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护法信徒

佛教要发展，要兴隆，除了僧众的热心弘扬之外，信众的护持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缘。由于护法信徒的长久护持，才能使佛法源远流长。因此，凡我佛教弟子当有“佛教靠我”的信念，护持正法，俾使法水常流，人心净化。
　　护法的内涵包罗万象，举凡参加讲经法会或度人前去闻法，是“拥护”；对毁谤三宝者挺身辩护，是“保护”；支持正在受教育的僧青年，是“爱护”。总之，凡是对佛法的传扬有正面的推动与助益，为佛教贡献心力、财力、人力者，都是护法。
　　护法原不分在家出家，然而在家信众一方面要履行世俗的责任，一方面要投入护法事业中，诚属难得，因此护法信众可以说是佛教的功德主。
　　护法的意义
　　护法，就是保护、维持正法。护持佛法的方式很多，诸如建佛寺、塑佛像、印经典、弘佛法、护教难、施财物、当义工等，只要对住持三宝、弘扬佛法有助益的事，都是护法的表现。佛陀曾说：“三宝弟子感念佛陀教化之恩的最佳方式就是实践佛法，护持佛教，令正法久住。”
　　佛弟子以财力、物力、人力、精神力表达对三宝的恭敬，称为“供养三宝”。佛陀在印度建立教团时，所受的供养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等为主，称为“四事供养”；当时出家僧侣以托钵乞食维生，塔庙、僧房及一切生活物品皆仰赖在家信众的供养，僧侣也因而能够专心办道，弘法利生，回馈信徒。
　　除了四事供养之外，《十地经论》又增列恭敬供养(以香、花、灯、涂、果、乐、幡盖等表示对三宝的恭敬)和行供养(修行信行、戒行，以实践佛法，回报三宝恩德)。恭敬供养除了以诸供养庄严佛殿外，最具体的展现，便是礼拜佛像，赞颂佛德，恭诵佛经。行供养不外是皈依三宝、奉行五戒、菩萨戒、六度波罗蜜。更积极者，应随力随分宣说佛法妙用，启信世人。《法华经》云：“诸供养中，法供养第一。”所以，护持佛教当以弘传佛法功德为最。凡以身、口、意清净三业来供养三宝，都是护法爱教。
　　自古以来，许多信众勇于护法，乐于护法，但是缺乏正确的认知，以致于无法达到护法的目的，或局限一隅，或导致纷争。因此，吾人应具备护法的正知正见：
　　护教重于护寺：护持整个佛教比护持某个寺院重要。
　　护佛重于护神：护持自觉觉他的佛陀比护持有求必应的神明重要。
　　护法重于护人：护持佛法弘传比护持某位法师重要。
　　护众重于护私：大众福利比个人私情重要。
　　护道重于护情：护持有道者比护持私交者重要。
　　护小重于护老：护持青年佛教比护持老年佛教重要。
　　佛教护法的事迹
　　佛经中记载，佛陀讲经时，总有来自十方的信众与会聆听，在听闻法义后，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以《药师经》为例，在序分中陈述：“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佛陀)游化诸国，至广严城，住乐音树下，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及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药叉、人非人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在流通分里则说：“时薄伽梵说是语已，诸菩萨摩诃萨及大声闻、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药叉、干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以上说明佛教的护法在佛陀时代就已包罗十方诸众了。今简介佛教护法的事迹如下：
