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过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

藏传佛教数以千计的寺院，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的败落，有的滞于原状，有的超乎寻常地崛起，如此诸种结果，相关的原因固然较多，但其中政治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嘉木样一世借鉴历史警训，选定毗邻内地的藏区边缘地带建寺立业，实施与中央政府发展关系的基本策略，这是拉卜楞寺仅二百年上下就跃居甘、青、川诸寺之首和嘉木样活佛成为格鲁派在安多的实际教主的决定因素之一。清王朝赞赏历代嘉木样真诚拥戴中央政府的态度，做为西藏以外重点培植的宗教领袖人物，达到了它形于教、旨在政的预期目的。
　　一、嘉木样一世获康熙皇帝册封
　　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要追溯到嘉木样一世在西藏的经历。
　　拉卜楞寺的创建者嘉木样一世俄昂宗哲二十一岁入藏求学深造，刻苦攻读，毅力过人，十年之后便崭露锋芒。出任为哲蚌寺郭莽学院的主持，此后他在第巴·桑结嘉措和拉藏汗之间的角逐、以及仓央嘉措入京等问题上，与西藏上层分子的意见相左，考虑西藏人民之安危，远见卓识，抉择理智。备受三大寺上层的排挤，遂与拉藏汗家族的青海和硕特部前首旗首领察汗丹律结盟，于土牛年（1709己丑）东返安多创建拉卜楞寺。
　　拉卜楞寺的根本施主察汗丹津适时把握政治动态，金蛇年（1701辛巳）和木羊年（1715乙未）两次朝觐皇帝，对藏中大事启奏献策，辅国效力。水兔年（1723癸卯）被清廷晋封为青海和硕特部亲王。金蛇年起，俄昂宗哲的师傅之一的章嘉二世罗藏曲丹在北京荣任国师的要职。我们有理由推想，拉藏汗、察汗丹津和章嘉等必然向朝廷汇报俄昂宗哲在西藏非常时期的生动表现和在安多的政教作用。土猪年（1719己亥），俄昂宗哲派然卷巴·嘉央凯荞进贡康熙，皇帝回赐赏品。拉卜楞寺第一次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次年（1720庚子），康熙遣使到拉卜楞寺，封俄昂宗哲为“扶法禅师班支达额尔德尼诺门汗”，赐金册、金印，同时，朝中四皇子奉赠金十两、银一百两、锦缎八匹。在北京的土观大师也捎来礼品和布施资金。此次敕封，无疑对建立不久的拉卜楞寺和嘉木样活佛系统具有深刻意义。
　　二、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关系的增进
　　嘉木样一世与西藏三大寺上层之间遗留的裂痕，对拉卜楞寺的发展在宗教界受到一定的影响。嘉木样二世久美昂吾（1728—1791生卒，1743—1791在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进行全面开拓，其中增进与朝廷的关系就是一项主要的内容。需要强调一点，拉卜楞在一、二世嘉木样换代位空的情况下经受了一场国内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这就是水兔年（1723癸卯）的罗卜藏丹津叛清骚乱。罗卜藏丹津的煽惑使青海境内许多寺院和地方头目附之起事。拉卜楞寺没有轻信“发动保卫宗教的战争”的骗局而加入到这场危害国家的战乱之中，给清朝中央政府留下深刻印象。藏历第十三甲子土蛇年（1749己巳），在朝廷任职的章嘉三世益西丹贝仲美回到青海，二十二岁的嘉木样二世久美昂吾去贡隆寺（即佑宁寺）参拜投师，章嘉惬意，授比丘戒，传显密经义，并意味深长地说，凡皇帝疆域内，他定可通力为嘉木样的事业排忧解难。火鼠年（1756丙子）久美昂吾在西藏留学期间，经章嘉举荐，乾隆谕召他进京供职。达赖七世格桑嘉措向他传达了这一指令。翌年，章嘉到达拉萨处理达赖逝世善后事宜，催促久美昂吾尽快赴京上任。