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性在当代的闪光

佛法如何在当今日益世俗化的世界中发扬光大，这是许多当代禅林大德和佛学家们关注、沉思的焦点，也是他们毕生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1870－1966)和日本新兴佛教团体——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1928－)将禅宗佛教与现代人类情境、现代生活与人道主义密切结合起来，不仅使禅宗佛教在东方重放异彩，而且也远渡重洋，在西方世界大放光芒。
　　铃木大拙的一生是不断地周游世界各地，用现代语言并结合现代状况向现代人类传播禅宗佛法的一生。五六十年代以来，欧美各地禅堂林立、禅学风靡一时，这主要都应归功于他的不辞劳苦的努力。在他三十岁时就首次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由此一举成名，后来以英文著《禅宗论集》(三卷)，奠定了他在现代禅宗研究中的无上权威。他精通巴、梵、藏、德、中等多种语文，除了上面的英文论著外，日本岩波书店战后出版的日文全书也有洋洋三十四卷，算是本世纪屈指可数的国际性佛教学者。中日禅宗思想经由他的流畅的英文笔调，首次移植到欧美各国，并逐渐在西方生根流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铃木大拙曾长达八年生活在美国(1950－1958)，在美国各地传授禅道，禅的光芒使处于愧疚、焦虑和绝望中的一批又一批的美国人重新唤起生存的勇气，走向自由而尊严的新人生。1957年铃木大拙应邀参加以“禅与精神分析”为主题的座谈会，当代西方一些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铃木大拙即席作《禅学讲座》，引起巨大轰动。会后结集出版了《禅与精神分析》一书。从这次会议后，禅宗佛教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得到了更多的人们的肯定，同时禅也被视为比精神分析更有效的治疗现代精神病的摄生新疗法。池田大作是迄今仍频繁活跃于世界各地的著名佛教思想家，他将佛教作为一种新人道主义，并用它来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难题。他的两次与西方思想文化界精英的对话(已结集出版《展望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不仅给西方世界带来巨大震动，而且充分体现了用佛教来拯救现代危机的可能性。铃木大拙与池田大作的著述及其活动是意义深远的，他们不仅给古老的东方佛教注以新的时代精神，而且通过他们及一大批禅林大德的努力，使西方世界在本世纪开始从价值观上转向东方，并充分显示了东方式的佛教人道主义较之于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在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上的优势。本文拟扼要介绍一下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佛教人道主义思想。
　　一、禅：真正合乎人性的生活之道
　　人道主义这个概念一般用来泛指一切把人的价值与尊严放在首位的思想观念与理论学说，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的目标都试图从人性出发，来探讨如何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问题，因此，各种人道主义都把自己的基础建立于人性之上。池田大作也认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应当是以对生命本质和人性的明晰的洞察作为基础。只有立足于这个基础的信念，人道主义才能是可靠的。”①佛教对人性的看法。包括两个方面，其中贪欲、瞪恚、愚痴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在生命深层有着更为根本的、能遏制或削弱人性弱点的东西，它就是佛性。人人皆有佛性，人的本质应着重从这种佛性来思考。
