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宁三教思想初探

　　提要

　　赞宁（919～1001）法师是五代末北宋初的知名高僧，佛教史学家，。他博涉三藏，兼通儒，、道二家，又善文辞，所编其《宋高僧传》在佛教史上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并为大家所认同。但其在儒学及佛学义理方面也颇有的建树，和其同时代的人相比，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作深入的分析研究。在此我不揣浅陋，以赞宁的佛学思想为中心，从其生平活动以及著述等为切入点，来探讨赞宁三教思想。

　　回顾中国佛教从南北朝以后，三教一致论和三教合一的思想逐渐盛行，到北宋已成为时代主流思潮。赞宁其一生精研内典，著述颇丰，于释教之外，广涉儒典，阐发幽微，尤其是他为折衷儒、佛二家之冲突而提出“以王法为本”的观点，来折衷儒、佛二家之冲突，此观点主要见于《大宋僧史略》、《鹫岭圣贤录》，其用意在于藉由此而获得君主和大臣之扶持，弘扬佛法。赞宁可谓北宋初年倡导三教合一的先声和代表人物，后期乃开后来智圆的《闲居编》、契嵩《辅教编》所述及的三教融合思想受到赞宁这一学说的先河影响。本文即结合赞宁的生平与著述，对他的这一思想略作探讨。

　　一、前言

　　从政权政治的角度而言，宋代的国家仍然如前朝是以儒家思想为其立国、施政的根本，可谓在国家的各个领域内都受着“儒教”的影响，由此必然导致其抑制佛教的倾向的产生。从民族意识的角度而言，藉于当时受到辽、西夏、金等北方异族的经常性的侵犯，人们的民族的反抗意识被激发出来，由此而对“夷狄”的佛教加以苛刻的攻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从对于视儒教伦理为正统的官僚士大夫们及理学先驱而言，贬抑佛教乃是保持儒学的正统地位的内在要求就是要贬抑佛教的地位，。而这些官僚士大夫作为政、学术界的儒士精英的思想、言论势必对于影响到国家的宗教政策、社会人士对佛教的观感，从而造成实质影响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佛教构成现实的威胁。而这些尽管他们反佛的根据，不过是些表面化的东西皮相之论，诸如平民溺惑于佛教，广兴寺院，僧尼日增，扰乱民生，毒害政治等等，而罕见在佛教学理上对佛教作深入的批判似乎是没有完全的深入。虽然相比之下，后期后来的理学家们大都熟读佛教书籍，藉此来攻击佛教，比一般的官僚士大夫的其排佛的理由倒是要深入得多，但还是没有深入到佛教的深层教理中去也少有肯綮之言，反而在从佛教理论中汲取思想营养大大充实了自身自家的学说。

　　宋代初期的佛教既受到国家主流指导思想政府的限制，同时又不断遭受官僚士大夫、理学家们的排斥。面对如此的威胁困境，佛教界再也已然不能无法拘泥 于保持“沙门不敬王者”的佛教习惯超然地位，。为了必需思考相应的对策来缓解除这些“儒教”大外部环境施予佛教的下的压力制和胁迫。，赞宁提出了他的“以王法为本”的应对之道，兹试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二、赞宁的生平与著作

　　赞宁法师，湖州[（浙江]）德清人，俗姓高，父名审，母周氏，其祖是黄河流域的渤海人，。生于贞明五年[（919]）金鹅别墅，当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908─959)开国之君武肃王钱缪钱鏐(908─932在位)在今浙江省和江苏省东南部建立政权之后，赞宁也在后唐天成中(约九二九929)[1]在杭州市祥符寺出家[2]，更在后唐清泰初(约九三五)[3]入今浙江省境的天台山，接受天台宗所授的具足戒，并学习以释道宣(五九六─六六七)的《南山钞》[4]为依据的《四分律》学问[5]。，通南山律。师他博涉三藏，辞辩宏放，无人能挫其论锋，时人称为‘“律虎’”。；又兼通儒，、道二家典籍，又善文辞，深受王侯名士敬仰。吴越忠懿王慕其德风，任其为「”两浙僧统」”。，并赐号‘“明义宗文大师’”。让他去管治理吴越国的僧尼，在其任其内数十年来「“像法修明，缁徒整戢」”[6]。

