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曹虹《慧远评传》

读曹虹《慧远评传》
　　骆玉明
　　当东晋末年，北有鸠摩罗什，南有慧远，对推进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并以此丰富中国的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慧远在庐山构建精舍，三十余年足不出山，唯以弘扬佛法为务，他作为坚强的信仰者所显示的不为权势所屈的德行，又别有一种精神感召力。而自此庐山始成为具有重要文化内涵的名胜之地。汤用彤先生嗟晚近佛法之衰颓，以为实由释子“趋附势利，迎合时流，立寺以敕建为荣，僧人以恩赉为贵”（《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由此亦可见慧远在佛教史上的地位。
　　虽然国内一般佛教史和思想史著作中对慧远颇为重视，但长期以来却缺乏关于其生平与思想的深细研究，较之日本方面所做的工作，显为逊色。近期，作为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由南京大学曹虹教授所作《慧远评传》（南京大学版）的出版，可以说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对慧远作全面的评析难度很大，一则相关资料零星散乱、真伪混杂，一则当时的佛教学说不仅繁复难解，且与具体的历史环境牵连深广，不下一番苦功夫是做不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评传具有相当规模和深度，作者无论对原始材料还是中外研究者已有的成果，都尽可能作穷尽的搜罗，以非同寻常的耐心对牵涉的诸多问题精心探究，始告完成。曹虹的专长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同行中以才智著称，但“越界”到人皆知“谈何容易”的佛学领域而获得成功，对学术研究的敬业精神应该是至关重要的。说起来，如今也正是一个红尘滚滚、人情烦躁的年头，这位女学者却把她默坐于书斋从事冷门学问的工作称为对人生的“享用”（见于本书《后记》），实是很有意味的心境，至少在我是很感钦佩的。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动荡而思想文化却格外活跃的时期，慧远身上尤其集中了多元文化的因子：他养成于北方的文化氛围，其主要的活动却是在南方的文化环境中，并深得南方士人（包括像桓玄这样的枭雄、谢灵运这样的名流）的礼敬；他起初潜心于儒家典籍，继而喜好老庄，又由追随道家而成为佛门的大师；同时，他在文学方面也具有很高的修养。通过慧远求学与求道的经历，我们可以十分具体而深切地了解在他所生活的年代里，中国社会中多元文化的彼此冲撞与相互容纳，尤其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怎样通过接受外来文化而得到扩展；中国的文化人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为什么和怎样确认自身的生存意义。这里需要注意到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绝不可低估，事实上直到清末民初，它的独特内涵还成为知识者接受与消化西方新学的中介（章太炎即其中之一），犹如魏晋士人一度借助老庄学说的概念以“格义”的方法来理解佛学。而慧远的时代作为佛学在中国文化土壤里开始深深扎根的时代，慧远本人作为这一时代的佛学大师，确实值得对中国思想文化之变迁有兴趣的人们去关注和了解。曹虹的评传正是从一个广大的历史视野里对上述文化现象作出了细致的阐释。
　　《慧远评传》又以较大篇幅深入论析了慧远在其弘法活动中对一个重大难题的应对：在佛教这一源于异域的宗教转化为本土文化一部分的过程中，怎样保持它相对于世俗政权、世俗礼仪、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独立性。我们看到慧远“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并非只是对隐士的生活方式的效仿，由此他亦避免了被显贵所笼络而令宗教信仰受扰于世间的宠辱。而慧远与执掌东晋政权的桓玄之间关于沙门是否应“礼敬王者”（即遵守世俗等级秩序）的争辩，与地方统治者、江州刺史何无忌之间关于僧人是否应保留“袒服”之习的争辩，都有力地护持了佛教的仪规、教理和宗教特质。而且，他在这一类争辩过程中关于儒、道、佛思想之高下异同的论析，也多少打破了以华夏文化为最高准则规范一切外来文化的思维习惯。设想，如果佛教完全降服于王者的威权，并进而被世俗礼仪和中国固有文化传统所消融，它不仅不能够提供中国所缺乏的宗教性的精神生活，也不能够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与儒、道并立的具有独立体系的分支。在信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世俗政权至上原则和注重“夷夏之辨”的古代中国，慧远所作的努力是坚毅而可贵的。虽然后世佛教的实际状态与时而变，常常不能摆脱为统治者所利用的命运，但慧远的努力，至少为许多虔诚的信仰者提供了重要的理性原则与精神支撑。
　　《慧远评传》所有的丰富内容当然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介绍与评说，笔者只是将自己认为在中国思想与文化史上两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方面简略地提出。我想，即使通过如此粗浅的管窥之谈，读者或许也能够体会到本书的价值，产生阅读的兴趣。至于要说到有何不甚满足的地方，我的感觉是：曹虹在涉及宗教信仰者的特殊心理经验时，下笔常会有些犹疑，这一类文字因而显得与所述之事隔膜且不明快。固然，研究者的立场理应是冷静而客观的，非信仰者想要充分体会信仰者的宗教经验也很是困难，况且还有古今之隔；但对带有传记性质的著作，读者难免期望对传主的心灵世界有更亲近活泼的了解，从而于作者亦难免有所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