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曹天度石塔考 (1)

　　北魏曹天度石塔考 (1)

《文物世界》 葛 钢 葛世民

　　图一 曹天度石塔测绘图

　　曹天度石塔，北魏天安元年(466年)雕造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其时，正是开凿云冈石窟的时期，距今已有1540多年的历史。这座石塔是我国迄今有实体存在，记录着雕造地点、纪年和愿文的单体九级石塔，堪称国宝。石塔一波三折的遭遇，传奇般的经历，更是引人注目。

　　一、离奇的经历

　　石塔雕造于平城，并在平城供奉。后来辗转到了大同市南110公里的原朔县(今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被供奉在弥陀殿内，成为崇福寺的镇寺之宝(图一)。

　　石塔现存高202.6厘米，为四角形仿木结构的楼阁式九层佛塔。石塔质材是大同地区出产的砂岩，与云冈石窟的石质相同。整座石塔由四部分组成：即塔座一块，塔身二块(其中一至七层一块，八、九层一块)，塔刹一块，共四块摞垒成塔。其组成的结构是：下层塔块的顶部掏槽呈凹形，上层塔块的底部凿留突出的榫卯，呈倒凸形。使四块塔石叠垒坚固，如同一块完整的石料雕凿而成，四段相连，浑然一体。

　　1937年9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西省大同市。在此前后则派一些有关“学者、专家”来大同，收集和鉴别城内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等信息资料，择机抢掠。其后又逐步扩展到大同市周围的各县。当得知崇福寺藏有“北魏曹天度石塔”后，于1939年派兵将寺院围起来，把这一国宝装箱运走。在装箱时，一位当地的爱国人士将塔刹藏匿(此人在1951年又将塔刹献给崇福寺)。日本人也不知这塔刹的去向，便将沉重的塔座和塔身(重约400多公斤)装入木箱，运到兵营暂存，后又同其他抢掠的文物一并用火车运到天津码头，再装船运到日本国，安置在东京帝室博物馆。

　　图二 塔座图饰布局图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于1950年3月至1951年4月，日本将一些公开抢掠的、又比较明显的或中国能提供出索要名单的历史文物和书画等(也有一些虽列入名单，但以战争毁坏为名，则未归还)前后分六批，共计105箱1497件运送到台湾。由台湾中央博物馆和图书馆联合管理处分批接管。不久，该石塔被台湾中央博物馆选出来陈列展出。尽管该塔在台湾只有塔座和塔身(塔刹现仍保存在崇福寺内)，但台湾中央博物馆仍然认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独立单体雕刻最完整、最珍贵、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而且对后世造塔影响深远，堪称稀世之宝，供人们一饱眼福。

　　1986年台湾在庆祝中央博物馆成立40周年时，特地从馆藏文物5万多件中进行了精选，选出40件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的馆藏珍宝，进行展出。“北魏曹天度石塔”作为该馆首屈一指的国宝入选展出。专家学者和观众，对这15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竟能雕造出如此精美的石塔无不称奇，更对先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由衷赞叹不已。

　　二、 石塔图纹的雕饰

　　石塔的图纹雕凿有序，布局严谨，层次分明。所有佛像和人物等的造型雄浑古朴，比例得当，自然生动。雕像不论大小皆精雕细刻，刀法圆润，线条流畅。本塔虽为小型的独立石刻作品，但它同宏大的云冈石窟造像如出一辙。

　　1.塔座

　　石塔的基座为正方形，高24.5厘米，长宽为63厘米。其正面是比丘供养图：正中间雕刻的是一个高蒂团莲供器，其上堆满了奉献的摩尼宝珠而呈圆尖形。其两侧是两个服侍的比丘，在两比丘的外侧是两只凶猛的护法狮子，在狮子上方各雕半个圆形的宝相花(图二)。