　　到了宋太宗(976─997在位)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末代君主忠懿王钱俶(948─959在位)奉版图归降赵宋，赞宁随降之入京。宁公赞宁以应对得体为太宗喜欢，赐紫方袍，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改其法号为‘“通慧大师’”，并晋住开封左街天寿寺。其后，历任翰林史馆编修，、右街僧录，、左街僧录等职。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太宗下诏命宁公赞宁修一部「《高僧传」》，令他回到杭州原来所居寺院去撰写[7]。赞宁在僧人显忠的帮忙之下，经过六年努力，在太宗端拱元年(898)修成《宋高僧传》三十卷。以此成绩，受诏书褒美并获厚赐[8] 咸平四年[（一说至道二年，996]）示寂，世寿八十三。追谥‘“圆明大师’”。著作颇多，除《宋高僧传》之外，另有《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又有《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学集》四十九卷。

　　正当在江南吴越之地，武肃王钱鏐脱离后梁支配，称被封为吴越国王[（后唐同光元年，923]）之时，曾遣使至高丽、日本、求佛教书籍，前后五代历代钱王都虔诚信仰佛教，在保国安民的同时，大兴佛事，在兴国安民中弘扬佛教文化，故在五代混乱世之中，是唯一国泰民安的王国。居于良好的地理条件构筑了一个东南，筑建成了佛教王国，又南唐李氏盛行佛教，也可以与吴越僻并考。长兴三年，武肃王死，文程穆王钱元璀嗣立，善承父王之治。天福元年[（936]）遣蒋承动等赴日本，寻求佛书。彼时赞宁尚在天台钻研佛教。清泰二年[（935年]）赞宁十七岁，时值新罗僧道育在天台山平田寺留锡，据说他以血供羊蚊蚋虻蛭四十余年，赞宁在石梁与道育同宿修行。

　　赞宁到了六十多岁，奉着阿育王寺的佛舍利进宋朝京城汴梁（今开封）。太平兴国三年[976]之后，赞宁才开始发挥他的抱负。此时吴越王钱氏降宋，赞宁随着钱俶奉着阿育王寺真身舍利塔进京，太宗在滋福殿召见，一日七次宣召，询问天台石桥，方广寺五百罗汉和高达五丈多的大瀑布崖上的石梁的情况。赞宁在当时的活动情形：赞宁后来所处的政治环境、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及文化氛围，都对其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从他后来的交往中可以窥见一些消息。

　　一是与钱氏一族中的忠懿王、宣德节度使钱湛、奉国节度使钱亿、越为刺使钱仪、金为观察使钱俨、工部侍郎钱昱都有亲密的交往，此外并与卫尉卿、崔仁翼，工部侍郎慎知礼、内侍致仕扬恽钱等互相唱和应酬诗文。

　　二是吴越的文风隆盛，直接间接刺激了赞宁对于儒学的关心，当时江南佛教界有贯体、灵彻、齐已等儒僧。赞宁並受光文大师汇征教以文格（文体），前进士龚霖授以诗释诀。因此赞宁的声望日隆，文学日盛，在钱塘有数的名僧中有四虎，即契凝——论虎、义从——文虎、晤恩——义虎、赞宁——律虎。他在吴越监坛，为副僧录及两浙僧统达数十年之久，对吴越佛教颇有贡献，赞宁获得“明义宗文大师”的僧号即在此时，据他在《宋高僧传》中所记，他和钱塘慈光院文备[（926-985]）、净光大师义寂等都有亲密的交往。

　　吴越王钱氏[（908-979）]）于太平兴国（978）三年五月在宋室统一进迫的压力下，将其国土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户兵丁十一万五千三十六，献与宋帝，从而保全了钱氏一族及吴越国境内的安宁百姓。，这也可以说见是钱俶王深受佛法的熏习，宅心仁厚。三教思想融合的端倪,赞宁随降同钱俶王进京的赞宁，。以应对得体为太宗喜欢，亲赐赞宁紫方袍，改号“通慧大师”，深得太宗信任，驻锡于汴京左街天寿寺。赞宁老年与卢宋崖、李穆等讲论儒学及名理诸论，在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有下面一段有趣的记述：

