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的历史反思与展望*

I近年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出现了一个了解和研究东方文化的热潮。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检讨欧洲(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同时，开始了对东方文化的历史贡献及其现代意义的深入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新动向。可以想见，随着人们对于东方文化基本精神的深入了解、把握与改造、吸收、运用，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构筑出一些新的东西方文化模式来，从而把世界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说到东方文化，首先有一个如何界定“东方”的问题。东方原本只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所以在历史上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其所指称的东方是不同的。近代以来，人们逐渐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共识，即把欧洲以东的地区(其中主要是亚洲)称之为东方。而到了现代，东方的概念中又加进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含义。如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达国家为西方世界，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不发达国家为东方世界等。至于东方文化这个概念，按照目前学术界一般的认识，以及文化分类学上对于历史和区域文化圈的划分，我们这里所说的东方文化主要是指亚洲地区，包括部分非洲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
　　对于历史和区域文化圈的分类，在学术界有粗细、多少等不同的划分法。细分者，有将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按其不同的特点划分为20多种类型的。但从对世界历史影响最深远的文化来说，学术界则基本上一致公认先后主要有五大文化圈(或类型)。即：
　　希腊(罗马)文化圈，
　　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圈，
　　汉(儒、道)文化圈，
　　印度(佛教)文化圈，
　　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
　　其中，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融合，成为现代西方文化之根；而汉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结合，则成为现代东方文化之源。伊斯兰文化具有某种介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明显特性，它至今牢固地根植于阿拉伯国家，其影响及于广大的伊斯兰教信仰地区。依照目前学术界的习惯分类，伊斯兰阿拉伯(上继古波斯)文化是归属于东方文化的范围之内的。
　　“文化”一辞的含义也是十分复杂的。从广义上讲，它包含了器物、制度、精神等三个层面；而从狭义上讲，往往只指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主要有哲学、艺术、科学、宗教、道德等等，而又以哲学思想为其核心。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东方文化中，无论是在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层面，还是在哲学、艺术、科学、宗教、道德等精神文化层面，都有着精深的思考和杰出的创造。东方智慧为人类的文化宝库作出了极其宝贵而丰富的贡献。关于这一点，我想诸位只要浏览一下这部《东方文化大观》就自然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所以无须在此赘述。[1]这里，我只想就如何认识东方文化的历史价值，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东方文化的未来展望等几个问题谈一点个人浅陋的看法，供爱好东方文化的本书读者作参考。
　　II由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功，近几百年来，西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西方文化因而也就在世界上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19世纪以来，由于当时的东方国家大多处于落后、贫弱的地位，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先进、富强的现成榜样，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先进、富强与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近100多年来，所有的东方国家在为摆脱落后、贫弱和走向现代化的奋斗进程中，无不积极地、大量地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说，这种学习和吸收是完全必要的、合理的和进步的。但是，与此同时也明显地存在着一种文化论上的片面和失衡，即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和对东方文化的妄自菲薄。长期以来，人们一味赞扬西方文化的优点而看不到它的短处，严厉批评东方文化的缺点而看不到它的长处。直至今天，在相当多的人的头脑中仍然潜伏着一种唯西方文化为是、为优的思维模式。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理论、生产工艺技术等方面，以及社会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平等等理论，人们更是奉西方文化的圭臬。有些人甚至把现代化与西化等同起来，认为只有按西方文化的精神和模式才能走向现代化，而东方文化则是通向现代化道路上的一种障碍。
　　无可否认，如果仅从文化角度来说，当今世界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是与西方文化中重视自然科学理论、重视改造自然环境等传统有一定的关系。而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由于高度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质生产，给一些发达国家中的部分人，提供了相当富裕的现代化生活，当前它正在成为其他不发达国家、民族所羡慕和追求的目标。因此，在世界现代生活中，人们追求西方(文化)化的倾向，比之于以往诚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近代西方文化远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经过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近代西方文化内在的偏颇和弊端(包括民主和科学在内的各方面)，日益暴露了出来。而本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以及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经济上奇迹般的腾飞，显示出了东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特色。在这些特色中，有不少是与东方文化相关的，事实说明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更不是一无是处的。它的某些长处，对于补救西方文化中所存在的偏颇和弊端是大有裨益的。东方文化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各地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和研究。因此，在今天的历史环境下，人们很有必要对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合理地吸收西方文化，如何正确地对待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等问题，加以深刻的历史反思。
