献内容丰富，经藏有《金光明最胜王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八十华严》、《佛说十王经》及净土三部等，论藏方面有《阿毗达磨俱舍论》、《妙法莲花经玄赞》、《俱舍论颂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等，佛教文学作品有《佛教诗歌集》、叙事诗《常啼与法上的故事》及韵文体的《观音经相应臂喻谭》等，另有密宗文献《吉祥轮律仪》和回鹘佛教哲学著作《说心性经》和回鹘文书信等。

　　在上述文献中，元代回鹘文写本《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以其部头巨大而闻名。该文献现存230叶（460面），计7015行，是现存回鹘文献中篇幅最大且保存最完好的，庋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75A/75B（旧编号为Ch.xix.001～002）。为薄纸册子本，共2册。纸质薄韧，纸幅大小约为17×13.2厘米，每面书15行，文中常夹写汉字，边上有用汉字署叶码。字体为晚期草体，似属元代之物，但拼写法却为古典式的，即一般不见s和z、t和d交替使用的情况。原文作者为5～6世纪印度著名注释家安惠（Sthiramati）。据《唯识述记》记载，安惠曾"即糅杂集，救俱舍论，破正理师。"所谓正理师是指众贤一派的有部学者。安惠的《实义疏》就是用来驳斥正理师以挽救世亲之《俱舍论》的。其汉文本早已失传，仅在敦煌发现有5卷残本，现已收入《大正藏》第29册，依其内容，当为节译本。最近发现的北图女40号等为第3卷完本。 据说有蒙古语译本传世，但未知详情。现知者仅有藏文本比较完整，但也已不全。回鹘文本译者或编者为名叫无念（Asmrta）的法师。所依原文当为汉本，因为抄本中杂有不少汉字，卷首以汉字标明题目为《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卷第一。回鹘文译文明显带有汉文文体特征。书手为生于沙州的吐坎儿·铁木耳（Tük?l T?mür）。由于该写本字迹潦草，加上文义深奥，故研究者不多，深入全面的研究直到近年才得以完成。 该写本的发现、研究与刊布，为复原安惠之《实义疏》，以弥补汉文、藏文大藏经的不足提供了基本依据。

　　在敦煌发现的晚期回鹘文佛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那就是论藏著作数量较多。除上述《安慧实义疏》外，比较重要的尚有《阿毗达磨俱舍论》（存一件，散藏于瑞典、日本和国内各收藏单位）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现存日本京都有邻馆等处） 、《入阿毗达磨论注释》、《俱舍论颂》（大英图书馆藏，编号Or.8212-108） 等。

　　敦煌发现的回鹘文《说心性经》是迄今所知惟一的一部回鹘文佛教哲学原著。回鹘文原作xin（k?ngül） t?zin uq?tta?? nom bitig，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108。该写本为册子本，存405行。纸质细薄，字体较草，但清晰可读。每面写13～15行，拼写法比较规则，只是有时存在t和d、s和z字母交替使用的情况。文中夹写汉字。作者名叫法乘（?）或法藏（?）法师。现存写本之书手为Cisuya。这一《说心性经》本身没有署明年份。但写本的缮写人Cisuya同时又是同一写本（Or.8212—108）中一首哲理诗的作者（即Cisuya Tutung），该哲理诗后有一题记曰：“鼠年九月十日，我于美妙的T'ydw之西之k'w lynqw来此写。”这里的T'ydw即指“大都”，此名在文献中出现即意味着这一文献为元代遗物，文献的书写风格与词法特征也正与此合。书中多处引用出自《首楞严经》和《华严经》的文字。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总论以及心性，第二部分解说关于心性的“三种门”，第三部分论说如何正确理解“三部法”的问题，第四部分为结语。

　　译自藏文的回鹘文密宗文献《吉祥轮律仪（Sri-cakrasamvara）》也相当重要，原卷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Or.8212—109，册子形式，共63叶（126面），1430行，纸质粗厚，呈黄褐色，保存良好，字体为行书，清晰可读。内有用汉字书写的“善哉善哉”（16b）、“了也”（55b）、“善哉了也娑土了也”（58b）等语。此外，在叶5b写有汉字“七”，叶16a写有种子词之类的不明符号。叶46b左上角尚有一处用婆罗谜文书写的梵语sādhu（善哉）。蒙古王子阿速歹（Asuday）之名按元代回鹘文行文习惯抬头一格书写。至于其内容、作者、译者和写本年代，文中有如下记载：