久美昂吾鉴于当时嘉木样系统与三大寺上层之间的关系正值弥合、改善的阶段，在安多，前首旗继任亲王年幼，拉卜楞寺处于内部派系相争等复杂情况，不宜脱身远走，便恳切建议章嘉改换人选。旋清廷于土兔年（1759己卯）下诏改由拉卜楞寺贡唐仓二世俄昂丹贝坚参入京就职。说来也巧，这位高僧是年六月抵达皇城时，干旱了一年之久的北京城普降大雨，本就崇奉格鲁派的乾隆皇帝由衷高兴，接见贡唐仓，给予丰厚的赏赐。这次选任朝职的前后经过证明，嘉木样活佛及拉卜楞寺在清廷中已深受信赖。拉卜楞寺的高僧从此在中央政府中获得席位，参议清朝当局治理藏蒙地区的决策。水马年（1762壬午），乾隆皇帝的使臣到拉卜楞寺宣读谕旨，封久美昂吾为“扶法禅师额尔德尼诺门汗”，颁授册文、印鉴。久美昂吾派员礼谢乾隆，致敬章嘉、土观二大师。而在三年前西藏地方政府已对其颁册、授印，封为“格鲁派禅师额尔德尼诺门汗”。在北京和拉萨双双获封，嘉木样活佛系统声誉大振，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从拉萨返归的第二年就任拉卜楞寺总法台，接着于金蛇年（1761辛已）、水羊年（1763癸未）、木鸡年（1765乙酉）、土鸡年（1789己酉）次第应邀赴任前首旗亲王府寺院和格鲁派在青海的著名寺院贡隆寺、塔尔寺、夏琼寺的法台。土牛年（1769己丑），久美昂吾在五台山拜从师傅章嘉聆法，章嘉授旨他朝觐皇帝，但遗憾的是他在北京只借一次宫内佛事活动的机会目睹到乾隆的容颜，却因多种原因未能当面叩觐皇帝。火鸡年（1777丁酉），乾隆为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御笔颁赐“慧觉寺”匾额。水兔年（1783癸卯，）久美昂吾专程赴西宁，通过西宁钦差向朝廷呈送奏折，提出他于是年夏季觐拜皇帝的热切愿望和准许二次进藏朝礼的要求。乾隆与章嘉商议后下达谕旨，谕旨中乾隆对久美昂吾求觐深表欢心。但鉴于班禅六世贝丹益西在北京患天花不幸逝世，说嘉木样年迈体衰，北京夏季酷热，尚流行天花，就免了入觐之行，以确保身体安然。赏赐上品哈达和奖牌。章嘉也送信详细述明情由。复久美昂吾转由西宁钦差向皇帝、章嘉致谢，派人朝贡，清廷赐库缎十匹，授金字敕令，准许入藏。
　　随着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深化和与西藏宗教上层间隔阂的消除，久美昂吾以拉卜楞寺为主体、以安多地区为范围拓展其政教事业，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功果。在本寺原有闻思学院和续部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了以研修天文、历算为主的时轮学院和传习藏医藏药的医药学院，僧侣数额由建寺初期的三百多人猛增到二千人；完善制度，整顿法规，促进修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者；结交青海、内外蒙古的诸王公首领，形成拉卜楞寺严密的保护网络和接取财务的旺盛库源；以创立、接管、改建的形式，集纳了近四十座下属寺院，派拉寺高僧主持，个别寺院竟是在与拉卜楞寺产生纠葛时，由清朝地方政府武力威慑，强行归服于嘉木样座下的。久美昂吾逝世后，清廷十分关切，乾隆降旨：必须以金瓶掣签来确定嘉木样转世者。钦差大臣亲自到拉卜楞寺仔细考察寺方筛选的程序，将三位灵童候选名单提交朝廷审查，皇帝复令在拉萨举行抽签仪式。火蛇年（1797丁巳）八月一日，在布达拉宫的“斯琼艾瓦”殿，由两位驻藏大臣和达赖、摄政达察吉仲活佛、第穆活佛、热振活佛等政教要人参加、主持仪式，抽签示众。驻藏大臣将结果禀报北京，皇帝认可此次金瓶掣签所确立的嘉木样三世活佛，并通告藏区各地。
　　十九世纪上半叶执掌拉卜楞寺的嘉木样三世罗藏图丹久美嘉措（1792—1855生卒，1798—1855在位）生性温静慈和，一生多深居潜修，政教事务主要由弟子们操持。所以，这一时期嘉木样座下的各大活佛在藏汉蒙地区的活动较为频繁。他们当中在对北京的关系方面表现最为活跃并赢得中央政府赏识的要属萨木察仓活佛和德瓦仓活佛。