　　守护善神
　　佛陀住世时，诸天善神听闻佛法后，皆誓愿护持正法，保护佛教寺院、经典及教徒。这些护法龙天包括梵天、帝释、金刚力士、四天王、十罗刹女、十二神将、十六善神、二十八部众、三十六神王、伽蓝十八善神等诸天、龙王、鬼神等，统称为护法善神。
　　阿含及诸大乘经中，常载大梵天深信佛法，助佛教化等事，并与帝释天同受佛陀的付嘱，护持国土，为显密二教所共尊。
　　四天王常守护佛法，护持四天下，令诸恶鬼神不得侵害众生。
　　十罗刹女发愿护持《法华经》，如经云：“是十罗刹女与鬼子母并其子及眷属，俱诣佛所，同声白佛言：我等亦欲拥护读诵受持法华经者，除其衰患。若有伺求法师短者，令得不便。”
　　十二神将，指《药师经》中发愿护持的十二位药叉大将，如经云：“世尊！我等今者，蒙佛威力，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更有恶趣之怖。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尽形归佛法僧，誓当荷负一切有情，为作义利，饶益安乐，随于何等村城国邑空闲林中，若有流布此经，或复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恭敬供养者，我等眷属护卫是人，皆使解脱一切苦难，诸有愿求，悉令满足。”
　　十六善神，乃守护《般若经》及其诵持者；二十八部众，是千手观音的眷属；三十六神王，传说是帝释天所遣，守护受三归者；金刚力士及伽蓝圣众，则是专门保卫寺院，防止恶鬼邪道的护法。中国的关羽，皈依智者大师，求受五戒，是为佛教伽蓝护法。
　　帝王崇佛
　　佛陀时代，摩竭陀国频婆娑罗王是佛教的第一位外护，在王舍城郊建竹林精舍，供养僧伽；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是佛陀的忠诚护法；憍赏弥国优填王首开造像供养之先；摩竭陀国阿闍世王是佛陀入灭后，佛教教团的大檀越，护持第一次经典结集所需。
　　西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开创佛法的盛世，他禁杀、布施，建八万四千佛塔，于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经典结集，并派遣高僧到各国传教。阿育王在各处树立的石柱法敕，内容刻载尊重佛法、劝善断恶、禁止杀生、仁慈平等等理念，成为重要的历史遗迹。西元前二世纪，统治今阿富汗地区的大夏王弥兰陀，受到那先比丘的影响，崇信佛教，他曾铸造印有佛教法轮的货币，并刻上随法者的姓名，大量流通，足见其对佛教的重视。一世纪时，支配北印度的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受马鸣菩萨感化，皈依佛教，护持在迦湿弥罗所举行的第四次经典结集，此一时期所造就出的犍陀罗艺术，是印度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七世纪顷，中印度羯若鞠闍国戒日王，以大力保护佛教，奖励文学著名，他于五印度广建伽蓝、塔庙，备置饮食医药，賙济贫病；制定每年集僧行四事供养，五年举行一次无遮大会，普度四方。戒日王对学术文化的提倡，促成佛教戏曲与歌赞的发展。
　　日本第四十五代天皇圣武与皇后同为虔诚佛教徒，曾经礼请六百位高僧至宫中讽诵《大般若经》，度僧三千人，奖励文学与美术，力行慈善事业，迎请鉴真大师建立日本第一座戒坛。由于他们的推动，朝野造寺、塑像、抄经的风气极胜，因而形成日本佛教美术发展的高峰。
　　韩国佛教早在我国魏晋时代就已传入高句丽，西元四世纪的故国坏王下诏令百姓奉佛；广开土王于平壤兴建九座寺院；文咨王建金刚寺，至此佛教逐渐扩展。新罗时期，国王大多虔信佛教，他们设置僧职、派遣留学僧至天竺及中国留学，佛教十分盛行。高丽时代，太祖大兴寺院，著述《太祖训要》，强调信仰佛教的重要，此书始终影响高丽后代的佛教发展；宣宗王受持菩萨戒，以佛立国，创造高丽佛教的黄金时代；高宗敕修《高丽藏》，贡献极大。韩国佛教虽曾经没落，但李朝世祖大举复兴，奖励译经，制定僧选试法，修建佛寺等，被尊称为“李朝佛教大护王”。