　　吴僧赞宁、，为国初僧录，颇读儒书，博览强记，自有著述。辞辩纵横，时人不能屈，。有安鸿渐者，亦胜诗文，且多滑稽．。鸿渐在开封街头闲步，赞宁与数僧由对面来。鸿渐指而嘲曰：‘“郑都管不爱之徒，时时作队。’”（郑谷诗：‘“爱僧不爱紫衣僧’”）。（爱富贵之人）。赞宁应声答曰：“‘此秦始皇末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有：

　　太宗幸相国寺，在佛前烧香，问赞宁应否拜佛。赞宁曰：‘“陛下只可烧香，不必下拜。因陛下是现在佛，无拜过去佛之必要。’”赞宁善读书长于口辩，此语深合上薏意，太宗微笑颔首，以后帝行幸佛寺，焚香不拜，遂为定制。识者亦为合礼。

　　以上的记述也许不一定是事实，但却可以看出在北宋初期官僚知识阶级对佛教真情流露的态度。如：吴处厚所著《青箱杂记》卷六中有：

　　近世释子多务吟咏，唯国初赞宁独以著书立言，尊崇儒术佛事。可谓允当之评论。

　　赞宁在太平兴国六年[（981]）被任命为右街副僧录，掌右街教门之事。次同七年受诏归杭州，先后七年纂修《高僧传》。端拱元年[（988]）七十岁再度入京。淳化元年[（990]）参政事苏易简奉太宗旨意，编纂三教圣贤事迹，由太一宫道士韩德纯编述道教。，赞宁编述佛教，著作了《鹫岭圣贤录》。（这本书现在已经失传了佚），很明显的其中是既是奉旨而作，向三教合归一当然是编撰的基本原则的方向迈进的。编纂的人是当时的各教权威。据王禹偁的《小畜集》卷十中所载有，赞宁在著书完成之时，赞宁在这一年是充任左街讲经首座一职，王禹偁作：

　　[《宁公赞宁新拜首座]》一诗曰：

　　著书新奏御，优诏及禅扉；首座名虽贵，家山老未归。磬声寒绕枕，塔影静侵衣；终忆西湖上，秋风白鸟飞。

　　至道二年[（996]））赞宁以七十八岁高龄，蒙恩命受洛阳佛教教团监掌。在这一年，洛阳首都文人之间因袭白居易的故事，常召开九老会的雅集，当时以总理宋初大文化事业的李昉、（著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为中心，而参加者宋琪、杨微之、魏丕、李远、朱昴、武允成、张好问及方外沙门赞宁共是九人。而以八十岁且文名贯于当时的张好问为笔头（文首），其余都是近乎八十岁高龄的人，对于绘画赋诗良咏都有研究素养，可以说是一个风雅高尚的集团，后来因蜀地叛乱，出兵四川，九老会也一时不得不中断了。在白居易之后以诗论体闻名当世的王禹偁，对于佛教并不抱有好感，只是对于赞宁以师事之，在他的《小畜集》中记有向赞宁呈送诗词的事情。

　　此期间，赞宁开始著作《高僧传》，到了咸平二年（999）加以重修《僧史略》，这是他的最后著作。，总其一生所著内外之学计数百卷,，年逾八十，仍为护教而努力，。他经历了史馆编修、左街僧录之职，于咸平五年以八十五岁高龄，于杭州祥符寺示寂，葬於钱塘龙井坞，门弟子有显忠、智轮（见于进呈《宋高僧传》表中），天圣七年（1029）法孙宗盛，将赞宁遗骸付诸荼毗，重新祀奠。崇宁四年（1105），徽宗加谥为‘“圆明大师’”，旌表其学行，更四十年后绍兴十四年（1144）法道重刊《僧史略》，再行确定了重申赞宁“佛先道后”之主张。

　　孤山智圆（976—1022）在《经通慧僧录影堂》一诗中，对赞宁影堂曾咏思之诗，颇动人意一生的德业大为推崇，诗曰：。

　　寂尔归真界，人间化已成；两朝钦至业，四海仰高名。旧迹存社，遗编满京；徘徊想前事，庭树跪鸦鸣。

　　三、赞宁的“王法为本”和“崇儒为佛事”论思想背景

　　唐代韩愈之后，辟佛之一直层出不穷。到了宋代，由于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的大肆入侵，深具民族精神与忧患意识的宋儒，从佛教的法义中汲取营养，却用这个新形成的理论来开始新一轮的辟佛，宋初尊儒抑佛之思想的由此形成。宋初，排佛之儒者的作品主要有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论》，李觏的《潜书》，欧阳修的《本论》，等人，兹略述其排佛之思想。