　　那么，佛性指的是什么?铃木大拙认为，就最一般意义来说，佛性是支配我们整个生命的力量，它是构成万物和人的究竟因素或最后要素。进一步细而言之，铃木大拙把佛性归结为“空无”、“无心”或“无念”。他认为，在中国禅的创始者慧能的那首著名禅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中，“本来无一物”集中体现了禅宗佛教的主旨，它说明了人人皆具的佛性，在本质上是灵妙清净的“空无”，自性就是“空性’。空或无并不意味着自然万物、日月山川彻底消隐虚无，而应理解为是还自然世界(包括人自身)以本来面目的无心状态。无心状态乃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自我与世界尚未分立以前的本源状态，在此状态中，那种具有知、情、意功能的心灵尚未产生，平常而言的世界也尚未产生。“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能所(即能知与所知，亦即主体和客体)、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黄檗希运禅师语)②更简而言之，无心即指“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德山宣鉴禅师语)。这无心之心即是佛性，菩提只向心觅，除此之外。更无菩提之道，“无心自成佛，成佛亦无心。”
　　无心可以从无念这一概念中得到进一步界定。“无念即是在一切情形下都无心的意思，也就是说，不受外境所限，不要有任何对感情意识的眷恋。面对一切客观外境，都完全摆脱一切激动，就是无念。”(大珠慧海禅师语③)无念并非断除欲念，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象慧能禅师所说：“于诸境心不染”、“于念中无念”，不执着任何东西，随欲念自由显现却不肯定它，由此我所有或遭遇的一切行为或发生的事情，包括思想与感情，如果我对它们没有执着、没有眷恋的话，都是体现真如佛性的。佛性因此就是无念。此外，铃木大拙还用现代心理学术语“无意识”来表述佛性即无、无心与无念。不过这种无意识不是弗洛伊德的本能力量，而是作为可能性渊源的“宇宙无意识”。
　　铃木大拙在对佛性作了一般性描述后，着重强调了禅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禅不仅是战胜由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异化、内心分裂和精神颓废的良药，而且能给现代人以生存的勇气，因为禅道乃是真正符合人性的生活之道。
　　首先，铃木大拙强调了禅与生活的一致。禅的目标是见性。所谓见性，即开发自性，达到无心无念之境界，彻见到自己本来心性，自觉到本来具有的佛性。然而禅宗一直强调，无心无念之超脱境界是不可能通过闭门枯坐的坐禅功夫达到的，拂扫心上尘埃以求见到自性的坐禅是用自造绳寸自缚的方法，是一种虚耗光阴、障碍解脱之道的人为造作。“道由心悟，岂在坐也。”自性就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运水搬柴，莫非妙道。”所谓的“平常心是道”、“饥来则食，困来即眠”等等，所要说明的都是佛性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显露出来，无论行住坐卧，只要你“于念无念”，“于相离相”，莫思一切善恶，让心自然活动而发挥其无尽作用，不执着于声色货利的世间现象，便佛性具足。禅宗因此打破了囿于死板坐禅的教条，认为如果想通过坐禅成佛，无异于想磨砖成镜。无论是对于出家人还是在家之人，只要你外离诸相，内心不动，就是在做“坐禅”的功夫，在某一时刻实现这一点，你当下也就成了佛，因为“佛与众生更无别异，但是众生著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觅佛将心觅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总而言之，禅与生活是融为一体的，禅使你去过超脱而无执无碍的生活，成佛意味着通过勤勉精进去做一个无心无念的、超然透脱的、适乎自己本来面目的人。这样一种禅道对于沉溺于声色货利、迷失自己本性的当代西方人当然是意味深长的。
　　其次，铃木大拙强调禅道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它使单调和索然乏味的生活充满真实内在的创造性与诗意，它使你由凡入圣，由迷入悟。“禅就其本质而言，是看入自己生命本性的艺术。”④你只要见得自性，你便是一位超越芸芸众生的生活艺术家。做生活的艺术家，这意味着：“就一个人而言，他的生活反映出他从无意识的无尽源泉所创造的每一个意象。就这样的人而言，他每一行为都表现了原本性、创造性，表现了他活泼泼的人格。在其中没有因袭，没有妥协，没有受禁止的动机。他只是如其所好的那样行动着，他没有拘囚于片面的、有限的、受限制的、自我中心的存在之自我。他已经从这个监牢中走了出来。唐代一位伟大的禅师说：‘当一个人是他自己的主人，则不管他身居何处，他都忠实于自己的行为。’这样一个人乃是我称之为的真正生活艺术家。”⑤在铃木大拙看来，见性的人生之所以具有艺术性，乃是因为见性之人的个体无意识已经触及到广大无边的宇宙无意识(佛性)，并同广大无边的宇宙无意识那种无限可能性之渊源相沟通，而由此渊源，不仅各种艺术家孕育他们的灵感，即使我们一般人，也各以他自己的禀赋，把生活化做真诚的艺术。正如一首禅诗所道：“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也无忧。”总之，禅指出了从枷锁到自由的道路，它把本具于我们内心中的一切创造性与有益的冲动展示出来。禅的生活艺术把储藏于我们内心的所有生命力量做了适当而自然的解放，这些生命力量在通常的环境之中是被压抑被扭曲的，它们找不到适当的渠道来活动，因此禅的目标乃是救我们免于疯狂或残废。禅道(TheWayofZen)因此体现了真正的人道，“只要人是在人的限度内，禅就会被邀请。”⑥禅对现代人尤其具有精神疗法的治疗效果。