　　萨木察仓二世久美南卡（1768—1821生卒）系第五十五代噶丹赤巴俄昂南卡桑的转世，是在朝廷中注册的有名活佛。他被嘉木样二世卜算认定为萨木察仓二世，迎进拉卜楞寺坐床。久美南卡曾赴蒙古，留居北京，朝廷任命为雍和宫住持。“骚乱期间”，举行烧施仪轨，祈祷国家安定和平，皇帝心悦。他与皇室家族的其他成员往来结交，建立感情。据载：“逝世前夕向天子道光奉送念珠、书信，他（道光）悲恸”。在这前后，皇帝给嘉木样二世于金猪年（ 1791辛亥）建立的弥勒佛殿和久美南卡于土蛇年（1809己巳）建立的狮子吼佛殿分别颁以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匾额，汉文系嘉庆御笔，题为“寿禧寺”和“寿安寺”。萨木察仓三世罗藏称勒嘉措十二岁时早夭。藏历第十四甲子水蛇年（1833癸巳）出生的久美桑珠嘉措由德瓦仓活佛负责在北京雍和宫金瓶掣签立为萨木察仓四世，水鼠年（1852壬子）二十岁被令调北京，咸丰皇帝召见，次年起任副掌印喇嘛。皇帝巡礼宫内佛殿，他荣幸陪同，一一解答提问，介绍宗教奇闻轶事，受令在各殿堂佛像上标注名签。火龙年（1856丙辰），他被晋升为掌印大喇嘛，是年冬，皇帝赏一黄色锦缎的外衣。这时他的根本施主德贝子和宫内桑王不睦影响到他，又因嘉木样三世逝世和四世尚在童年，经皇帝降谕，于水狗年（1862壬戌）返赴安多，次年出任拉卜楞寺总法台。
　　德瓦仓三世嘉央图丹尼玛是位政教经验丰富的活佛，他在土龙年（1808戊辰）至火龙年（1856丙辰）之间四次奔赴北京，除正常的宗教活动外，与萨木察仓活佛、章嘉益西丹贝仲美、阿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等商议政教大事，特意向皇帝进贡银六千七百两，请求册封嘉木样三世罗藏图丹久美嘉措。遂于土猴年（1848戊申），道光颁赐册文、印鉴，封嘉木样三世为“扶法禅师”。嘉央图丹尼玛请封建功，嘉木样三世赐价值银五百两的物品，祝愿他安康长寿（时嘉央图丹尼玛已七十高龄），最后一次赴五台山、北京、蒙古时，复赏其银五百两，也因此，嘉木样破格给德瓦仓活佛授以“赛赤”的崇高荣誉、地位。由此可见拉卜楞寺对发展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的重视程度和嘉木样受封对拉卜楞寺所能产生的重大裨益。
　　三、嘉木样四世的努力
　　清末五、六十年，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掠，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清王朝做着覆灭前的苟且挣扎。同一时期，拉卜楞寺内灾外患，步履沉重。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呈现波折，走向终结阶段。
　　嘉木样四世青年时期，拉卜楞寺内部表面风平浪静，暗地里却潜伏着内部派别的各种矛盾，此时的清政府虽自顾不暇，但仍未遗忘拉卜楞寺在西陲安多的作用，进行笼络。如金蛇年（1881辛巳），光绪皇帝以调处地方纠纷有功之名，给嘉木样四世赐服饰，允许享用黄禄色座轿，为其创建的喜金刚学院颁授牌匾。大钦差格勒塔益为拉卜楞寺弥勒佛殿增盖鎏金铜瓦宫殿式屋面的工程派遣艺匠，帮助购置奇缺建筑材料等。自“火烧亲王府”藏历第十五甲子水马年（1882壬午）十一月，青海和硕特部前首旗设在拉卜楞寺近旁的亲王府邸的新老管家之间引起争执，嘉木样四世噶藏图丹昂秀（1856—1916生卒，1860—1916在位）主持调处，老管家不服，周游喊冤，被逐出拉卜楞，结果僧俗群众心感不平，议论纷繁，个别“显要人物”窃取民心，暗中煽风。得到声援的老管家纠集人马，扬言要摧毁亲王府，处死新管家。拉章宫紧急调派部落武装守卫警戒。