　　图三 塔座与第一层

　　在塔座的左侧排列着9个男供养人，右侧排列着10个女供养人。塔座背面是愿文，愿文左右两侧的边上，还有男女供养人各一个，这背面的两个人，是左右两侧男女供养人队伍的延续。这两队供养人都面向前方(正面)，双手合十，身体前躬，作朝拜状，极富动感，再现了当时的礼佛盛况。两队供养人分别是男10人和女11人不对称，有可能是依据曹氏家族男女的实际人数制作的。这些人可能是汉人，但他们同样都是时俗的打扮：男供养人头戴垂裙帽，上身穿窄袖紧袍，左衽，腰间紧束带子，下身穿褶裤，即所谓裤褶装，脚穿高筒长靴;女供养人头戴垂裙帽，帽顶中间下凹，上身穿夹领窄袖紧身上衣，下身穿曳地长裙。这些都与北方天冷，并便于在草原上骑射和放牧有关。这是典型的北朝胡人的打扮，而明显区别于南朝汉人宽袍大袖服饰(图三)。

　　塔座雕刻的这些香炉、比丘、护法狮子、宝相花、男女供养人等，都是为了供奉和朝拜佛塔第一层的佛祖、菩萨而设立的。把比丘安排在塔座的正面，左右两侧的男女供养人躬身合十，趋向比丘。这种安排与北魏尊崇佛教的浓厚气氛有关，佛教的教义规定：凡信奉佛教都要皈依“三宝”：即佛宝、法宝和僧宝。其中僧宝是指正式剃度出家的比丘和比丘尼(和尚与尼姑)。僧人是一切佛事活动的主导，平时则是对信教大众进行着教化，所以在许多供养图中，僧人一般是居主要或主导地位。这种排列形式，在云冈石窟中有多处体现：例如云冈石窟第19窟东侧耳室前壁左侧的二佛并坐龛的下部;第18窟明窗东侧中间的交脚弥勒龛的下部等，都是比丘供养在正面，左右两侧是男女供养人的排列布局。这与本塔座画面制作形式的布局安排完全一致。这说明一个问题，即北魏不仅仅是尊崇佛教的气氛非常炽热，而且对从事佛教事务的僧人，也是特别敬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他们达到了奉若神明的程度。
　　2.塔身

　　塔身高128.6厘米，为正方形，底边每边长为42厘米，从下到上逐渐削减缩小，按垂直八度收缩。其形制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建筑形式，共分为九层，仿木结构的斗栱承托着飞檐，飞檐上布满瓦垄，斗栱下是额枋，额枋由粗大的角柱承托，俨然是一座空中仙阁。每层又按三四排不等的设计雕刻佛像，共计有大佛像10尊，小佛像1332尊，均为浅浮雕。整座塔身设计严谨，布局规整，各种图饰比例协调，法像庄严，或坐、或立、或交脚，刀法圆润，线条流畅，确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塔身的第一层雕刻最为繁复，每一面的下部还雕有一个底座，座上四角有形如汉阙的大方柱，两方柱的正中间各雕有一个佛龛。在正面的佛龛里雕刻的是释迦牟尼和多宝佛的二佛并坐像，此龛在塔座比丘供养图供品的正上方。背面的佛龛内是一尊交脚弥勒佛，坐在狮子座上，两边各有一个胁侍菩萨。左右两侧的佛龛内，各雕有一佛二菩萨，佛为庄严坐像。在这四个佛龛的两边和上部，均刻满了小佛像，这些佛像分别按三、四排布局，每排小佛还设计雕刻了很多二佛并坐的图像。