　　十三世纪末，泰国坤蓝甘亨王建寺供养锡兰比丘僧团，每半月则前往听法，设立僧爵制度，在他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都信仰佛教。其后的立泰王是泰国史上第一位在位出家的国王，自此，泰国男子一生中至少要历经一次短期出家，接受佛教生活的薰陶。十五世纪清迈时期的三界王，致力于学术文化与艺术的推展，建造著名的大菩提寺，护持高僧结集三藏，因此带动佛法的研究，人才辈出。十九世纪末，拉玛五世护持巴利文三藏编修，十分重视佛教教育事业，设立巴利文研究中心“大舍利寺学院”及佛学研究中心“皇冕学院”。拉玛九世协助东巴基斯坦佛教徒扩建佛教寺院，资助外语藏经的印刷，促进欧美佛教的发展。
　　锡兰佛教在西元前三世纪传入，当时天爱帝须王建立锡兰第一座佛塔供养舍利，准许人民出家，并协助建立戒坛传法。在他的护持下，摩哂陀主持三藏结集，奠定了锡兰佛教的基础。度他伽摩尼王，发起庆祝卫塞节，至今成为传统的佛教节日。殖民统治期间，锡兰佛教衰微，濒临灭亡，吉祥称王狮子王乃遣使至泰国求法，度僧出家，锡兰佛教因而得以复兴。
　　阿奴律陀王有“缅甸的阿育王”之称，他统一缅甸，政绩斐然，对于佛教有许多积极的建设，如诏立佛教为国教、创建僧团、广建塔寺、遣使取经等，对缅甸佛教产生深远的影响。那罗波提王，精通三藏，带动缅甸佛教研究的风气。敏东王十分护持佛教，召集高僧结集三藏，并将经藏刻于石上，建塔竖立。
　　十一世纪越南李朝王，度僧、迎藏、传戒，将越南佛教带入黄金时代；三祖圣宗全力推展佛教，被誉为“越南的阿育王”；其后四主仁宗、六祖英宗、七祖高宗等，都是佛教的大护法。
　　中国自东汉明帝感梦求法，始传佛教；高僧迦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华后，明帝敕令建寺，尊重佛教。后秦姚兴设立逍遥园全力护持鸠摩罗什译经说法，当时译经人员多达八百人，不仅译经事业成就非凡，也栽培了许多佛教人才。北魏太武帝毁佛后，文成帝与献文帝立即下诏复兴佛教，度僧、修寺、造塔、塑像，并着重石窟寺院的建设，因而留下千古不朽的云冈、龙门等石窟艺术。
　　梁武帝奉佛虔诚，有“皇帝和尚”的美称。他亲自敕修佛寺，带动王公贵族资助建寺，使全国寺院达二千八百余座；余如铸造佛像、举办大型法会、延请高僧讲经、礼遇僧侣、倡导素食、戒酒、四次舍身佛寺、致力佛经研究、讲经著述、请僧注疏、推动佛教学术等等，都是武帝对佛教的贡献。
　　隋文帝，废除北周的毁佛令，广建寺塔、设置僧官、译经馆、鼓励人民立寺出家、令僧编撰众经目录。由于帝王的倡导，隋代佛教迅速昌隆
　　唐太宗，崇敬三宝，礼遇僧侣，尊崇玄奘大师，为置翻经院，由国家资助一切费用，并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奠定唐宋以后佛教弘化的基础。高宗时，继续支持玄奘大师的译经事业，此一时期译出大量的佛经，全赖高宗大力护持。武后则天崇佛，毕生度僧、造寺、塑像、写经无数。
　　宋太祖，于开宝四年(西元九七一年)，下令在四川成都开雕木版，印刷大藏经，是我国第一部大藏经，计有十三万余板。宋太宗曾将该藏赐给日僧然。后应诸国之请而广为流布，如高丽、女真、西夏等，对后来各国雕印佛经有重大影响。
　　清圣祖康熙皇帝，敕修塔庙碑文，并将明朝时隐居山林的高僧一一请回住寺，佛教再度出现一片生机。世宗雍正皇帝，喜阅佛典，尝亲编禅宗语录——《御选语录》；又开经藏馆，继明朝《万历藏》后，再次雕刻大藏经，出版《续藏》(《明续藏》)及《又续藏》。高宗乾隆，敕修大藏经《龙藏》，出版《大清重刊三藏教目录》；帝亲作《如来大藏经总目录》，令人编辑汉、满、蒙、蕃四译对照的大藏全咒，又作大藏经满州语译本，对刻印藏经颇多贡献。
