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佛学家吕澄先生

现年九十三岁高龄的吕澄先生，致力于佛学研究事业已逾半个世纪，为当代著名佛学家。吕先生九十寿辰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在贺信中，对他的佛学研究成就做了高度评价：
　　居士继往圣之绝学，为法门之重镇。精义入神，昌明竺贤之心曲；显微阐幽，廓清内学之积晦。正法萦怀，功垂永久。
　　本文对吕先生的生平及在佛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作一介绍。
　　一
　　吕澄，字秋逸，又作秋一，1896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曾于镇江中学、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学习，后入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就读。先生的胞兄吕凤子先生是江苏著名画家，对佛法很感兴趣，所以极喜欢绘佛像。凤子先生常去金陵刻经处听近代佛学大师杨文会居士讲佛法，归来后即为先生复述。从此，先生开始接触佛法，并对佛法产生了兴趣。1911年杨居士逝世，欧阳渐大师继业。一次，先生因购书得晤欧阳先生，遂虚心请教。先生才思敏捷，一经指点，便有开悟，甚受欧阳先生赏识。自是以后，先生便经常与欧阳往返信札，讨教佛法。后来民国大学停办，先生辍学，正值欧阳先生在金陵刻经处内设研究部，便入研究部，与邱晞明、姚伯年、徐钟峻等同为研究部第一批学人。
　　不过这时先生还未立下终生研究佛学的志向，所以在金陵刻经处修习了一年后便自费去日本留学。到日本后，先在日本高等学校学习，后入日本美术学院专习美术。先生学习努力，成绩优异，连日本老师都竞相夸奖。一年后，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而罢学回国。
　　归国后（1916年）即被刘海粟先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在此期间，先生撰写了《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学史》以及与美学、艺术有密切关系的《色彩学纲要》。后四本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在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中。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佛学方面，而二十年代初期，先生在美学研究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美学方面，也曾做出重要贡献。
　　1918年，欧阳渐先生欲办支那内学院（意为中国佛学院），再三请先生协助，盛情之下，先生终于应允了。此后，先生的志向便逐渐转到专门研究佛学方面来。支那内学院经过四年的筹备，于1922年7月17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欧阳先生任院长，先生任学务主任。先生字秋一，欧阳称先生为秋子。鹙子本是印度人舍利弗的译名，在释迦几个大弟子中智慧最高。欧阳称先生为秋子，说明欧阳把先生比做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同时，欧阳先生也把先生看成办支那内学院不可或缺的人材。他说：
　　先师付嘱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笃实宽裕之黄树因可以推广，吾其庶几乎！
　　自1918年至1943年，先生一直在欧阳身边。在这二十余年间，先生除承担内学院教学行政组织工作外，还做了大量佛学研究、佛典校勘与整理、佛学教学等工作。此期间先生撰写了《声明略》、《佛典泛论》、《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和《因明纲要》，后三部被收入解放前编辑的十本重要佛学丛书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台湾把先生的这三部书全都影印出版。先生对西藏佛学也深有研究，著有《西藏佛学原论》，于三十年代出版。此外，先生还撰有不少佛学方面的论文和做了不少藏文佛籍的汉译和整理工作。
