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与禅心——中日古典园林审美意境之比较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4
　　1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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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刘婉华(1973-)，女，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博士生，主要从事建筑哲学、建筑美学、中国哲学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东　广州510640）
　　【内容提要】中日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和审美意境既有相似性和继承性，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其审美意境分别体现为书香与禅意、乐感与物哀、中和与枯淡的不同特征。
　　【关 键 词】文心/禅心/古典园林/审美意境/比较
　　【参考文献】
　　[1]　姜文清.东方古典美——中日传统审美意识比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　陈巍.中国古典园林文化内涵的美学研究[J].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1(1)：65-69.
　　[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4]　李泽厚.美的历程：华夏美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5]　张十庆.造园与植栽——中日古代园林植物造景的特色及其比较[J].华中建筑，1994(1)：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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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日本的主要文化外源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密切而频繁，延续了两千年。这使得中日两国的文化发展沿着极其相似的道路前进。中日文化的相似性、共通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两国的古典园林也体现出相似性和继承性，日本古典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分支。但是，日本园林并非中国园林的原型复制或机械再现，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因此，虽然中日古典园林在园林历史、造园环境、园林类型、造园思想、造园手法等各个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和共通性，但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点，体现出各自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意识。从总体上看，中国古典园林着眼于现世人生，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是“文心”之园；而日本古典园林则更注重出世来生，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是“禅心”之园。比较两国古典园林的审美意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日文化发展的轨迹和特点。
　　一、书香与禅意
　　在讨论以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古典园林”主要着眼于中日两国的古典私家园林。一来因为中国历代皇家园林拥有极为优越的造园环境和条件，其规模宏大、气势恢宏是日本皇家园林难以比拟的。二来因为在中国，宗教建筑开始往往是“舍宅为寺”而成，寺庙与宫室、府邸在形制和形式上没有根本的差异，寺庙园林与住宅园林也不存在显著的区别；而在日本，虽然也有“舍宅为寺”的传统，但佛教传入后势力迅速发展并极为壮大，寺庙建筑与园林得以自成一系发展，而佛教思想则深入渗透进日本民族的个性和生活之中，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寺庙园林的特征出现在日本民众的住宅、园林之中。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的寺庙园林与私家园林都有融合的趋势，在此就不再将寺庙园林单列出来比较。
　　“书香”与“禅意”可以分别代表中日两国古典园林审美意境的整体特征。中国古典园林的主体是文人园林，弥漫着浓浓的书卷气，而日本古典园林的主体是武士园林或僧人园林，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形成这种审美意境显著差异的原因，在中国，寺庙园林为私家园林所同化，文人园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主体，而在日本则相反，私家园林为寺庙园林所同化，日本古典私家园林具有宗教园的气质。文人园与宗教园的区别，是造成中日古典园林审美意境之差异的直接原因，而其根源，与佛教在东亚的传播有极大的关系。