　　王子学佛
　　憍萨罗国的只陀太子是第一位为佛陀摄受的王子，他受须达长者感动，亲近佛陀，并捐献只园的树林供僧团修行。佛陀的亲眷，阿那律、跋提、难陀、阿难、罗罗等都是王子出家的典范。此外，王子出家还有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安息国王子安世高等。七世纪日本的圣德太子笃信佛教，兴建诸寺，如著名的四天王寺、法隆寺、法兴寺等，又亲自讲经著述，倡导佛教，奠定佛教在日本传播的基础。
　　三国魏陈思王曹植对佛教最大的功绩是创始梵呗。曹植游鱼山时，听到空中梵天之响，乃配合汉曲制成梵呗，而有鱼山梵呗的流传。在曹植传里记载：“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翫，以为至道宗极。”着有《辩道论》一文批判道教，足见曹植对护法的热忱。
　　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是齐国佛教的主要倡导者，劝人为善，始终不怠；屡次上谏萧世祖慈悲戒杀，多方体恤百姓疾苦，或于灾荒减税，或开粮仓赈济，其菩萨心肠，众所周知。子良好研佛理，屡聘高僧大德讲说佛法，其所管辖的邸国逐渐形成僧俗论说佛法的讲学中心。他勤于著作，广注经论，皆录于《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中，计有一一六卷。梁武帝的长子萧统，自幼薰习佛法，慈悲仁爱，终生尚佛；于宫内设慧义殿，广集高僧说法，亲撰《解二谛义》，其学佛涵养表现于治政：轻刑罚、忧民苦、济羸弱、送贫终，后世以“仁孝宽明”赞誉其德。
　　宰官护教
　　中国民间佛教的信仰，始于东汉末年的笮融。据《佛祖统纪》载：“兴平二年(西元一九五年)下邳之相笮融，起佛祠，课人诵经、浴佛设斋，时会者五千余人。”由于笮融的关系，初期佛教的传播更加扩大。
　　三国时代吴国译经家支谦，是一位悲智双运的异国佛教居士。东汉末年，支谦避难至吴，吴王孙权闻名召见，聘为博士，遂将佛教传行于江南。他致力佛典汉译工作三十余年，译出《维摩诘经》、《太子瑞应本起经》、《大明度经》等，多达四十九部；又依《无量寿经》及《中本起经》制作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解《了本生死经》。
　　东晋孙绰，官拜太学博士、尚书郎，信奉佛教，广述佛论，其中以《喻道论》影响最大。《喻道论》论证释道儒三教的关系，是一部捍卫佛教的论着。郗超，为桓温执政时的中书侍郎，乐善好施，深研佛理，著作颇多，唯今仅存《奉法要》，其内容说明在家信众奉持佛法的要点，简述佛教基本教义，并贯通以儒家伦理，促成佛教信仰的普及。成帝时，宰相何充崇信佛教，修建佛寺，供养僧侣，竭尽资财而不吝惜。他以宰相之位而力护“沙门不敬王者论”，与朝中反对者辩难，积极卫护佛教，致使扰攘一时的“沙门向王者礼敬”一事，终未施行。
　　南朝宋谢灵运，曾任太尉参军、永嘉太守，为著名的山水派诗人，同时也是一名佛教居士，与当时的僧侣多有往来。他折服于慧远大师，不仅追随修习净土，又为慧远在东林寺凿池种莲，“白莲社”因此得名。着有<佛影铭>、<庐山慧远法师诔>，并为慧远亲撰碑文。谢灵运的另一大贡献是著作《辨宗论》，阐述道生大师的学说，光大佛教法义。此外，他协助《大般涅槃经》的改订、润饰，撰<昙隆法师诔>，为佛教投注许多心力。何尚之，宋文帝时官任吏部侍郎，衷心佛道，立身简约，深获朝野好评。他曾作《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辩护佛教实有助于帝王治世。