　　为了实现这种以佛性为基础的人道(“禅道”)，战胜盘踞在现代人身上的贪、瞋、痴“三毒”，池田大作认为必须进行一场真正的“人的革命。”
　　二、佛性开发与人的革命
　　西方传统人道主义一味强调“知识就是力量”，也即“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⑦这在某种程度上种下了现代人类困境的祸根，因为现代人类并没有随着新的知识与力量的获得而产生新的理想与智慧，反而遗弃了任何精神的乃至伦理的灵感，忽视了自己所具有的伦理、社会和审美的最杰出的才能。虽然物质生活享受的丰富恐怕古代和中世纪的王侯都会感到羡慕，但人的内在的灵的世界的丧失，使人的本真的尊严丧失殆尽，传统人道主义已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此，必须有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来拯救现代。佛教是否能起来迎接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的挑战，是否能用它无比的精神与伦理的力量来使人类向上，开拓出通向真正生存价值的未来的道路呢？实际上，唯有佛法能拯救西方！⑧池田大作也一直在呼吁要建立并实现一种以佛教为基础的强有力的新人道主义，这种新人道主义把人的生命尊严作为最高价值，并要求人们为此进行一种信仰的实践，去实践《妙法莲华经》，只要这样去实践，其人生也就会贯彻着坚定的人道主义。⑨按照佛教的义理去开发人的生命深层的佛性，努力变革与提高人的生命或精神世界，确立人的本真的尊严，这种信仰实践被池田大作称作为“人的革命”(Human Revolution)。
　　现代深层心理学等阐明，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有一个连我们自己也无法意识的无意识世界正在扩展。潜藏在那里、遇有机会就会喷射而出的那股强大的生命冲动，是理性根本无法控制的，不改变这种意识下的世界，真正的人的改变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要变革这种意识下的世界，需要佛教信仰的实践，因为佛教认为，意识下的世界既有贪、瞋、痴等邪恶的一面(这一面在现代人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也有佛性的善的力量一面，这股佛性力量通过开发能形成一股强大无比的根除或削弱、改造人性恶的力量，从而把生命推进到更高的境界。
　　早在四至五世纪的印度佛教学者天亲(Vasubandhu)就精神世界(意识与无意识)提出了“九识论”的基本思想。九识分别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与阿摩罗识。在现代认识论中，前五识相当于感觉，意识相当于统觉，末那识相当于理性。阿赖耶梵文原意是储存所、储存库之意，作为一识，它是意识与无意识的集合，既包括前七识，也包括人性的无意识部分，其中既有善的，也有恶的。佛教认为，决定一个人其一生中将遇到什么命运的因素(业)也储存在这里。阿摩罗是清净无垢之意，它是广阔的无意识领域，在这里个体无意识与宇宙无意识相沟通，它是普遍的生命本身存在的基础，它就是人们所称谓的佛性之源。因为阿摩罗识是每个生命的本源实体，同时也和宇宙生命融为一体，因此它也就是至高无上的“终极的存在”。人的革命就是通过阿摩罗识的开发，来变革与转换在阿赖耶识中的宿业(命运)与个人的特性。而那些直接发现最根本的阿摩罗识，建立起一种可以与阿赖耶中种种冲动与宿命的力量相对抗的善的力量，从而在现实的人生中确立起既不受外界的束缚又不为内在冲动支配的主体性的人，被人们尊称为佛。
　　如何实现超凡入圣或见性成佛这一过程?佛陀曾现身说法提出了走上解脱与快乐的成佛之路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⑩相应的有戒定慧三学。禅宗掀起了佛学中真正富有生机的革命，它抛弃了一切烦琐教条，主张顿悟成佛。即是说，对一切人，佛国是敞开的，只要你自己去悟。成佛，用铃木大拙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到无意识，并让那种宇宙无意识成为你人生与行动的自觉主宰。池田大作习惯于称这种宇宙无意识为宇宙生命或宇宙大我，他说：“佛教认为，众人生命的深处有一个可以称为宇宙大我的广大而强有力的实体，并把它称为佛性。且告诉人们要显现这种佛性，在现实的人生与行动中发挥它拥有的力量。”⑾无论怎样称呼，总之完成人的革命的过程就是成佛，而以成佛为最终目标的信仰实践过程就是人的革命的过程。“成佛”也并不是什么玄妙高远的东西，佛就是战胜了由贪、瞋、痴所带来的人生痛苦的快乐的人，就是变贪婪利己的人生态度为对一切生物和全社会的人施以慈爱的人生态度的觉悟之人，就是实现了个体无意识与宇宙无意识的沟通并由此进入泰然状态(WeII—Being)的开悟之人。