　　佛教是在东汉时期才传入中国的，而中国早在佛教传入千百年前的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足以主导社会的哲理思想体系——以《周易》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社会伦理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宇宙自然观，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丰富多彩的思想观念。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得“佛教的传入，只可能使社会意识发生某种程度变化，而不可能由它成为社会意识的主宰”。[1](P3)而日本的情况就不同了，“日本在佛教传入时，才正处在社会思想体系的形成期，才从神话传说和万物有灵的原始的社会意识起步前行，佛教得以和儒学一起，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潮，而且特别在人生观上取得了基本的控制权，这就是中日两国在佛教受容上的根本差异。由于这种差异，在佛教对中国和对日本的审美意识的影响关系上，也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不同点。这就是，由人生观所决定和左右的审美感情在内容和感情色彩上有很大的不同。”[1](P3-4)
　　而且，众所周知，佛教的一支大宗派——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禅宗创始于中国，是中国化的佛教教派，但是，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远不如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禅宗主张“本性是佛”，“佛在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坛经?般若品》），主张“无念为宗”，虽处身尘世，却心中不染纤尘，主张“顿悟成佛”，不需累世修行，只需灵机一动，有所领悟即能达到佛的境界。禅宗的教义迎合了当时日本社会文化修养水平较低的武士阶层的精神需求，得到了幕府的保护，迅速发展成为日本社会文化意识的主流，影响甚至主宰了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中国，由于主宰文化生活的文人士大夫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也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并自觉地将其转化为艺术观念，但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儒道思想，佛教（包括禅宗）思想从来都不曾成为主流。
　　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在中日两国文化中的影响程度不同，决定了两国传统审美意识的差异，并在园林文化中体现出来，成为“书香”与“禅意”两种不同的意境营造。
　　中国古典园林与文人士大夫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文人士大夫早就意识到自然山水所具有的魅力，因此着力于在园林中再现自然、师法自然，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趣。园林既是文人出仕之前的习业治学之所，又是文人退身之后的归隐静思之地；既是文人修心养性、安身立命的乐土，又是文人雅聚唱吟、谈古论今的园地。因此，它处处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追求和审美情趣。
　　中国古典园林并非单纯的模仿和再现自然景物，而是一种表现艺术，它的山石水土、花草果木都经过精心处理，以满足文人寄情山水的审美趣向，使文人流连忘返于山水花木之间，借山水以解忧，籍花木以怡情，更重要的是在对自然的体悟中感受个体生命的意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生命主题，它一方面是儒家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又是道家的虚静、恬淡、放浪形骸的养生哲学，这两种精神功能在造园和赏景的园林参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古代文人常常亲自参与园林的经营规划和推敲点评，原因就在于文人将自己的种种情感、志向、意趣投射在园林景物的塑造之中，在创作时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并在观赏时又重温这种满足带来的愉悦。[2]中国古典园林通过真山真水、花草树木的配置，特别是通过为数众多的诗、画、文、题、联、匾、额等点景之作，表达深刻的寓意，表达文人的志向、追求、理想和精神境界。
　　而日本古典园林虽然也是以自然山水为造园主题，目的在于典型地再现大自然的美，但其主要特点是“写意”，特别是从镰仓时代开始由真山水向枯山水转化，在室町时代又完成了茶庭露地的更趋神游的园林形式的转变，其审美意趣大异于中国古典园林的真山真水的文人情趣，而更多的体现了闲寂幽玄的“禅”的意趣。
　　“枯山水”是日本写意庭园的最纯净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小尺度的、盆景式的园林，典型的枯山水园林是京都府龙安寺方丈南庭，大仙院方丈北、东庭，退藏院、灵云院书院等庭园。枯山水庭园的尺度、规模比之一般的私家园林和寺庙园林小得多，但却在小面积的庭院中通过写意、象征的手法，造出千岩万壑的气势来。它用石块象征山峦，用白砂象征湖海，石块或单独或三五成组放置，以示崇山峻岭或者层峦叠嶂。用白砂平铺象征广阔的海面，砂面耙成平行的曲线，犹如万重波涛。沿石根把砂面耙成环形，象征惊涛拍岸。不植高大的树木，只植少量夭矫多姿的灌木，不种花而种植蕨类、青苔等。与中国真山真水的园林不同，枯山水不是供人在其中流连、游览、赏玩的，而是供人（特别是禅僧）睹物静思、神游天外的。极其简洁的景物蕴涵着极其深远的寓意，体现的是淡泊、玄远、寂灭、往生的宗教情怀，需要心灵的感悟才能体验其中的意趣，“禅”的意味非常浓厚。
　　二、乐感与物哀