　　先生的讲课，深刻入微，常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讲课数十年，门人张德钧、谈壮飞所记笔记最得其详，现存者约有六、七十万言之多，内容多系五科佛学。笔记曾保存在谈壮飞先生处，原打算陆续整理出版，后因谈先生不幸逝世，笔记只好先送南京金陵刻经处保存。在讲课过程中，先生形成一个体系性的看法，即教授佛学应分五科，后人称它为“五科佛学”，即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先生所提出的这个教学体系，可谓近现代佛学教学史上的创举。支那内学院的教学，实际上就是按着这个体系进行的。
　　先生还提出“佛法不离世间”的口号。这个口号的实质就是要佛学为现实的人生服务，也就是为解救众生服务。应当指出，传统佛学的基本主张就是要救度众生脱离苦海，但那是主张使众生达到无苦无乐的超脱境界；而先生则主张使众生达到极乐境界。先生说：
　　佛家的解决人生问题，不能看作否定人生，而是改革人生的。……他们为着涅槃所作的，所行的，不只是解除一切苦恼，并述要累积一切功德。……功德的积集……会具足常乐我净的特征，符合于人生的基本的要求。（《正觉与出离》）
　　先生追随欧阳大师二十余年，深得欧阳的教导，从欧阳那里学到很多学问。由于二十余年孜孜不倦的钻研，加之他天资聪敏，欧阳大师健在的时候，先生的学业在很多方面已超过老师。这一点，观察深刻、慧眼识才的熊十力先生早就看了出来。他在给先生的信中称赞先生学业“较师更加精详”，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43年2月，欧阳大师逝世，大家公推先生续任院长。
　　1952年，支那内学院停办。李维汉同志鼓励先生继续从事佛学研究。当时国家拨给先生部分研究经费，先生继续从事佛学研究。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先生被选为常务理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先生颇为重视，自第三届起先生便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至今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发起编写佛教百科全书工作，邀请各国佛教学者予以合作。斯里兰卡总理来我国访问时，曾两次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此要求，周总理欣然应允，并将此工作交中国佛教协会具体负责完成。中国佛协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推举赵朴初居士为主编，吕澄先生为副主编，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撰稿。先生原计划研究印度大乘佛教发展到晚期阶段的中心问题，由于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副主编的任务更为重要和迫切，只好放弃自己的研究计画，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编纂百科全书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先生极其认真负责，全部汉文条目四百余篇，二百余万字，先生均字斟句酌地详加审阅、批改，以至最后定稿。译成英文稿后，先生仍然亲自逐篇修改，定稿。先生除担任副主编要审阅大量稿子外，还亲自撰写近二十篇。稿子寄到斯里兰卡后，各国佛学界公认中国佛教部分水平最高。这种国际荣誉的获得，是与先生辛勤劳动和先生的学术水平超群出众有直接关系的。打倒“四人帮”后，中国佛协将汉文稿陆续出版。现已出版了两册，六十余万字，书名《中国佛教》，得到学术界的好评。
　　1956年，先生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年被哲学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先生不挂虚名，自从被聘为兼职研究员后，每年都提出研究计画，并如期完成。
　　六十年代初，先生建议我国自己出版一部水平最高的大藏经，以超过日本的《大正藏》，得到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同意和支持。1963年，先生即编写了目录，广泛征求意见，据各方面意见予以修订，1965年最后编成。因“文革”开始，编印大藏经的宏伟计画便只好中止了。
　　佛学虽难，先生治学又非常谨慎，所以轻易写东西。但先生毕竟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所写下的作品也还是不少的。近由李安先生负责编辑一套《吕澄佛学论著选集》全四册，约一百四十余万字，交齐鲁书社出版，已付梓。相信这套书问世后定会引起国际佛学界、僧侣界的重视。