　　只有开发了这种佛性的人才配享有人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因为人的尊严既不单纯从自我的独尊中获得，也不纯粹从自然世界或神圣世界获得，而是基于佛性。只有彻见佛性的人才真正确立了那不受自己欲望和本能的冲动所支配的、体现人至高无上尊严的主体性，凭借着这种主体性，他远离了一切贪瞋痴及烦恼与杂念，远离了由只单纯为了物欲与福利而带来的“六道轮回”。他既能与自然万物和睦协调，也能对所有的人施以慈爱。也只有通过佛教信仰的实践，从人的生命深层进行人类精神革命，现代文明所面临的深重危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彻底克服。
　　三、慧眼、佛眼与自然世界
　　西方传统人道主义对自然的态度习惯于持科学或技术的态度，即把自然当作认识、改造和征服的对象。这种观点就象病毒一样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在毒害自然界，破坏了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对人的恩惠，从而使现代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严重危机。自然给予人的报复是致命的，人类只要再这样继续下去定遭厄运。人的革命在现实生活中首先就体现为：就人同自然的关系而言，人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传统人道主义肯定自我、以人为中心并颂扬人对整个地球的统治的基本立场。从佛教人道主义观点看，“科学技术是不应该用于征服与统治包括各种生物在内的自然界这一目的的。
　　科学应该用来使人类与自然的节奏协调，使其有规律的活动最大限度的发挥效用。”⑿宗教在这里应该有领导科学技术文明的作用。首先要用宗教的理念来谋求现代人的思想转换；然后，再让这些经过变革的人们以科学家与技术人员为核心，谋求把科学技术恰当地应用于环境，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去谋求新阶段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种宗教的理念当然应当是佛教的。佛法把我们认识对象的能力称为“眼”，并说有五种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池田大作认为，“科学之眼”在五眼中当属于慧眼。慧眼是指通过理性把事物抽象化，并找出普遍性法则的能力。比这个科学的理性的慧眼具有更深的认识力的是法眼和佛眼。法眼是指修炼自身的生命，并将这作为一面镜子、照彻万物，如实洞察对象物的认识能力，法眼关键是通过修炼生命获得的一种能力，佛法指使自己的生命内部涌现出慈悲的一念，叫作修炼生命。佛眼指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即亲身感受并同时体现宇宙生命的活动力和宇宙间的一切实相，通过这样的生命自身，彻底认清人生、社会、宇宙各种现象。佛教的信仰实践主要是修炼法眼与佛眼以显示佛性。科学技术至上的观念之所以应该得到彻底纠正，是因为还有比它更高的法眼与佛眼，而正是这法眼与佛眼才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得以亮堂起来。因此人对自然的态度更主要的不应是从科学慧眼中来获得，而应该从佛教的法眼与佛眼中来获得。因为关于法眼与慧眼给我们提供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正确的理念。
