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佛教与四明知礼

　　唐武宗灭佛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与历史上的其它灭佛活动相比，由于这次灭佛活动比较彻底，中国佛教受到致命打击，其后的佛教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盛况，从此走向衰落。灭佛活动的直接后果是寺院毁灭，僧人还俗，佛教的经济和人与物受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但是影响更深远的则是对佛教文化的破坏，当时佛教典籍湮灭散失情况极其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华严等宗派日趋衰落。到了宋代时，中国佛教宗派里只有禅宗和净土宗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佛教天台宗产生于陈隋之际，尊印度龙树为初祖，二祖为北齐慧文，三祖慧思，实际创始人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僧人智顗大师。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建立的民族化的佛教宗派。因智顗于陈隋期间在天台山著书立说，创一家之言而得名。该宗以《法华经》为理论依据，奉智顗所著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为基本经典，故又名法华宗。天台宗融合了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的佛学特点，主张止观并用，既要重视学习理论，又要重视坐禅。强调心、真如等同，世界万有，各种事物皆为一心的产物，是为“一念三千”。同时一心非在物外，也非在物前，为“心具三千”。世界上事物都是虚幻不实，显现空相，是一种假名。但是它不是全空全假，而是非空非假，从中道来认识这种空假，就体现了空假中为一，是名“三谛圆融”。在修行上，天台宗要求“一心三观”，即观空、观假、观中，只有实行了这种观法，才能除掉“无明”，获得涅槃解脱。还进行“五时判教”。将佛教分为华严时、鹿苑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五时。认为自己是最高的法华涅槃时。又分为顿、渐、秘密、不定化仪四教，藏、道、别、圆化法四教，天台宗属于教义圆满的圆教。

　　智顗创立天台宗后，经五祖灌顶的弘扬，盛极一时。此后渐渐衰落。中唐时湛然进一步提出了“无情有性”的思想，主张草木砖石也有佛性，天台宗中兴。五代时，吴越王朝从朝鲜取回佚失的经典，四明知礼著书，天台宗又一次中兴，分为山家、山外两派。以后重又衰颓。元代性澄港堂请命大都，诏复旧制。明无尽传灯辟幽溪讲堂，重立天台祖庭。清未苍溪敏羲修复祖塔，刊刻经典。民初古虚谛闲创设僧学，弘法南北。现代有倓虚、兴慈、静权一代高僧致力开拓。唐以后，天台宗传朝鲜、日本等国，法脉东分，至今仍存。

　　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根本道场和祖庭，每年来此朝圣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天台山属于台州地区，宁波是明州地区，两地的距离不算太远，现在坐汽车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古代是一天的时间。明州的佛教一直弘盛，香火最旺和影响最大的是阿育王寺和天童寺，特别是阿育王寺，据有重要的地位，因为里面供奉了一颗佛舍利，所以隋文帝曾三次下敕在全国各地建舍利塔百余座，“建轨制度一准育王”。[1] 天台宗是以佛教的义理见长，智者大师发挥的止观双运的法门学说，在中国佛教学说史上占的重要的地位，所以天台宗的学说，一直是后来僧人学习佛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天台与明州的佛教虽然各有特点，但是从地域佛教文化的特点来看，两地之间有着同样的佛教氛围，笼罩着同一地域佛教文化的背景。阿育王寺的佛教舍利崇拜，是流行在民间大众中的一种信仰和文化符号，而天台宗的深奥义理，则是一些佛门精英的精神追求。

　　唐武宗灭佛虽然伤了佛教的元气，但是并没有彻底铲除佛教，佛教的火种仍然薪火相传。武宗死后，中宗继位，下诏恢复佛教，全国的佛教犹如引发的干柴，一下子点燃，重新爆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异常反弹给天台宗的中兴带来了契机。五代吴越王钱（亻+叔）崇奉佛教，在他的支持下，天台宗得到了重视，从台州发展到明州，而推动天台宗发展的功臣是中兴之祖知礼大师。

　　据宋推诚保德功臣资政殿大学士守太子少保致仕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实封六百户赐紫金鱼袋赵(抃)撰《宋故明州延庆寺法智大师行业碑》，知礼（960～1028），俗姓金，字约言，明州人。又以长住四明延庆寺，故世称四明尊者、四明大法师。7岁丧母，遂发愿出家，15岁受具足戒，专究律典。20岁从著名的天台宗僧人宝云义通学习天台教典，不久便能自讲《心经》。3年以后，代师讲经，入文销义，流畅无碍，人们惊觉，教法有赖矣。淳化二年（991），出主乾符寺。至道元年（995），进住四明山保恩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保恩院重建完成，三年受敕额“延庆寺”，德望寖隆。当时日本国师曾遣人向他提问二十余个，知礼一一作答，“咸臻其妙，天台之教莫盛此时。”[2] 知礼在明州在延庆寺专事忏讲40余年，使宁波成为天台宗的中心地之一，天台宗的势力盖过了禅宗。天圣六年正月五日圆寂，享年69，僧腊54。荼毘之后，舌根不坏，舍利不可胜数。宋真宗感念其德，赐号‘法智大师’。后被尊为天台宗第十七祖。知礼生前从其教化者，数以千计。授其教而唱道于时者，三十余席。“今江浙之间。讲席盛者，靡不传师之教。其于开人之功，亦已博矣。”[3] 史载“自四明诸嗣最显著者十余师。子孙有继者唯广智、神照、南屏三家为光。盛守家法。御外侮。”[4]