　　二
　　吕澄先生在佛学义理的研究和佛教典籍校勘、整理、辨伪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现举其主要者略作介绍。
　　（一）《藏要》
　　先生在校勘、整理佛教典籍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校勘编印了一部《藏要》。这部丛书原计划编印六辑，后因情况变化，只编印了三辑，共收书七十种，四百余卷。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全由先生独立承担。书中重要义理，由欧阳大师写成序文，置于篇首，以助了解。全部序文共有二十几篇。先生通晓藏、梵、巴等文字，校勘除以汉文最好的本子为底本外，还参考了现存的藏、梵、巴以及汉文异译等本子。所以校勘极精，像先生这样校勘佛籍，可以说是空前的。先生校勘的这部《藏要》，解放前即印行一次，很快便销售一空。“文革”期间，台湾据以影印出版，也即售罄。打倒“四人帮”后，金陵刻经处又根据旧纸型重印了一次。这部《藏要》的实用价值极大，有的被人用作校释佛籍的底本或作为重要参考本，有的被日本佛教大学作为教学课本，有的被印度国际大学用作研究资料。校勘这部丛书花去先生近十年时间，它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僧侣界的宝贵财富。
　　（二）“心性本净与心性本觉”
　　先生在研究佛学义理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发现了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在心性理论上的根本不同。先生认为，印度佛学主张“心性本净”；而中国佛学则主张“心性本觉”。心性问题是佛学的核心，因而区别开中印佛学心性理论不同，也就从根本上区别开中印佛学的不同。正因为这个问题是佛学中的核心，所以它的解决，便为解决佛学中很多重大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或根据。下面略举数端以作说明。
　　1、有助于人们弄清隋唐时期成立的佛教各宗的基本理论。先生根据中国佛学主张“心性本觉”这一基本理论，推论和论证了隋唐各宗的基本思想和共同点。他说：
　　隋唐时代先后成立的佛学派别，如天台宗、贤首宗、禅宗等，它们相互之间，在指导实践的禅观上，或在评论佛说的判教上，原有不少联系，因而它们关于心性的基本思想自然也有共同之点，都采用性觉说。（《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想》）
　　八十年代初，先生再一次强调指出：
　　一代禅教的各种学说，几乎都和这样思想（心性本觉——引者注）有关。（《大乘起信论考证》）
　　这就是说，先生坚持隋唐佛教各宗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心性本觉。我们在用这种看法研究中印佛学特点时，确实解决了不少过去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先生的这种看法已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
　　2、给人们研究宋明理学、心学同佛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从而有可能推动宋明儒学的研究提高一步。中国哲学史界老早就公认，宋明理学、心学都接受了佛学影响，并且也确实发现不少儒学和佛学的关系。但是，佛学影响儒学的重点或者说根本点究竟是什么？这就众说纷纭了。先生认为：
　　禅宗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的理学和心学都有影响，而影响的重点就在于以知（知即本觉——引者注）为心体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33页）
　　这就是说，宋明儒学都接受了佛家的心性本觉说。这是先生独到的见解。其实，宋明儒学接受佛家心性本觉说，是有大量资料可作证明的，然而学术界却普遍地忽视了这一事实。由于先生发现佛学对宋明儒学的影响重点在心性本觉上，这就有可能启发学者们突破旧路，把心性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不只停留在心性的善恶问题上，而迈进到净与觉的更高层次上去。
