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知拣事迹考

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知拣事迹考
　　黄春和
　　元代大圣寿万安寺就是今天北京阜成门内大街路北的白塔寺。元代时，寺庙规模宏大，“精严壮丽”，其“殿**栏一如内廷之制”，①寺中还有一座“坐镇都邑”②的白塔，在当时有“西苑”③之称。是元代皇室祈福的中心，也是我国汉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第一代住持名叫知拣，他是在万安寺建成后由忽必烈亲自下诏任命的。对于知拣其人，因史料记载甚少， 过去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今年5月初，石景山区苹果园东口施工时偶然发现了知拣的舍利石函，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笔者曾在白塔寺工作多年，当听到发现知拣石函消息后，立即勾起了我对知拣的研究兴趣。我重新翻检有关元代佛教文献，并结合新发现的知拣石函考证分析，获得了对知拣其人一些新的认识。故不惴庸陋，撰成此文。
　　一、知拣来历、师承、修学等事迹
　　关于知拣的事迹，《顺天府志》卷七“宝集寺”的一段记载最值得注意：
　　宝集寺在南城披云楼对巷之东五十武。寺建于唐。殿之前有石幢，记越建年月，昭著事实，备且详矣。其余已后兴创修造，复纪于他石。兹寺之大概，今见于所撰宗原堂记。其词曰：宗原堂者，大宝集寺之丈室也。佛殿前石幢刻曰：大唐幽州宝集寺。唐碑亦有宝集之名，寺创于唐世可考见矣。辽统和间，沙门彦*#大开讲筵，继者彦琼、宗景，克弘圆顿之教。重熙间，慧*+以左街僧录检校文章应制大师赐紫，金传妙大师思愿尝命较(校)试经典。通慧圆照大师、崇禄大夫检校司空智遍，皆振其道于天会之时。大定间，沙门澄晖重兴寺宇，行业昭著。翰林学士承旨党文献公为题诸扁榜：大觉圆通。大宗师守司空志玄当承安间统领教门。暨归国朝，行业高峻，王侯将相，争趋下风，世称长公。一传而为领释教都总统传戒三学都坛主行秀；再传而为领诸路释教都总统三学都坛主圆明；继以领释教都总统开内三学都坛主开府仪同三师光禄大夫大司徒国公知拣。至元二十二年，世祖皇帝建圣寿万安寺于新都，诏拣公开山主之，仍命同门圆融清慧大师妙文主领祖刹，修治弊坏。后至者或久或速，缘尽而止，咸称其选。至正三年，晋宁则堂仪公被诏主寺，提纲挈维，靡不经意。缁徒孔盛，宗风蔚然。公为释氏之学，历抵名师，经论禅律，莫不淹贯。燕坐此室，无异深山密林，与世事邈乎甚远。虚帘静夜，修竹隐映，心境两寂，*(然自如。及宏敞华严，根本教理，圆融行布，洞彻无遗。或问堂名之故，其以人应之曰：吾寺自拣文二师分主大刹，若圣寿万安、天寿万宁、崇恩福元，天源延寿，泊覃怀之龙兴，以至海内十六名刹，何啻千百。虽支分派别滋多，实皆出于宝集，此其原之当堂。宗者同原之侣，苟昧其本，则迷谬亦甚矣。况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观其根器不齐，乃设方便演三乘五教，从小入大，由始至终，自顿极圆。理事融通，法之归真，为群生之本体。繇宝集而宗于清凉，繇清凉而宗于贤首，贤首宗云华，云华宗帝心，帝心宗龙树，龙树宗马鸣，马鸣宗文殊，文殊宗于佛。繇佛而宗于心，吾师即是心。而指定慧，因其言而诠解。脱心非心也，孰为之本?何宗何原，非言非默，当有证乎此者。仪公当承诏较(校)金书藏典，为撰续释氏通礕于斯，进诸嘉禧殿。上览彻，嘉叹久之。余既序其书，复又纪其堂，并及宗原之旨，来者尚镜之。建于唐历辽，方至金重修。中有三位：西曰学位；东曰库司；中曰圣位。有洞室四合，无碑刻，在里坊。④
　　这段史料讲述的主要是大宝集寺从辽代至元代中后期历代住持传播华严宗的法脉传承情况，从辽统和时彦*#开始，中经彦琼、宗景、通慧圆照、智遍、澄晖、志玄、行秀、圆明、知拣、妙文次弟相传，直至则堂仪公，共十二代，一直没有间断，这是北京佛教史和华严宗传播史上一条十分重要的材料。其中，它对知拣事迹也作出了一些重要交待。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知拣的来历。知拣来自大宝集寺，原是大宝集寺住持。宝集寺现已不存，其原址笔者曾作过考证，在今牛街以东、菜市口烂熳胡同以西，广安门外大街以南，南横街以北的地段上。⑤元代时它的附近有大悲阁、披云楼和旧市，人烟密集，景观甚佳。