　　所谓历史的反思，并不是要人们去纠缠于那些历史的陈年旧帐，也不在于简单地去判清那些历史上的是是非非，而是要人们从中找寻出现在和未来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并根据现实进行新的探索和规划。根据当前东亚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所提出的问题，在如何对待东方文化的问题上，我认为有许多方面是需要人们去认真进行探索和规划的。
　　在当今信息已进入全球交通的时代，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相互吸收和融合，已成必然之趋势。而与此同时，文化多元化和寻求保存不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特质的寻根意识，也在不断地增长。我们既不应因融合而抛弃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不当因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特质而拒绝交流、吸收和融合。对于这两种时代的趋势，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应当在认识上和行动上有一种自觉。如上所述，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造成了许多东方人在文化问题上的一种偏识，即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对东方文化自惭形秽。因此，对于东方人来说，提高对于东方文化的自觉，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东方人的这种文化上的自觉，首先应当纠正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偏识。这种偏识主要是由于有些人只强调东西文化之间的古今区别而造成的。其实，东西方文化之间有许多方面的差异，特别是某些思想观念和方法上的差异，反映了人类文化形态的丰富性、多样性，是不能完全用古今差异来概括的。它是由不同区域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淀起来的文化差异。这两者，同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它们相辅相成，互补互进，而不应当强分优劣高下，是一非一，存一去一。
　　本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文化思想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现代化与西方化、中国本位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大争论，其中有些观点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例如，当时有不少学者就明确指出：“‘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所以我们虽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刘洁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1935年6月。引自《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或者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他们认为，就中国的现代化来说，简要地讲既要“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知识、经济和需要，予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同时也需“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1935年4月。引同前书)这种强调不论是对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应本着“现在”的立场去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有启发的。又如，当时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已强烈地意识到，在中西方化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主体自觉的重要性。有的学者讲，“一个民族失了自主性，决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而已”。所以，只有“恢复中国人的自主性，如此才能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1935年1月。引同前书)有的学者则说，“没有本位意识，是绝对不可与外来文化接触的”，因而提出在文化上应坚持“不忘自己”、“为的自己”和“不独化，不同化”的原则。所谓“不独化”是说，“我们应该了解世界生活和世界文化的相关性，不可闭关自守的企求复古”；所谓“不同化”是说，“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独立自尊的文化与民族，不可在与欧美文化接触之时，便为欧美文化所同化。”(同前引刘洁敖文)总之，他们认为在文化问题上，“自大心是不可有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却是绝对离了不可的。盲目的保守固然危险，随便乱化也是笑话”。(同前引张熙若文)这些论说，体现了一种现实的态度，一种坚持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独立自强精神，它也是我们今天所应当坚持的。