真是祸不单行，于此之际，拉章宫佐巴借故辞职，嘉木样委任阿莽仓活佛为新的佐巴。群众愈加激愤，申明若原佐巴革除职务，他们亦将脱离与拉章宫的隶属关系。次年初，西宁钦差派来的官员查访断案，老管家赢了官司，阿莽仓被拉下佐巴的职位。官方撑腰的群众乘势一炬烧毁了亲王府，杀死了若干他们所痛恨的分子。同年，嘉木样四世去西宁面会钦差大臣。可能考虑到稳定局面的需要，西宁钦差和兰州总督复派员到拉卜楞寺，督令地方群众就“杀人放火”向嘉木样和亲王认罪悔过，对拉章宫位巴做重新调整，并给嘉木样赏黄伞盖一顶。然而，嘉木样四世并没有从地方政府有意为他铺设的台阶上摆脱尴尬、被动的窘境。三年后，那位亲王府新管家及其随从又一次被堵截追杀，一人身死，管家侥倖逃生，避走他方。这一事件的浓厚阴影和寺院内部时隐时现、时急时缓的矛盾持续伴随到嘉木样四世的晚年。以及由此引发的连索反映，使清政府看到嘉木样四世力不从心的情形和拉卜楞寺凝聚力分化、涣散的状态，采取了较之往日谨慎的态度。兰州、西宁方面频频派员到拉卜楞寺察视，授令上报寺内活佛及僧侣数额，藏区事务，多共同磋商，协作处理。嘉木样四世进京时，兰州府唯恐藏区闹出乱子，主张他放弃赴京计划，折返本寺坐阵，嘉木样执著朝觐，最后按官方旨意书写字据，加盖印章，确保拉卜楞寺及其教区不出差错，才被放行。
　　面对复杂的形势、坎坷艰难的人生，沉闷伤感的嘉木样四世把对皇帝的希冀和维系拉卜楞寺与清廷的关系做为一种精神寄托，时常派人与地方政府联络，自己在游历途中亲赴西宁、河州、兰州与钦差、总督等头面人物接洽交谈，争取政府的理解、佐助。金兔年（1891辛卯），他拟定去河州城拜会视察途中的兰州总督。由于拉卜楞寺与政府官员此前就一些问题意见分歧，相互不甚融洽，所以侍从们进言不去为妥。他觉得无妨原则，届时启程，向总督赠献金佛像数尊、缎料、氆氇、马匹、藏香。总督回敬黄缎、茶叶，亲切接见，要他继续操心辖区治安，还说要将嘉木样的功德上奏皇帝。嘉木样道：他和拉卜楞寺是皇帝的虔诚祈祷者，为大皇帝和清朝的复兴做了大量法事；对于他、寺院及教民务请总督阁下惦挂于心！送总督离开河州城分手时，再次嘱托：“我之心愿，望您切记。”这种与地方使臣的良好接触，也是与中央政府勾通信息的渠道。水龙年（1892壬辰）三月，皇帝给嘉木样授以嘉奖令，五月，又给拉卜楞寺颁匾褒扬。朝廷的抚慰增强了嘉木样的信心，萌发了叩觐皇帝的愿望。木马年（1894甲午），应额日霍尔钦贝勒的邀请，他答应去蒙古传法，并自己在“五台山、北京各有重要事宜”，可一同办理。却不巧时逢甘肃、青海回族、撒拉族反抗清朝的“河湟事变”和中日甲午战争，起程日期拖延了四年。土狗年（1898戊戌），尽管“乃穷”护法的“授记”告诫内地形势吃紧，不利进京，但嘉木样四世已无法按捺长久等待的焦急心情，毅然于是年三月踏上朝觐的路程。六月上旬至五台山，巡礼圣迹。九月二十日，抵达班禅在北京的行宫，几日后移宿于北京前门一家客店。遂向政府有关机构报告他到京的情况，拜访朝廷大臣、官员，申请觐见皇帝。大臣、官员们对他不辞艰辛远道入觐油生敬意，答应立刻奏报圣上。依朝廷安排，十一月十七日，嘉木样四世手捧呼图克图封册，身着呼图克图衣饰，恭敬地拜见了光绪皇帝，祈祝大皇帝万寿无疆。皇帝赐以金书。从史料记载分析，这次会见纯属礼节性活动，未谈任何正题，时间短暂。但是，嘉木样系统中，他是唯一觐见到大清皇帝的活佛。在京，巡礼名胜，游览闹事商场，还到天津、海边观光，欣赏火车等科学产物，度过了一段他一生中轻松愉快的难忘时光。至到次年（1899己亥）三月十三日接到朝廷关于皇帝要为他颁赐封册、印鉴的通知，后才于三月十七日离开北京。足见，他此次进京并留居半年之久，其目的不仅是面觐皇帝，而且是为了给自己请封。金鼠年（1900庚子）三月，封册、印鉴请至河州，嘉木样亲率僧俗大众前往恭迎，举行隆重盛大的庆贺典礼。封册谕曰：