　　2.知拣的师承。知拣在宝集寺的前任住持是“领诸路释教都总统三学都坛主圆明”，这位圆明就是知拣之师。我们从妙文生平可以推知。《大明高僧传 》“妙文传”记载，妙文“二十一岁抵京师，师依大德明和尚学圆顿大教，遂陆沉于世十有一年”。⑥这里的“明和尚”就是宝集寺圆明，因为圆明所传就是华严宗“圆顿大教”。“宗原堂记”明确记载知拣与妙文是同门，既然知道妙文之师是圆明，那么知拣之师应当为圆明无疑。在我国古代社会，佛教寺院住持多由师徒或同门之间递相传授。由此可见，宝集寺历任住持也保持了师徒或同门相传的传统。
　　3.知拣入主万安寺时间，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是由忽必烈亲自下诏委派的。他入住的时间与当时万安寺建筑进程也完全相符。关于万安寺的兴建时间，过去人们认为是先建白塔，而后再建寺庙(主要指殿堂)；白塔始建于至元八年(1271年)，建成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寺庙建于至元十六(1279年)；建成于至元二十五年(1285年)。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按这种说法，知拣入主万安寺就存在问题了，而且连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敕诸国教师禅师百有八人，即大都万安寺设斋圆戒”⑦和至元二十二年(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1287年)忽必烈命帝师、西僧递作佛事于万安寺⑧等诸多史实也将被推翻，因为万安寺尚在建设中，不具备举办活动的场地和条件。很显然，这种看法与史实不符，是站不住脚的。笔者认为万安寺寺与塔的兴建是前后相随的，不过竣工时间不同而已。从史料记载分析，白塔始建于至元八年，⑨寺庙应于次年动工；至元十六年白塔落成，⑩寺庙亦初具规模；至元二十二年寺庙又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到至元二十五年终于完成“殿**栏一如内廷之制”的宏大规模。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史料。据此，知拣入主万安寺就合理了。
　　4.知拣的修学。知拣出自华严道场宝集寺，自然是一位华严宗的修学者和弘传者。知拣在华严宗的弘传上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彦*#、克已等前辈宝集大德开创的华严宗宗风，而且还将它发扬光大，他和同门妙文讲主共同努力，使宝集寺华严法脉流向海内各地，出现了十六个华严分刹，如大圣寿万安寺、大圣寿万宁寺、大崇恩福元寺、大天源延圣寺等。知拣对宝集寺华严宗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也成为了宝集寺“宗原堂记”中重点表现和颂扬的住持。
　　5.知拣的宗教政治地位。《宗原堂记》上知拣署衔为“领释教都总统开内三学都坛主开府内同三司光禄大夫大司徒国公”。这一署衔包括了他多个职衔和封号。其中，“领释教都总统”所指应为大都路的最高僧官。“开内三学都坛主”应为一个地位很高的学衔，表明在戒、定、慧三个修学方面均有极高成就。“开内”应为“管内”之误写，指大都路。“开府仪同三司”和“光禄大夫”都是文散官名，为四十二阶的第一阶，属正一品，由宣政院授与。“大司徒”也无实职，是作为重臣和功臣的加官，元代不常置。“国公”应为皇帝赐予的封号或谥号。由上分析可知，知拣在元代宗教政治、社会政治和佛学上均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堪称元代第一流的佛教高僧大德。
　　据《佛祖历代通载》引《弘教集》记载，知拣曾受忽必烈诏请访问佛法：“帝问拣坛主云，何处为最上福田?回奏云：清凉。帝云：真佛境界。乃建五大寺为世福田。”又：“帝问拣坛主，何处有佛?拣云：我皇即是佛。帝云：朕如何是佛?拣云：杀活在于手，乾坤掌上平。”由此亦可见知拣是一位真实不虚的名僧。
