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佛教近代化趋势窥豹

　　今年五月四日，我们迎来了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纪念日。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无疑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而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则是对于传统中国文化遗产的一场大清理，是现代文化的发轫点。回顾五四运动前后八十年的中国历史，返观中国佛教在这段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自身的近代化趋势，对于今天广大青年佛教的近代历史沿革，更真切地体会佛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必然性，从而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的稳定健康发展，有着不密置疑的裨益。
　　距五四运动爆发八十年前的一八三九年，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领导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禁烟运动。但随着虎门烈焰而来的，是鸦片战争的战火，洋枪利剑所鉴署的《南京条约》，不仅将民族英雄逼上了两起伊犁的流放之路，而且使满清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的蛮横、民族肌体的赢弱，充公暴露于世人眼前。由此，中国近代第一代士大夫代表龚自珍、魏源激情难忍，给中国的振兴开了三贴药方：一为西学，二为儒学、三为佛学。嗣后，以康有为、杨仁山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第二代士大夫阶层及以梁启超、谭嗣同、章太吴为代表的第三代士大夫阶层，更是在文物准新变化的社会革命旗帜的同时，努力发掘佛教的“众生平等”、“天我”“净土”等学说，为其社会理想服务。维新变法过程中佛教思想之所以会为广大知识分子中革命者所接受，所发挥。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四点：一、革命重要有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民众的道德责任感。章太吴曾明确地提出：“非说无生则不能去死心，非破我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淡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二、佛法教义中”众生平等“的观念。便于进一层发挥出革命的结论。维新变法的革命者曾用”众生平等“的观念谁两方启蒙思想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合理性，为推翻宗法专制等度提供舆论依据；三、大主佛教以普渡众生、利益众生为其宗旨，这一宗旨重在由出世转换到重在入世的基点。因此，以佛教救世，利益众生的观念被直截了当地为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服务；第四、由于清廷与正统儒子在历史上对佛教的压制，在生存环境上和心理倾向上使佛教与反清革命有着天然的一致处。
　　自虎门销烟到五四运动，八十年中，中国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维新变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其中，辛亥革命的爆发，为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国制以最沉重一击。在其中，佛教扮演了社会进步润滑剂的作用。不仅士大夫层在发挥佛教教义而为社会革命服务。而且，向以出家出世为准论的僧人，也如敬安长老所说的：“我虽学佛未意世，”摆在中国社会与大乘佛教面前的近代化任务，即使是志在“忘世”出家的僧人，也是无法回避的。月霞法师曾应邀赴日，在留学生中讲经说法，华山、意周、曼殊、栖云等直接卷入了反清革命、铁岩和玉皇法师分别组成了僧军参加辛亥革命。特别是宗仰法师，与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邹军等革命者过往甚密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交谊深厚。中山先生在与其交往中，对佛法的了解除日益深刻，曾根据佛教的社会功效为：“佛学之理，使上着精研而无穷；佛之戒律，使下愚警觉而易入。世间世出，彻上彻下，义极圆满。”
　　八十年前的一九一九年，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等赴京请愿，要求废止袁世凯政府所颁布的以独裁、专制和蛮横、无理而臭名昭著的《管理寺庙条例》这无疑与五四运动相呼应。嗣后，一九二○年《海潮音》杂志的创办，提倡人间佛教，力主教制改革，开辟了佛教近代的新阶段。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佛教的近代化趋势，以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为起点，可以说是“一波才动万波随”。太虚大师的盟说圆瑛法师以及谛闲、印光、虚云、淡虚等法师相继以自己的呼声和行动对中国佛教近代化趋势予以推动。特别是圆瑛法师以弘传《楞严》为主旨，融合各宗，与应慈、兴慈、太虚等法师一起在沪上弘法，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城市化进程，盛极当代的都市佛教即起始于上述的各位大德。
　　一九一九年，太虚大师曾与欧阳竞无居士有一次很诚恳的晤谈，这可谓是出家众与在家众富有文化氛围的高层次会晤交流。自此以后，中国佛教界无论是居士还是出家僧，都将注意力投入于佛教的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兴办。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学书局都相继成立。《海潮音》、《内学》、《中流》、《世界佛教居士林刊》等杂志在全国发行。同时，一批高僧大德以其卓越水平、脱俗风范、严谨修持、护法热忱、渊博学识，在佛教界广大信徒和社会各界人士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广大教卦在大德的爱情怀和胆识的感召下，积极投入于抗日救亡运动，将自身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可以这么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旋律，始终是爱国与爱教的图融、走入世与出世的结合。
　　一百多年来，中国佛教的历程，是与中国社会城市化历程相伴随的。佛教的命运也是民族的命运休感与共的。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的二、三十年代，大乘佛教入世救世的精神在佛教界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在中国社会民众变革主张，要求进行教制改革；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式微和官僚资本的勃兴，依附于民族资产阶级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城市佛教也受到了重创逐步趋向于一盘散沙。
　　新中国的建立，随着中国佛教协会和地方各级佛协的成立，广大佛教徒终于有了自己可以信赖的组织。社会主义社会，为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和社会理想之间的图融结合。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基础。而国家主权的完整社会的日益稳定和繁荣，为庄严国土、利尔有情的佛教理想的实现，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今天的佛教界青年法师、居士，要站在高度，回眸二十世纪佛教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佛教与祖国荣辱与共的血肉关系，自觉地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