　　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有两大立足点，一是道家的“适意说”，一是儒家的“乐志论”。古代文人的双重、矛盾性格特征很明显，就是因为道家与儒家的学说在同时起作用。儒家重视社会生活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起着主导作用，使中国文化在总体上体现为理性的文化。儒家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积极入世精神，推崇“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豁达心态，赞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论语?述而》）的乐观态度。因此，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认为它体现的是一种“乐感文化”，并认为，“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3](P295)
　　尽管道家推崇精神上的超然尘外，主张人格身心的绝对自由，在其影响下形成的适意、隐逸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但是，道家所主张的心灵修养和人格升华，与儒家所力主的君子人格追求不但不相悖，而且恰恰可以圆融无碍，补儒家对个性自由关注之不足。而且，道家所主张的超脱，是积极进取过程中的一种退思、休憩、整顿心灵，而不是无奈的屈服和对人生的厌弃。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古典审美意识是趋向于愉悦之情的。
　　中国的“乐感文化”在园林艺术中有独特的表现形式。例如，中国古典园林中具有较多的建筑物，亭、台、楼、阁、厅、堂、廊、榭应有尽有，以建筑构景是中国园林艺术的重要技法之一。建筑物除了有联景、点景的功能外，最主要的功能是为了游观赏玩而设，中国古代文人的活动很多是在游赏园林的过程中进行的，建筑物则为文人聚集所设，无亭台廊榭则游而无息，无厅堂馆阁则聚而无所，都难以尽兴。可见，园林中形式众多的建筑物是为着文人的现世生活而设，具有享乐的精神，体现的是乐生的情感。
　　又例如，花木是园林构景的另一重要要素，中国古典园林非常重视花木的配植，并对不同的花木赋予特殊的人格比德意义。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与修竹同清，一花一草一树一木，无不是文人雅士自身完美人格的象征和追求。因此王维说“香草为君子，名花是长卿”（王维：《春过贺遂员外药园》）。中国古典园林素有欣赏奇花异草、佳果名木的倾向，对植物外形的欣赏主要在其高大、古老、芳香、奇异等方面，因为植物具有比德意义，越是奇花异草，越能体现出类拔萃的完美人格，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积极心态的一种体现。
　　与中国的“乐感文化”相对，“‘物哀’是贯穿在日本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念。”[1](P91)“‘物哀’是悲情之美。”[1](P107)虽然儒道思想对日本文化也曾经产生过影响，但儒学传入日本的时候，汉代经学高潮已经过去，中国文坛正处于一个文艺自觉的时代，儒学的核心观念——积极入世的礼治教化观，在中国也正处于式微阶段，因此，儒学的乐观精神对日本的美学观念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而“道家思想是以一种生活和艺术情趣的方式，……给其以亲近自然、任情率真、追求闲寂又钟情于美艳的艺术情趣”。[1](P73-74)虽然道与禅都主张超然出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暗合，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后者尽管描写的是色（自然），指向的却是空（那虚无的本体）；前者即使描写的是空，指向的仍是实（人格的本体）。”“在审美表现上，禅以韵味胜，以精巧胜”，“它追求的不是什么理想人格，而只是某种彻悟心境。”[4](P366)对日本传统审美意识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它表达的正是这种空灵冲淡的“彻悟心境”，体现的是一种由对自然万物、人生百态的感悟而触发、引生的低沉、悲愁、优美、纤弱、哀戚的情绪。
　　在日本古典园林所营造的审美意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动人心魄的物哀之美。如上文提到的“枯山水”庭园，只有尺寸之地，只有意象化的山与水，然而正因为没有蓬勃的花草树木，从而摆脱了四季的荣衰，正因为没有真实的流水，所以摆脱了盈涸和运息。俗世人生难免有生老病死，所以是短暂而痛苦的，只有摆脱了这一切，才能到达永恒的乐土。这就是“枯山水”所要表达的情感，它深深地渗透了悲观、厌世、彻悟、往生的“物哀”之美。
　　与中国古典园林中建筑占有很大的比重不同，日本古典园林中建筑物的比重很弱，建筑几乎不介入庭园造景，除了点景的茶庭，以及一些如石灯、石水砵等建筑小品外，很少有其他建筑物。而茶庭草庵往往刻意追求质朴无华的气质，素土泥墙，内部是不经砍斫雕饰的木柱，摒弃一切多余的修饰，简朴而洁净，足以荡涤人的心灵。茶道精神其实是禅宗文化的世俗性表现，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目的也在于修养心性，触发人的情思和感悟。因此，日本古典园林中的建筑物基本上表达的是一种物哀之美，而不是为世俗化的享乐活动服务的。
　　而对于造园植物景观的配置上，日本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典型，也更为细腻，与中国古典园林所追求的趣味也不同。日本古典园林的花木配置方式具有独特的日本民族风格，虽然也讲究植物的比德状兴意义，但只求野花小草，不求名花异卉。如《作庭记》所记的五种造园样式，其中“沼池样”和“苇手样”是专以植物造景的。“沼池样”就是以水生和阴生植物附生于沼池中，以表现自然界中的沼池的形象和意境；而“苇手样”则是在庭池边栽植一些矮小的竹子、芦苇等植物，仿取水边芦苇、岩石的形象。[5]用于造景的这些野花小草本身，没有多少直接的观赏价值，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欣赏花木本身，而是要以花木配合其他造园要素，追求“有若自然”的景致与意境的创造，表达一种在平凡中追求深远，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感情。而且，日本庭园的花木配置景致随四时而变化，表达了日本民族对四季花木敏感而细腻的独特感受和心境，其氛围幽雅、纤细而充满自然情趣。日本古典园林的细腻、哀怨、凄清、敏感的物哀之美，就是在这种看似无心实则精心的造园手法中得到点点滴滴的体现。