　　另外，从“宗原堂记”的记载，我们对知拣入主万安寺的宗教背景也可获得一些重要启示。元代兴建的万安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它的建筑风格、殿堂供奉以及佛寺活动都带有藏传佛教明显特色，而元世祖忽必烈却派知拣这位汉地教门僧人为其开山住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从“宗原堂记”揭示的知拣的修学内容分析，知拣入主万安寺应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知拣所学与密教思想一致。知拣所学为华严宗，而万安寺主要为藏传佛教兴建，弘扬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源于密教，又称“藏密”。华严宗与密教在关于世界的认识上基本一致，华严宗以“四法界”理论解释世界，而密教以“六大”的理论来说明世界，同时这两宗又各个具有融通他宗的思想特点。这种理论上的一致性应是知拣入主万安寺的重要前提条件。第二，知拣的修学与万安寺前身永安寺宗教属性相符。元代万安寺兴建之前这里原有一座寺庙，叫永安寺，始建于辽代，在辽代是一个显密兼弘的道场。辽道宗时曾有著名的“显密圆通法师”道*1在这里活动，举扬华严与密教融通的思想。因此知拣作为华严宗高僧入主万安寺，不仅保持了与寺庙过去宗风的一致，同时也接续了寺庙过去显密兼弘的宗风。由此可见，元代万安寺对辽代永安寺带有明显的继承性。而这一历史继承性在前后的寺庙名称上也有明显体现，辽代称“永安寺”，元代称“万安寺”，名称相近，意思则完全一样。第三，知拣修学的华严宗属于教门，与藏传佛教属于同一个门类。元代对藏传佛教没有单立一个门类，而是归于教门之中。《元史·释老志》载曰：“若夫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曰禅，曰教，曰律，则固各守其业，惟所谓白云宗、白莲宗者，亦或颇通奸利云。”由于华严与藏传佛教是同一个门类，所以忽必烈派知拣出任万安寺住持也是合乎情理的事。
　　当然，知拣入主万安寺可能还有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如元统治者重教抑禅等，就不展开讨论了。
　　二、知拣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由上可知，知拣不仅是一位住持僧，而且还是一位精通戒定慧三学的大学问僧，他曾因此获得“三学都坛主”的佛学头衔。目前，我们虽然没有发现知拣留下的佛学著作，但是他于至元二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四年参加校勘、编纂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足以反映他佛学水平之不一般。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共10卷。是一部佛教经录著述。由顺德府开元寺庆吉祥主持编纂。从至元二十二年夏(1285年)开始，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春结束。它对自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至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间194人所译著的佛典1644部的目录，按照显教和密教的类别重新进行分类编目，并对西藏和汉地两种文字的佛典异同进行校勘，详细注明二者的异同、有无、多寡，还用汉字标注佛典题目的梵文译音。每部佛典都有千字文编号，从“无”字起，至“植”字止。大多数学者认为这部佛典目录著作就是元代官版大藏经目录。由于元代大藏经至今没有发现一套完整实物，无法对比予以证实。尽管如此，这部著作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佛典目录著作，它对研究元代大藏经、汉藏佛教经典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这部经录著作是由忽必烈发起，并在他亲自过问下开展和完成的。为此，忽必烈专门召集了当时汉藏，以及印度、北庭等地第一流的高僧和学者来共同参与校勘编纂，就连元朝的帝师也参加到这项工作当中。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堪称汉藏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事。元释克已在《至元录》序中说：
