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宗镜录》看佛教应势而进之必然与必要

　　苏州大学 管理学院并宗教研究所－俞朝卿
　　永明延寿（904-975）大师，其先祖原为江苏丹阳人，其父“因縻兵寇，归吴越，迁临安余杭县”。俗姓王，字仲元，世寿72，僧腊42。晚年（67岁）奉诏于钱塘江边月轮峰创建六和塔，高9级50余丈，至今仍为天堂杭州之重要一景。延寿大师是我国中古历史转折时期一位重要的佛学思想家。是中国佛教史和禅宗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里程碑式的著名高僧。他是禅宗“法眼宗”重要传人，其影响远播于朝、韩、日本等国。他的《宗镜录》和《万寿同归集》，集中展示了“禅教一致”和“禅净统一”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对于僧俗各界，对于社会历史，均有深广影响；对于当代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对于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多方面，均会有相当的借鉴和启示作用。本文谈一点初学体会，以求正于方家。
　　（一）
　　延寿生活之时代，正当五代晚期和宋初。此时正处社会、国家由分裂、战乱，走向统一、安定之历史转折期。所谓“分久必合”，是看到了一种历史现象之说。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因此，被战乱破坏的生产要恢复，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国家要统一，政治求安定，在长期分裂战争后，同样是官民的某种共同期盼。当此时人心思定，“国泰民安”便成为一种社会共同心理和历史必然。延寿的《宗镜录》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编集而出的。虽然他曾经在“年二十八，为（吴越王钱缪麾下）华亭镇将督纳军需”。①但因某种机缘，“于总角（幼时）之岁，即归心佛乘。既冠（20岁时）不茹荤，日捱一食”，及至“延寿年三十。吴越文穆王钱元灌，知其慕道，乃从其志，放令出家。……礼四明翠岩禅师为师”。就是说，延寿早有佛缘，年三十时，得二传吴越王特许，“削染登戒”，正式入佛。经过28年之晨钟暮鼓，春灯黄卷，参拜名师，住持大寺，潜心参禅等等修持功夫，终于水到渠成似的在58岁时，将《宗镜录》定稿于永明寺演法堂。②《宗镜录》开宗明义宣示“禅尊达摩，教尊贤首（华严）”。就是说，他要把经（佛）教与依达摩为初祖的禅宗统一起来，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也以此为《宗镜录》一书的中心议题。
　　延寿大师曾画龙点睛地说“举一心为宗，照万法（物）如镜；编联古制（着）之深义，撮略宝藏之圆诠；同此显扬，称之曰‘录’”。③就是说，他要立的为‘一心’宗，此‘一心’如镜子般能通透遍照万物。同时，他又把历来古德尊宿对佛典之权威疏解，择其精要而编集成‘录’（书）。这一切都是为了弘扬佛法，这样把《宗镜录》这一书名逐字解释了，同时又说了编书的目的。当然，何谓“一心”？究竟何故要编集这洋洋80万字的巨著？自然是另有深意的。
　　原来，“禅教一致”说，唐代宗密就已提出。历史由初唐、盛唐而至中、晚唐，佛教经过了‘诸宗并立’的辉煌发展，佛教中国化已经历史地完成。而至晚唐、五代时期，佛教原来那种欣欣向荣之势，至此已渐呈衰颓，只有当年慧能所创之禅宗大门（派），由于它以革新独创的理念和方式，仍在继续兴旺发展。延寿本人即为禅门高僧，但禅宗乘势发展中也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当时就有所谓“狂禅”“滥禅”“痴禅”之辈，如“添水之乳”混进禅门。如延寿所批评的“近代或有滥参禅门，不得旨者，相承不信即心即佛之言……，唯重非心非佛之说”。他们“发狂慧而守痴禅，迷方便而违宗旨”。……是以全不悟道，帷逐妄论回，起法我见，而轻忽上流；持错知解，而摧残未学。毁金口所说之正典，拨园行助道之修行；斥二乘之菩提，灭人天之善种。④这是说，这些人的种种恶行。而且，这些人“诳说一禅只学虚头，全无实解；步步行有，口口谈空，自不责业力所牵，更教人拨无因果；便说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坐行说无妨般若。根本抛弃六祖“明心见性”“即心即佛”之禅宗要旨，全不悟道而‘指鹿为马’，“以病为法”诋毁佛典，摧残未学，贻害无穷！这样，不仅妨碍禅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而且丑化了整个佛教在社会上的形象。因此，延寿主张，以“禅教一致”论加以对治。