　　知礼一生师致力著述讲忏，以弘扬天台教法为其特色。先后讲解智者大师的著作多遍，又以修法华忏、金光明忏法、弥陀忏法、观音忏法、大悲忏法等而著名，造佛像、寺院等，不计其数。其著述颇多，有《十义书》、《观心二百问》、《十不二门指要钞》、《金光明经文句记》、《解谤书》、《大悲忏仪》、《修忏要旨》、《光明忏仪》、《观无量寿佛经融心解》、《观音别行玄义记》、《观音别行疏记》、《释请观音疏中消伏三用》、《问目二十七条答释》、《二十问》、《别理随缘二十问》、《义例境观》等。

　　宋代天台宗分成了两派，以四明知礼和慈云遵式为首的是山家派，[5] 因其和弟子们都以住山，如天台山、宁波等地来弘扬天台教观为其特色而得名，自视为天台宗正统。与之相对的是住在京师钱塘庆昭、智圆、晤恩等人被贬称为钱塘派为山外派。两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学理方面，山外派之晤恩作《发挥记》一书，以书中“观心释”一节乃后人附加，专为此事撰述略本。其门弟源清、洪敏奉此说，否定广本之观心释。知礼专门著书答辨，双方来复问难数年。其实，两派之争的焦点是在于观心之境的真妄，山家派主张“妄心观”，认为修行观心的目的在转凡心而实现理心，故应修圆观之直接对象为日常起灭之刹那心，真性理心本非对象性之物，故不为观察之对象，能成对象者只有无明妄心，即此妄心，方能观三谛之妙理。山外派则主张“真心观”，认为观道之要点在依妙解而定妙行，妙解乃理解圆融三谛三千之圆理，妙行是实行圆妙之三观；由妙解而得妙行，即无真妄之别，亦即依妙解而得实相三谛之理心，须视此一理心为观法之直接对象，此理心（一心、一念）并非妄心妄念之一心，乃灵知自性，是不思议境。就其宗旨，山家派主张理事一体，无论理造之三千或事造之三千，皆为“有相”，并有差别现象；山外派则认为理具之三千乃平等而无相，事造之三千始为“有相”，并有差别现象。

　　由于知礼对天台宗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得到了世人的称赞，四明奉化的雪窦寺重显禅师，看见知礼撰写的《十不二门指要钞》，大加赞叹，专门设斋庆贺，为知礼端茶侄倒水，表示敬意。[6]天台后人对他的评价很高，“赞曰，唐之末造天下丧乱，台宗典籍流散海东，当是时为其学者，至有兼讲华严以资说饰。暨我宋龙兴，此道尚晦，螺溪宝云之际，遗文复还。虽讲演稍闻，而曲见之士气习未移，故恩清兼业于前，昭圆异议于后，齐润以他党而外务(侮同)，净觉以吾子而内畔(叛同)，皆足以溷乱法门，壅塞祖道(溷胡困反浊也)。四明法智以上圣之才，当中兴之运(中竹仲反当也)，东征西伐再清教海，功业之盛可得而思。是以立阴观妄，别理随缘，究竟蛣蜣，理毒性恶，唯色唯心之旨，观心观佛之谈，三双之论佛身，即具之论经体。十不二门之指要，十种三法之观心，判实判权，说修说性，凡章安、荆溪未暇结显，诸深法门悉表而出之。以为驾御群雄之策，付托诸子之计，自荆溪而来，九世二百年矣。弘法传道何世无之，备众体而集大成，辟异端而隆正统者，唯法智一师耳。是宜陪位列祖称为中兴，用见后学归宗之意。今淛河东西(淛浙江也又音制见庄子)，号为教黉者(音横学舍)，莫不一遵四明之道。回视山外诸师，固已无嚼类矣(嚼才笑反啮也。《汉书》项羽攻城，所过无嚼类，谓屠杀皆尽，无嚼食之遗种也)，然则法運無窮之繫，其有在於是乎！”[7]

　　[1] 道宣《续高僧传·昙迁传》。

　　[2]《佛祖统纪》卷四十九， T49, p0442b。

　　[3]《佛祖统纪》卷四十九， T49, p0442b。

　　[4]《佛祖统纪·释列传》卷一， T49, p0130b。

　　[5] 现代学者又将山家派里再分出四明知礼派和天台慈云派两家，加上山外的钱墉派，宋代天台宗一共分为三派。参见潘桂明、吴忠伟著《中国天台宗通史》第十章。

　　[6] 《佛祖统纪》卷八曰“《指要》初成，雪窦显禅师出山来访，观其书大加钦赞，即为设斋致庆，亲揭茶榜，具美其事云。” T49, p0194b。

　　[7] 《佛祖统纪》卷八，T49, p019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