　　唐德宗时，翰林学士梁敬之从湛然大师学习天台，深得法要，将天台止观说作有系统的阐述，着有《天台止观》、《止观统例》。武宗时，尚书裴休，世代奉佛，与黄檗希运、圭峰宗密等大师往来密切，共研佛法，尝为宗密的著作《禅源诸诠集》、《华严原人论》、《法界观门》等作序，并撰<圭峰碑>。盛唐中书令张说，是一代文豪，终生崇佛、护教，写了很多佛教碑铭、经赞、偈颂和诗文。诗人王维一生好佛、习禅，颠踬的官途更加提升他的内在境界，其诗歌充满禅趣，引导世人积极乐观应世。柳宗元主张三教一致，曾因好友韩愈反佛而为佛教辩护；任柳州刺史时，曾为六祖惠能及当代高僧撰写碑铭。白居易，舍宅为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官卑奉薄，却乐善好施，常修寺造像，曾耗钜资令人造“西方极乐世界图”一幅，终生以念佛为职志。
　　宋真宗时，驸马都尉李遵勗，官至镇国军节度使，以其崇佛，尚简朴，醉心佛学，辄上书请辞，归隐山林，后因护持佛教而遭贬职，于是更专心于参禅问道，着有《天圣广灯录》三十卷。宋太宗时的翰林学士晁明远，先学道家，闻佛法后，专研经藏，深契空理，著述丰富，八十四岁寿尽，端坐而逝，人称“净居天主”。宋仁宗时丞相王随信奉佛教，仁民爱物，佛学修养甚高，编纂《传灯玉英集》，受到诏书嘉奖。参政知事文彦博受华严洞老往生灵异所感化而崇佛，全力护持佛教，慈照大师称之为“大檀越”。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素仰佛法，晚年罢相，专心佛道，着《楞严经疏解》等佛学文章，舍宅园、田地，捐为寺产，全然向佛。苏轼一生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他的禅诗、禅歌、禅事，直至今日仍为人所称道。张商英，号无尽居士，宋徽宗时累官至宰相，曾作《护法论》，针对韩愈、欧阳修排佛的观点进行论驳，以捍卫佛教。
　　无相居士宋濂，每以慈悲仁义之说劝导好用兵刑的明太祖，于潜移默化中引导太祖行佛。曾推介《楞伽经》予帝，帝阅后，诏令天下僧尼共学，并曾于蒋山兴国寺举行法会，超荐战乱亡魂。宋濂晚年专心学佛，阅藏著述，寿终端坐而化；袾宏大师将其佛教诗文、塔铭辑录为《护法录》，憨山大师喻为“当代僧史”。
　　明世宗时，陆光祖官拜吏部尚书，佛学造诣深厚，曾发起募捐刊刻《五灯会元》，请求百官大德协助重建育王塔殿，又与冯开元等共同发起募刻、流通小本藏经，热心文教。明末太仆少卿瞿汝稷，尽心佛法，逢紫柏大师刊刻大藏，为撰缘起，并据破佛的《神灭论》加以驳斥，阐述佛学观点，撰有《指月录》一书行世。
　　民初戴季陶，一生为国奋斗，更致力以佛教来振兴国家，数度发动僧俗启建法会，为多难的国家祈福消灾，曾讲演“振兴中国与振兴佛教”、“中国之宗教改革与救国事业”，他的主张与建议深获重视。毕生行善无数，是民国以来佛教的大护法。
　　妇女奉佛
　　佛陀的姨母摩诃波闍波提夫人，领五百释迦女跟随佛陀出家，成立第一个比丘尼僧团；王妃耶输陀罗也洗尽铅华，出家修道，加入僧团。波斯匿王的皇后末利夫人，笃信佛教，经常请法，供养僧众，又权巧方便劝导国王行善戒恶，归信佛教；其女胜鬘受到双亲的薰陶，礼敬赞叹如来，并发愿救度苦难众生，讲说大乘佛法。须达长者的儿媳玉耶，经过佛陀的开导，忏悔前愆，求受菩萨戒，发愿生生世世作佛化家庭的婆夷。家庭主妇毘舍佉，恳求佛陀允许她供养僧团粥食、雨衣，供养外出比丘食物与金钱，供养生病比丘汤药与食物，又捐衣筹建鹿母讲堂，其慈悲周到，令人赞誉。
　　英国戴维兹夫人致力巴利文佛典翻译达二十年之久，诠释佛典极具权威性和独特性。十九世纪末，美国奥卡特在锡兰协助佛教复兴运动，他的夫人在锡兰兴办佛教女子教育三十余年，贡献良多。
　　文成公主被西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绿度母菩萨”，她在应允嫁入西藏前，就提出铸造释迦牟尼佛像入藏供奉、广传佛教等条件。由于她的崇佛，西藏才有佛教殿宇的建筑。文成公主劝说藏王遣使留学、请经、译经，藏王受到公主的影响，以佛教十善建立法律，赏善罚恶，热心宣传佛教信仰。