　　延寿大师之“禅教一致”论在行持逻辑上似有两步：
　　第一步，以“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⑤此则不妨称为“语、意论”（下同——笔者）。俗话说“言为心声”。延寿这里把“语”和“意”加以联贯，并请出佛祖为权威。这样的“禅教一致论”应该说是深刻而机智的。说深刻，因它符合历史、事实；说其机智，则在既使“狂禅之辈”“呵佛骂祖”，顿显原形，又能获得社会官民的普遍认同。因为后者为儒道所主导，一般不认同出格，以致胡来！
　　第二步，真能使佛界普遍认同“禅教一致论”，必先取得（经）教界内部的一致。而教界经唐代之“宗派并立”的发展，已各有自己一套理论体系。比如天台宗早在隋末就相当完备；唯识宗为权威高僧玄奘、窥基所创，更有完备严密的体系等等。因此，延寿经过审时度势，就来做这统一调和的工作。据禅僧觉范慧洪所说“永明和尚（延寿）以贤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冰炭，不达大全，故馆其徒之精法义者于两阁，博阅义海，更相质难。和尚则以心宗之衡准评之。⑥就是说，延寿曾用如现在办培训班的形式，集中华严、慈恩（法相）、天台三宗之精于佛典义理之门徒多人，重行研读佛典精义，并互相质疑辩论，最后他以（一）心宗评述作结论。
　　那末，什么是“一心法”或“一心宗”？如何以此“一心”去统一调和诸宗，以至统一“禅教”呢？
　　关于“一心”，延寿说“谓真妄、染净一切诸法无二之情，故名为一。……性自神解，故名为心”。又说“如来藏者即一心之异名”。“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门。一切诸法，无有欠少；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更无别心”。“故知从心所生，皆同幻化，但直了真心，自然真实”。⑦这里是说，一切事物现象之本体，实性是唯一的。这体性是由思维悟解得来，故名为“心”，而这“一心”，实际就是人皆有之的如来藏、佛性、真如。因此他又说“此一心法，理事圆备……，大矣哉，万物资始也”。就是说，这“一心”或“心”的功能、作用非常大，大到成为万物之本源！进一步又说“万物虚伪，缘会而生。生法本无，一切唯识；识如梦幻，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圆觉；弥满清净，中不容他，故德用无边，皆同一性；性起为相，境智历然；相得性融，身心廓尔”。（同上）我们知道，华严宗以“法界缘起”为标志，以“六相圆融，圆融无碍，理事无碍”为基本；天台宗以“一念三千”（世界）；“三谛圆融”（空、假、中）为中心；唯识宗以第八识——阿拉耶识统一其它七识。延寿上引这段话，分别提到识、圆、性、相等，最后归到“一心”，就是用“心”把诸宗之说统一融和起来。而“圆成”“融和”，为华严基本思想，所以，他说“教尊华严”是别有深意的。这样诸宗以“一心”来融和统一，再使经教与达摩禅统一、一致起来，自是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事了。
　　（二）
　　经过唐代末期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动乱分立，到北宋皇朝的统一，客观上社会需要休养生息。这是任何英雄豪杰都不能任意阻碍和违背的。就是说，生产要恢复，政治求安定，人民需和平生息，安居乐业。这种社会要求和发展趋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离经济基础更远的宗教——中国佛教，自然也会这样那样地折射这种要求和趋势。
　　延寿大师提出的“禅教一致论”和“诸宗融和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在这里，首先是适应了佛教自身的需要。如上文所述，这是相当自觉的。但这也并非偶然。由于延寿所生活的吴越国，地处江南鱼米之乡，水丰土肥，物产丰富，又远离北方战乱中心。人心思定社会求安，自属理所当然。延寿之“禅教一致论”和“诸宗融和说”，正是佛教应势而进的集中表现。这里的“势”，首先是指时代和社会的客观需要。其次自然也包含佛教自身的特定需要。统称“时势”或“态势”。大势既指时代又涵社会。社会的态势中，自然也包含佛教自身的态势。关于时代，似应多说几句。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禅教一致论”，在先时宗密提出时，正是禅宗以革新姿态，由南向北顿呈“北伐”之势。