　　近代西方文化之所以相对先进于东方文化，是因为它经过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几个世纪的艰苦变革，实现了从中世纪向近代化转变的缘故。而并不像有些人所胡诌的那样，它自古以来就先进于东方文化。因此，同样地，东方文化只要经过艰苦的变革，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变，是能够与西方文化并驾齐驱的。这是我们东方人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应当积极地、自觉地去做使东方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工作。有些人曾断言，中国文化(包括东方文化)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不可能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化。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事实上也是没有根据的。首先，人们无法理解，一种缺乏自我更新机制的文化，何以能延续至数千年之久。其次，所谓“自我更新机制”的提法也是含混不清的。如果说，“自我更新机制”是指排斥任何外来的刺激，以及吸收、融合外来的东西，那么，可以说世界上找不到一种文化是具有“自我更新机制”的。说穿了，那些断言东方文化缺乏自我更新机制的人，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反证西方文化之富于“自我更新机制”，可是，他们忘记了，或者说故意回避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欧洲在文艺复兴前后强烈追求东方文化刺激的情景，以及东方文化中浓厚人文精神色彩的思想理论，在西方文化从中世纪神学樊笼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所起过的巨大影响(这一点下面还将专门论述)。因此，更新总是与一定的外来刺激和借鉴、吸收、融合等分不开的。我们坚信，经过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努力，通过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营养，东方传统文化是能够实现向现代化转化的，是能够适应并推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和进程的。
　　凡是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到东方文化中蕴含着大量人类智慧的精华，它不仅对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还将对今日世界和未来世界的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过去，由于受西方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东方文化中那些素朴的、非实证(或待实证)的、重人文的学说和方法大都持一种否定态度，贬之为非科学的、神秘主义的玄学，并期待着科学去把它们淘汰、消灭。例如中医中药，在本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就被不少人看作是中国科学落后的标志之一。在上述30年代的那场文化论战中，就有人痛心疾首地说，所谓“国医”，“明明白白的是一种文化落后的民族的产物，绝对没有资格和科学的医术抗衡”，并且断言“我相信，经过长时间的淘汰，‘国医’是一定要消灭的”。(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1935年6月。引同前书)在那个时代，发表这类带有强烈偏见的议论是不足为怪的，对于议者的心情也是可以谅解的。不过事实和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医中药绝不是“一种文化落后的民族的产物”，相反，它是东方文化中一笔极为珍贵的财富；中医中药也不是“绝对没有资格和科学的医术抗衡”的，相反，恰恰是它在许多方面比之所谓的“科学的医术”更具科学性。目前，中医中药的实际医疗效果已得到了世界的普遍承认，中医中药的理论也引起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研究兴趣。通过中西医的结合和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技术手段，中医中药的实践和理论中所包含的科学内容，正在不断地被人们发现和认识。中医中药的实践和理论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迅速地向现代化转化。现在，可以断言，中医中药不仅不会被淘汰和消灭，相反将得到积极肯定和发展。同时也可以相信，其他东方传统医术，诸如中国的藏医、印度的医明(梵语cikitsn—vidya)、日本的和医等，也不会被简单地淘汰和消灭。在积极吸收现代医学理论、方法、技术后，其中的精华必将得到发展，而形成为现代藏医、现代医明和现代和医。
　　又如，在传统东方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以中国的儒、释、道为例)，是比较侧重于个体经验的体认和直接把握，比较侧重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整体直观的，而缺少理性分析和概念推理。因此，当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方法，以及哲学中的理性主义、逻辑分析方法等传入东方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似乎只有实证的、理性的、分析的才是唯一科学的认识和方法，而对传统东方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则予以严厉的批判和否定。不可否认，缺少实证、理性、分析是传统东方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的一大缺陷。但并不能由此断言，个体经验体认和整体直观的方法就只有否定的一面。事实上，对这方面的问题，在理论上至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相反，随着现代科学的日益深入发展，人们已开始明显地感觉到，实证和分析的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带有强烈随机性的体认和直观的方法则并非一无是处。目前，东方人的思维方法已经引起广大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的浓厚兴趣。可以相信，传统东方文化中丰富的有关体认和直观思维方法的资料，经过选择和改造，定将转化为发展现代思维科学的有益养料。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具有多方面的发展和应用的可能，而不是固定的、单向性的。也就是说，原来发生或应用于某一方面的理论、观点、原则，经过改造和转化，并不一定必须或只能应用于原来的范围，而完全可以灵活变通，推广到其他广阔的领域中去。在东方文化的宝库中，有丰富的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伦理理论和原则，在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后，有许多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还是适用于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的。这些原则对于当今一些发达国家中，一切以物质利益为中心而造成的冷漠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可能起一定的改善作用。同时，这些伦理理论和原则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方面去。如目前，在东亚的日本、新加坡等国(也包括欧美一些西方国家在内)，他们借用《孙子兵法》中的军事理论和原则，融会《论语》中的伦理理论和原则，吸收《老子》中的无为理论和原则等，将其运用到现代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中去，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关这方面的经验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其中体现了浓厚的东方文化的色彩，提供了东方文化向现代化转化，为现代化服务的有力实例。因而它同样也引起了东西方世界的广泛瞩目。