　　孙复（992－1057），字明复，人称泰山先生， 以佛「“为夷狄之法，乱我圣人之教」”为大辱，力排佛教，其有言曰：「“佛、老之徒横行於中国………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人」”（孙明复《小集··儒辱》）。

　　石介，字守道，人称徂徕先生，师事孙泰山，作《怪说》三篇，以和其师之说，曰：「“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徂徕集》卷五《·怪说》下）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晚号六一居士，作《本论》三篇，评击佛教，编有《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凡涉及佛教记事者，均予删除之，亦为排佛论者，其有言曰：「“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於民」”（《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七·《本论》下）。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学者称盱江先生，初持排佛之论曰：「“苟去浮屠氏，是使惰者苦、恶者惧、末作穷、奇货贱，是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浮屠也，宜乎其排之而不见听也」”（《盱江集》卷二十《广潜书》）此类辟佛之言甚多，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宋儒攘斥佛法之大概。在这个激烈之排佛运动中，从剽窃佛经的精义入手。而撰成自己的学说，进而衒耀自己的能为。，最终达到务其名的目的，。当然我们不能这样绝对对于当时的儒者下这样的一个结论，但在这些可谓无端的责难中，随趋大流的也是不乏人在，其目的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儒者以文排佛的思潮之下，致使佛法浸衰，民众由于这个原因而对佛教感到迷惑，然而在僧伽团体的内部，只有“内外博通，真俗双究。，学行才识兼类具”的赞宁法师能够独当一面，力排众议，写作《僧成史略》，阐明“儒释道一贯，三教之贤圣，。理归一揆”的思想，。以对抗儒士之说。王禹偁是一位反佛的儒士，他曾上奏请宋真宗沙汰僧尼，奏章中直斥僧尼是「“不蚕而衣，不耕而食」“的「”民蠹」“，最低估计要每年费民间万匹绢，三千斛米来白白养活他们。然而如此强烈反佛的人却依然激赏赞宁的外学修养，尤其佩服宁公赞宁的史才。极为反佛儒士王禹偁激赏，有《赠僧录通慧学公》诗曰：

　　“诏修僧史浙江滨。，万卷书中老一身。赴阙尚骑支遁马。，援毫应待仲尼麟。溟蒙雪彩松□晓。，狱藉苔花竹院春。还许幽斋暂相访。，便令陶令满衣尘。”

　　其意窃比陶彭泽谒远法师故事，而目高之也。

　　赞宁为人博学，曾著书批评古时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其所著《驳董仲舒繁露》二篇、《难王充论衡》三篇、《证蔡邕独断》四篇、《斥头颜师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杂斥诸史》五篇。《折海潮认兼明录》二篇《抑春秋无贤臣论》一篇。极为王禹偁(九五四─一○○一)所激赏，可惜这些宁公赞宁的著作均已佚散。故王公与《与赞宁书》曰：“累日前蒙惠顾才，辱借通论，日殆三复，末详指归。徒观其涤《繁露》之瑕，靡《论衡》之玷，眼瞭《独断》之瞽，针砭《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说，泯米颖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孙却似图蔓。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然则师古子而为来哉？得非无祚素王，而假手于我师者欤？览其文知其道！”可惜这些宁公赞宁的著作均已佚散。他的作品除了《宋高僧传》之外，仅另有《大宋僧史略》三卷和《笋谱》一卷[9]流传迄今。

　　四、赞宁的“王法为本”和“崇儒为佛事”论

　　为了使佛教在宋代的社会中能够存在与发展，赵宋由于推行控制佛教的政策，引起教团经营的极度困难。此种情况赞宁在《宋高僧传》和《僧史略》中有清楚的记载。精通儒学的赞宁，提出“以王法为本”和“尊崇儒术为佛事”两项主张。

　　《宋高僧传》是受太宗的敕令而修撰的，这与以前的两部高僧传不同。在上表时称“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臣僧赞宁”，就已经表明了赞宁的立场。僧人在文献上自称曰“臣”的，最早为南唐释恒安撰《续贞元释教录》一书的序文，其次便见于赞宁的《进高僧传表》。