　　东晋末年，康帝褚皇后，奉佛甚笃，于都城建康造延兴寺，礼请僧基尼师住持，领百余众焚修；其后，穆帝何皇后为后宫嫔妃造寺，即何皇后寺。
　　隋炀帝时，静琬大师发愿刊刻石经，萧皇后慨然捐施，因而带动朝野竞相护持，完成刻经事业，是为闻名中外的“房山石经”。
　　民国初年，吕碧城女士游于欧美，广说慈悲、戒杀、素食等佛教教义，深得敬重。返国之后，专心佛典的论述，并印赠诸方。孙张清扬女士对四十年代台湾佛教的振兴，有莫大的贡献，她护持“益华佛经流通处”的设立，开设“健康书局”，编印并流通佛典，又亲自到各处宣扬佛教。在物资贫乏的彼时，她变卖所有，向日本购得一部大藏经，促成东初法师发起“全省响应影印大藏经”的活动。除此之外，只要是裨益佛教的事业，孙张清扬女士必定积极主动促成，如护持善导寺、捐助《人生杂志》等，她都视为分内事。她以官夫人的身分，全力支援佛教，所作所为，令人钦佩。
　　近代，香港张莲觉女士恭敬三宝，舍宅为寺，改建为“东莲觉苑”，创建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其所创设的宝觉中学，将佛教法义纳入课程之中，将佛法融入世俗教育，以收淑世之功。
　　居士弘教
　　舍卫城须达长者信奉佛教后，即积极建造只园精舍，供养佛陀，并常将自己所听闻到的佛法转述他人，热心度人学佛。维摩诘居士虽是一名在家信徒，但是他对佛法的体悟与实践，充分体现大乘佛教的人间精神。经典中详述他的为人：“毘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维摩诘，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深植善本，得无生忍，辩才无碍，游戏神通，逮诸总持，获无所畏，降魔劳怨，入深法门，善于智度。”又说：“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离，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禁；以忍调行，摄诸恚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一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他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戒行；虽有妻子眷属，不为欲染；虽享受物质，心无系念。他到处示教利喜，执持正法，摄诸长幼，饶益众生，救护一切。如是悲智融通之士，受到诸佛的赞叹，广为人天所尊敬。
　　锡兰佛教居士达摩波罗，创立闻名世界的“摩诃菩提会”，复兴十九世纪以来受到殖民统治破坏的佛教。他提倡整建圣地菩提伽耶，努力复兴锡兰、印度佛教，更进一步在各国设立分会，将佛教推展至世界各洲，是弘扬佛法于世界之先驱。
　　十九世纪英国阿诺德旅居印度，著作甚丰，其诗作《亚洲之光》，叙述佛陀的一生，促使英语世界对佛教的研究兴趣。戴维兹教授创立“巴利圣典学会”翻译佛典，至今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世纪初，杰克逊首先发起街头佛教演讲，并行销佛教书籍。乌德瓦毕生从事巴利文佛典研究，他茹素、淡泊，是一位解行并重的佛教护法。韩福瑞于一九二四年创立“佛教协会”，对英国佛教贡献极大。孔兹博士是英国研究大乘佛教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当代佛学学者