　　其一是由法眼而来的慈悲。“佛教最大的特质在于它对万物的慈悲。”佛教的经典中曾有这样一个插曲，释迦牟尼在其前生所作的修行之一，是把自己的身体去喂饥饿的老虎。从根本上来说，佛教的思想认为人的身体是由他周围的物质形成的，人也受到万物的恩惠，因而教导人们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所受到的恩惠，自己也要为环境和其他的生物作出贡献。这种思想正是佛教制订的最根本的一条戒律——不杀生戒的基础。人处于比其他生物优越的地位，所以他们不应当是对生物界漠不关心的压迫者，而应作为善良的保护者，对所有的生物施以仁慈。其二是由佛眼而来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池田大作引用佛教理论来论述这一点。佛法说：“自然界本身是维系独立生存的生命的一个存在。”并教喻说；“人类只有和自然——即环境融合，才能共存和获益。此外，再没有创造性发挥自己的生存的途径，”⒀池田大作认为，佛法的‘依正不二”原理所表明的正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因为它明确主张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所谓“依正”就是“依报”(包括一切的环境)和“正报”(生命主体)。“依正不二”也就是说，生命主体与其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在客观世界的现象中，虽然可以把它们两者作为两个不同的东西来认识，但在实际存在中它们又是融合而不可分的整体。
　　总之，人对自然不应当是统治者，而应当是调整者、保护者与贡献者。人不是自然之家的主人，而是自然之家的守护者，人的尊严就体现在这种守护之中。守护意味着对自然万物的慈悲为怀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的尊严正是从慈悲与和谐中涌流而出的。
　　四、生命伦理学：慈悲、尊严与永久和平
　　人的革命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就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来说，应当把尊重其他所有人的生存权利和维护人格的尊严作为基本，这种根本的伦理就是佛教所表明的“慈悲”。要克服盘踞于现代人心灵中的“魔性的欲望”(本能、权力欲及占有欲)及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的贪婪(无论是对物的贪婪，还是对名誉或欲爱的贪婪)，就必须树立起慈悲的新自我。
　　慈悲本来是古代印度语Maitri和Karuna合起来的译词，前者意味着给与快乐(慈)，后者意味着拔除痛苦(悲)。佛法上，慈悲就是拔苦与乐的精神。所谓拔苦，就是除掉潜伏于人生命中苦的根本原因，它是建立在“同苦”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把对方痛苦的呻吟，作为自己内心的痛苦去感受，在这样共同感受的基础之上，来根除这种痛苦。“与乐”就是给人以快乐。真正的“乐”是什么?池田大作认为，佛法上说的“乐”决不是一时的局部的自我满足，更不是逃避现实，它意味着生本身的快乐，即“生之快乐”，这种乐乃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的纯洁的、强有力的欢乐。慈悲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人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帮助。
　　铃木大拙与池田大作都把“拔苦与乐”的慈悲当作人类最根本的精神价值，奉为最高的善。这一最高的善又把人的生命的尊严看作最高价值。生命是尊严的，没有比它更高贵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它。生命的尊严之所以至高无上，乃是因为“佛教认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宝物，其中包含着极其珍贵的至宝——即佛界或佛性。生命没有任何等价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珍贵的。不仅如此，生命中还潜藏着佛界，所以，它又是具有尊严的。所谓佛界，就是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实际存在，它来自于探究宇宙与生命的客观规律的智慧以及对宇宙生命和自体生命一体性的感知，”它是建立幸福的真正源泉。”⒁池田大作还提及《法华经》中的一个故事，说释尊在遥远的前世作为一个菩萨出现时，领悟到所有的人的生命都有佛性，因而甚至对于要迫害自己的人也加以礼拜。这就是说，任何人都有着构成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性的根本，当了解到这一点时，就必然会怀着尊敬的心情去对待他人。⒂