　　3、对勘定伪书提供了重要根据。《大乘起信论》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佛学典籍，后人对它的注释竟达一百七十余种。但作者究竟是印度人马鸣呢，还是中国人的伪造？这个问题曾于近现代引起海内外学者争论了几十年，最后，日本学者认为是印度人马鸣作，中国学者绝大部分认为是中国人的伪作。争论双方都提出很多根据。以笔者所见，唯独先生以“心性本觉”为根据来证明其为中国人所撰最为有力。印度佛籍，凡谈到心性的地方，都讲“心性本净”，唯有《起信论》却提“心性本觉”。这种重大区别就足以证明《起信论》非印度作品。先生还以“心性本觉”为中国佛学的特点，进一步考证其他可疑经典，发现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圆觉经》、《楞严经》，也都是中国人根据《起信》的“心性本觉”敷衍成的。宋代大儒陆九渊以读过这两部佛经而向友人炫耀；朱熹则盛称惟《楞严》写得最为精巧。七百多年后，先生揭露，他们都被伪经所骗。
　　（三）在佛典研究方面的贡献
　　传统看法一直认为，《四十二章经》是传入我国最早的佛经；《理惑论》是汉末作品。先生综合了前人的怀疑，提出自己的论据，证明《四十二章经》、《理惑论》均成书于晋宋之际。研究我国初传的佛学应以无可争辩的当时的译籍为准，如以《四十二章经》为准，势必把后世的东西加进去，以致无古无今。据先生考证，《理惑论》是改篡道家的作品而成的。如以此书为汉末佛家著作，不仅会造成无古无今的错误，还会造成无华无梵的后果。
　　先生的校勘极其精细。他在校勘《瑜伽师地论》时，竟发现从第八十三至第九十八卷，是引用全部《杂阿含经本母》。这一点，连精通并亲自翻译《瑜伽师地论》的玄奘法师都未发觉。而发现这一抄经事实，对了解《瑜伽师地论》的渊源是有很大助益的。它既然大量引用《杂阿含经》，就可推测瑜伽系的学说可能有一部分来源于上座部。
　　（四）《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先生编写的这部目录，是一部学术价值相当高的著作，可惜至今还不大被人们所理解。我国自宋初便开始大规模地雕版印刷汉文大藏经，迄于清末，已雕印了近二十次。除中国外，日本、朝鲜都雕印过。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组织全国佛教学者编印《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于1929年完成基本部分，即前五十五卷。无论从分类、校勘、印刷等方面，《大正藏》都远远超过以前。所以它一问世便被世界公认为最好的本子。至今尚没有别的本子超过它。《大正藏》前五十五卷，即基本部分，绝大多数作品是中国高僧的撰述或译作。按说，编印最好本子大藏经的任务，责无旁贷地应该由中国人承担。可是，解放前的中国并未做这项工作。《大正藏》虽然是个比较好的本子，而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看出它的优缺点。编印大藏经，最重要的工作是分类。过去雕印大藏经，在分类上，都渗透著浓厚的宗派偏见。《大正藏》自谓打破了这个框框，在学术造究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大正藏》的分类确实比以前进了一步，但在先生看来，仍然存在很多缺点。因此，先生决意由中国自己编印一部最完善的大藏经。而编印大藏经的首要工作是编写分类目录。三十年代，先生就自编了一部《精刻大藏经目录》石印出版。六十年代初，先生向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提出新编汉文大藏经的详细计画，得到学部的同意和支持。“文革”前，先生既完成《目录》编写工作。“文革”期间，此事不但无人问津，反而把《目录》的后半部分弃于废纸堆中，在送造纸厂前不久，偶由一位同志发现，偷着保存起来。打倒“四人帮”后，才把前后两部分合成完壁，由齐鲁书社出版。
　　这部《目录》是先生几十年读经的心血结晶。它有两大突出特点。笫一，按经籍内容分类。这是要亲自读过之后才可以分类的。由于先生做了这样的分类，读者可一目了然地从分类上看出某部佛经的性质。第二，先生做了大量“勘同”工作。汉译大藏经数千卷，其中不少是重复的，有的内容全同而书名不同，有的是某一大品中的一部分。假如对这个问题不明确，就很难正确寻出佛学渊源。这一点古人早就注意到了。自《出三藏记集》（510年）至《阅藏知津》（1654年）的一千一百年间，古人勘出相同佛籍408本。先生并未全信古人，而是对前人的勘同重新复核。发现其中58本不准确，甚至有错误，先生在编写《目录》时均做了校订，并用“今勘同”字样标明。此外，尽管前人做了大量勘同工作，仍有很多相同的佛籍未勘出来。先生读佛经凡五十余年，发现这类问题便记录下来，日积月累，仅先生一人就发现119部前人未勘出的佛籍，在《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中也用“今勘同”标明。合这两项共得177本，前人经一千余年，实际上只勘出350本，而先生一人便勘出177本，相当前人一千多年功夫的一半，先生在这项工作上的贡献是惊人的。