⑧为使禅宗一时之“锋芒毕露”，纳入儒家“正人君子”的主流意识之社会氛围中，以便更加提高佛教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利于与儒道融摄。有一史例足资说明。即曾先后被人称为“香山居士苏杭客”的白居易，他宁可辞去苏州剌史的官位而归隐洛阳，全心修佛。但他在麟德殿唐文宗（李炎）皇帝面前辩论“三教”（儒、佛、道）各自所长时，还是自觉代表儒家，并申言儒道有“四科”（注：德、语、论、文），“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仲尼之有十哲，亦犹如如来之有十大弟子云云”。（8下）可见，在认老子为同宗老祖的李唐王朝的文宗面前，作为大居士的白乐天，尚且如是说。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近代，以前的整个封建社会中，其作为文化主流（干）的地位，是绝对不可动摇和超越的。佛教史上纵有“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可是除了在农民起义初时，何曾见过近代中国历史上有政治上的“批儒”“灭孔”事件？！顺便说一句，王充之“问孔”“剌孟”，只是在思想学术领域。而且是在黄老之学践行的汉代。因此，可以如是说，宗密之“禅教一致论”，是佛教“盛世”或“顺势”条件下为了更上层楼而作。到延寿此时，则佛教总成“颓势”或某种逆势下，两种殊有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之“应势”而为，求得佛教的某种“乘势”发展。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况弘扬佛法，本求契理契机。延寿之作为，正合“识时务”又契机。在社会就是“乘势而进”之俊杰！
　　以宏观视角而言，延寿大师之“禅教一致”，“诸宗融和”说，客观上适应了北宋王朝大一统的需要。这在延寿也许是不自觉或不很自觉的。但在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则是自觉的或充分自觉的。因此，尽管《宗镜录》定稿后较长时期内还“秘于教藏”，但早就为“吴越忠懿王宝之”。而后元丰年间（1078-1085）皇帝魏端献王出资镂板印刷，“分施名蓝”⒀（著名寺院），然后广传多印，自是情理中事。统治者们懂得，“详夫域中之教者三”（按：儒、释、道）而“释（佛）道之宗也”，⒁就是说，统治者们是深深懂得他们的统治是如何‘合道’‘有道’的，既然佛是“道之宗”，那当然要给“以颂宣行”（同上书-P288）哩！以古喻今，当然，是会得到诸多启示的。
　　（三）
　　继承和发扬融和精神，是佛界自身加强团结、提高素质、更好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如上文所述，由宗密首提，延寿继承、发展了的“禅教一致”“诸宗融和”的思想精神，早已成了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它不仅在佛界内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对现实社会、对佛教更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亦具重要现实意义。
　　首先是加强佛界内部团结、应势而进的需要。
　　这里有两个层次。第一是寺院僧团内部的团结；第二是僧尼与居士、信徒之间的团结。
　　俗话说“团结就是力量”，“家和万事兴”。佛教界当今面临提高素质，适应社会的历史任务。因此，寺院僧团的内部团结，首先是住持方丈或当家人与执事、僧众间之团结，显得特别迫切而重要。在‘加强团结’与‘提高素质’之间，是互相制约、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据我们了解，有的寺院因住持少能，又作风‘不民主’，主观、武断，使有关执事不能积极负责发挥作用。因而，不到一年内原来的知客及图书馆、研究部、基建部、办公室等等有关负责人先后离去。有的甚至不告而别。显然，这是僧团内部团结存在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所致。这样，有关提高僧人素质与规划、打算，当然也就无从实施而落空。这种情况的发生，当然责任并非全在住持、当家人身上，有些僧人本身素质存在问题或严重问题，也是另一方面的事实。这就需要加强领导，提高自觉，精心规划，全面落实赵朴老生前反复强调的“五种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改变寺院面貌。