　　惟我世祖薛禅皇帝，智极万善，道冠百王，皎慧曰以镜空，扇慈风而被物。特旨宣谕臣佐，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
　　元庆吉祥在《至元录》卷一叙录中说：
　　惟我大元世主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西番扮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辇国师、湛阳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罗室利、汉土义学元理二讲主庆吉祥，乃畏兀儿斋牙答思、翰林院承旨弹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大兴教寺，各秉方言，精加辩质。
　　从这两段录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忽必烈亲自发起这次校勘工作，并召集汉藏佛教高僧、学者参与的经过，以及忽必烈对这次校勘工作表现出来的极大热情。
　　当时参加校勘工作的汉藏学者共有29人，他们的名字，连同族属、僧籍、官衔、学衔、校勘具体职务等情况具列于《至元录》卷首。其中，汉地僧人共有15位。在这15人中，知拣的名号就赫然在目，同时还有两位万安寺僧人“应吉祥”和“理吉祥”也列在其中。按《至元录》所列分别为：
　　大圣寿万安寺临坛大德崇教大师沙门应吉祥奉诏校勘
　　大圣寿万安寺传大乘戒临坛大德沙门理吉祥奉诏证义
　　圣寿万安寺都总统佛觉普安大师沙门拣吉祥奉诏证义
　　在《至元录》卷首名单上，汉地僧人都是一个单字，而且都带一个“吉祥”号，万安寺三位僧人也是如此。知拣的法名省略了“知”字，而称他“拣吉祥”。但从其寺属和学衔看，“拣吉祥”就是知拣无疑。
　　元代汉地僧人多带“吉祥”之号，不仅《至元录》中的汉地僧人如此，另外在《佛祖历代通载》、《全元文》等一些佛教史籍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带“吉祥”的僧人名号。这是何故呢?著名学者苏晋仁先生认为它“是受当时藏僧以吉祥命名的影响。”此说似乎笼统。《全元文》高*-《磁州嘉福寺贤公讲主碑》中有一段记载似乎说明了“吉祥”之号的真正来历：
　　“至元二年，(道贤)同僧统洎诸名公入内殿祝圣寿。九年，圣旨集诸路僧受戒，僧受荐公召入万寿殿赞颂，称旨，蒙赐法衣一袭，受戒于国师，加号吉祥。”
　　由此看来，“吉祥”之号的确与藏传佛教有关，但应该是只有从国师受戒者方可得到这一称号。因此也可以说，凡带有“吉祥”号的僧人皆可视为国师之戒弟子。
　　从《至元录》卷首的列名看，知拣在这次校勘中担任的具体职务是“证义”。“证义”是古代佛经翻译中的一个重要职务，它既是职务名称，同时也包含有职能和职责的意义。《佛学大辞典》解释：“任此职者，坐于译主之左，于译主宣读梵文之前，与译主共同评量该梵文文句之义，又于汉译之后，核对原梵文之义，而判定该译语是否得当。”由此可见，知拣在这次校勘中充当的角色是非同一般的，具有把关定夺的重要权力，是校勘工作中的权威人士。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至元录》卷首所列15位汉地僧人都是清一色的汉地教门僧人，他们的学衔都与教门相关，具有教门的明显标志，而没有一位宗门人物参与。所谓教门是指除禅宗外汉地流行的净土宗、密宗、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以及小乘的成实、毗昙诸学说。这些门派都注重佛教教理教义的讨论和宣说，所以被归为教门；宗门则专指禅宗一派，此派轻视佛陀言教而重视证悟，与教门形成明显区别，所以单独列为宗门。