　　（五）《西藏佛学原论》
　　这是先生1933年的著作，共136页，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三十年代，海内外研究西藏佛学的人寥若晨星，先生可谓研究西藏佛学的第一批学者。这本书份量不算大，而内容却相当丰富、准确。所以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便在国内外享得很高评价。全书分四个部分：一是西藏佛学的渊源；二是西藏佛学的传播；三是西藏佛学的文献；四是西藏佛学的学说。这四个部分几乎把西藏佛学的主要部分全包括进去。自此书问世以来，凡研究西藏佛学的人，无不参考它。由于此书叙述的内容基本符合西藏佛学原貌，而且条理清晰，所以越来越受到重视。直到现在，港、台一些研究藏传佛学的学者，仍把此书看成研究藏传佛学的经典。
　　（六）对因明学的研究
　　自从窥基撰的《因明大疏》于晚清从日本返播回来后，中国逐渐开始了重新研究因明的热潮。先生也可算较早参与研究因明学的学者之一。不过因明学传入中国内地的并不多，因明方面的大部分著作都保存在梵文和藏文文献中。因此，不懂梵文和藏文，仅凭汉文，就不可能深入、广泛地研究因明。先生通晓藏文、梵文，所以他对因明学的研究，既能深入而又广博。早在三十年代便著有《因明纲要》，后又撰写了《佛家逻辑》，八十年代又出版了《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窥基的《因明大疏》被后人视作解释《入论》的经典，不敢改动只字，而先生却发现其中不少错误。有的在教学中纠正，有的于《因明纲要》中注明。熊十力先生对因明亦颇有研究，在熊先生眼里，懂得因明的人实在少得可怜，而熊先生对吕先生的因明研究却十分宾服。他在其所撰《因明大疏删注》中，不少地方称赞先生的灼见，并采用了不少先生的看法。先生对藏传因明也很有研究，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汉译并整理过藏传因明的典籍。
　　（七）对佛学基本范畴的研究和论述
　　先生非常重视对佛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他在教学中也特别注意讲清这些问题。因为佛学的基本范畴所反映的正是佛学的基本问题。先生把佛学基本范畴归结为三对，即：“正觉与出离”、“缘起与实相”、“观行与转依”。先生对这三对范畴做了历史的分析，并写成论文。发表在《现代佛学》上。先生在研究佛学范畴时，特别注意其源泉和变迁。其实佛学的真正“源泉”乃是社会存在。范畴内容的变化也是社会存在变化的反映。解放前，先生是不了解这一点的。然而先生以其严谨地求实态度，从理论形态上对佛学基本范畴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这虽不是“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马克思语），因而也不可能使人真正了解佛学范畴最后的“源泉”，但由于先生注意到范畴发展的历史变化，从而使人能从理论形态上了解佛学基本问题。说实在的，了解佛学真正的“源泉”的人并不多。中印古代社会都很复杂，而要做到对它们的准确理解，又谈何容易！
　　（八）《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先生研究印度佛学几十年，其成果集中地体现在这部著作中。这部书本来具有佛学史的性质，而先生偏叫“源流”。笔者曾就此事问过先生，他说：“史是多方面的，有思想、学说，也有史实和发展过程。再者，史还应当包括非主要的。我们只想对印度佛学学说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主要内容做些讲解就可以了”。这段话反映了先生的谦虚，也说明先生所讲的内容大都是主要的。这部书的正文并不长，仅258页，然而却把印度佛学的发生、发展、衰亡的全过程基本勾画了出来。总之，此书写得条理清楚，内容基本准确可信，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如任何一本印度佛学史著作都没有把玄奘在印度时看成印度佛学已发展到顶峰时期，因而也没有把后来的佛学看成只不过是重复前人旧说。先生在此书中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事实上他（指玄奘——笔者注）的造诣，远过其师”（该书第234页）。这就是说，玄奘的佛学思想代表了印度佛学顶点。这是先生的创见。先生做如此评价并不是曲意抬高中国人的学术地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玄奘在印度的无遮大会上取得最后胜利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玄奘回国后传的是印度佛学，特别是唯识学。玄奘糅译成的《成唯识论》十卷实际上是用汉文写成的印度佛学。对于外国学者来说，能读懂《成唯识论》就相当不容易了。先生之所以能在印度佛学研究上取得很深造诣，是与他个人呕心沥血的努力、掌握大量资料、精通古汉语、通晓藏、梵、巴等文字分不开的。先生的这种综合性特长，是外国学者所不能企及的。