　　t?rt türlüg kezikl?rig yol?a uduzmaql?Υ tan?ng nomluΥ tamΥaq-?Υ ?oΥluΥ Υal?nl?Υ uluΥ baΥ?? naropan?ng kir?tü aΥ?z?nt?n nomlayu yarl?qam??……sak?kiΥ toy?n uluΥ baΥ?? CUG GU baΥ-l?Υ dharma tor?? ?osk? irg?mes?n nomluΥ tuuΥ atl?Υ baΥ?? üz? yaratm?? ?rür aΥ?z t?n aΥ?zqa ulaΥ……qam?ll?Υ ārya a?ar? tük?llig bilg? istonpa baΥ??n?ng bo?uΥ yarl?Υ üz? ?virü aΥtaru t?gintim……?i ?ing onun?i bars y?l alt?n? ay t?rt yangiΥa ü? lük?ük bal?Υ l?Υ xulut m?n yangi bo?Υut?? sar?Υ tutung asudai oΥul ning ling?i si üz? bitidim sadu ?dgü

　　四种次第成就法，此为纳若巴（Naropa）大师讲说之真义（kirtü）……由萨迦僧人大法师法幢（Dharma tva??）大师制成……哈密尊者阿阇黎（ārya ā?ar?）遵佟巴（Istonpa）大师之令翻译……至正十年（1350）虎年六月初四日，我三鲁克沁（ü? Lük?ük）城之后学萨里都统（Sar? Tutung）奉阿速歹（Asuday）王子之令写。

　　这里的蒙古王子阿速歹必非与之同名的蒙哥汗之子阿速歹，而当为至顺元年（1330）三月所封西宁王速来蛮（Sulaiman）之子。其名不见于《元史》，但见于《莫高窟六字真言碣》（1348年立，碣石今存敦煌研究院）和《重修皇庆寺记》（1351年立，碑石今存敦煌研究院）。看来此经当缮写于敦煌，写成时代在至正十年（1350）。

　　从写本多见的藏文术语看，应译自藏文。内容属于印度著名密教大师纳若巴（1016～1100）所撰《吉祥轮律仪（Sri-cakrasamvara）》，内容可分为四部分，分别讨论了“处于生死中间状态及由此得到再生之方法”；“四种次序成就法”；纳罗巴的“六法”学说和“吉祥轮律仪”的六种礼拜。

　　这里还应注意到敦煌发现的回鹘文佛教诗歌集。该文献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108，与前述回鹘文《说心性经》及《俱舍论颂》和回鹘文部派残卷等多种文献合订为一册，共38叶，其中，第1叶的正面与17～33叶为诗集。纸质细薄，保存良好，字体较草，但很清晰。每面写15～17行，夹写汉字。全为押头韵的四行诗或八行诗，共948行，是迄今为止所知最为重要的回鹘佛教诗歌集，其中有著名回鹘学者安藏的《十种善行赞》和安藏与另一名著名回鹘学者必兰纳识里根据汉文而合力撰写的《普贤行愿赞》等，这些诗作早已失传。它们在敦煌的再度问世为回鹘佛教思想与佛教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在数以万计的回鹘文文献中，时代最晚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是著名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回鹘文原题作altun ?nglüg yaruq yaltr?ql? qopta k?trül-mi? nom iligi atl? nom bitig，共398叶，现存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该本纸质粗厚，呈黄褐色，保存良好，宽60.5厘米，高23厘米，每面以写经体书写文字22～25行。清晰易读。关于该经的翻译，跋尾有明确记载：

　　y（?）m? qutluΥ ?ngdün uluΥ tabΥa? ilin?? tay?ing siw?ing alΥu ?asatarlar?Υ nomlar?Υ qal?s?z ?tkürmi? bodisataw gitso samtso atl?Υ a?ar? ?n?tk?t tilintintawΥa? tilin?? ?wirmi?t? yana bu bi? ??bik k?bik k?lyük bulΥanyuq yawaz ?td? qoluta kinki bo?-ΥutluΥ bi?-bal?ql?Υ s?ngqu s?li tutung tawΥa? tilintin türk uyΥur tilin?? ikil?wirmi? altun ?nglüg yaruq yaltr?ql?Υ qopta k?trulmi? nom iligi atl?Υ nom bitig bitiyü oquyu y?tildi sadu ?dgü ym? qutluΥ bolz-un!