　　在第二层至第九层的四面，按三、四层排列着密集、规整的禅定坐佛像或二佛并坐像，共计一千余尊，可谓名副其实的千佛塔。

　　3.塔刹

　　纵观整个石塔所雕凿的图纹，其中最主要最独特的一个题材是二佛并坐图像。这种图像在云冈石窟的雕凿中也同样是一个重要题材，仅现存的就有多达385例之多。云冈石窟的这些二佛并坐图像的雕凿，只是早期的较少，而且设计的位置也不太显眼。到了中期和后期的石窟造像中，二佛并坐像则成了一个重要的题材，并且将这种造像放在了重要位置上。其中，最有代表性大型二佛并坐龛，如第7窟正面墙壁的下层，就设计开凿了一个高3.75米，宽4.5米的椭圆形大佛龛，里面的二佛并坐像异常精美而巨大。这与本石塔雕凿的二佛并坐像，风格一致，如出同一个工匠之手。
　　二佛并坐是依据《法华经·见宝塔品》所载：释迦牟尼在灵鹫山讲解《法华经》时，天空突然出现瑰丽夺目的多宝塔。释迦牟尼使用法力，用手一指，塔门顿开，只见多宝佛盘腿坐在塔内，赞叹释迦牟尼讲解得好。接着多宝佛让出半席，与释迦牟尼并坐论道。这一佛经故事，所显示的是西域佛教东渐，特别是随着凉州僧人大批涌入平城，在平城的佛事活动中，把鸠摩罗什在5世纪初所译《法华经》，当作一项主要讲诵内容，对平城的佛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二佛并坐这种题材，也与北魏皇家的现实政治需要相吻合。这种历史的偶然机遇，则使这一佛经故事成为炙手可热的题材。

　　首先，北魏的佛教界开始将皇帝当作佛来参拜。据《魏书·释老志》载：“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逐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这时的北魏皇帝自然就成了佛教界所崇敬的佛。此后又有“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等等的举动。这些都说明，北魏的佛教也在或明或暗地为皇权服务，或受到皇权的左右。

　　再者，显祖拓跋弘生于兴光元年(454年)，至和平六年(465年)即位当皇帝，只有12岁。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二，……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六年后显祖被五岁的儿子(孝文帝)取代皇位，满朝文武更是“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直到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去世。这期间冯太后的影响、权力和地位，远高于两位小皇帝。北魏的朝野上下把她与皇帝并列在一起，颂之为“二圣”，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尊称。如《魏书》在李彪传、高闾传、程骏传等篇章，就多次提到“二圣”：“今二圣躬行俭素，诏令殷勤。”“二圣清简风俗，孝慈是先。”“二圣钦明文思，道冠百代，……”等。这些都说明二佛并坐，实际上就是对“二圣”比肩的颂扬，彰显了冯太后和皇帝处于同等的或更重要的地位。

　　从以上两点就不难看出北魏的佛教界和朝野上下，都非常尊崇“二佛并坐”，其用意是明显的。特地把“二佛并坐”当作一个重要的题材，则成为当时一个很必然的事情了。

　　三、 石塔的愿文

　　塔底座背面的愿文，为阴刻竖写19行，共126个字。字体是典型的早期魏碑体气质，字体苍劲有力，顿挫雄健，古朴庄重。由于年代久远，多次搬运，下部一些字迹模糊不清，个别字甚至已完全剥落。后经我国海峡两岸一些学者的辨认、断句和补字。这次过录时，对照拓片发现一些地方有误，又进行了补正。愿文全文如下：(图五)

　　石塔顶部的塔刹，由刹座、覆钵、相轮和刹杆四部分组成。刹杆顶部有些缺损，现存的塔刹仍然高达49.5厘米(图四)。

　　刹座为四角形，由须弥山和佛龛两部分组成：即须弥山上是佛龛。须弥山重峦叠嶂，异于其他塔的刹座图饰，别致新颖。山上雕刻着仿木结构的仙阁，四角各有一尊坐佛，头顶着有瓦垄的屋檐，檐下每面是一个佛龛，龛内均雕刻着释迦牟尼和多宝佛的二佛并坐像。刹座佛像共计12尊。

　　刹座之上为圆形的覆钵，覆钵的底座为四边形，每边都雕刻有蕉叶的托盘，在圆形覆钵的四个方向上各雕刻一尊坐佛。覆钵之上是九层圆形相轮，相轮上方是刹杆，刹杆有些缺损。

　　4.二佛并坐像

　　(一)原文：

　　夫至宗凝■■之在/人圣不自运畅由表/感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石塔■仪丽晖以□/永或愿/圣主契齐乾■□□/运表/皇太后皇太子□□/无穷/群遼百辟存亡宗□/延沈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天安元年岁次鹑□/侣登蕤宾五日辛□/内小曹天度为亡□/颖宁亡息玄明於□/平城造