　　（九）《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这是一部比较集中反映先生对中国佛学成熟看法的作品。这部书写得最精彩的是隋唐佛学。可以说，《略讲》把隋唐时期成立起来的五大宗的主要学说都清楚地描绘出来。老一辈学者汤用彤先生写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准确而比较详细地向人们介绍了这一时期的中国佛学；先生此书则对隋唐佛学做了精辟分析。合读这两部书，即可窥见中国佛学全过程。
　　三
　　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无非两条：一是勤奋好学；二是治学严谨。先生除了研究学问和搞教学外，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吸烟，不饮酒，布衣素食，几乎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四十几岁丧偶，即不再娶。笔者从先生学习时，先生已六十六岁。那么大年纪，每天都是凌晨四点起床，漱洗毕，即开始工作，或研究学问，或备课。政协系统常给委员们安排一些文艺活动。即使是这样的活动，先生也很少参加，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工作、学习、研究和教学上。这恐怕是先生在学术上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先生的治学态度极其认真，从不轻易做结论。他常引用佛典《瑜伽真实品》中的两句话——如其所有，尽其所有——教诫学员。当然，先生是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这两句话的。先生说：“如其所有”就是按学说本来意思去理解，不要连佛典或资料的原意还未读懂就随意发挥。当然，佛籍本身就有很多错误，这就很难从佛籍本身取得正确认识。因此，纠正佛籍本身的错误，在先生看来，应是首要的工作。所以内学院建立不久，先生就投身于编印、校勘《藏要》这项艰巨的工作中去。所谓“尽其所有”，先生解释说，就是尽可能多地掌握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不要只根据片言只语就做推断。先生本人对中印佛学心性论特点的分析、判断，至少是在读破千卷佛典之后才做出来的。治学态度严谨，是先生能在学术上取得杰出成就的另一重要原因。
　　务实际，不务虚名，对学术负责，决不为一己之私利或迎合某种需要而改变自己的看法或说违心的话。这是先生的坚定信念，事实上先生一直就是这样做的。1956年,印度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佛灭二千五百周年，邀请世界著名学者参加。印度方面指名要求先生去参加此会，但先生拒绝了。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就发表了佛灭年代的新看法，当时曾在僧侣界引起震动和非难。传统看法认为佛灭于公元前544年。这样，到1956年刚好二千五百年。先生则根据《众圣点记》说推定佛灭年代应为公元前486年。所以，先生并不承认1956年是佛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学术观点既不相同，怎能去参加自己不同意的佛灭纪念大会呢？先生不但不同意传统看法，就在1956年,还推测了为什么会产生传统的错误看法。先生认为，印度以木星纪年，六十年为一周。假使一个年代未掌握准确，一差便是六十年。传统佛灭年代与先生的考证差五十八年。先生认为，在纪年的月份上和起迄时间上都有可能变动，这祥，相差一二年是完全可能的。总之，先生推测，传统的佛灭年代，很可能是多计算一周而搞错了。