唐代时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创宗立派，开始出现宗门和教门的分野，此后相沿成习。历史上禅教之间或诤或和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元代如此重要的汉藏高层人士参与的佛学活动中，没有一位禅宗僧人参加，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它和当时的禅教之争应有极密切关系。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多次召集禅教僧人问法辩论。如至元八年(1271年)，“朝廷颁旨，选天下道德兼备者，禅教师德，就燕都设会，令二宗论议”。至元二十五年，忽必烈又召江南禅教人物到大都问法，并让二宗进行辩论，结果忽必烈做出“升教居禅之右”的决定。忽必烈召集禅教辩论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抑制金朝末年以来日益强大的禅宗势力，实施“崇教抑禅”的政策。所以这次校勘活动和《至元录》的编纂应为元代禅教之争的具体真实反映。
　　三、知拣舍利石函
　　2001年5月25日，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接到首都钢铁公司苹果园宿舍施工工地报告，说施工人员在挖电缆沟时，在宿舍北墙南侧地下0.9米处发现了一件石函。因民工不知是何物，当时便将石函搬离了原来的位置。石景山文管所同志赶到现场后得知，石函原放在一个青石板砌筑的石室之中，石室面积不大，约1米见方，石室中还出土了少量黄色丝织物残片和两颗佛珠。按照我国古代佛塔祃埋制度，这一出土石函应为知拣舍利塔地宫，地宫内还应有一些陪葬的佛教供物。但是据现场知拣石函出土情况判断，地宫应早已被盗或被破坏，所以关于地宫原来形制、祃埋制度及供奉佛物等情况皆不得而知。
　　知拣舍利石函现陈列在北京宦官文化陈列馆(田义墓)院中(见封二、彩插一)。石函长70厘米，宽51厘米，高30厘米。分函盖和函身两部分。函盖为*1顶式。盖面上竖行阴刻三行题记：“特赐光禄大夫大司徒领诸路释教都总统住持大圣寿万安寺都坛主拣公舍利灵塔大元皇庆元年七月日志。”石函上知拣的这一署衔与《顺天府志》“宝集寺”知拣署衔完全一样，证明石函主人为知拣无疑。掀开函盖，在盖的里面两个短边沿(即盖口处)上各有一行墨书题记：“广平僧录□吉祥黄村监盖舍利灵塔座高62尺记”。函盖与函身有子母口，上下相扣，严丝合缝。石函内为凹槽形，原有一个木匣，应是奉置舍利装置。古代以木匣奉舍利十分罕见，多以金、银、玻璃等材质，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是很值得注意的。石函中的木匣现已破碎，只有几块糟朽的木块留在函中。石函外四个壁面上皆有浮雕纹饰，其中前后两端壁面上分别刻一对铺首和一个摩尼宝珠，两侧壁面上皆刻一个十字金刚杵。这些浮雕内容皆有象征意义，与石函主人信仰和当时佛教思想有密切关系。函身下还雕有一个云头纹四足坐床，坐床与函身间有一凸棱，凸棱同时也表示坐床的边沿。通观整个石函，造型大方，雕刻细腻，铭文刻写规整，与金代北京地区发现的石函具有明显的区别；金代石函的造型、雕刻皆十分粗糙而不规范。
　　知拣石函的发现为元代万安寺住持知拣提供了重要实物见证，同时从石函上雕刻的内容我们也可窥探到知拣生前和死后一些相关的重要史实。其中，石函上的雕刻内容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函盖上所刻“大元皇庆元年七月日志”题铭。由此我们知道了知拣圆寂之年，即1312年。据《大明高僧传》“妙文传”记载，妙文圆寂于元延四年(1317年)，终年51岁。知拣与妙文是同门，二人圆寂时间仅隔五年，非常相近，由此可见石函上所题知拣圆寂时间是符合史实的。