　　(二)断句补字文：

　　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圣不自运，畅由表感。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石塔，饰仪丽晖，以■永惑。愿圣主契齐乾坤，■运表;皇太后、皇太子■■无穷; 群僚百辟，存亡宗■，延沉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天安元年，岁次鹑■，侣登蕤宾，五日辛■，内小曹天度为亡■颖宁、亡息玄明於■平城造。

　　铭文中有几个字简注如下：

　　“■”是寂字的别体字;“■”是“弘”字的别写字;“■”是饰字的俗体字;“或”通惑;“■”是坤字的古写字;“遼”通僚;“百辟”是指百官;“延沈”，沈通沉，引典：商纣王“好酒色，喜淫乐”，命乐师延作“靡靡之乐”，延只好违心从命。周灭纣后，乐师延内心愧对人民，便自沉濮水。喻内心熬煎;“楚炭”指楚人一炬，烧阿房宫成灰炭，喻遭劫难;“亥”是孩字的别写字;“鹑火”是星次名，即丙午年，为天安元年;“侣”通律;“蕤宾”古人律历相配(据《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律》古乐十二律，与历法十二月相配，五月为蕤宾之月)，即农历五月;“内小”指内侍小臣。

　　愿文释译成现代话，其意概述如下：

　　佛教本身是庄严清净的，所以必须依靠人们之间的互相传播，才能使佛法得到弘扬。神圣佛法的真谛，它自己也不能径自深入人心，其真谛的深入人心，也必须由人们之间的宣扬、探讨而感知。信仰佛教的人只有达到了感知真谛的境界后，才会事如所愿，没有不如愿的事情。对于为佛教已经付诸了实际行动的人，他所下的功夫是不会白费的，一定会得到佛和菩萨的佑护。我认识到了这两点，就用尽我所有的家资，雕造成了这座石塔，并特地将石塔雕饰得华丽生辉，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消除我多年的心中忧虑和困惑。并以此祝愿圣明的皇上福寿与天地同辉，福德隆盛而惠及国家的四面八方;愿皇太后、皇太子永享幸福;愿诸位同僚和百官们，以及活着的和已经故去正在受苦的宗亲们、大人和孩子们都能得到佛和菩萨的保佑。天安元年五月五日，皇宫内侍曹天度为亡父颖宁、亡子玄明造于平城。

　　这篇愿文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天安元年(466年)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年号。皇太后即文成帝的皇后，献文帝时称皇太后，即文明太后冯氏。皇太子为献文帝与东宫李夫人所生的儿子拓跋宏。

　　献文帝生于兴光元年(454年)，和平六年五月(466年)即皇帝位，改元天安，时年12岁。其子拓跋宏生于皇兴元年农历八月(467年)。皇兴三年农历六月(469年)，拓跋宏三岁时被立为皇太子，仅在皇兴三年至五年共当了两年零两个月的皇太子，五岁时(471年农历八月)即皇帝位，称孝文帝，改元延兴。

　　献文帝仅当了六年的皇帝，一直没有皇后，即使拓跋宏的生母，也一直是东宫夫人，后被封为贵人，在儿子被立为皇太子时，根据祖制，被立即赐死(怕母以子贵)。在承明元年(476年)才被儿子追封为思皇后。

　　从以上提到的人物和时间推断：圣主应是献文帝，皇太后为冯太后，皇太子应是拓跋宏。愿文中提到的天安元年时还没有皇太子，似有时间上的矛盾。但可以理解为：天安元年(466年)是石塔的开凿时间，历经三四年后雕刻完工，在刻立愿文时，拓跋宏已被立为皇太子。故此塔在完工后所刻制的愿文，应在皇兴三年(469年)，最晚也当在皇兴五年秋八月前(471年)。此时，也正是云冈石窟开凿的时期。

　　(本文图一引自《中国古代建筑史》1984年第二版;图四、图五采自张畅耕、殷宪先生《北魏前期的铭刻书迹》，刊于日本《金石书学》2006年第11期)

　　(葛 钢，上海东方消防杂志社;葛世民，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