　　先生为人纯厚，从不揣测别人有什么不利于自己的动机。这样的人在一定时期，是容易上当受骗的。自从杨文会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已逾一个世纪了。在这一百多年中，积累了大量佛教资料，支那内学院停办后，由先生精心保管。这部分珍贵资料包括杨文会、欧阳渐从未发表过的手稿、眉批以及友人的书信，还包括日本老一辈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的亲笔信。此外，还有一部分梵、巴文贝叶佛经、藏文佛经、佛像等。六十年代初的一天，先生患病，特意把我们找去，详细地介绍了这批资料以及它们的珍贵性。“文革”初期，红卫兵司令部要占用先生的住房。先生最担心的就是这批资料，而红卫兵负责人却声称绝对予以保护，不但房门上了锁，还写了封条贴上。先生轻信了，以为会万无一失，决未想到这次上了大当。不到半年，这部分珍贵资料竟片纸不存，谁都不知去向，谁也不负责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直到现在，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一提到此事，先生的眼里便充满泪水，悲叹地说：“最可惜的就是这部分资料了！”
　　佛学是比较难懂的，而有不少人却自以为懂佛，且大谈佛学。熊十力先生对此极为气愤，切望先生能培养出几名真正懂佛的人才。他在给先生的信中说：
　　佛家之学，实难得真正解人。吾最痛心者，多是一般老太婆的知解，摇笔弄舌，而自命为佛。此辈由来已久，不止今日如是也。老弟务注意训练二三个真正作学问工夫的人，于末俗中支撑正教，是又吾所切望者也。（《致吕澄书》）
　　熊先生的话确属实情，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不过先生不讲那种尖酸的话而已。先生本不愿意担任行政工作，而欧阳大师逝世后，先生之所以能接任院长职务，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先生想借助内学院培养出一批真正懂佛的人才来。直到六十年代初，先生还接受了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委托，办了一个佛学班。先生坚持一期为五年。当时我们是想不通的。现在看来，即使是五年也还是仅能学到比较一般的东西。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先生非常重视培养后学。
　　先生对学员极端负责，为了教学牺牲了自己许多研究时间。笔者虽才识短乏，却有机缘参加了佛学班，亲自聆听先生的讲学与教诲，幸运之至。笔者亲随先生近五年，对先生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深有体会。先生授课内容有四：（一）佛学源流；（二）佛学原典；（三）佛学学说；（四）佛学史料。这些课程均由先生亲自讲授。每周八课时，一直坚持了两年多，总授课达六、七百课时。我国解放后教授社会科学，有个共同的缺欠，就是原典讲得太少，而先生却特别重视原典的讲解，每次讲课必用两个课时讲原典。两年多，共精讲了十几部佛典，还指导学员自读了十来部佛典。学员的听课笔记和自读佛典笔记，先生均逐字逐句改正。不仅改正义理、史料方面的错误，即使是标点符号、语法修辞，也决不放过。就笔者个人说，先生给改正过的听课笔记和自学笔记，不下百五十万言。至今笔者仍视作经典，时常翻阅。先生在学员身上所花费的工作量，是难以计算的。佛学这门学问，先生已吃得很透了。所以佛学虽号称晦涩难懂，但先生每次讲课，不论讲义理还是讲原典，皆能深入浅出，清澈明白。先生除每周讲两个上午课以外，一般每周还要到学员住处去一次，一者看看学员生活得是否合适，再者便是给学员解答临时遇到的问题。象先生这样认真负责地教导学员，真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也是笔者没齿不敢忘怀的。
　　先生宽厚待人，而对自己，对家人却要求甚严。内学院教职员工的待遇本来就不高，而先生还使自己和家属的生活力求节俭，使身体受到很大影响。这引起熊十力先生的极度重视。在学术观点上，熊、吕争论得不可开交，但他们的私交却很好。熊十力先生语重心长地写信劝先生：
　　老弟弱冠已负盛名，如舍法事而或作他种生活，自当优裕。今吃苦数十年……。吾所为老弟深念者，望于生活，宜勿太苦。……人生将半百，过苦不可久。诸侄之体气，尤令吾见之而寒心。天地生才极不易，何可如是不爱惜耶？……今后用功，亦不宜过。入夜切望宁息，勿看书或用思。此吾所切望于老弟者。（《致吕澄书》）
　　熊先生写这封信时，先生的学业已造诣很深，名气早已远播海外。象日本老一辈著名佛教学者木村泰贤博士，法国著名佛教学者莱维教授等，都经常与先生通信讨论学问。当时先生如不在内学院，换个任何文教工作，均可得到优厚收入。事实上，早在1936年南京中央大学就曾聘先生任哲学系主任，但先生为了内学院事业，为了有更多的机会研究佛学，宁肯过清贫生活而婉言谢绝了。这种为了学业而把送上门来的名利拒之门外的高尚品德，是十分令人敬仰的。
　　（五台山研究一九八九年一、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