　　时幸福的东方之伟大的桃花石国（即中国--引者）中洞彻大乘［与］小乘一切经的菩萨义净三藏从印度语译为汉语。时此五浊恶世之中别失八里后学胜光法师都统（S?ngqu S?li Tutung）又从汉语译为突厥-回鹘语，定名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写讫。善哉!善哉!祝福!。

　　此跋告诉我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别失八里著名回鹘翻译家胜光法师依义净汉译本转译的。值得注意的是，与义净本相较，回鹘文本第1卷多出了两个故事：沧州人张居道在温州做官时因屈杀牲畜而被阎王追索，后发愿抄写《金光明经》而被放还；又有温州安固县某县丞妻，久病不愈，张居道闻之，劝其发愿抄写《金光明经》，此县丞遵之，雇人抄写，果然妇人疾病得除。 这两个故事，虽不见于义译本，但可见于北凉昙无谶翻译的4卷本《金光明经》卷首所录《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又名《金光明经传》。回鹘文本之内容当系胜光法师据昙无谶补译。此外，回鹘文本还多出了《四天王赞》和《八大圣地制多赞》。前者系Tanwas?n ā?ari法师据藏文译补，后者由Amoga ?iri ā?ari法师据梵文译补。另外书尾还多了抄经者所撰回向文。 其出土地虽不在敦煌（1910年由俄国学者马洛夫发现于甘肃酒泉文殊沟），但题记表明，该文献的抄写地点却在敦煌。这则题记相当重要，兹移录如下：

　　kang-si yigirmi altin? y?l alt?n? ayn?ng s?kiz yung?s?, ?i tigma tutmaq kün sim si?qan kün üz? ba?layu bitip, s?kizin? ayn?ng ay tolun? bi? yigirmisint? bitiyü tolu q?ld?m kinki-l?r-k? ulalmaq bolz-un! sadu ?dgü!
　　我从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辛鼠日开始写，至八月十五日满月时写竟。让其流布后世吧!善哉！善哉!。

　　题记表明，该写本的缮写者为Bilg? Talui ?abi、Ratna Vijra ?abi、Caxsapat Manggal Toyin等人，抄经地点在敦煌。这一事实说明，至少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河西地区的回鹘佛教集团仍然存在着，回鹘文还在继续使用，而当时，回鹘文在新疆维吾尔族中早已被弃用而成为不为人知的"死文字"，于是，由Bilg? Talui ?abi等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敦煌抄写的大部头回鹘文献《金光明最胜王经》便成了回鹘语文的最后绝唱。该文献语言优美，字迹清晰，篇幅大且保存完好，成为国际学界研究回鹘历史文化与宗教的最为重要的资料之一。

　　敦煌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数量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是个说不清的问题。一方面，国外收藏的文献虽经近百年的研究刊布，成就显著，但发表出来的只是那些已经识别出来的部分，仍有大量的残篇断简和尚待识别的文献至今仍沉睡惬中；尤其是在国内，如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都有相当数量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收藏，但由于各种原因，研究人员无法见到实物，也无法见到照片。资料的封锁严重地妨碍了我国回鹘文研究刊布的进程。

　　另外一个方面，回鹘文文献续有新发现，如近年通过对莫高窟北区的发掘，在编号为B31（1件）、B45（3件）、B47（1件）、B49（大量碎片）、B52（2件）、B53（4件）、B54（若干碎片）、B59（8件）、B77（4件）、B97（1件）、B119（1件）、B121（2件）、B123（1件）、B124（1件）、B125（1件）、B127（1件）、B128（4件）、B131（1件）、B137（1件）、B138（2件）、B139（1件）、B140（3件）、B142（4件）、B154（1件）、B156（1件）、B157（16件）、B160（3件）、B161（2件）、B162（1件）、B163（2件）、B165（20件）B166（1件）、B168（2件）、B172（1件）和464（23件）等石窟中都有新文献出土。这些文献数量众多，据考古人员介绍，新发现的碎片总数约达2千件左右。其形式各异，内容不同，既有写本，也有刻本，其中大部分为佛教典籍。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仅有《阿含经》诸文献得到刊布 。

