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中的慧能禅学精神——评董群《慧能与中国文化》

几十年来，禅学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界佛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不论是在内地还是港台，对慧能和禅学思想研究的研究兴趣可以说是长盛不衰，现已推广到了多个方面，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不难发现仍然留有探索的空间。譬如，在文化视野下更为全面、深入和系统地审视慧能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就还需要有分量的成果。董群教授的最新专著，在这方面便作出了很有价值的思考。
　　该书首先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慧能禅学是中国文化发展到唐代的必然产物，再从三个方面分析慧能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第一，慧能禅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慧能的禅文化。第二，慧能建构禅文化的过程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应。这一部分是作者心得较多之处，既针对儒道两家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回应墨家的精神传统，更分析了慧能和中国佛教自身的联系。第三，慧能禅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作者试图全面讨论慧能禅学对后世禅宗、宋明理学、宋元道教、中国艺术精神和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影响。该书在不少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1) 从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唐代社会的文化互动出发，揭示慧能禅文化产生的必然性和社会基础。认为慧能禅学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必然结果。唐代的文化结构，是儒释道三教并重，而又致力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一体统一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三教先后完成了融合的过程：首先是禅宗，而儒教到宋代形成理学、道教到元代形成全真道，才分别完成这一过程。作者依此思路，分析了三教之间的互动，以及慧能在建构禅学体系时对这一问题的自觉思考。
　　(2) 分析慧能禅文化的基本特点。抓取慧能的家庭出身、个人身份、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民族、生活区域、交往圈、社会归属、生活经历及所依宗经等方面，考察慧能思想的特色。揭示慧能禅学具有修行的简易方便，觉悟的迅捷，精神的自信，主体的自主自由，佛性即人性的平等及其侧重于人生的解脱等，而并不特别关注形上的问题。
　　(3) 对于历史上不同的《坛经》版本，作者将其看作是慧能禅文化的发展史，是不同历史时代根据社会和宗教发展的需要而对慧能形象的完善。这是一个独特的考察视角。
　　(4) 对于中国文化之组成部分的慧能禅文化本身的特色，作者从心性论、顿悟论、修行论和方法论四方面加以研究，基本上涉及了慧能禅学的内容。对心性论，作者着重讨论了佛性问题和这一问题所含有的儒学化成分，强调佛性即是人性。对顿悟论，作者详尽分析其含义，引入科学家对于顿悟的研究来说明之，强调顿悟论在宗教史上或文化史上的意义。对修行论，突出慧能的无修之修。对方法论，分析了慧能的对法，并将此和慧能的内在超越观结合，讨论了众生与佛、烦恼与菩提、入世和出世、语言与真理等中道关系等。
　　(5) 考察慧能对于传统文化中儒道墨文化的反省，分别从心性说的儒学化、形神论的突破、有与无的融合、言意辩的超越、知行观的贡献、悟修论的相通、自力论的趋同、道德观的回应诸方面进入。如心性说的儒化，表现为人性化的佛性论、道德化的人性论、智慧性的人性论等；言意之辩的超越，突出慧能在禅的本质之可说和不可说之间的中道观，是对传统言意观从尽与不尽、可说与不可说角度讨论的超越；自力化的趋同，除了分析慧能对儒道相关思想的回应的之外，特别揭示慧能对墨家之平民文化的自力观的回应和超越；道德观的回应，强调了慧能禅学的伦理精神和儒家道德的内在联系。
　　(6) 分析慧能对于中国佛教文化传统的反省，具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慧能和佛教高僧的关系，以此说明慧能对于高僧之佛教中国化建设经验的省察，以慧能与道生、僧肇的关系为考察对象，具体化为僧肇的空观及中道方法论对慧能的影响，道生的佛性和顿悟论对慧能的影响；二是慧能对于佛教经典的吸收，揭示了禅宗借教悟宗的特点，重点讨论了《金刚经》、《涅槃经》、《维摩经》、《大乘起信论》和《楞伽经》等经论对慧能的影响；三是讨论慧能禅宗和教下诸宗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慧能禅宗和楞伽宗、天台宗、净土宗、唯识宗等宗的异同。
　　(7) 阐述慧能对后来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后世禅宗和宋明理学的影响。对于宋明理学，考察了慧能对气学、道学和心学的不同影响，对于气学，特别提出张载加以分析，张载在对佛教包括慧能的思想进行批评的同时，又吸收了佛教的方法论；道学方面以朱熹为代表，分析朱熹道学和慧能禅学的关系；心学方面则再加以细化，分别对陆九渊、陈献章和王阳明与慧能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多有新意。
　　(8) 本书的撰写能够以一个较为充分的动态研究为准备，这是非常可贵的，当然这也是丛书本身的一个要求。因此，作为附录的‘五十年来的慧能研究论著索引’就显得很有意义，虽然对于日本和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正是以这几十年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才有可能在已有的慧能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当然，本书在许多方面都还有进一步举证和深入研究的必要。例如，作者为迁就儒、释、道三教互动的总体框架，在缺乏相应论证、亦未给出充足的理由的情况下，将墨家的思想一并归入到儒道文化的范畴中进行讨论，这样做似乎过于大胆了；又认为唐代慧能禅学先于宋代理学和元代道教率先完成三教合一的文化建构，从而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但问题在于，什么叫做‘完成’？后来的理学是否也是对慧能禅学的某种超越(不仅仅是吸取)，如果是，又当如何来看待慧能的‘完成’？这是需要作者做进一步思考的；同时，在慧能禅学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方面，其对道教心性论、修行论的影响、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对于中国士大夫生活方式的影响等，窃以为还当有一些更为深刻的分析。此外，书末再附该书的《内容介绍》似亦无必要。
　　(《慧能与中国文化》，35万字，董群着，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本文作者向世陵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