　　随着东方的觉醒和迈向现代化，引起了我们对于东方文化的历史反思。通过历史的反思，应当对于东方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建立起人们对于东方文化的自觉、自尊和自信。
　　III今天，在一般人头脑中，对于西方文化对东方的影响知道得比较多，而对于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则了解得十分的少。其实，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自古以来就是双向的，而且正是这种双向的交流，为各方不断注入了新的因素，从而使各方的文化得到新的发展。人们可知道，当我们今天许多人在钦慕西方文化时，自古至今也有许多人在钦慕东方文化呢！东方文化传入西方、影响西方，可追溯到公元之前。如古印度与希腊、罗马早有交流，现存汉译佛典中有一部名叫《那先比丘经》(巴利文佛典中也有，名叫《弥兰陀王问经》)的经，说的是弥兰陀王(人元前2世纪左右支配西北印度的希腊人国王)在与那先比丘的问答后皈依佛教的故事，记载了古印度与古希腊思想文化上的不同和交流。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也远达希腊、罗马。《汉书·张骞传》中所记载的“大厦”系指希腊人所建之国，“大秦”则指罗马帝国。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历史的东西——发明”一节中列举了一部分对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科学发明，其中有好几项是与中国和阿拉伯有关的。如：“蚕在550年左右从中国输入希腊”，“棉纸在7世纪从中国输入阿拉伯，在9世纪输入意大利”，“意大利的养蚕业，1100年左右”，“磁针之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年左右”，“破布造纸，14世纪初叶”，“木刻和印刷，(15世纪初叶)”，等等。阿拉伯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他们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中介与使者的作用。许多西方学者也都肯定了这一点。例如，萨诺菩在其所著《中古及近代文化史》第八章“西方之东方文化”中就说：“阿拉伯人集东方世界所有发明与所有知识之大成，……西方世界返于野蛮后之重又文明，胥受阿拉伯人之赐。”(转引自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4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以下引同)
　　萨诺菩所说的“西方世界返于野蛮后之重又文明”，指的是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冲破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而走向近代文明社会。确实也确如萨诺菩所说，欧洲在由中世纪走向近代文明的历程中，受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和阿拉伯文化的恩惠是不可磨灭的。朱谦之先生在上引一书中，曾深刻地指出：文艺复兴“严格来说，是指欧洲15世纪后半期开始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最初萌芽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形成过程。但追溯到这一段历史，则实从13世纪以来，从东方各民族那里取得东方技术上的成就，为其物质的重要条件。”(第1页)许多西方学者也都肯定，由东方传入的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指南)针，为欧洲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而东方精神文化的西传则更加激起了欧洲文化界、思想界的巨大震动和强烈反响。
　　13世纪为蒙古民族勃兴的时代，其军事、政治势力一度横跨亚、欧大陆，它对于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其时，欧洲来东方，特别是来中国的传教士、商人、使节等络绎不绝，他们传回去的有关东方各国的情况，在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使欧洲人耳目一新，唤起了人们对欧洲中世纪文化的不少检讨。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著名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所写的游记。朱谦之先生在分析《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之一时说：“《马可波罗游记》的第二影响是在唤起了一部分欧洲人之美的与物质的生活之愿望。文艺复兴前的中古文化是精神的、禁欲的、天国与神本位的；文艺复兴则为人类本位的、现世与自然本位的。固然这种美的物质的生活倾向是通过当时经济条件接受了希腊的影响，然而借《马可波罗游记》的力量而格外增强。希腊的影响是一种复古精神，《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契丹’则给欧洲人以理想的黄金国。”(同前引书，第19页)我认为，朱先生的分析是十分平实允当的。
　　16世纪以后，欧洲耶稣会士开始来东方传教，关于他们东来的原因和目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里可暂时不去议论它。不过，在此过程中也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流。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们，除了传播天主教教义和神学哲学外，也介绍了一部分欧洲的政治、历史和科学技术知识。而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传教，他们也积极地了解和研究东方(中国)文化，并将其介绍给欧洲的同胞。大概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欧洲人才开始由对物质文化层面的了解，进入到了对于东方，尤其是对中国思想、学术层面的了解。这时，在欧洲出版了许多耶稣会士介绍中国的书刊，对当时欧洲的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如从1703年起在巴黎陆续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哥俾恩、竺赫德编)，汇集了耶稣会士们写给本会的部分书信，全书26卷，两大巨册。据朱谦之先生介绍说：“此书报告纯用通信的形式，将考察所得中国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历史地理、哲学、工商情况均详加报告。或依据汉籍，或实地考察，因报告者本身均为当时具有一定学识的传教士，而此一部中国文化之百科全书又极能满足欧洲知识界的信仰与好奇心，故影响极大，如伏尔泰、霍尔巴赫及宗教的反对者，均从此书得到了许多益处。”(同前引书，第65页)又如，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竺赫德编)，也是汇集耶稣会士的报告而编成的。“此书第一卷记中国各省地理，并作从夏至清23朝之历史大事记。第二卷论政治经济，并叙述中国的经书和教育。对于《易》、《书》、《诗》、《礼记》、《大学》、《中庸》、《论语》、《孝经》、《小学》等均简单介绍，唯于《孟子》特详，分14章。第三卷述宗教、道德、医药、博物等，并抄译元曲《赵氏孤儿》。第四卷记述满洲、蒙古，并涉及西藏、朝鲜的研究。因为此书能将远东第一文明国的消息传到欧洲，故影响极大，一时学者如伏尔泰、孟德斯鸠、霍尔巴赫、魁奈等关于中国问题均取材于此。”(同前引书，第66页)此外，还有许多不同的“四书五经”的单译本和对于儒家、孔子思想研究的论文。