　　第二，函盖里面墨书“广平僧录□吉祥黄村监盖”题记。由此而知知拣石函是由广平僧录□吉祥在黄村之地监督封盖的。但这条题记涉及的地名、官职、人名都是元代的，需要进一步考证。先说“广平僧录□吉祥”。“广平”是元代设置的广平路，治所为□州，即今河北永年县治。当时所辖有一司、五县、三州。“僧录”是僧官的职称。元代仿照金代旧制，在各路设僧录司，州设僧正司，府设僧纲司。其中僧录司最高僧官便是僧录。“□吉祥”是当时担任广平僧录的一个僧人的具体名与号，其中它的名因字迹漫竗，很难辨认，但可以肯定此一字之名只是该僧人法名的尾字，他的号为“吉祥”，据前可知也应该是从国师受戒后为国师所赐。总之，从监盖人的署衔和名号看，这位监盖僧人是当时一位地位很高的僧人。再说监盖地黄村。按照石函出土地考察，在今石景山区东部，古城北3公里处有一个西黄村，据考它原来就叫黄村，因居京城之西，在清代改名为西黄村。清代北京地方史料中此处便多以西黄村之名出现，如《日下旧闻考》记载保明寺称：“宛平县西黄村有敕赐保明寺，寺中尼吕氏，陕人。”保明寺仍有遗存，在今西黄村南。石函出土处位于苹果园东口，正在今西黄村地界之内。由此可见，元代的黄村就是今天的西黄村所在，而黄村的历史也因此可以追溯到元代了。黄村的地点确定了，它就是今天西黄村所在，但这里是不是元代大圣寿万安寺住持的西归之地呢?当时这里建了多少塔?塔葬了多少万安寺住持?而那些塔又是何时被毁?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三，函身上雕刻的内容。分别是前后端壁面上一对铺首和一个摩尼宝珠，两侧壁上的十字金刚杵。两个铺首在石函前端壁面上，居中并排分布，它们象征的应当是石函的两扇大门。摩尼宝珠在石函后端壁面上，其周有火焰纹饰，一般象征佛教的般若智慧，但这里具体象征的是知拣的舍利。因为舍利不是一般人所能修得的，只有那些得道高僧才能修得，所以舍利实际像征了僧人的修为和智慧。十字金刚杵又称羯磨杵，是由两个金刚杵交叉构成的，是佛教密宗常用的重要法器，常出现在西藏金铜像底座的封盖上。它具有加持和成就事业的功用，如《大日经疏》卷十六载曰“金刚有二种：一者智金刚，二是业金刚。此梵云金刚羯磨，谓所作事业也，以此金刚业加持故，得净除其心也。”知拣石函上的十字金刚杵表示的意义亦由此可见。值得一提的是，在1963年发掘的元代那摩国师侄子铁可墓中，也发现了十字金刚杵，不过它是装饰在一面铜镜上。由此可见，十字金刚杵出现在元代墓室中不是孤例，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当然它与元代宗教和墓主人的信仰是密不可分的。知拣住持的万安寺在元代主要是弘传藏传佛教，铁哥的伯父那摩国师是一位来自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的著名密教大师，二位墓主人都与密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墓中出现十字金刚杵装饰图案就不足为奇的。
　　四、知拣弟子——德严与德谦
　　从史料记载看，知拣有两位著名弟子：一位是德严；一位是德谦。
　　德严是万安寺第二代住持。他的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史料记载也不多。据知拣舍利石函反映的知拣示寂的时间，他任万安寺住持应在皇庆元年(1312年)后，他的主要活动也应在皇庆元年后的元朝后期。又据《元史·文宗纪四》和《文宗纪五》的记载，元至顺二年(1331年)九月，御史台大臣上奏，说他“盗公物，畜妻孥”，要求免除他的司徒和坛主职位，皇帝批准了这个奏章。但是此事过了不到一年，到被免职的第二年五月，又恢复了他的职位，“复以司徒印给万安寺严吉祥”，并下诏拨款五万锭，让他修缮寺中的八思巴帝师影堂。《元史》中的这两条记载都只是称他“严吉祥”，而不是全名。能得到“吉祥”之称号，可见他的地位和影响也是非同一般的，亦应与帝师的赐予有关。
　　德严一生重要的事迹目前所知是他于延三年(1316年)参与的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这次讨论有多位大德参加，讨论结果由大学士程钜夫撰文刻碑，名曰《旃檀瑞像记》。该碑记载：“爰命集贤大学士李街与昭文馆大学士头陀大宗师浦光等、大海云寺住持长老某、大庄寿寺住持长老智延、大原教寺住持讲主某、大崇恩福元寺住持讲主德谦，大圣寿万安寺住持都坛主德严、大普庆寺住持讲主某，癑究毗尼经典，讨论瑞像源流。”这次讨论厘定了自印度佛陀为母摩那夫人说法，而有优填王造旃檀佛像起，直到元延三年(1316年)共2307年时间，旃檀瑞像在印度、我国西域和内地流传经过和具体供奉地点和供奉时间。据程钜夫的记载，它在入万安寺前的供奉地点依次是：龟兹——凉州——长安——建康龙兴寺——江都开元寺——汴京皇宫滋福殿——汴京启禅院——燕京圣安寺——燕京万寿山仁智殿。