　　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与莫高窟北区及其它地方出土的文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佛经，没有一篇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翻译。有的是对佛经原典的编译，有的明显可以看出是回鹘人在翻译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前一种现象以Or.8212-121较为典型。依其内容，当为汉文净土三大部之一的《佛说无量寿经》的回鹘文译本，但以之与汉文本相较，却不难看到二者差异不小。前文提到的P.3509《善恶两王子的故事》与汉文本之间的差异，其实也属于这种情况。后一种现象以Or.8212-104《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较为典型。该经在中国内地佛教界并不流行，甚至被斥为"伪经"，正规的《大藏经》多未收录，有趣的是，它却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其抄（刻） 本残卷在西域、敦煌诸地都时有发现。在考察这些残片的时候，人们总会发现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当年，邦格、葛玛丽等在研究柏林收藏的写本时，就将其划分为72种不同的本子。 以后又发现此经写本89种,如加上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及日本各地所收藏的写本、刻本，其种类就已达186种之多。 其中以敦煌本保存最为完好，且时代也最早。日本学者小田寿典经过细致的研究后认为，敦煌本中融摄了波斯的信仰成分，拜火教思想非常浓厚。后来的本子与之不同，越靠后，修改的地方就越多，而波斯的信仰也就逐渐被排除。 这一现象说明回鹘佛教在初传时，较多地受到了旧有信仰如摩尼教和拜火教思想的影响，为了争取信徒，不得不吸收摩尼教、拜火教的一些思想。后来，回鹘佛教日渐流行，大致从10世纪开始，其势力即已远迈摩尼教之上，更无论流传范围本身就有限的拜火教了。在此情势下，回鹘佛教已完全毋需再借助于摩尼教与拜火教的外衣了。二者宗教思想在佛教文献中被逐步排除也就成了势之必然。

　　除了上述纸本回鹘文佛教文献外，我们还应注意古代回鹘人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等石窟壁面上题写的内容不同，长短不一的回鹘文题记。笔者通过初步普查，已发现各种题记300余条，其中以安西榆林窟为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在现存的41个洞窟中，可见到回鹘文题记的就有20多个，计有190条，590余行。莫高窟次之，现已发现的也有100余条。这些题记大多书写于石窟的甬道壁上，有的为朱书，也有的用硬物刻划，大多则用墨笔书写。除少数因字迹漫漶、损坏严重或刻划不清等原因无法辨识外，大多都可或多或少地辨识其部分内容，其中为数最多的是游人、香客朝山拜佛的题铭，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壁画榜题和回鹘供养人题记，有些内容特别值得注意，如榆林窟第12窟前室东壁有一则回鹘文题记称马年七月十一日，沙州路将军Xo?ang和Buyan T?mür等人一同前往榆林窟朝拜。这里的Xo?ang，有可能就是前已述及的元明之交高昌回鹘末主和尚（赏）。据《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记载，和尚和王室成员在国都高昌于1283年陷入蒙古叛军笃哇、察八之手后，被元政府迁至今甘肃永昌一带居住。而Buyan Tamür呢？有可能就是宗王出伯子孙安定王（又作永宁王）卜烟帖木尔。如果以上推测成立，无疑可为回鹘王室及今日河西裕固族之佛教与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新内容。 在莫高窟中，保存回鹘文题记最多的洞窟是464窟，其前后室四壁上都写有回鹘文文字，内容均与佛教有关，有待进一步全面研究。

　　在通常情况下，题记书写者一般都要署明自己的名字与官衔，何时、何因从何地来此，做了何种功德善事，大都是当事人第一手的记载。惟其如此，它才更加可信与宝贵。这些记录，一般不见于史书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宋元时代敦煌、河西乃至丝路地区的回鹘之佛教及其盛衰颇具价值。

　　敦煌发现的回鹘文佛教典籍，据笔者粗略统计，大致应占所有存世回鹘文佛教文献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这些文献中既有许多保存完好的早期回鹘文文献（凡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都属此类），也有像《金光明最胜王经》那样时代甚晚的回鹘文文献，他们都是在其它地方（包括新疆诸地、中亚及北京居庸关等地）难以见到的。总之，敦煌发现的回鹘文佛教作品，对研究回鹘佛教之兴衰、特点及其与与周边民族（如汉、藏、龟兹、印度）之佛教联系都极具研究参考价值。

　　本文曾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方广锠先生及日本驹泽大学大学院林鸣宇先生的善意赐教，志此鸣谢！

注释：

1、J. Hamilton, Manuscrits ou?gour de Touen-houang. 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goure. Paris 1971;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33～183页。

2、《大方便佛报恩经》，《大正藏》第3册，156号，第142～148页。

3、《贤愚经》卷9，《大正藏》第4册，202号，第410～415页。

4、《贤愚经》卷8，《大正藏》第4册，202号，第404～409页

5、W. Bang-A. von Gabain-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 Texte, Ⅵ, SPAW, 1934, pp.1-102; 小田寿典，"トルコ语本八阳经写本の系谱と宗教思想的问题"，《东方学》第55辑，1978年，第118～104页。

6、J. Hamilton, Manuscrits ou?gours du Ⅸe-Ⅹe siecle de Touen-houang, Tome I, Paris 1986, no.1, pp.1-26; Tome Ⅱ, pls.268-270；杨富学《敦煌本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卷译释》，《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第89～101页。.