　　由此，中国的经籍和孔子学说，“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已唤起欧洲一般知识界人士的注意，成为当时知识界人士的精神食粮。中国成为一个理想至治之世，直如乌托邦一般，同时孔子也给理想化成为这一世纪(18世纪)的守护尊者”。(同前引书，第75页)这一点，只要读一下伏尔泰或狄德罗等人有关中国的论著，即可得到完全的证实。如狄德罗就说：“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据一部分学者的意见，他们所有的优点甚至可以和欧洲最开明的民族抗争云。”(同上，第301页)而伏尔泰则大力称颂孔子学说，并作诗赞美道：“他使世人不惑/启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谁知到处使人相信/也使得本国深深的爱好。”(同上，第293页)所以，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李约瑟教授，在一篇题为《中国文明》的讲演中说道：“当余发现18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而曾三复致意焉。”(同上，第190页)德国18世纪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对于中国文化的赞扬也是人所共知的。如，当他发现《易经》爻象符号可与他提出的二进制算术相印证时，他是如此地兴奋。他说：“这种算术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指《易经》作者)所掌握，而在几千年之后由我发现的。”他还进一步认为：“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的中国人不仅在忠孝方面(在这方面中国人达到了最完满的道德标准)，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大大地超过了近代人。”(《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转引自柳卸林主编的《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化中的偏颇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了，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在积极地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东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东方文化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越来越广泛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东方文化(以儒、佛、道为主)，在协调社会人际关系、调节个人生理心理的平衡以及提升道德精神生活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已为人们所共识，并在现代生活中合理地加以吸取和运用。不仅如此，现代人还正在把东方文化中许多关于认识自然的原理(如“自然无为”、“天地万物一体”等)和社会生活的实践原则等，广泛地运用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企业管理、环境保护、科技发展等各个领域。
　　当代著名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在为他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有两个例子。当作为胚胎学家的李约瑟由于在西方科学的机械论理想(以服从普适定律的惯性物质的思想为中心)中无法找到适合于认识胚胎发育的概念而感到失望时，他先是转向唯物辩证法，然后也转向了中国思想。从那以后，李约瑟便倾其毕生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科学和文明。他的著作是我们了解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资料，并且是反映我们自己科学传统的文化特色与不足之处的宝贵资料。第二个例子是尼尔斯·玻尔，他对他的互补性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间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致他把阴阳作为他的标记。这个接近也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和胚胎学一样，量子力学也使我们直接面对‘自然规律’的含义问题。”(转引自《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80年代初风行美国的卡普勒所著的《物理学之道》一书为例，该书用道家和禅宗思想来讨论现代物理学上的各种问题，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此外，目前尚处于方兴未艾的自然农法、自然医学等，也都与东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人们对东方文化的了解和把握，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IV人们是否冷静地思考过，当今如此迅速增长的物质生产和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在给社会和人类造福的同时也会给社会和人类带来负面的影响呢？目前的事实是，当人们(一部分人)在享受富裕的物质和由先进科技提供的高度方便的现代生活的同时，却正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不同程度地经受着由这种现代生活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病变的煎熬。
　　从现象上来说，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病变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当今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有一定的联系。诸如：现代生活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们为满足自身的欲求，利用现代高科技为人类提供的有力手段，无限度地向自然界索取各种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从而严重地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而现代高科技提供的方便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养成一种浪费性的消费习惯。这种生活消费习惯，不仅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和财富，而且制造了大量的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从而严重地污染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造成了全球性的气候反常，旱涝风雹灾害的频仍，怪病恶疾的孳生蔓延 ，它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和无穷的烦恼。人类依仗着高科技，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报复。