　　十九世纪末，德国奥登堡著述确立佛教教主、教义及教团的实在历史，打破佛陀是神话人物的谬误。斯密特以佛教徒的身分，勘正德译旧作的错误，并讲说著述佛学。二十世纪初，塞顿杜克为了发扬佛教，创立“德国佛教传道会”，并提倡佛学教育，其出版的《佛教徒》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佛教刊物。毕生从事佛教护法的斯坦因，在柏林创立“佛陀团体”，曾到中国学佛，皈依倓虚大师。一九三四年，他被选为第一次“国际佛学会议”主席，正欲力图发扬佛教，却受到希特勒政党的禁止，然而斯坦因依然以写作和讲经默默护持佛教直到终老。
　　十九世纪末，美国瓦伦创办《哈佛东方丛书》，是佛教在美国宣扬的原动力。依文思博士编撰《西藏渡亡经》，对西藏佛教有精深的研究。临终时捐献大量财物给史丹福大学，护持东方哲学、宗教及伦理学的发展。
　　后汉末年的牟子，撰著我国第一部有关佛教的居士著述《牟子理惑论》；《理惑论》的贡献是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文化的分歧点。安玄，为在家优婆塞，研讲佛经，曾与严佛调合译《法镜经》，深获好评。
　　西晋时代的竺叔兰，原好清谈，因亲历生死后，专志经法，译有《首楞严经》、《异维摩诘经》等，并与无罗叉合译《放光般若经》，对般若思想的弘传极具贡献。知识分子卫士度，安贫乐道，常以佛法为修行指导，曾译《道行般若经》，作八关斋文，流通民间。此外，译经僧竺法护在长安从事大规模民间译经事业时，得到许多在家居士的援助，或笔受，或校对，其中以聂承远、聂道真、帛元信最为著称。
　　东晋刘遗民，隐居庐山，后师学慧远法师，于白莲社结集时，受命着文铭石。他秉持禁戒，精严佛理，时与学僧书信往来，切磋佛经大义，着有《念佛三昧诗》，是士大夫潜心学佛的典范。同为庐山莲社“十八高贤”之一的宗炳，善于讲论佛学，作《明佛论》，维护慧远等提出的“神不灭论”，再度阐明三教合一的观点。
　　南朝宋周顒，学识渊博，通黄老，长佛道。宋明帝好谈玄理，召之论谈，明帝辄言杀罚无偿，崇鬼神，周顒乃晓以佛经因缘果报之义，明帝若有所悟。他所著作的《三宗论》，为复兴江南般若三论学的先驱。南朝齐明僧绍，博通三教，尤精佛学，当时有道士作《夷夏论》论证道教优于佛教，引起佛教徒的反对，明僧绍乃作《正二教论》批驳。南朝梁傅翕，禅宗名士，倡躬耕悟道，慈悲度人，学徒云集，弘化一方。刘勰，善文字，崇佛道，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多出自其笔，曾作《灭惑论》驳斥诋毁佛教的《三破论》。
　　唐高祖时，太史令傅奕上书请求灭佛，帝乃下令淘汰僧侣。当时法琳法师挺身为佛教辩护，服职于门下省的李师政则撰《内德论》批驳傅奕，并阐述佛教义理，其论点切中要害，且对大乘空观有独到的见解，堪称唐代佛教居士的上流。中唐时，隐士李通玄钻研华严数十余年，着有《华严论》、《决疑论》等，并有文章、偈赞传世，所作的《华严论》是后世研究华严哲学的重要参考书。颇负盛名的唐朝隐士庞蕴，以会通禅宗著称，又因勘破生死，佳话传世，留有诗偈、语录行世。
　　南宋王日休弃官归隐，撰《龙舒净土文》劝人念佛，此文恳切易明，广行世间。他发愿将此娑婆世间变为极乐世界，为了提倡净土，到处奔走演说。著名文人张孝祥，一生致力于佛教寺院的建设与复兴。他看到被金兵侵袭过的江南名山处处凄凉，一方面募资修建，一方面寻访长老大德住山弘化，因此在他的《于湖居士文集》中，收录许多辞意俱佳的敦请疏文。
　　清高宗乾隆年间的彭际清，学佛以后，领导举家向佛，热心于佛教事业，如济贫、刻经、供僧、放生等，经年不懈，作《一乘决疑论》，驳斥理学排佛之论，余有《一行居集》、《二林居集》、《居士传》、《善女人传》等传世。杨文会，清末复兴中国佛教的枢纽人物，曾两度至欧洲，于英国伦敦与达磨波罗、南条文雄等佛教界人士结识。归国后，开始从事佛教事业：设立金陵刻经处；协助日本《卍字藏经》的出版；设立只洹精舍教授佛典、语文以培育后进；兴办“佛学研究会”定期讲经；编撰英译佛典等；其生平著述统编为《杨仁山居士遗书》。欧阳渐居士，受学于杨文会，协助金陵刻经处的事业。杨文会往生后，欧阳渐续其遗志，复于金陵创办“支那内学院”，致力讲学，造就许多当代佛教人才，其成就贡献，影响至钜。