　　“皇帝敕谕广济禅师扎木养（即嘉木样）呼图克图：金轮阐道遥源，肇自西方，石室储经净业，隆于东汉。惟莲台之演法，克承黄教宗风，斯芝检以流芳，允沐紫宸湛露。尔扎木养呼图克图灵根夙秉梵行，虔持卓锡名山，早皈依于三宝，然灯暗室，恒化导失群生，拳拳测隐之心，慈航普渡；娓娓广长之舌，觉路宏开。遂使鸟性咸驯，千百族忱输，赤向宏基式郭，亿万年业巩黄图，绩既炳于西陲，恩宜颁乎此陛。爱深奖勋，用赐褒封。兹以尔为广济禅师，赐之敕印。尔其前因罔昧，妙谛胥融，提唱经林，直造最初之筏，宣扬圣果，齐登大愿之船。勉征上乘，永录宠命。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嘉木样四世不胜感激，兴奋难抑，他开启敕印，在一条净洁的哈达上首次庄严地盖上方形敕印的朱红色图纹，上写诗文一首，歌颂皇帝，铭记圣恩，祈祝国家太平，人民安乐。而后将此哈达郑重地搭献在拉章宫释迦牟尼殿的主供佛像“本朵久格”身上，留做永久纪念。
　　义和团反帝反清斗争掀起，八国联军武装入侵。拉卜楞寺几乎每年为残喘弥留的清王朝做祈福禳灾的宗教法事。水鼠年（1912壬子）正月初一清晨，嘉木样极其沉痛地默默朝北京方位向皇帝施以三磕头礼拜。这不再是祈祷和挽留，而是对清朝亡灵的超度。
　　辛亥革命的烈火燃遍中国大地，无情烧毁了千年封建堡垒。拉卜楞寺很快跳出迷罔与傍煌的十字路，顺应潮流，择取共和，派人进京向民国政府致意祝贺。木虎年（1914甲寅），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向嘉木样四世噶藏图丹昂秀颁授银制“广济静觉妙严禅师嘉木样沙特巴呼图克图之印”，标志着拉卜楞寺与新一代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的缔结。
　　四、简短的结语
　　在行政权属上，拉卜楞寺系大清统治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区区宗教团体，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民族地区的特殊环境，它们之间又是彼此为用、互惠互利的关系。
　　就清政府而言，拉卜楞寺地位的提高并形成安多地区的佛教中心，为封建王朝统治藏蒙社会发挥了单用军政手段不易奏效的巧妙作用，这主要体现在：较大程度地改变藏族社会以拉萨为政治、宗教枢纽的传统格局，出现了藏文史料所喻之“第二西藏”（指拉卜楞寺及其教区）；在思想意识上羁勒着青海境内的诸蒙古部旗；通过宗教约束力有效地维护着安多的社会秩序。因而分解、减轻了清朝治理整体的青藏高原而带来的巨大压力。
　　拉卜楞寺视清朝中央政府为中国最高权力当局，尊皇帝为现实生活中汉藏各民族共同的天命主宰。正是在取得了清廷扶助的基础上，它的经济、文化、政教实力在安多星罗棋布的寺院群体中独占鳌头，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寺院集团，号令通过甘、青、川、蒙等广大藏蒙地区，影响波及中外。
　　总而言之，清朝一代，拉卜楞寺走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它成功的史实给人们这样的启示：国家稳定、繁荣和各民族和睦团结，才是民族宗教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的根本前提。
　　（责任编辑　琼华）
　　本文资料依据书目：
　　《嘉木样一世传》，嘉木样二世久美昂吾撰，藏文木刻版。
　　《嘉木样二世久美昂吾传》，贡唐丹贝仲美撰，藏文木刻版。
　　《嘉木样四世嘎藏图丹昂秀自传》（上、下卷），藏文木刻版。
　　《嘉木样四世嘎藏图丹昂秀传补遗》，久美称勒嘉措撰，藏文木刻版。
　　《拉卜楞寺志》，阿莽班支达贡曲乎坚参撰，藏文木刻版。
　　《安多政教史》，智贡巴·贡曲乎丹巴绕布杰撰，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藏文版。
　　［作者简介］扎扎，参见本刊89年第3期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