　　无可怀疑，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而现代人的平均寿命也大大地提高了。然而，如果人们不能有效地解决生态平衡和环境污染的问题，那么不仅能否长期保持现代人的健康长寿将是个问题，进而更为严重的是必将贻害子孙后代，大大缩短整个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历史。这也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非常迫切、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现代生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随着现代通讯手段的发达，缩小了地球世界，许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涉或交往为电话、电报、电传、传真、电脑所替代，因而也间隔了社会中人际间的直接感情交流。同时，在现代高科技提供的各种现代化生活手段的环境中，通过自动化设置，乃至电脑程序控制完全有可能为一个人的生活安排得十分周到舒适，因而也为个人封闭式(孤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如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现代社会生活中孤寂症的蔓延。
　　现代生活对于高科技和人为环境、手段的过分依赖，造成了一种人们所始料不及的现实矛盾，即：人们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同时适应自然的能力却越来越减弱。因此，只要人为环境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一点点小问题，都将使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陷于瘫痪。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时刻处于一种极大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感之中。
　　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造成人们生理上心理上的严重失衡。这也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人类自己创造的现代高科技的广泛开发和应用，不单纯是一种征服自然的力量，反过来也成了控制和支配人类自身的一种强大力量。在精密、自动、高速的强制下，人只能听从机器或自动程序的安排，成为机器或程序的奴隶，生活变得紧张、机械和被动、单调乏味。这种人类创造力的自我“异化”，使人们失去了越来越多的个体自我本有的种种主动和自由，由此生发了严重的自我失落感和对生活意义的种种迷惘。
　　如果从文化根源上来分析，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所经受的种种病变和煎熬，则是与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其中，以无限度地追求物质增长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二者联系最为密切，影响最为深远。
　　追求物质增长和生活享受已是现代人的主要人生目标，在一些人那里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在这样的价值观念支配下，一切都只是为了功利，为了纵情享乐。因此，自然和科技只不过是达到人们某种功利和享受的环境、资源、工具和手段，可以不顾一切后果地去利用它、攫取它。甚至于连他人也和物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资源或手段，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已。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被严重地扭曲了。这才是上述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人与人关系疏远(或对立)急剧加深的深层根源之所在。
　　这里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包含着两个不同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指与上述追求物质增长和生活享受联系在一起的，即一般伦理意义上所谓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它的膨胀将导致社会上的严重的人格危机。而且这种(外在的)以自我为中心，其结果却往往是落得个(内在的)自我失落。第二是指与自然相对的人类自我中心。它的膨胀则以为人类可以任意地控制和支配自然万物。其结果则如上所述，不断地、越来越迅速地遭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严厉报复。又，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以人(我)为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说是人的一种利己主义的自我陶醉。
　　必须指出，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病变首先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有着根本的联系，而同时也与一定的文化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同样无可讳言的是，上述的种种社会病变，大都是与西方文化的某些基本观念、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至少也可以说，它与盲目地、片面地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有关。
　　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对防止和医治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病变，大有可获启发之处和可借鉴之处。诸如：
　　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如《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家也因此倡导“仁民爱物”，如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干称篇》)，着意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与”)，应当推己及物。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也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同上，卷二)，等等。汉儒以阴阳五行说大讲天人感应，其间附会于社会历史、政治、人事等方面者多为迷信之属，已经遭当时著名思想家王充尖锐而深刻批判(见《论衡》)。然其被吸收于医学中者，则成了中医重视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重要基础理论。