　　《宋高僧传》卷十三〈习禅篇〉中云：

　　“若相推重佛法增明，酬君主度己之恩，答我佛为师之训。”[10]

　　同书卷十六《明律篇》中亦云：

　　“慈父多败子，脱或翻恶归善，变犯戒持，或众生之劝修，或名师之训导，假王臣之外护，必法教之中兴。”[11]

　　同书卷十五《义宣传》论：

　　“或曰：今沙问姓既为释，名復不讳，言我不随俗谛，云何对君主称臣，莫西域有否？通曰：姓名不对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齐帝问王俭，逐令见称名，至唐萧宗朝，始见称臣，由此沿而不革。良以沙门德，日就衰微，一往无复矣。又以法委国王，诚难改作，王谓为是，楷定莫移。故佛言虽非我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

　　《大宋僧史略》卷下 “菩萨僧”项下云：

　　“佛法污隆，王臣制作，遇其抑勒，知复奈何。凡百学徒，观此思事。” [12]

　　从这几段话可知，赞宁认为，要护持佛法，顺应王法是必由之道。在《宋高僧传》记载了许多自唐朝以下至五代十国宋室诸帝护持佛教的事例，使之与废佛诸帝结局的悲惨互相对照，特别将吴越王钱氏崇佛的事例记述得颇详。大概也希望太宗能如吴越王那样盛行崇佛之事吧！

　　赞宁也深知，佛教学者欲使儒者心服，必须精通外学。在《僧史略》总论中提倡三教调和的理论，赞宁设问曰：以一介比丘之微力，何以能中兴佛道？答曰：释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学科，更不明本起（因缘），当不能以副帝王中兴之业。先师之著述虽多，然后人多滞于一方，不知儒释道三教循环之理，有帝王而三教兴盛，此三教所以应助帝王。儒自三王以降，道在五帝以前，行王道尚帝道。而释氏之门，其教以慈悲为本，变化暴恶，悟人死神明不灭之理，以天堂地狱明赏罚之别。三教是一家之物，万乘是一家之君，视家不宜偏爱，偏爱则竞生，竞生则损教。己在其内，自然不安。及己不安，则悔损其教。不欲损教，则莫若无偏。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所以在《僧史略》结语的最后，赞宁提出沙门要崇儒信道的主张：

　　“信于老君先圣也，信于孔子先师也。非此二圣，曷能显扬释教？” [13]

　　对于赞宁的三教调和论，后来的禅僧慧洪评之为不足取法的世俗之论。但是，作为赵宋初期佛教界唯一的耆宿，赞宁在当时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态度，自有他的苦衷：一、长久由吴越崇佛朝廷的保护下，体验出繁荣佛教之道。二、在中原因君主感情之好恶屡屡废佛，对于后周世宗淘汰佛教及五代君主之破佛，颇有切肤之痛。三、作为中央的僧官，与对佛教抱有恶感的官僚士大夫阶级常相接近，对赵宋初期的政情非常理解。四、受江西儒僧的影响，自己亦有儒学造诣，常与这些儒僧为友。在以儒教伦理传统为中心的君主独裁社会，宋代帝室对佛教的信仰并不是根本的，佛教教团须绝对服从王权。佛教与儒教拮抗是相当困难的，除了迎合统治者的意旨之外实别无良策。正如《禅苑清规》中所明确说明：“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表明历代僧人试图保持的份独立地位早被王权所取代。

　　赞宁提倡三教融合是历史的必然，三教合一调和虽则都是立足于本教而融摄其他两者,佛教得儒教而广，儒教得佛教而深，佛教的精神与儒教传统文化进一步糅和，潜移默化，深入到中国文化的中枢部分，以至改造了儒家世界观，把佛教长期酝酿发展成熟的心性之学渗透到作为宋学代表理学的内部。

　　在赞宁以后，如智圆的《闲居编》，契嵩的《辅教编》等都主张三教融和、三教并存的理论。宋初以来，因王朝交迭而对佛教的处境有直接体验的赞宁，可以说是这一理论的先驱者。

　　五、结论

　　由上可知，赞宁旨在藉佛教思想以调和儒家学说，因其生当宋初儒学复兴佛教式微之际，故有其时空与学术背景之限制，然以其卓然睿智，剀切儒家学说之精义，深契佛教哲学之本质。尤其於天下之士排佛甚炽之时，提出以王法为本的立场.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显其思想之特色，使三教的鸿沟变小,终至蔚成一源!