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忽必烈幸万安寺时，敕令将旃檀瑞像迎入万安寺供奉。据此，延三年时旃檀瑞像正在万安寺后殿供奉。由此可见这次讨论有万安寺住持参与也是情理之中，而这次讨论的结果无疑将大大提高旃檀瑞像和万安寺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程钜夫的《旃檀瑞像记》中德严是以全名的形式出现，由此而知《元史》中的“严吉祥”就是德严。“德严”之名出现于元延三年，“严吉祥”之名出现于元至顺二年，两个名称前都冠以住持之衔，很显然，事隔十余年万安寺不可能出现第二个法名以“严”为尾字的住持。
　　另外，从史料记载分析，德严的师傅应当是知拣，而当时崇恩福元寺的德谦应当是他的同门。理由有两条：第一，在我国古代，寺庙住持之位大多为师徒或同门之间相传，如知拣的师傅圆明是大宝集寺住持，知拣后来也当了大宝集寺住持。由此推之，知拣后万安寺的住持也应是知拣的弟子。第二，德严与德谦是同时候人，他们一同讨论旃檀瑞像源流；德严又与德谦法名首字相同，我国古代僧人凡属同门，法名首字基本相同，以表示门派和辈份的区别，由此可见，德严与德谦，德严与知拣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综上两条理由，知拣、德严、德谦三人关系基本可以确定了，那就是德严与德谦同为知拣的弟子。
　　知拣的另一弟子德谦《佛祖历代通载》有其传记。他俗姓杨，宁州定平人。自幼出家，跟从僧人读佛书。长大后周游秦洛汴汝等地，遍访名师。“初受般若于州宁公，瑞应于原州忠公；又受幽赞于好仙公，圆觉于乾陵一公；后受唯识俱舍等论于陕州正页公。”未及而立，便名声远播。后到京师，从知拣学习华严圆顿大教。知拣看他博学多能，对他格外器重，开始让他住持大天寿万宁寺，后又让他住持大崇恩福元寺。延三年(1316)，他也参与了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晚年退居幽僻，“括囊一室，以乐其道”。延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圆寂于隐所，世寿五十一，僧腊四十三。皇太后赐钱五千缗厚葬，并敕有司备仪卫，集京师诸寺幡盖鼓乐相送。火化后获舍利数十颗，塔葬于南城之南。
　　德谦先后住持的大天寿万宁寺和大崇恩福元寺是元代所建的两座藏传寺庙，分别建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和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寺庙。大天寿万宁寺在今鼓楼东偏。元泰定四年五月，曾在寺中设成宗神御殿。据《日下旧闻考》朱彝尊按语，清代时寺庙尚存。但不知毁于何时。大崇恩福元寺具体位置不可考，约在今崇文门至东南城角楼一带。元大学士姚燧曾撰《崇恩福元寺碑》，具载建寺因缘及寺庙建筑与供奉情况，是了解当时寺庙历史与建筑的重要资料。元至大四年十月，曾安置武宗御容在寺中供奉。 这两座寺庙分别设置了成宗和武宗影堂，也是元帝王的祈福之所，不难推想当时它们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毫无疑问，这两座寺庙也都是弘扬华严宗道场，因为它们是知拣和妙文二位华严大德大弘华严而建立的海内十六名刹中的两座名刹，《顺天府志》“宝集寺”条还特别列出了这两座寺庙的名称。
　　综上考述，我们对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知拣的生平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知拣为元初著名高僧；曾师事宝集寺住持圆明大师，后来继任为宝集寺住持；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受忽必烈诏请为万安寺开山住持；至元二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四年，他参加了由忽必烈发起和召集的汉藏高僧学者共同校勘、编订