　　晚年专务著述讲学的梁启超，一生论述不离佛教，为民初首开以学术研究方法探讨佛法的先河，其佛学论述以《佛学研究十八篇》、《大乘起信论考证序》为代表，皆收于《饮冰室全集》。国学大师章炳麟，对佛教的革新提出独到的见解，着有《告佛子书》、《告白衣众书》等，界定居士学佛的职责；尝与太虚大师在上海、苏州等地弘法，深受敬重，为近代佛教史写下新页。汤用彤是近代研究中国佛教史学的泰斗，治学严谨，在考证及义理上多所创见，受到国际学界的肯定。
　　方东美乃一代文哲，钻研大乘佛法，对华严哲学多所贡献，晚年皈依佛教。李炳南是台湾光复后，第一位提倡结社念佛的居士；一生致力于著书、讲学，接引无数青年学佛。吕澄师承欧阳渐，精通梵、藏及多国语言，毕生著述佛典，开拓佛教学术研究之风。张曼涛编撰《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一百册，蒐罗民国以来的学术论文，至今仍嘉惠佛教学者。
　　除此之外，对现代佛教忠忱护持，大力推动者有(依笔划顺序)：勾纯沅(勾峰)、文俱武(荷兰)、西原佑一(日本)、江基民(法国)、朱殿元、吴伯雄、吴修齐、吴金兰(西班牙)、吴剑雄(美国)、吴宝琴、沈尤成、沈智慧、沈家桢、吕林珠珠(菲律宾)、李世杰、何振威(瑞士)、车慧文(柏林)、林宗贤、林耀明(香港)、林慈超、林清志、纪文祥(巴拉圭)、洪冬桂、胡秀卿、高呈毅、高登博士夫妇(美国)、倪世健(英国)、夏铃(美国)、徐槐生、陈履安、陈荣霖、陈信智、陈顺章、陈梦膺(法国)、陈金凤、陈逸民(日本)、陈郑秀子、陈正男(美国)、陈潮派、陈剑城、曹仲植、曹永杉、黄英吉、黄金宝、黄月美、陶奇夫(苏联)、许两旺、游次郎、游象卿(澳洲)、曾梁源、曾敏敏(旧金山)、曾进、斯子林(巴西)、杨德胜、杨白衣、杨慈满、廖德培(澳州)、赵辜怀箴(美国)、赵宁、赵翠慧、赵茂林、张少齐、张姚宏影、张迺彬(美国)、张胜凯(巴西)、张登旺、潘孝锐、潘维刚、刘招明(昆士兰)、郑石岩、赖义明、赖耀森(纽西兰)、蔡国华、锺荣吉、萧碧霞、罗辅闻(荷兰)、罗嘉穗(香港)、严宽祜(香港)等。
　　佛教的护法来自社会各阶层，上至政治领袖、王公贵臣，下至平民百姓、山林隐士。他们秉持着对佛教的忠诚信仰，竭尽所能，以行动表达最高的支持。从历代佛教护法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高位者奉佛护法，对佛教的发展有风行草偃之效，特别是以佛法治世，更能拯救苍生于倒悬。另一方面，当佛教不为主政者所支持，或遭到毁辱时，佛教徒必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为佛教史留下许多护法的感人事迹。
　　过去龙树菩萨为了度化南天竺王，加入国王的军队，以特出的表现，历经七年，终于获得国王的注意，最后不仅度化国王，也感动了异教徒。龙树的弟子提婆，为度化国王，仿效其师，投入军队，领兵前锋，功拜将相，但却辞去优厚的军饷，以胜才崇德度百余万人，因此为外道所忌妒，而为教殉身。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中，佛教正需要像龙树与提婆善巧方便、勇于承担的护教热忱。今日社会，凡事讲究民主，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时代，弟子应将护法爱教的精神，表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让上司、同事肯定，而尊崇佛教；将佛法应用于生活中，让亲朋好友受到潜移默化的薰陶，而归信佛教。
　　总之，佛教的各个团体应当结合起来，佛教的各种人才应当连系起来，才能凝聚力量，发挥护法护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