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佛学研究方法

　　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主帅太虚大师，虽然申明自己“非佛学研究的学者”，但对佛学研究实际上非常重视，他700万言的著述中，很多是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文字。他对主要从日本舶来的佛学研究方法，持批判态度，一再强调佛学与世学尤其是与“向学说上推论得来”的西洋学术迥异，乃“从内心熏修印证得来”，源于佛陀之出世智。佛陀之圆满智慧非后人所能及，今人之证悟未必能高于古人，佛教思想的发展，与西洋思想由低向高、由浅入深的进化历程适相反对。用西洋进化论的思想史、哲学史方法治佛学，乃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他批评梁启超、欧阳渐、吕澂、王恩洋等人效日本学者用思想史的方法证伪《起信论》等、否定真常唯心论，在《评(梁启超)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中说：
　　“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
　　日本佛学研究虽称发达，然学者们多不能解行相应，而以西洋人思想史的方法硬套于与西学截然不同的佛学，“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太虚主张佛学研究应解行相应，“以佛学言，得十百人能从遗言索隐阐幽，不如有一人向内心熏修印证。”提倡佛学研究应从弘扬佛法于全地球人类的宗旨出发，探源于佛陀经教，从经论中选取若干要中之要深切研究，准确把握佛陀之本怀，博通融合一切经律论，得圆满精密之胜解，依此胜解抉择各时域、各宗派佛法之流衍，重建契理契机的中国佛学。太虚大师本人的著述演说，便是以这种方法研究佛学的成果。这些成果，对振兴佛教、促进传统佛教之现代转型、利济众生、庄严国土，起了巨大的现实引导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恒久的生命。从直探佛陀心源、总持全体佛法的胜解和契理契机的原则出发，太虚大师对他认为“是流非源”的诸宗诸派之学，及各时域中流传的佛教，皆持理性的批判态度，既肯定其精华、价值，也揭露其偏失错讹和种种弊端，不墨守一宗一派的传统。太虚大师的佛学研究，基本上继承发扬了佛教传统的解行相应方法，而又吸取了近现代学术研究的若干理性精神，可谓佛教界佛学研究的楷模。