　　本着这样一种把人的生命尊严看作至高无上的观点或根本伦理，池田大作联系现代社会实际，坚决反对现代医学的所谓“器官移植”以及“安乐死”，认为这些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并强烈呼吁在现代医学界应确立以佛教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原则。就是从“生命是宝物”的观点看，佛教也不能承认自杀。人生的痛苦是无法用死来结束的，恶业的痛苦在死后还会继续下去。这种恶业只能靠人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况且，“苦乐之中并不存在尊严，而生命才有尊严。但佛教也不一味地反对死，要人去苟且偷生。如果为了明哲保身便歪曲正义、胆小懦弱或牺牲他人等，只能有损于生命的尊严。在这一点上，佛教也教诲人们，为了维护佛法的正义，为了他人的利益，要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样才配享有人的尊严。此外，池田大作作为一名佛教人道主义者，也呼吁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生命的尊严是第一位的，决不允许为了抑制犯罪而剥夺具有绝对尊严的生命。如果需要某些对社会犯罪进行抑制的力量的话，那么应该考虑死刑之外的方法。
　　最后，池田大作与铃木大拙都坚决反对战争，主张人类的永久和平。战争被认为是绝对的坏东西，它制造了佛法上所说的巨大的恶业。在佛教人道主义者看来，佛教的实质就是和平，“在一切宗教中，只有佛教，能够以和平带给这个困扰的世界。”⒃战争的根源从佛教观点看就在于人类的“贪、瞋、痴”，而主要发源于人们之间的瞋恚(憎恨与愤怒)之心念，因此要制止它也须于心念处加以抑制，佛经上说：“瞋恨不能制止瞋恨，只有亲爱才能止之。”⒄必须用智慧和慈悲去抑制“贪、瞋、痴”三毒，从而制止对人的生命尊严构成最大威胁的战争。而和平则是心灵与精神富有文化教养的一种状态，“文化是耕耘，是驯化”。放任三毒，受其横暴威胁，乃是一种没有文化教养的状态。而增强智慧与慈悲的心灵，就能驯化这三种毒害，把它们变耕地，高明地对它们进行抑制。这就如同驯养野马，野牛，把它们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一样。人类过去对外在世界进行了耕耘，在驯化物质、能源、生物等方面进行了努力，也取得了成功。但对自己内心的野性，可以说是置之不理。当然，在伦理、道德方面进行过部分的尝试，但仅凭这些来对付内心深处的巨大力量，还是极其软弱无力的。为争取和平所作的有关裁军的努力，其失败的原因，归根结底可以说是在于忘记了宗教这个最重要的关键。正因为如此，铃木大拙与池田大作才为了创造“心灵与精神的富有文化教养的状态”，为了人类的永久和平，才不辞劳苦地奔波于世界各地，把佛法的教义传给世界上的人们，这给世界上的人们，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人们，带来了拯救的福音。
　　注释：
　　①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98页。
　　②参阅铃木大拙《禅与生活》，179页。
　　③参阅铃木大拙《禅与生活》，159页。
　　④铃木大拙、弗洛姆《禅与心理分析》，中国民间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186页。
　　⑤铃木大拙《禅与精神分析》，39页。
　　⑥铃木大拙《现代世界与禅的精神》，参阅《禅宗思想与历史》，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台北版，17页。
　　⑦《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i982年版，第347页。
　　⑧《欧美佛教之发展》，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台北版，第89页。
　　⑨池田大作《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1989年版，第180页。
　　⑩恕不详述，详见[英]查尔斯·埃利奥特著《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李荣熙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320—328页。⑾池田大作《二十一世纪的警钟》，180页。
　　⑿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第39页。
　　⒀参阅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第30页。
　　⒁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190页。
　　⒂参阅池田大作《二十一世纪的警钟》，137页。
　　⒃⒄参阅《欧美佛教之发展》，第336—337页。
　　【载净慧主编《法音》文库：《佛教与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