　　注释：

　　[1]北宋王禹偁《小畜集》(收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全书」》〈集部二五、别集类一?八六，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卷二?。下文为了省事，引用这篇〈序〉之时仅称「小畜集」书名。)赞宁在江南出家而史料以后唐年号志其年代之故　赞宁出家事见《小畜集》页一?八六─一九六下。王禹偁所以使用后唐年号，完全因为北宋是继承五代而得天下，王氏身为宋臣，故使用「正统」的后唐年代而纪述「闰位」的吴越史事。

　　[2]同前注引《小畜集》同页。

　　[3]参注[1]。

　　[4]《南山钞》及其本名　《小畜集》页一?八六─一九七上称赞宁「习四分律，通南山律」。所谓「南山律」，指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十二卷(此书可在大正藏编号一八?四找到)的简称，是律宗成立后最正宗的律疏。

　　[5]《小畜集》页一?八六一九六下─一?八六一九七上。

　　[6]《小畜集》頁一?八六一九七上。

　　[7]同前注。

　　[8]《大正藏》第50册《宋高僧传》卷首的赞宁〈进高僧传表〉和宋太宗的〈批答〉中。

　　[9]关于《笋谱》　清纪昀《四库提要》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略云：「(赞宁)所着物类相感志，岁久散佚，世所传者皆膺本。惟此书犹其原帙。书分五类曰：一之名、二之出、三之食、四之事，五之说。其标题盖仿陆羽茶经」(页三─五一一)。仕邦据此检谱《笋谱》原书(在《四库全书》第八四五册)，书中五类的内容大略是：〈一之名〉：述笋有多少名称，共十条(页八四五─一八三上八四五─一八五上)。〈二之出〉：述何种笋何月生？何月尽？其特征为何？何者可食或不可食？共九十四条(页八四五─一八五上八四五─一九五下)。〈三之食〉：述笋的不同烹制法，共有十二条，末条述如何煮竹皮使柔，可为制鞋材料的方法(页八四五─一九五下八四五─一九七下)。〈四之事〉：述跟笋有关的名人(如神农、周公、吴国孟宗、唐白居易等)六十人的故事(页八四五─一九七下八四五─二?三下)。〈五之杂说〉：述跟笋有关的小故事七条(页八四五─二?三下八四五─二?四下)。从其内容，使我们知道赞宁原来也是一位植物学家，而这位律师似乎喜欢吃笋。

　　赞宁已佚的《物类相感志》　曩读陈援庵先生《概论》，书中提到赞宁有《物类相感志》一书，见于《四库全书》的〈杂家类存目〉。所谓「存目」，即《四库全书》编纂的当时世上仍有这部书，不过不被收入而已。然而据前面论述《笋谱》之时所引《四库提要》，却说这部《物类相感志》的现存本是伪书。既属膺品，何必存目？仕邦因检《四库提要》其卷一三?〈杂家类存目〉，略云「物类相感志十八卷，旧本题东坡先生撰，然苏轼不闻有此书。又题僧赞宁编次。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郑樵通志艺文略，皆载物类相感志十卷，僧赞宁撰。是书(指当时的现存本)分十八卷，既不相符；又赞宁为宋初人，轼为熙宁、元佑间人，岂有轼着此书而赞宁编次之理？其为不通坊贾伪撰，审矣。且书以物类相感为名，自应载琥珀拾介，磁石引针之属，而分天、地、人、鬼、鸟兽等十二门，隶事全似类书，名实乖夕，尤征其妄也」(页三─七八二下)。既然纪晓岚当年所见《物类相感志》是伪托的书，则赞宁原书早佚，纪氏特撰这「提要」来提醒大家别买伪书。而据纪氏推测，赞宁的原著应是一部博物学的书，足可见赞宁的博学，又多一证了！

　　[10]《大正藏》第50册第790页上。

　　[11]《大正藏》第50册第812页上。

　　[12]《大正藏》第54册第253页上。

　　[13]参见《大正藏》第54册第254页下、255页上。

　　参考书目：

　　《佛祖统记》卷四十四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

　　《释门正统》卷八

　　《律苑僧宝传》卷八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４９册（《佛教人物史话》）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４７册（《宋代佛教史研究》）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吕澂《吕澂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