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破坏或失调，可以说是人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反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保证人的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体现于中医的治疗中，则无论是诊断还是处方，都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于严格到选择药材之产地产时。这种把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观念，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科学的理论。同时，这种观念也告诉人们，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必须要全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这在当今世界尤有其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此外，儒家还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约消费的思想，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例如，荀况把“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必须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当任人之欲。那种“不顾其后”，随意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之徒(见《荀子·荣辱》)。这是很有深远意义的见地。
　　佛教提倡“护生”，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都强调不为不恃，因任自然。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就其消极一面讲，诚如荀子所批评的，是为“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即忽视乃至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因”的思想中并不完全只是消极的，它至少包含着这样两方面的合理因素：一是不以主观的好恶或意愿，随意地去违反或破坏自然及其规律，而遭自然界的报复；二是主动地去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环境。在“因”的理论中，包含着“权变”和“因时而变”的思想，所以一些道家思想家就强调说：“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又说：“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忤者，谓之不知权 。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淮南子·汜论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看起来与原来的环境不合，然却与变化了的环境相合，这叫做懂得权变；相反，就是不知权变。不知权变者，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时是畏惧；诚如荀子所描述的，人们靠天吃饭，只好“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以后，人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掌握了它的一些规律，于是就“骋能而化之”，“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然而，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一些人开始忘乎所以，漠然无视自然的力量，以为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去摆布自然，其结果就是使当今人类陷入日益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之中。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时空环境中，人们似乎可以从一种新的意义上，去体会一下庄子说的“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句话，它也许对我们今天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启发。
　　以上只是列举了很小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然而如能灵活地吸取其精神，反思我们今日对待自然的态度，那么对于缓解当前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状态，当会有所裨益。
　　儒家修身养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种与他人和社会群体和谐、协调的道德品格。儒家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等“推己及人”的精神，至今也还是值得倡导的一种个人品德和社会风尚。
　　不少人认为，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忽视(或压制)个性和个人(自我)的权利、价值。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道理的。但问题亦并非如此简单。当我们冷静地、深入地思考时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不可能离开他人和群体而存在的，自我只有在为他我、群体的奉献中，只有在得到他我和社会群体的认可时，才会突显出个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因此，儒家的强调献身群体和社会，并非只是消极地否定自我，相反，如果我们能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其精神，那么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正是实现自我价值、养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人们以崇敬仰慕之意，千年不绝地传颂着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不朽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这里不正反映了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把自己献身给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人价值的高度肯定吗？不正反映了人们殷切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具有这种品德的人的心愿吗？