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他一生力弘佛教华严宗，使宝集寺华严法脉流向四海，在海内出现了十六大分刹；忽必烈对他十分宠重，多次向他访向道法；他佛学造诣高深，赢得了“三学都坛主”的学衔；他宗教政治地位极高，曾担任大都路的“释教总统”，并受到朝廷赐予的“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大司徒”、“国公”等多种封号；他于皇庆元年(1312年)圆寂，塔葬于京西黄村(今石景山西黄村)，广平僧录某亲自为其舍利石函封盖；2001年5月石景山苹果园东口发现了他的舍利石函；他有两位著名的弟子：一个是德严，是继他之后万安寺第二任住持；一位是德谦，曾先后住持大天寿万宁寺和大崇恩福元寺；这二人还于延三年(1316年)参加了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了解了知拣这些生平事迹，对我们认识白塔寺在元代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研究元代佛教史、文化史以及民族关系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①《元史》卷51《五行志二》
　　②《元一统志》卷1
　　③《凉国敏慧公神道碑》，程钜夫《雪楼集》卷7
　　④《顺天府志》卷7引“宗原堂记”
　　⑤黄春和：《唐幽州城区佛寺考》，《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四期
　　⑥《大明高僧传》卷2《释妙文传九》
　　⑦⑩《元史》卷10《世祖纪七》
　　⑧《元史》卷13《世祖纪十》，卷14《世祖纪十一》
　　⑨如意祥迈：《圣旨敕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至元辨伪录》卷5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
　　《中国历史大辞典》第89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佛祖历代通载》卷21
　　《佛祖历代通载》卷22
　　黄春和：《辽代华严宗的传播及其思想特色》，香港《内明》1997年总第300期
　　《元史》卷202《释老志》
　　元释克已：《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首《序》
　　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1“叙录”
　　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首
　　苏晋仁：《佛教文化与历史》第264页《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
　　《全元文》卷157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
　　陈赓：《重建栖祇寺碑》，《全元文》卷137
　　刘仁本：《送大卦*/上人序》，《羽庭集》卷2
　　姚燧：《董公神道碑》，《国朝文集》卷61
　　《北京晚报》，2001年
　　《元史》卷58《地理一》
　　《北京地名词典》第15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日下旧闻考》卷97郊癈
　　《大曰经疏》卷16
　　《元铁父子和张弘纲墓》，1986年《考古学报》
　　《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15
　　《元史》卷36《文宗纪四》
　　《元史》卷36《文宗纪五》
　　《日下旧闻考》卷41《皇城》引程钜夫《旃檀瑞像记》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元史》卷30卷《泰定帝纪》
　　《日下旧闻考》卷54《城市》“万宁寺”条
　　《全元文》卷310《姚燧12》
　　《元史》卷25《仁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