　　三、中和与枯淡
　　中国传统审美意识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追求“中和”之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道两家都非常重视“中和”。儒家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其“中和”有两个含义，一是多样性，孔子主张“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即多样性的和谐组合；二是适度性，孔子讲“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即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而道家也重视“和”，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就是指出世间万物均是由阴阳对立的两方面相生相长而成。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中和”意识都是自觉地贯穿其中的，正如我们已经意识到的，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对中国的文化和审美意识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并且催生了中国本土化的佛教教派——禅宗。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发展历程来看，佛教始终未能产生替代作用，儒道两家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两大主流。这是因为儒家积极入世的理性精神与道家超脱隐逸的感性精神，两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张力，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自足的、中和的、互补的哲理观念体系。在审美意识领域，“中和”之美其实就是反对单一性，反对走极端，孔子在评价《诗经?关雎》时认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即既有丰富的情感表现，又不过分。中国传统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正是这样，重视主体情感的激发和体现，却又自觉地用主体的道德、意志、理性来节制感情，使情感表现既丰富多彩，又恰如其分。
　　“中和”之美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有充分的体现。园林游赏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视觉感受来感染身心、激发情感的，因此，园林的色彩对游赏者的心情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中国古典园林以灵巧、淡雅、平和著称，在造园理景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色彩的搭配。首先，其环境空间的主基调为绿色，绿色是自然界、生命力的象征，使人心境平和、充满希望。园林中通过栽植品种多样的树木，在统一的绿色基调里产生明度和纯度的变化，形成丰富的层次，既和谐又生动。其次，以花草果实的缤纷色彩作点缀。在一片绿色的世界里如果没有其他色彩来点缀，园林空间就会显得单调乏味，因此花草果木的栽植非常重要。春有红桃，秋有黄菊，夏有粉荷，冬有白梅，既有色彩的差异，又有花期的间隔，春华秋实，常游常新，正反映了自然界的勃勃生机。再次，以朴实的建筑色彩做补充。虽然花草树木姹紫嫣红，但建筑的色彩却非常朴素。中国古典园林中建筑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形态各异，但是却丝毫不会显得突兀，不会影响园林的整体协调。因为尽管建筑的类型繁多，但色彩却相当朴素，粉墙、黛瓦、栗色的门、窗和梁、柱，掩映在繁花绿树丛中，显得单纯、简洁、宁静、素雅。通过这种精心的色彩设计和处理，中国古典园林体现出一种既丰富多彩、生机蓬勃，又宁静恬淡、清新雅致的“中和之美”。
　　与中国古典园林中极富人情味的、淡淡的哀愁、淡淡的喜悦的“中和”之美不同，日本传统审美意识追求的是一种禅味极浓的、幽深的、神秘的、微妙的、朦胧的“枯淡之美”。日本文化受佛教的影响非常深刻，其审美意识具有极浓的宗教色彩。在这种审美意识的背后是浓重的佛教意味，背负着“宿世”、“宿命“的重负，常感人生短暂、罪孽深重，在内省中心情沉重而痛苦；又极之向往虚幻的“极乐之境”，祈求通过静思、反省来求得心灵寂灭，感悟人生。它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反省人生、但求寂灭的“枯淡美”。
　　日本室町时代的枯山水庭园擅长运用写意和暗示的手法，通过白砂、石块和少量苔藓等的单调组合，形成冥漠空无、冷寂凝止的情调和幽玄深邃、逶迤晦暗的庭园风格。与中国古典园林明丽的色彩搭配不同，日本古典园林不求丰丽，但求传神，灰暗是日本古典庭院的基调。园林中的建筑物，如茶庭，追求粗朴纯洁，力求使用直线条，摒弃一切曲线，与中国园林建筑中轻灵飞扬的角翘大异其趣。园林空间刻意营造“老树白去，一鸟不鸣”的淡泊境界，以利于沉思与反省。建筑室内的采光因此总是营造得像朦胧的黄昏，而庭园内的石灯笼在夜间映射出昏暗的灯光，更加强了一种神秘、幽隐的意味，大有“深山藏古寺”的孤寂、荒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