7、P. Pelliot, “un catechisme bouddhique ou?gour en ēcriture tibétaine”, Journal Asiatique, juil.～sept., 1921, pp.135-136; 森安孝夫，“チベツト文字ご书かおたウイグル文佛教教理问答(P.t.1292)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XXV卷，1985年，第1～85页; D. Maue und K. R?rhborn,“Ein Buddhistischer Katachismus'in alttürkischer sprache und tibetischar Schrift”(1-2),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134-2, 1984, pp.286-313; 135-1, 1985, pp.69-91.

8、苏军整理《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69～250页。

9、羽田亨，“回鹘译本安慧の俱舍论实义疏”，《白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岩波书店，1925年，第245～292页; S. Tekin, bhidharma-kosa-bhāsya-tikā-Tattvarthanama--The Uigur translation of Sthirmati's Commentary on the Vasubhandu's Abhidharmako-sastra, New York 1970, Xxviii+231p.；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译·安慧造〈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ウイグル语·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Ⅲ)，神户，1988年，177p.; 庄垣内正弘《古代ウイグル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の研究》Ⅰ-Ⅲ，京都，1991年。

10、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阿毗达磨俱舍论》初探--藤井有邻馆所藏断片"，《龙谷大学论集》第425期，1984年，第65～90页；耿世民《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1-2)，《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第56～61、50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86～90页；杨富学、牛汝极《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33～36页；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第63～70、7页。

11、百济康义，"ウイグル《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抄本"，《佛教学研究》第38期，1982年，第1～27页；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文《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大英图书馆所藏Or.8212-75Bかろ"，《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Ⅲ，神户，1987年，第159～207页。

12、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俱舍论颂注》一页"，《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8卷2期，1980年，第44～48(940～944)页; K. Kudara, A fragment of an Uighur version of the Abhidharma- kosakarika", Journal Asiatique, 269-1/2, 1981, pp.325-346.

13、R. R. Arat, Eski Türk Siiri, Ankara 1965，pp.63-161; S. 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 Teil I: HSIN Tozin oqidta?i Nom, Budapest 1980，pp.17-142; 张铁山《回鹘文佛教文献〈说心性经〉译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41～371页。

14、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8212－109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6卷1期，1974年，第44～57页；P. Zieme und G. Kara,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a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 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 8212－109，Budapest, 1970.

15、R. R. Arat, Eski Türk Siiri, Ankara 1965，pp.63-161; S. 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 Teil I: HSIN Tozin oqidta?i Nom, Budapest 1980，pp.17-142; 张铁山《回鹘文佛教文献〈说心性经〉译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41～371页。

16、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8212－109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6卷1期，1974年，第44～57页；P. Zieme und G. Kara,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a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 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 8212－109，Budapest, 1970.

17、R. R. Arat, Eski Türk Siiri, Ankara, 1965, pp.63-161.

18、F. W. K. Müller, Uigurica, APAW, Nr.2, Berlin, 1908, pp.13-14.

19、S. Cagatay, Altun Yaruk'tan iki par?a, Ankara 1945; P. Zimie, "Zu den Legenden 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ūtra", Turkluk Bilgisi Arastimalari 1, 1977, pp.149-156.

20、D. Maue und K. R?hrborn, "Ein Caityastotra aus dem alttürkischen Goldglanz-Sūtra",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129, 1979, pp.282-320.

21、В.В.Радлов-С.Е.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 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Delhi, 1992, p.343; A.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Leipzig, 1950, p.258.

22、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1～106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128～131页；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第36～46页。

23、W. Bang-A. von Gabain-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 Texte, Ⅵ, SPAW, 1934, p.9; 山田信夫，"ウイジル王国の佛教文化"，《东洋学术研究》18卷1期，1979年，第80～82页。

24、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小田寿典，"トルコ语本八阳经写本の系谱と宗教思想的问题"，《东方学》第55辑，1978年，第118～104页。

25、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4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