　　目前，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里，一股学习禅佛教的热潮正在升起。许多西方的禅学研究者，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禅看作是什么“东方神秘主义”了，他们开始注意和研究禅的各种教理与禅的根本精神之所在。学禅打坐不仅能治病健身，调解人体生理上的失衡(这只是禅的低层次上的了解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信禅学禅的人来说，它能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调解人们心理上的失衡。禅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自我的本性，着重揭示了造成人生痛苦、烦恼的主观自我方面的原因，并且探求了如何让自我从怨天尤人、授命于环境的被动中摆脱出来，而通过自我主动的努力去解除种种的痛苦和烦恼，做自我的主人翁，等等。如上所分析的，禅学的这些探求正是现代人精神上最渴求得到的东西。加之禅佛教不离人伦日用的世间性格、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自我去缚的解脱主张和当下顿悟的超越喜悦等，禅佛教的世界性热潮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
　　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此语源于《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以“知人”与“自知”相比较，何者更为困难呢？先秦法家代表韩非认为：“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韩非子·喻老》)著名玄学家王弼也说：“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老子道德经注》)看来，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比之于认识别人要困难得多。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在大多数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就是如此，亦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推之于人类自身和客观自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情况与此相类。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要比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困难得多。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番感慨，我说：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大而至于外空星系的宏观，小而至于量子真空的微观，在今天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对于进一步地去认识它和把握它充满了信心。而与此相比，人对自我的认识，特别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认识，则还相当肤浅，愚暗不明。至于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自觉地把握自我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更是难之又难了。另外，我还提到，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有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特别是当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人类更需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然而，同样地这也是比之于认识自然更为困难的事情，或许还可以这么说，人类至今在自知方面尚不是很明的。如上所说，人类依仗着高科技，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报复。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难道人类不应当认真地自我反思一下吗？我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能动的一方，因此也是关键的一方。换言之，其关键在于人类要对自我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认识，并由此而进行自觉的自我节制。
　　《老子》三十四章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有名，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这段话是很值得细细体会的。我们对于人类的力量和个人能力的认识，是否也应抱这样的态度？既要能认识自己的大，也要能认识自己的小，要能不以大自居，不以小自卑。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人的自我失落，大都来自与自然和他我的不融洽、不协调，而其根子则还是在于自我本身，即不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小而妄自菲薄，就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大而盲目尊大，也就是说，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自我，缺乏自知之明。
　　《金刚经》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谓无上正等觉)。”这句话也是很可以借用的。如果能以平等心去认识自我、认识他我、认识自然万物，破除各种偏见和执著，这将有助于克服自我与他我、个人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分离和对立，融自我于他我、群体和自然之中，得自我之“大解脱”。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随着东方国家、民族的走向现代化，人们对于东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将不断地深入，因而对它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也将会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可以相信，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东方文化将在人们的现代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并从中获得新的意义和发展。东方文化必将在显示其古老光辉的同时，展现出它崭新的现代风采，并与西方文化一起，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 原载于《东方文化大观》(代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 需要说明一点，按照学术界的习惯，当某国学者编写世界或地区历史文化著作时，尽管该国也属于这个世界和地区，但由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等都是单独强调出来作专论的，所以一般都不再把本国的有关内容包括进去，以免重复。所以，我们编写的这部《东方文化大观》，其内容也主要是介绍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如日本、朝鲜、印度，以及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不过，由于中国文化在本地区的巨大影响，在叙述到各国的文化交流时，仍不免常常要提及一些中国文化的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