其中“以戒以师”，通过过堂、早晚功课学修，等等学习继承包括延寿大师“禅教一致”“诸宗融和”与先德有关传统精神，当为重要一环。佛界当今有识之士，已经发出“继承传统，适应当代”的号召，认为进入新世纪，佛教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呈之势。指出“挑战还源于僧团自身素质方面。……文革后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僧尼队伍，尽管数量上不断扩大，但因把关不严，其中不具备信仰者，滥竽充数、混迹佛门者不在少数，这些人整体素质偏低，思想滞后，精神萎靡，急功近利，追逐名利思想严重。甚至一些担任领导岗位的僧尼生活腐化，不守戒规，导致寺庙道风败坏，影响恶劣。部分僧尼成天忙于寺庙管理和旅游接待，放松了自己的学识修养和宗教修持。⑨等等情况有力地说明，提高僧界僧团自身素质之必要和迫切。这是为了佛教发展大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勇于坦露自身问题的表现！
　　其次是僧团与居士、信徒之间的团结。
　　“僧尼较低的素质和水平，与信徒对其较高的期望值形成的反差极大；一部分对佛教感兴趣的知识阶层人士，只能徘徊在佛教门外。同时，居士的作用没有真正得到发挥……，这就从某种程度上抑止了居士力量的发展”。（同9）这里敏感而警觉地提出了僧团与居士、信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亦即团结问题。这是有识之士的适时洞见。这个问题之适时而有效地得到适当解决，主要亦赖寺院僧团提高素质，特别是有关名寺、大寺的住持等当家者，有一大市、大寺、名寺的方丈深刻指出，由于“僧主俗从，僧尊俗卑的传统一直被强调，这就从某种程度上抑止了居士力量的发展。因此，当代佛教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很大程度上只能仰仗僧团素质的提高”。（同11）笔者认为此乃切中时弊，有效解决问题之适时卓见。应该说，在继承、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的时代呼喊声中，远自慧远大师，近至印光大师，历代高僧大德周围，总是培育和围绕着一批或大或小的居士群，从而对弘扬佛法和促其社会功能，发挥巨大历史作用。这一方面之此种传统精神，当代亦当继承和发扬，该是不容置疑的。
　　此外，佛教与其它各爱国宗教间，佛教与其它社会各界间，亦有一个如何与时俱进、相处相适的问题。这方面，应该说赵朴老生前经过深思熟虑，并反复强调的“建设人间佛教”这一思想原则，该是逐步解决这一历史课题之总体回答。对此，江苏无锡市灵山祥符寺今年六月的专题佛学讨论上，有人提出“人间佛教”这一思想原则的提出，是中国佛教史上禅宗之后又一次新的创造。⑿看来，从思想、理论到贯彻落实，有待佛教界内外进一步展开全面讨论和规划、部署等等，决非几个人说了写了就可完事的。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和任务，不是一个简单的具体工作。它是赵朴老生前总结我国社会宗教问题之历史经验，深思熟虑、深谋远虑提出的佛教发展之历史课题和历史任务；是宗教（含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战略思考。因此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引文注释：
　　①《延寿年表》P292-293 《宗镜录》佛光山宗教委员会印行，潘桂明译释，1996年8月初版，佛光出版社，台湾
　　②以上引语均见同上书292-293
　　③同上书287，延寿《宗镜录》自序（扎录）
　　④见《宗镜录》卷二十五，转引自同上书P10-11
　　⑤《宗镜录》卷一，转同上书P9
　　⑥《林间录》卷下，转引自同上书P5-6
　　⑦《宗镜录》卷二，转引自同上书P9
　　⑧参见《中国佛教史》
　　（8下）参见《白居易集笺》校六，P3674-3683，上海古籍出版社
　　⑨⑩⑾引自《继承传统，适应当代》——佛教发展的必由之路，2004年第二期《佛教文化》或《觉群》2004第二期
　　⑿笔者按：此说为著名佛学家方立天先生提出，其纲要性论文见《首届中国无锡灵山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研讨会论文集》P20
　　⒀同①P289，杨杰《宗镜录》序
　　⒁同上书P288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